本文作者：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建 博士@來源：西澤研究院
歷史與邏輯
凡是重要、深刻而宏大的詞彙，都無法準確定義。因為一旦準確界定，就相當於將其鎖入語義學的牢籠，失去內在的彈性和張力。「現代化」一詞恐怕是典型的代表。
一般而言，直觀來說，現代化往往是指「西方化」，是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全球化等一系列技術、制度系統以西方為模板的展開。然而弔詭的是，當發展中國家開始全力推動現代化的時候，西方卻自詡進入了更加難以名狀、蒙昧昏暗的「後現代」。與中國當前推動的現代化進程的積極意義相比，西方的學者不再津津樂道的，以積極的過去引以為傲的「西方中心論式」的意味談論現代化、現代性，而是以一種陰鬱的、悲觀的、悵然若失的昏暗論調在反思現代性，或者說是「現代文明病」。
若西方的現代化已經告別了黃金時代，後現代同時伴隨以持久失業、金融危機、環境污染、末日威懾、精神空虛、惡性通脹、貧富差距、階層割裂、種族歧視、宗教衝突、吸毒、槍擊、黨爭、戰爭等「現代文明病」，那麼作為正在推進現代化的中國，該以什麼樣的道路，在尊重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原則基礎上，避免現代文明的種種疾病和昏暗而走向現代化的光明終點。
在現代化理論的思想史和思想譜系中，有韋伯、馬克思、布萊克、亨廷頓、艾森斯塔德等諸多大師，提供了諸多道路和藥方。但所有的現代化，似乎都是與「西方化」同出一義。唯獨沒有大師為一個東方的古老國度提供現成的指引。這註定只能讓中國自己去探索、創新、試錯、糾偏。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實踐大於理論，問題重於主義的命題。
黨的20大為這一重大命題在新時代語境下重申主張或重新定義，這體現了歷史的繼承，更闡釋了邏輯的統一。關於黨的領導，關於社會主義，是現代化道路的一以貫之，毫不動搖；關於高質量發展，關於精神需求的滿足，關於全過程民主，關於人與自然的和諧，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在上一個階段以物質世界現代化為基礎的更高階目標。
現代化是一個過程，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如此。現代化根據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有其獨特性，但更多的是尊重其難以掙脫的一般規律。比如市場經濟、法治社會、城市治理、現代金融等。水往低處流，樹也長不到天上。違背現代化規律的，不尊重國家獨特國情的，都一樣受到規律的懲罰。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動力譜系，其它的比如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等都圍着工業化展開。誠如歷史學家克拉克所說，「人類歷史上只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是人類文明歷史的分水嶺，它同樣也開啟了現代化的開端，讓人類走出昏暗的「中世紀」擁有現代性成為可能。
近現代中國史，可以看作是一篇工業化進程史。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點燃並實現中國自己的工業革命，以改變落後挨打的國際處境，是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三個甲子年來，無數仁人志士付出生命夢想完成的事業。這個偉大事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都沒有最終完成。但為最後的一躍積累了底蘊。
新中國建立後，形成了穩定統一的國家環境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能力，一直沒有停止探索中國自己獨特的工業化道路，在與蘇聯脫鈎後付出了試錯的代價，但為最終點燃火把積攢了熱量。眾所周知，最終點燃中國的工業革命並完成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是改革開放，是依靠市場經濟占決定性地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正是看到了市場經濟在人口第一大國的資源動員力量，18大確定了「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並經過19大、20大的一再重申並寫入第三個歷史決議。改革開放、市場機制點燃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火種，並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燒，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奇蹟，讓「中國製造」享譽全球。中國人封建時代那種封閉落後、故步自封的傳統形象一掃而光，以現代、文明、開放、包容的形象在全世界贏得了尊重。
