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6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全球繁榮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舉辦了「亞洲的性別與繁榮 （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講座。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講師何嫄組織策劃，既有涵蓋亞洲女性整體經濟和殘障狀況的專題演講，也有針對特定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緬甸的國別討論，旨在促進亞洲女性之間，以及歐洲與亞洲之間的理解與連結。在第五期講座中，韓國「SHARE（性權利和生殖正義中心）」的聯合創始人，「生殖正義聯合行動Joint Action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的聯合主席，酷兒女性主義者Na Young（那英）圍繞「韓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問題和背景」進行了分享。
自2010年墮胎問題在韓國成為社會議題以來，那英一直致力於終止懷孕的非罪化。她於2017年發起了「生殖正義聯合行動」，並在2019年與其他的活動人士、律師、醫生和研究人員成立了性權利和生殖正義中心。2019年，她與Sunhye Kim 和 Yurim Lee等人一起在《健康與人權雜誌》上發表了《生殖正義運動在挑戰韓國墮胎禁令中的作用》。那英的主要興趣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權利、同性戀行動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生殖正義運動和全球行動主義。
韓國「SHARE（性權利和生殖正義中心）」的聯合創始人，「生殖正義聯合行動Joint Action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的聯合主席，酷兒女性主義者Na Young（那英）
在活動的開始，那英首先指出：在過去的六年內，韓國圍繞#MeToo、消除網絡性暴力、終止懷孕非刑罪化等議題展開了大規模集會和一系列女性主義運動，這些運動帶來了具有政治和社會影響力的重大變化。此外，韓國社會也興起了諸如「逃離束身衣（escape the corset）」和堅持「不結婚、不做愛、不約會、不生孩子」的「4B」運動等女性主張。
但近年來這些運動同時也遭到了大規模反對。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期間，韓國男性對射箭項目金牌獲得者安山發起攻擊，認為安山是仇恨男性的女性主義者，要求她道歉並退回金牌。這些男性認為安山是女性主義者的理由是她有一頭短髮，且斷言她在Instagram上使用的一些詞彙是在嘲笑男性。
過去幾年內，這種荒唐的集體攻擊急劇增加。在安山事件中，韓國射箭協會挺身而出，以明確而堅決的態度阻止了這些男性的無理要求。但仍有一些公司乃至政府機構承認了此類指控並為之道歉。在安山事件發生之前，有一個陰謀論在韓國社會大肆擴散，它宣稱女性主義者在廣告中加入了特定的手勢，以嘲弄韓國男性。韓國男性投訴了在廣告中使用這種手勢的公司和政府機構，還獲得了這些公司和政府機構的道歉。他們還敦促遊戲公司終止一位身穿標有「女孩不需要王子」T恤的女配音演員的合同，攻擊某些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婦女組織的女明星等等。
問題在於，韓國的政治家們正積極地利用並增強上述群體的反女性主義邏輯。在明年的總統大選前，韓國兩大政黨都遵循反女性主義邏輯，藉此來確保他們的支持率。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觀察男女權力關係的不同，比較女性主義運動與反對運動的影響力，或通過判斷時下最為重要的性別議題，來正確理解過去幾年內韓國的性別運動進程。為了準確分析性別問題背後的原因以及女性主義運動的未來方向，我們必須了解韓國政治和經濟變化的歷史及其背景所帶來的影響。
婦女和女性主義運動與韓國的政治和經濟變化之間的關係那英強調，韓國婦女和女性主義運動與政治和經濟變化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在1987年6月民主化運動前後，韓國成立了非政府組織形式的婦女組織，並頒布了確保婦女性利的法律。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婦女組織以大學為中心，展開了各種以性別政治為基礎的活動，許多女性主義運動以文化運動為形式開始活躍。與此同時，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韓國也加入了這個全球的浪潮。
然而，1997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劃對韓國女性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是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資產泡沫消失，國家接近破產狀態。由於韓國當時欠下了大量的國際債務且無力償還，不得不求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了干預，韓國的經濟與勞動力結構被改變，不僅是經濟，國內教育和社會也受到了重要影響。
