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上海疫情，新冠患者累計死亡病例已超300例，最年輕的僅為33歲。
該死者生前按規定接種過新冠疫苗，且沒有基礎疾病，官方宣告直接死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據2019年統計數據，我國每年的心源性猝死案例約為55萬例，平均每天有超1500人因此喪命，每分鐘有1人猝死。
據調查，80%的心源性猝死因室顫而發生，復甦成功率不足1%，4~6分鐘搶救不力，人就會死亡。
「面對院外室顫，最有效的搶救方法就是AED電擊除顫。」已做急救知識普及工作40多年的北京急救中心資深急救專家賈大成對健識局表示。
但在中國，AED卻是一個難以說清的話題。它背後糾纏着巨額資金、管理模式、社會倫理，已經遠遠超出一款醫療器械產品的範疇。
社會急需，誰來出錢？
不少城市的地鐵站里，有一樣最貴的「陳列品」，那就是AED：自動體外除顫儀。
這是一種「傻瓜式」急救機器，將兩片電極片貼到心臟驟停者身上，AED便會自動分析患者心律，自動除顫，有效施救。
2021年6月，歐洲杯丹麥對陣芬蘭的比賽中，全世界球迷都通過電視轉播看到：丹麥中場核心埃里克森無緣無故倒在地上。丹麥隊隊長第一時間用AED為埃里克森進行了心肺復甦，救下了一員名將。
不管是身體素質優秀的頂級足球運動員，還是普通人，誰都不知道何時會發生室顫。AED就成為危機時刻下的「救命神器」。
不過，並不是人人都這樣認為。
藍帆醫療AED市場相關負責人趙桐表示：AED在中國的推廣並不快。國內最早從2006年開始進行AED的配置，歷經了從意識普及、公眾事件推動，再到政策導向的漫長十幾年。
「目前全國裝機完成量依然不足10萬台。」
10萬台看似不少，但放到14億人口中，就顯得捉襟見肘。據行業數據，美國每10萬人擁有317台AED、日本每10萬人則擁有555台AED。中國每10萬人共享AED數量不足2台。
要讓一台AED真正發揮作用，至少要邁過三重門檻。目前，中國還沒有邁出第一步，：AED普及。
目前，市場上的AED約為每台2萬元，要能在搶救的黃金時間內使用，一般要求第一目擊者能在三四分鐘內拿到AED並趕到患者身邊。
這就需要AED的分布儘量要離人近，主要是在公共場所密集擺放。這就帶來最大的問題：誰掏錢？
按照《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以及《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的要求，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經費是要納入政府預算的，AED屬於「健康促進」的內容，自然應當由財政支付。
但實際上，很少有地方政府用財政資金為公眾購買AED。
2021年年底，山東淄博市完成招標，分兩批在全市公共場所投放2000台AED。這起招標的承辦主體是當地紅十字會，出資方是地方財政。
淄博市紅十字會賑災救護部部長何家本對健識局介紹：我們之前通過自己募資先裝了22台AED，反響特別好，民眾支持，領導也比較看好。所以AED的布設被列入了市人大票決的民生實事項目，才獲得了2000台AED的投放任務。
2021年淄博市財政收入368.98億元，不足青島的三分之一，在山東排名第六。但在AED布設數量上，淄博在全國算得上名列前茅。
何家本認為：「城市因發展快慢，有一線二線的區別；但生命不應該有一線二線的區別。」
但這樣的地方案例，是少數派。
白送都沒人要
意外的是，地方財政不願掏錢，並不是AED生產商最頭痛的事情。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賀濱告訴健識局，2000年前後，他曾幫廣東某企業聯繫一個大城市的地鐵公司，想捐一千台AED。但地鐵方的答覆是太麻煩，不考慮，後來這事就黃了。
白送的AED都沒人要，這才是行業最大的尷尬。
急救專家賈大成也一直在屢敗屢勸。最近10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乘客在北京地鐵猝死的新聞出現，賈大成多次呼籲地鐵要配備AED，「地鐵方拒絕社會無償捐贈的AED，實際上是讓地鐵里所有需要急救的乘客承擔後果。」
地鐵這樣的公共服務運營商拒絕免費的AED，最大的原因是責任主體不明確。這是AED普及難的第二個原因。
AED設備本身需要定期維護，保證在緊急狀況下立刻能使用，這給地鐵等機構帶來無形的壓力。萬一配置了AED，卻因為疏於維護而導致搶救失敗，這筆賬該怎麼算？「不理解、嫌麻煩、怕擔責」，這是各地對待AED的常態。
即使有了免費AED，要讓它能正常發揮作用，竟比花錢還要難。
2021年，青海省在當地紅十字會的推動下，以政府招標的方式首次採購了25台AED。這是青海省第一次配置AED，錢來自紅十字會募集的善款。
青海省紅十字會相關負責人史海勇對健識局表示「我們的資金很有限。計劃是在十四五期間完成100台的投放任務，但手裡的錢一年只夠買25台。平時還有救災任務、大病救助、助學等等事項要花錢。」
買完之後，人員培訓等工作都是紅十字會的活，沒有其他部門來幫忙。
各部門對AED配置事項並非毫無感知。青海省招采處工作人員在談及這件事時感到委屈：「AED的布設不在我們考慮範圍內，主要是這個工作沒有政策依據。我們是按照政府賦予的職責來做事情的。」
