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鄧恩：《洛克的政治思想》，趙保慶、趙雪綱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前言部分，感謝六點圖書授權轉載！
本書對洛克《政府論》觀點的解釋是「歷史」解釋——這一斷言意味着其水平高低取決於是否能夠充分辨識洛克的本意。人們常常認為，辨識這樣一部著作的論證的意義不是十分困難——因為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到洛克的本意，或者至少能看到洛克所言的內容。由於本書近乎是對洛克的思想所作的考古式發掘的嘗試，所以乍一看來，整個工作都是多餘的，因為這是一次對已經完全處在地面之上的東西所作的費力發掘。然而，無論這種預期從推理上看似乎是多麼合理，我希望在讀者讀過這本書後發現其並不成立。
因此，說是「歷史」解釋，其含義是指對洛克所談內容的解釋，而非對他用某種隱匿的筆墨（也許是無意識中）寫就的學說的解釋，而這種學說只有對着20世紀的思維之光（或熱）才能顯現。更確切地說，我試圖要做的，是解釋洛克在《政府論》中心論點中所堅持的東西。它不是對這個中心論點的批評，尤其不是詳細闡述洛克的論點是多麼地不足以解決當代政治理論的困惑這一主題。有兩個獨立的理由可以對此進行說明：首先，學界論述洛克的一大部分著述，尤其是期刊文獻，一直都專注於完成這一任務，哲學家們一個接一個地騎上他們瘦弱的學術老馬，衝上前去與已經廢棄的風車戰鬥，或者莊重嫻熟地鞭打無影無蹤的空氣。從這個方面說，本書希望實現的只是將風車恢復原狀，說明風帆曾經是如何嘎吱嘎吱但又準確無誤地轉動的。即使是在維護古代紀念物的層面上，它或許也有助於修復這些神聖的目標。記錄在我們大腦之外、根本不存在的靶子上的命中次數似乎意義不大——即使我們認為這樣的活動有意義，這也難以使我們有資格用像洛克這樣的歷史人物的身份將我們的目標變得高貴起來。
第二個理由更具個人性。從某種層面上說，對這一消遣，我們只能這樣說，如果你喜歡攻擊那些種類的風車，那只不過是你喜歡攻擊的那些種類的風車而已。但一種不那麼嚴格的主觀論通常認為，此類評論的意義就在於它們為當代哲學問題的解決所帶來的啟示。洛克可能在討論種種差別很大的問題，然而一個哲學家對他所說的話的批評性反應在今天仍然能為當代哲學問題提供有力的啟示，至少從邏輯上說，這一點明顯具有可能性。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僅僅將注意力集中在對洛克論點進行事實上的闡述並避免進行系統和有條理的批評，其原因是自傳性的，有點令人沮喪（bleakly autobiographical）。我完全不能想象以對洛克所討論的任何政治性質的話題進行肯定或否定的方式來構建對任何當代政治理論問題的分析。在他的整個政治哲學中，我似乎仍然有興趣將其作為思考任何當代政治理論問題起點的唯一論點，就是《寬容書簡》（Letters on Toleration）所論述的主題，而且在洛克的思想中，這個論點牢固地建立在一個宗教前提之上。事實上，本書通篇所論述的中心觀點之一就是，洛克的論述中有極高比例的論點都需要內在地結合一系列神學信仰（theological commitments）才能理解，要理解這些論點的合理性就更是如此。
在下面的導論以及整本書中，我陳述了我希望闡明的那種問題，並且在其他地方還為某些未明言的假定提供了更正式的理由。本書所要達到的大致目標是對洛克在《政府論》中所堅持的論點作出比已有解釋更加融貫、更具歷史精確性的闡述，並且更有條理地闡述他為什麼會希望堅持這種觀點。我的闡述中最重要的新穎之處可能是，本書從頭至尾一直都在強調洛克的宗教思慮的理論中心地位。其他人在某些地方已經察覺、把握了有關這種解釋的許多要點。因為近期已經出現了大量論述洛克資料的著述，並且其中的許多，特別是萊登（Von Leyden）、拉斯萊特（Laslett）和艾布拉姆斯（Abrams）的著述，具有很高的層次，所以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以前卻從未有人進行過這種全方位的嘗試和努力。拉斯萊特從未對他解釋的洛克的原意做過系統和詳盡的闡述，而波林（Polin）的闡述，儘管非常精彩，卻常常與歷史上的洛克關聯不大。你將會看到，本書的解讀在許多地方都與他們兩位不同，而且也不同於洛克的其他解釋者。但它可能具有的重要性與其說在於細節的新穎之處，不如說在於它所探究的那種歷史根據——為什麼這些解讀應當被認定是正確的，而其他許多人的解讀則必須被認定是確實錯誤的。
我願意承認本書綜合使用了近期研究洛克的大量文獻，我在直接借鑑某些前輩的地方均作了聲明，我還要特別向拉斯萊特致以深深的謝意，因為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政府論》恢復到了洛克本人希望將其留給後代的狀況，並且在我寫作本書的整個過程中，他還一直慷慨地給予了指導。有三家機構為本書寫作所從事的這項研究提供了支持，它們分別是英聯邦基金哈克尼斯獎學金、劍橋大學耶穌學院以及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並且國王學院給予支持的時間還要更長一些。我想向所有這三家機構表示感謝，特別是最後一家。許多學者在本書寫作的不同階段都給了我慷慨的幫助，我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我想向芬利（Moses Finley）表達特別的感謝，他最早使我理解了歷史學家應有一種道德嚴肅性。他使我產生了寫作本書的雄心，儘管這項工作在實施和構思中存在的許多缺陷使其顯得那麼貽笑大方。多年來，瑞安（Joanna Ryan）和楊（Roboer Young）以不同的方式，用其善良之心和洞察力幫助我理解和表達我希望說的話。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得到了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最多的和最持久的幫助，他永恆的耐心、善良、學術情趣和分析的嚴謹性使我受益匪淺。
說明：在引用洛克手稿的內容時我沒有保留原文的縮略詞，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沒有保留拼寫很不規則的生僻詞語。除非有相反的說明，我保留了洛克使用的大寫字母以及標點符號和強調標記。我希望這種做法能夠防止失去洛克本人意欲標註的強調意義，同時又不會強迫讀者接受原始筆記的雜亂無章。
1968年3月於劍橋
《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劍橋學派三劍客」之一的鄧恩的成名作，也是奠定作者本人以及劍橋學派學術地位的經典之作。全書對洛克的思想進行了幾近「考古式的發掘」，作者強調洛克所處時代與我們今天的時代存在種種差異，並嘗試通過分析其政治思想背後的宗教觀念論證這一點。正是洛克的加爾文宗出身與其神學語言使得其思想在今人看來似乎存在種種齟齬，以此鄧恩批判了分別以施特勞斯與麥克弗森為代表的兩種解讀傾向，反駁了將洛克視為現代自由主義開創者這一時代誤置的看法，開啟了洛克研究的宗教轉向，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論上成為了情境主義、歷史視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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