在大量韓國人失業，人人掙扎於生存的情況下，過去反對軍事獨裁的政治力量首次上台掌權。同時，自1998年的金大中政府，政府開始依循國際人權規範建立社會制度。這一改變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一方面，它表明了韓國政府不會停留在過去，將遵循國際民主化的標準；但另一方面，在許多人因大規模重組而失去工作、經濟上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這些又被視作緩解社會混亂的種種手段。
這一改變的模糊與矛盾之處，在婦女人權的制度措施方面體現得淋漓盡致。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落實了1997年和1998年的經濟重組計劃後，許多婦女失去了工作，在裁員浪潮中首當其衝。從那時起，許多女性就失去了有保障的工作，被迫以非正式員工的身份工作。
另一方面，韓國婦女事務總統委員會於1998年成立，在2001年更名為性別平等部。2005年，經過婦女的長期鬥爭，《民法》廢除了以丈夫和父親為當家人的戶主制度（Hoju system）。這一制度的廢除，標誌着韓國婦女運動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成就。然而，伴隨着經濟和新自由主義而來的這些這改變，造成了極其矛盾的局面。一部分人產生幻覺，認為韓國社會已經實現了制度性的性別平等，女性的社會地位和人權得到了提高，但事實並非如此。
隨着韓國走上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道路，「女性只要有能力就能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成功」的神話廣為傳播。政府主導的制度化變革變成了主導力量，影響超過了基層的運動。越來越多的女性信奉「賢能政治」（meritocracy）的神話，在新自由的框架下相互競爭；同時，她們對婦女和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趣大大降低。從200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初，許多大學裡的女性主義社團、俱樂部與相關媒體都逐漸消失。直到2015年，韓國女性主義運動才再次崛起。
2015年以後韓國女性主義運動的走向和背景在講座的第三部分，那英指出，為了更好地理解2015年後的韓國女性主義運動，我們有必要對其走向和背景進行分析。首先，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變革之後，經濟主體的改變對韓國社會的性別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經濟改革發生以前，韓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由男性家長來「養家糊口」。所以，如果男人得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就能提供終身僱傭保障。此外，大多數工作都屬於男性工人，雖然婦女也外出掙錢，但她們的收入僅為「補貼」家用。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保障、晉升和工資方面有着巨大差距。由於男性在社會上更為重要，所以父母為了教育兒子，經常會讓女兒受較少的教育，並且讓她們從十幾歲開始就從事低薪工作。在經歷了1997年的結構調整後，婦女的工作地位變得更為惡劣。但問題是，以前能夠找到安穩工作的男性也處於非常不穩定的境地。每個人都被迫去從事不固定且缺少保障的工作。因此，在男性過去的經濟地位和性別地位發生變化的同時，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發生了轉變。為了使人們能更好地適應新自由主義制度，韓國的教育制度也迎來了改革。過去，只有畢業於優秀大學的男性才有優勢，但在新自由主義變革之後，韓國社會繼續塑造賢能主義的神話，強調只要個人有能力，可以考出儘可能多的證書並獲得成功。這些變化堪稱引發了一場關於改變性別和性的地位的鬥爭。男性作為穩定家庭收入支柱的經濟優勢和權力地位遭到了動搖；女性則得到了虛假承諾：只要有能力就能成功，這與性別無關。事實上，在2000年代，女孩的學術成就遠遠超過了男孩。過去，女性無法上學，受教育程度較低，缺少與男子平等競爭的機會。因此，在女孩獲得更高的學術成就後，韓國社會產生了「性別平等已經實現」的幻覺。然而，在現實中，男性就業率維持穩定，沒有明顯的變化，而女性就業率則保持在男性就業率的一半以下。直到2017年，女性的失業率依舊遠遠高於1999年。但社會卻一直將男性視為青年失業的代表群體，還讓女性誤認為是自己搶走了本屬於男性的工作。在2015年，韓國女性在社交媒體上打出「我是女性主義者」（I am a Feminist）的標籤，這一運動促使更多韓國女性打破這種幻覺，並真誠地談論社會的不平等現狀。引發這場運動的導火索，是一名少年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因為討厭韓國女性和韓國女性主義者，所以要加入ISIS。之後，這位名叫金根的男性果真前往敘利亞加入了ISIS。然而，一位著名的男性專欄作家發表了標題為「加入ISIS的金根是一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愚蠢的女性主義」的文章，描述了這一情況。這在女性中引發了巨大的憤怒，並導致了一場大規模的標籤話題行動，許多女性在推特和社交網絡打出標籤，宣稱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許多女性分享了她們的故事：她們曾認為自己可以在平等的機會下憑藉自身能力獲得成功，但現實卻並非如此。與此同時，一種名為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的傳染病也引發了新的輿論漩渦。在MERS流行初期，一名男性用戶在某大型網絡社區上發帖稱：「MERS在韓國爆發的原因是因為兩名女性在中東進行豪華旅行後回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目睹了網上的輿論後，韓國的女性用戶開始積極回應不實指控。