就此，健識局聯繫了青海省衛健委、青海省醫保局等部門，沒人能確切回答當地城市急救體系的由哪一方來負責，對於AED的布局更是無法細談。
「我們還是會繼續採購AED。」 史海勇能確定的只有這一點。
誰布置誰負責，誰會願意？
大城市職場壓力大，猝死風險發生概率高，AED的普及相對容易一些。
2017年，深圳逐漸開始在人流密集的區域配備AED，至今總配備量超過了14000台。這些AED中一半由市急救中心採購，另一些則來自於企業捐贈等形式。深圳計劃未來10年內達到每10萬人配置300台AED的目標，這已經接近美國當前水平。
國內知名AED供應商邁瑞醫療總部就在深圳。社科院特約研究員賀濱認為：深圳毗鄰香港，河對岸的急救觀念也影響着深圳的公共設施布局。
2019年，北京地鐵大部分還沒有配上AED時，清華大學校園內就安裝了1979級校友徐航贈送的341台AED，徐航是邁瑞醫療的創始人。
清華大學校內現有教職工和學生共計73000餘人，也就是說，在清華校園內這片區域，每10萬人配置了465台AED，這已經大大超過美國當前水平。
註：以上數據依部分購買地區公示計算，國內多地暫無布設動向
急救專家賈大成認為：在地域分布上，華中、華南、華東等發達地區的AED布設相對較多，西北、東北就比較少了。「和上海深圳等地方相比，北京也落後不少。」
並不是大城市的人更金貴，而是在發達地區人均受教育程度較高，對於急救知識的掌握、互救意識的培養，都比欠發達地區要好一些。AED並不是裝完就算完了，除了要保證覆蓋率外，還要保證民眾會使用。
在實際急救過程中，心肺復甦和AED缺一不可，急救培訓必不可少。
賈大成認為，急救最重要的是能判斷緊急狀況。實際上大多數人只要看一遍AED的操作方式就會用了。當發現有人心臟驟停，應該立即進行心肺復甦，並請旁人就近取來AED，「關鍵時刻的反應、選擇很重要。」
光是了解知識，大多數人臨場還是會慌亂。要讓AED真正發揮作用，最好是實操訓練過。心臟驟停可能隨時隨地發生，急救相關的培訓需要面向所有人，需要持續培訓。這無疑需要有機構來負責。
AED推廣的第三個難題正在於此：誰來負責培訓？
目前，承擔培訓工作的主要還是各地紅十字會這樣的慈善機構，或者是捐贈企業本身。這一局面無法長期維持。沒有官方的醫療衛生主管部門參與的話，一旦急救失敗，可能會面臨擔責的結果。所以第三方機構參與AED急救培訓的熱情也無法提高。
藍帆醫療的趙桐表示，總體而言，國內對急救的認知在不斷深化。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國家加快推進了部分地區的城市應急救護體系的建立；尤其是2017年，「好人法」更新，明確見義勇為一律不擔責，從法律層面免除了民眾對急救的後顧之憂。
多樣化模式解決布設難題
三重難關當前，關關難過。所以，雖然單價高、需求廣、政策推動力度大、生產難度低，卻並沒有多少企業生產AED。國內較知名的有邁瑞醫療、久心醫療、維偉思醫療等，競爭並不激烈。
相關領域的投資勁頭也稍顯不足。天峰資本投資總監湯浩對健識局表示，他們看過不少AED相關的項目，但最終都沒投。主要原因就是現狀下國內AED的市場增長動力不足，商業化不好預測，難以估值。
這恐怕是中國醫藥行業的一大奇觀。
要邁過布設成本、維護費用、廣泛培訓這三道門檻，必須要讓各方參與者都獲益，利用經濟槓桿來解決社會公共服務的問題。
淄博紅十字會採購AED，採取的是向企業「租賃」產品和服務的方式。租賃獲得AED的使用權後，後續運維保障也交給生產企業，這就給了企業參與維護AED維護的動力，對出資方來說一次性投入的資金也不會太大。何家本估算，「與正常購買相比，大約可以節省50%費用。」
另外，政府主管部門讓出一部分權益來，也能調動企業布設AED的積極性。藍帆醫療的趙桐表示：「一些企業會把AED加進到自動售賣機、健康一體機中，幫助減少政府的財政壓力，達到多贏的局面。」
自動售賣機在公共場所的鋪設是要經過審批的。AED和自動售賣機結合，實際上帶動了AED的布設，售賣機的收入也可以支付AED的購買和維護費用，企業有動力去參與。
「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很重要。智慧急救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建立起來後，可以形成固定AED、移動AED、無人機AED的急救網絡，真正實現對城市的急救保障。」趙桐表示。
對此，業內多位人士均持同一意見。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呼籲：單位的公車、出租車、警車、消防車，甚至私家車都應儘快裝上AED。讓AED流動起來，當有人需要急救時，通過統一的管理平台找到最近的AED，就能最快對患者實施急救。」賈大成表示。
猝死不是個體性事件，而是整個社會共擔的風險。人人學會急救，處處安裝AED，社會整體才會倍感安全，業界也期待立法能快速跟進。
社科院的賀濱認為：「我國台灣地區已立法保障公共場合AED的配置。我們如果也能出台具體文件保障AED的布設，急救體系的建成能加快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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