市場經濟為何如此強大？在於市場經濟以價格為信號，通過分布式的利潤動員機制，可以激發每一個卑微渺小的力量，無論是田間地頭、大街小巷，還是豪華園區、高樓大廈，都可以圍繞着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發揮自己的作用。它讓十四億人的中國在五千年歷史上，第一次每一個微小的個體都得到了尊重，每一個人的能力和光彩都可以被市場的力量看見。市場機制，讓大國經濟的優勢發揮的淋漓盡致，終於在五千年的農業文明史的末端，經歷了三個甲子年的浴血奮鬥歷程之後，點燃了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推動中國點燃工業革命的隱秘力量來自何處呢？如果對比西方的工業革命，我們會發現在西方的工業革命以前，有文藝復興，有宗教改革、有啟蒙運動等一系列思想革命的積累。中國也一樣，在市場化點燃的工業化之前，也有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那就是「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一場思想啟蒙，它體現了黨的先進性、自我革命性、開放性，體現了真正群眾路線的謙遜、開放、包容、自信。它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以此為基礎，中國於新的千年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全球化，構建了全球範圍內最廣泛的「統戰體系」——全世界都願意與中國做朋友。
歷史滾滾向前，時代也不會裹足不前。當中國的工業化基本實現，城市化也進入成熟階段，人們對精神世界、人文自然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全球化面臨越來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國現代化的下一程該如何走？20大給出了新的時代內涵和歷史任務：
與過去以單個國家利益為主的全球化相比，今天更注重面向解決共同問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黨的20大對中國現代化道路賦予的新時代內涵，也是根據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新判斷。中國現在既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是標準的發達國家，而是介於發展中與發達國家的狀態，本質上還是發展中國家，我所定義的「後發展時代」。在這個特殊的時間，在歷史新的十字路口，中國式現代化的圖景已經徐徐展開，但是怎麼具體描繪、具體實施，還不能僅僅處於頂層設計的階段，需要根據越來越複雜的現實問題一點點的開鑿道路。很多東西還需要探索，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推動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以包容謙卑的心態認識現代化的基本規律，在此基礎上去尋找獨特的東方大國所需要的獨特道路。這也是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非僅僅自身視角對現代中國道路的一種理解。
文明與自省
改革開放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自省。同樣，中國式現代化，也是一個文明社會進階中不斷自省的過程。道路自信的基礎是道路自省。在現實中，一個快速現代化的國家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化的一般道路與本國國情的獨特道路之間做出平衡。如果形而上的不顧獨特國情，教條的貿然推進現代化，很可能是拔苗助長，一片狼藉。這是第一個自省的成果。
同樣，如果一味強調特殊性，忽視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會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很多東西，是每一個現代化國家繞不開的。很多事物的發展，只能根據第一性原理。比如在經濟現代化層面，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私人性」和功利主義假設，恐怕也不分東方、西方，人性差異都是不大的。尊重人性，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最核心特徵。否定人性中的自利性，企圖讓社會都成為「六億神州盡堯舜」，恐怕也是一種理想圖景。這是第二個自省。
但是尊重人性並不是放縱人性，因此市場自由必須要有法治體系做支撐，有社會主義體製做總量調控。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法治，也是普遍的一般規律。東西方國家的革命歷史都表明，沒有實現法治的各種激進運動，傷害的是每一個人。法國大革命被視為現代化的開端之一，但在其殘酷無情的暴力過程中，不過是一條惡龍殺死另一條惡龍。脫離法治的以暴制暴，最終不過是暴力社會的輪迴。現代化道路，必須在文明第一性原理的基礎上不斷的反思與自省，而不是一味的自負與抗拒。
因此，我們必須從中國具體的歷史條件中尋找現代化的邏輯，然後從系統性的邏輯中反省獨特道路。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不是宿命論。當五千年的古國舊夢被西方的船堅利炮驚醒，支撐原地反覆打轉的王朝周期律的超穩定結構就此被打破，一個新的的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撲面而來。中國的現代化大幕正式拉開，滄海桑田的變換絕非易事，伴隨的是長達百年的陣痛，仿佛是一個古老文明的晚年淒涼——所謂的血淚史、屈辱史。
歷史資源是一種文明，但若裹足不前倚老賣老，就很可能也是一種包袱。我們必須認識到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桎梏。中國五千年歷史，兩千多年的儒法國家形態，看似是一種擺脫了封建頑疾的「現代國家模式」（弗朗西斯福山，趙鼎新等），但實際上帶有很強的傳統宗法束縛。雖然，垂直化的科層體制、中央集權體制，的確是現代國家的雛形，也有強大穩定管理和集中動員力量，即強大的國家能力，但是明清以來，這種國家能力很不幸的拒絕了內生的現代化萌芽（資本主義與人文主義比如陽明心學），繼續讓歷史在傳統農業宗法文明的超穩定結構里輪迴，看不到現代文明的曙光。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麼貢獻」（1956年8月30日八大預備會議）。同年9月24日，他又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這是一種民族自省，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開端的可能性。