之後越來越多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女性用戶對調模仿了「共享MERS爆發信息」的MERS Gallery分區，將「MERS Gallery」與女性主義小說《伊加利亞的女兒們》的名字結合在一起，組成了名為 「Megalia 」的網絡社區。這部小說所講述的，是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地位被顛覆的世界。此後，女性用戶發起了一場名為「鏡像」的反擊，通過改變男性試圖歧視和醜化女性的話語中的主體性別來回擊男性。在現實中，男性的言語是虛假的煽動，而在鏡像反擊中，女性的言語則描述着真實的情境。通過這一策略，女性展示了未被揭示的嚴肅現實。這個網絡社區的影響力非常之大，因為女性的焦慮和憤怒已經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控制女性的性和身體的企圖仍在繼續，將韓國的低生育率歸咎於女性。韓國衛生和福利部下屬的研究機構建議通過對獨居者徵收更多的稅，來應對國內的低出生率。韓國政府還公布了一張地圖，顯示全國各地區的育齡女性人數。曾經風靡全球的鳥叔Psy在《江南Style》中有這樣的歌詞：一個看起來很安靜，但玩的時候很會玩的女人。在社會地位的變化中，男性要求女性接受這樣的信息即女性應該順從，但也能參與性玩樂。在這樣一種文化中，男人想要繼續在性方面占據統治地位。「逃離束身衣」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過去，很多女性認為，為了在新自由主義的競爭中取得成功，她們應該適應這男性制定的性規範（sexuality norm），甚至將外表視作自身能力的一部分。然而，在2015年後，許多女性開始擺脫這種虛構的範式，「逃離束身衣」運動受到了許多年輕女性的青睞。2015年後的女性主義運動的另一個特點是，這些運動主要由網絡社區和社交網絡發起。過去，運動的主要由學生運動組織、工會、政治團體、社會運動團體來主導；但在2000年後，影響力更大的網絡社區和社交網絡成為了動員的主要形式。網絡輿論的主要特點是根據事件來迅速傳播信息，且擁有更廣闊的傳播範圍。相較於社會運動組織或學術機構，網絡輿論的語言更簡潔、更直接，人們可以更容易地參與進來這些人也更加傾向於關注自己的直接利益而不是社會結構中。此外，近年來的網絡文化因為基於社交網絡或特定社群，很容易被煽動，假新聞或誇大的事實會迅速傳播。當一些開始只是為了好玩的煽動性言論，在熟人圈中得到傳播後，它可能會突然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議題。許多針對女性主義的反擊就屬於煽動性事件。近幾年網絡動員在女性主義者中引發了很多爭論，一些煽動性信息製造了反挫的機會；人們在關注這些轟動性信息的同時，卻忽略了其背後的實際內容。另一方面，#MeToo運動、消除網絡性暴力運動和終止懷孕非罪化運動則是通過線上組織與線下活動的相互協同來推進。韓國的政治變化和女性的經歷影響了這一進程。韓國歷史上經歷過多次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尤其在2000年代，韓國每隔4年就會舉行大規模集會。政治變革在短期內就會發生，許多人都參與了例如彈劾總統等重要的歷史變革。但是也有許多女性在集會上經歷了性騷擾或沒有受到尊重。在這些政治變革中，女性的訴求沒有得到重視。因此，在2016年彈劾前總統朴槿惠的集會上，女性主義者組織了一個名為Femizone的團體，並發布了女性主義宣言。女性主義者表示，我們將驅逐繼承獨裁之父的當權者，建構起一個有女性觀念的新民主。我們也強調，不應該再局限於制度民主，而是施行一種能有效消除對社會少數群體的歧視、不平等和污名化的女性政治。不幸的是，又一位男性政治家成為了總統。文在寅總統在選舉時宣稱，他將成為一位女性主義總統，但實際上，在執政時期，他沒有履行成為女性主義總統的承諾。伴隨着國內的政治變化， #MeToo運動在韓國展開。首次在電視上露面並公開發言的女性檢察官徐智賢在接受採訪時揭露了現實結構：即使發生了重大的政治變化，針對女性的暴力仍在繼續。之後，與文在寅總統同屬一個政治集團的政客安熙正被爆出曾多次性侵他的秘書。此後，#MeToo運動繼續在韓國的文化藝術界、國會、企業、媒體、學校等領域內蔓延。韓國的移民女性也發出控訴，指出對移民女性的性侵犯存在於社會結構之中，目的是利用移民女性的生產勞動和生育勞動來維持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MeToo」運動之後還發生了數次反對網絡性暴力和非法拍攝的大規模集會，揭露了韓國社會內關於性別和性的等級與暴力。在這一浪潮中，終止懷孕非罪的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它重要意義在於實現了終止懷孕的完全非罪化，而不是在特定條件下將終止懷孕合法化。我們提出了生殖正義，擺脫了「胎兒生命權」與「婦女決定權」的二元框架。我們揭露了過去為了經濟發展而強力控制生育的國家矛盾。在《母嬰保健法》中規定，國家將殘疾作為合法墮胎的條件，目的是為了只選擇具有生產能力的人口。因此，我們提出了「如果終止懷孕是一種犯罪，那麼罪犯就是國家。」通過訴諸生殖正義的框架說服了憲法法官，法院在2019年裁定懲罰終止懷孕是違憲行為。但是，正如我在開頭所述，反女性主義團體以及試圖利用反女性主義運動獲取支持率的政客正在成為嚴肅的威脅。據統計，20至30歲的韓國男性的主流觀點認為，文在寅政府是一個女性友好的政府，他們因此轉而支持反對黨。然而，社會統計數據表明，韓國的真正的問題是年輕一代有很強的經濟和社會焦慮。Ta們最大焦慮是工作問題，其次是無法找到穩定居所，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實際問題。但政客們非但沒有對這些問題負責，反而利用了當前的反女性主義勢頭。他們扮演起了年輕男性的代言人，表示「我們也要考慮男性的損失」。