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大年初二，和朋友們聊一聊紅包。

在過去，「塞紅包」和「推謝不收」之間的拉扯儀式包含着一種禮節性的客氣，在線上紅包時代，則流行「搶」紅包。與往年一樣，春節期間少不了的項目除了吐槽春晚，可能就是在各個微信群里搶紅包——即使往往只有可憐的幾毛錢。

多年前，微信「新年紅包」的圖標第一次出現在「我的銀行卡」界面中。通過這個在中國人心目中最具文化意義的媒介，微信被業內認為是發現了新的「財富密碼」，向建設一種數字基礎設施邁出了重要一步。此後，微信又推出了「搖紅包」活動。支付寶的「集五福」等類似的玩法也接踵而至，更多的互聯網公司也都想來分這一杯羹。到了今年，微信紅包又多了些新的玩法——個人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紅包封面，大家得以在鋪天蓋地的紅包轟炸中，用不同的圖案彰顯屬於自己的個性。

而這份個性將紅包和一般的錢區別開來，不過是讓「社交貨幣」重新具有禮物的包裝特徵。

電影《過年》（1991）劇照。

撰文 | 劉亞光

社會在飛速變化，很多我們所謂屬於「傳統社會」的觀念與習俗也在不斷被替換、更新。作為在中國有着悠久歷史的民俗，似乎唯有紅包，在傳統的「熟人社會」和現代的「陌生人社會」都能成為有效的社交貨幣。不管是60、70後，還是「Z世代」，在圍繞紅包的遊戲裡都樂此不疲。尤其是這一代年輕人，不僅是過節時，還在平日裡朋友結婚、找到工作、考學成功等時間點，甚至即使無事，大家也願意經常互相發點紅包來溝通感情。

「孩子一進門，就把紅包塞給他。」圖片來自2021年「愚人喜畫」（作者：愚公子）。

一些研究者認為，紅包能夠跨越代際鴻溝，在社會的各個年齡圈層中都成為一種受歡迎的「習俗」乃至「儀式」，是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某種物質主義思潮的崛起的表現——通俗點說，「錢」人人都會用得上，是一種「不會出錯」的禮物。這似乎也很符合我們潛意識裡的認知。

不過，針對這種心理，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維維安娜·澤利澤在《金錢的社會意義》中，也給出了一個歷史上的反證：至少在美國歷史上的一段時間裡，把「錢」視作禮物是一件不太妥當的事情。澤利澤在書中指出，對於19、20世紀之交的美國來說，有關「何為合適禮物」的觀念正在經歷一場重塑。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讓人們感受到互惠性、情感性、用途受到約束的「禮物」，與客觀、工具性、原則上可以自由流通的「商品」之間的衝突性。

1878年出版的《通情達理》一書中寫道，禮物的靈魂不在於其「純粹的昂貴」，而在於其內在包含的獨立的「情感」，最好的禮物也「不應意味着金錢」。《生活時代》（Living Age）雜誌1904年的一篇評論，也提到類似的觀點：「巧克力和甜點可以用作禮物，但蛋糕和餅乾（作為禮物）就會顯得有些可笑；但要是送給朋友用來充飢或者僅僅用來維持生命的食物，則可被視為失禮」。以金錢為禮物，往往會被視為對互惠、親密、平等關係的「腐蝕」。

當時的人們解決的辦法是為作為禮物的錢作出特殊的標記，比如人為地設計出一些形式的禮金，用以區分於平日裡在市面上流通的一般貨幣。在中國的歷史傳統里，源自於「壓歲錢」的紅包，其包裝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就高過金錢本身，因為它同樣可被視為一種標記和區隔的手段。在傳統社會裡，精心地將適當數額的錢包進紅包，熱情地給出紅包，再到接受紅包的人極力的推謝，圍繞着紅包的包裝這一象徵性符號組織起一整套的儀式和慣例，維繫着人與人之間基礎的聯繫。

《禮物的流動》，閻雲翔 著，李放春、劉瑜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人類學家閻雲翔在《禮物的流動》中作了有關村莊社會中「彩禮」的分析。通過對下岬村的深入調研，他就認為傳統鄉村社會中，藉助彩禮等禮物開展的私人網絡培養，並不僅僅是一種功利性的計算，也是一種和道德、感情高度相關的生活方式。禮物——當然也包括紅包彩禮，是每個個體「嵌入」到當地的社會關係網，並安置自身-家庭-村莊關係極為重要的手段。禮物所構成的道義經濟中，「道德原則常常超過經濟考慮」。