現代化、現代性是西方的舶來品，但這並非我們自卑的原因，這是一個歷史過程。自卑加上憤怒最容易轉化為自負。漢唐時期西方還享用中華文明的成果。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中國擺脫兩千年的歷史禁錮融入人類文明的洪流，主動走向現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自覺。在這片過去似乎被時間詛咒過的大陸，王朝更迭的周期律與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永夜，讓中國人從未感覺到自我價值的存在。直到今天，新中國成立之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才真正的融入到了現代文明，並為全球貢獻了應該貢獻的力量。比如全球最多五分之一的人用「中國製造」，過去十幾年最高貢獻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的三分之一，推動全球供給曲線持續右移等等。
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化有着極強的吸收接納和包容並蓄的能力。但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心智結構和學習曲線，那就是與相對重大創新、冒險和突破相比，中國是一個擅長「學習—模仿」的國家。所以，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最容易發揮「後發優勢」，可以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的歷程。這意味着，空間可以創造時間。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乘以十四億人口，讓中國的現代化步伐，尤其是可模仿和複製的現代化過程，可以很容易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有些可以更好發揮規模效應的，比如高鐵、電商、數字傳媒等，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
然而今天，我所定義的後發展時代，中國的文明形態遇到了新的挑戰，那就是如何推動經濟現代化以外的社會、治理、文化等現代化，如何與世界文明相兼容，構建一個多樣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人說，為何不是世界文明與西方文明融入中國文明，非得我們融入他們受「文化殖民」？當然這也是一種可供選擇的路徑。但是很不幸的是，不同文明圈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和平與發展時代已經過去，今天文明的衝突成為主旋律。亨廷頓所劃分的世界八大文明圈，正在以不可調和的矛盾相互對峙。世界是多樣的，但強勢的文明似乎總是想一統天下，最終走向「歷史的終結」。
實際上，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的現代化殊途同歸，都是為了人們的美好生活，人的價值實現，從此岸到彼岸的自由。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包含着現代化、現代性所要求的核心元素，比如自由、法治、平等、民主。然而這需要一個過程，全過程民主，服從集體秩序的自由，發展機會的平等與不斷推進的法治。中國人口眾多，差異較大，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很多人，應該大多數人對現代化缺乏理解，甚至抱有抗拒的心態。艾森斯塔德專門研究了傳統社會現代化中的抗拒力量，這種力量事實上超出了很多知識分子的想象。
最大的抗拒力量恐怕是來自歷史記憶的條件反射，中國的50後、60後恐怕還普遍殘存，那就是關於反帝反修，關於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關於國內外不斷的鬥爭與運動。中國曾受過西方列強的屈辱壓迫，如今要走西方道路為樣板的現代化，雖然這個道路，即以模仿西方經濟體制結合中國特色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讓中國崛起和揚眉吐氣，讓每一個微小的個體得到尊重，但是很多人在心底深處，仍然帶有懷疑和抗拒。何況，西方很多學者，對自身的現代化、西方定義的現代性，同樣抱有深深的質疑與不安。那麼站在這個歷史條件下的中國現代化，該如何規避現代文明病而走出人與社會和諧的天下大同道路？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主要的一項任務是價值啟蒙，從中國傳統文明中提取現代性的一面。比如儒家的仁義信，墨家的兼相愛，道家的心靈自由，法家的契約精神（一部分）等，與馬克思主義個體價值自我實現的彼岸自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法治體系等結合在一起，在文明多樣化的自省中，走出一條讓全世界尊重的獨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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