他們的態度進一步加劇了反女性主義的勢頭。韓國女性主義運動在未來應該如何行動?那英在第四部分展望了韓國女性主義運動的未來。過去幾年內，韓國的女性主義運動有了國際知名度，女性者提出的問題受到關注，也對其他國家的女性主義者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之所以在介紹韓國女性主義運動時，強調歷史、政治、經濟背景，是因為區域背景是很重要的。如果缺少對區域背景的了解，女性主義者們將會認為世界上的婦女都在經歷類似的問題，無法在抽象的共鳴之外建立團結。而在了解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和環境後，女性主義者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女性主義運動的各個方面及其差異，找到具體的團結點，並進行批判性分析。或許，這一系列講座的初衷，也是為了針對不同社會提供具體的理解。韓國女性主義運動與全球女性浪潮同步共振。但同時，韓國社會特有的政治和經濟變化，在運動過程中性別與性的等級（gender-sexuality hierarchy）變化，以及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賢能主背景等因素都相互交織在一起，這些因素導致了韓國女性主義運動的特殊形式。對於有些運動的口號，那英認為，我們很難說女性主義的目的是成為一個成功的女人。這樣的口號再次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賢能理念，而不是繼續與社會上的結構性歧視作鬥爭。舉例而言，「逃離束身衣」運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該運動擺脫了對女性的性控制和固有性別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女性被困在「女性通過變得與男性相似就能成功」的信念之中，我認為那就不是女性主義實踐。女性主義者必須積極揭露性別和性控制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並帶來結構性變革。以#MeToo運動為例，這一問題反覆出現的原因是，韓國社會的經濟資源和權力仍然集中於男性。這種結構性力量能夠控制女性，並對女性實施暴力侵害。因此，女性主義者需要改變以男性導演為中心，給予他們權力和補助金的文藝界結構；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勞動結構，改變移民政策。此外，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以異性戀和血緣關係中心的家庭制度。只有堅持這些改變，#MeToo運動的意義才能超越承認受害者或懲罰施暴者，帶來進一步的政治和經濟變革。然而，韓國政府對#MeToo運動的回應仍然僅限於懲罰肇事者，為受害者建立一個報告系統，並為受害者提供保護。作為對比，終止懷非罪運動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它不局限於某個議程，而是通過女性主義來挑戰結構性問題。事實上，早在2010年，韓國就曾出現過為女性爭取懷孕和生育自主權的運動，我也從那時起就參與其中。但是，在2016年該運動迎來復甦後，我們指出國家的所作所為並非是為了保護胎兒生命或限制女性的自主權，揭露了國家在懲罰墮胎罪的同時，為了落實人口政策所實施的不義與暴力行為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殘疾人和窮人被強制進行墮胎或絕育；未婚女性生下的孩子，或與黑人男發生關係後生下的孩子被強行送到國外收養。國際領養是韓國政府的另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在提出終止懷孕非罪的要求的同時揭露這些問題，我們強調了以下事實：終止懷孕問題不僅僅是女性的個人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同時改變社會結構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在一個終止懷孕非罪的社會中，我們所要求的不是「懲罰或允許」的二元框架，而是如何從現在開始消除不公，確保實際的性權利和生育權利。在這個變革過程中，我們同時思考如何將這些權利與教育、勞動、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各種社會制度聯繫起來。與此同時，隨着問題組成發生變化，我們將會擁有更多可聯合的力量、建立更多的社會聯繫，在更多領域引發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女性可以成為一個政治主體，提出與生活各方面，如殘疾、種族和階級都息息相關的問題，而不是被性別割裂。女性主義是一場引起系統變革的運動。那英和SHARE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為生殖正義而行動的活動家正積極地將氣候正義、邊境控制、移民政策、債務問題、酷兒運動以及殘障運動的要求，與生殖正義運動聯繫起來。那英最後表示：在未來，當我們與各國女性主義運動交匯時，希望我們能理解彼此的政治背景和變化，發出重要的團結之聲，共同推動系統性的變革。（汕頭大學婦女研究中心顧問、原「反對家庭暴力網絡」組織負責人，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馮媛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擊「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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