這個特點可以說也在數字時代的紅包中延續。在微信群里搶紅包的個人更關心的是一種心理上的而非經濟上的「結果」。發送的數字是否吉利，這種因素比在搶紅包中具體搶到多少錢，乃至「收入支出」多少重要得多。

紅包所代表的傳統社會特徵，也顯著體現在以往紅包流動的方式本身上。人類學家Charles Stafford曾對中國兒童做過一項有趣的研究，並指出按照習俗，紅包往往始於長輩至晚輩的流動，這意味着長輩的恩情，同時也內含了盡孝的需要——待到孩子們長大，逢年過節給予長輩回饋也是理應被期待的。

Stafford認為，一種家庭內部的權威和等級也在無聲中建立。時至今日，微信紅包相比於線下發紅包有着諸多變化，最明顯的莫過於紅包流動的方向更為自由，次序分明的派發紅包變成了「搶紅包」，不僅是超越了長輩-晚輩之分，朋友之間，也並不需要處在某個極為特定的關係里，才能派發和接受紅包。

微信紅包表情包檢索頁面。

不過紅包所承載的「傳統」，似乎也沒有那麼容易被完全消解。2021年，南加州大學的一篇傳播學研究就訪談了24位微信紅包使用者，有受訪者就表示，使用微信紅包依然會受到某種來自傳統的壓力，例如如果在特定的時間點沒有及時發出紅包作為「表示」，則會被家長批評為「不合宜」，甚至「忘記自身的文化根基」。關於這點，相信當下的年輕人都會極有共鳴。

這篇研究還檢驗了很多我們有過的生活經驗，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一提。研究指出，微信紅包的設計具有很強的遊戲化特點，它進一步掩藏了「金錢交換」的屬性，突出了更多情感、社交的屬性。另一點是，對於很多身在異鄉的學子，微信紅包本身成為他們的家人很直接有效的關懷方式，不僅能直接寄去金錢，而且用紅包的形式發送，更多了一份心意。

這說明當紅包轉移到線上，它當然具有很強的「禮物」特點，但也承擔着相當多的實用功能，甚至，我們都會懷疑線上紅包的快速流行，恰恰反映了我們對紅包——作為禮物的金錢——所具有的實用功能的強調正在重新回歸。在《金錢的社會意義》中，澤利澤除了分析將金錢作為禮物送出的人，還談到了收禮物的人：當一筆錢被交流的雙方視作禮物的時候，其實它的用途也被作了很具體的預期。

延伸閱讀

《私房錢：家庭里的權力、親密關係和隱性財產》，邢朝國 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12月。

但如果我們仔細回憶現在很多發紅包的場景，似乎發出去的這筆錢的「用處」，並不會被發和收的任何一方納入什麼特定的預期之中。

就在寫這篇文章前，一位朋友就提到，這兩年由於疫情等種種因素，他經常過年沒回家，和老家的許多長輩僅剩的情感交流，就是過春節的時候發一個很大的紅包，即使他知道，很多爺爺奶奶輩並不缺錢，也不會真的拿這筆錢去做什麼。在這個時候，紅包很可能被看作他唯一能實現的某種對情感虧欠的補償，而之所以被這麼看待，和紅包承載的意義有關，當然也和金錢本身的功能高度相關——錢能具體買什麼或許不會被預期，但它能買很多東西，是可以預期的。

電影《過年》（1991）劇照。

線上紅包的設計，一方面是遊戲化的，同時也是去儀式化的，省略了包紅包過程的儀式感，甚至還免去了接收者推謝不要時的一番「拉扯」。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消解了紅包這個包裝具有的特殊標識意義，也更容易讓我們在各種需要祝賀的場合，都選擇紅包作為表達的方式。這很像前幾年討論的表情包、流行語「通貨膨脹」，大家在交流過程中表達的情感都被那幾類特定的網絡用語或是表情包格式化。現在的線上紅包，似乎也可以加入這個行列。澤利澤寫過的那種人們對將金錢作為禮物的種種擔憂，也回到了我們的視野，成為一個可以被重新考慮的問題。

網絡的發展，確實使得發紅包的習俗有了更多的面孔。偶爾想想這種擔憂，其實也並不會影響大家在過年的時候歡樂地搶紅包。就像很多學者、理論家講的那樣，人說到底總是符號的、文化的動物，今年自製紅包封面的爆火，也側面證明，在物質利益之外，人們是閒不住的。紅包很實用，但大家也很在意它的包裝，看厭了千篇一律的橙黃色封面，總會想自己塗鴉一下。

閱讀原文，查看「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最終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