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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與中美貿易摩擦
作者：余振；周冰惠；謝旭斌；王梓楠
來源：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7期
關鍵詞：中美關係；貿易摩擦；全球價值鏈地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
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存在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增加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兩種趨勢。這些趨勢一方面體現了中國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也導致中國成為全球遭遇貿易摩擦最嚴重的經濟體。本文通過三國模型從行業收益角度分析了全球價值鏈地位以及參與度的提升對貿易摩擦的影響，發現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對其自身遭遇的貿易摩擦有「催化劑效應」和「潤滑劑效應」。基於2000—2014年TTBD與WIOD匹配的製造業數據，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中國與貿易夥伴在某行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越接近，中國與該貿易夥伴發生貿易摩擦的頻率越高，體現在相關行業的貿易摩擦數量越多；中國某行業的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該行業的相關貿易摩擦越容易得到解決，體現在貿易摩擦的持續時間越短。將以上結論放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分析中也同樣適用。因此，隨着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趕超與攀升，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的加劇有着內在的必然性，並且這個摩擦將呈現常態化、長期化、複雜化的趨勢。不同於以往研究從傳統行業層面因素如價格、就業人口、進口滲透率和資本密集度等角度探究反傾銷訴訟的原因，本文創造性地研究全球價值鏈與反傾銷等貿易摩擦措施的動態博弈過程，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分析中國製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以及參與度的變化對其遭遇的反傾銷調查頻率和持續時間的影響，以此從新視角探索全球價值鏈與貿易摩擦的關係。
本部分建立三國模型對行業收益進行分解，從行業收益角度分析全球價值鏈重構對貿易摩擦的影響。假定存在三個國家，包括主要分析國C、貿易夥伴國A與第三國O，每個製造業行業都存在其對應的上遊行業與下遊行業，以x行業為例，存在對應的上遊行業與下遊行業s。在王直等（2015）出口增加值16項分解的基礎上，依據Erbahar and Yuan（2017）對C國x行業的收益進行計算，結果如（1）式所示。其中，是C國x行業的收益，為C國x行業的產品作為最終品消費供給本國的增加值；為C國x行業的產品作為中間品供給C國國內下游s行業的增加值，其中為國內下游s行業吸收後的產出被C國國內消費的增加值，為C國國內下游s行業吸收後的產出出口到第三國的增加值，剩餘項以此類推。由於C國x行業產品作為中間品供給A國下游s行業的國內增加值等於A國下游s行業中間品投入中來自C國x行業中間品的國外增加值部分，因此，可以基於後向產業關聯將C國x行業的收益進行分解，如（2）式所示：其中,為A國下游s行業中間品投入中來自C國x行業的國外增加值，為A國下游s行業生產最終品所需的投入中來自C國x行業的國外增加值，為A國下游s行業生產中間品所需的投入中來自C國x行業的國外增加值，剩餘項以此類推。2.全球價值鏈地位相對上升對貿易摩擦的「催化劑效應」假設A國與O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相對不變，C國x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上升意味着C國x行業每單位出口中包含的國內中間品第三國增加值的增長速度要快於每單位出口中包含的國外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如果C國x行業總出口增長為正，那麼該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上升最直觀的影響是加速上升。由於A國與O國兩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相對不變，第三國中間品增加值與將同比例上升。假定A國s行業對x行業的中間品總需求保持不變，的上升意味着的上升，將對A國x行業中間品產生擠出效應。依據Erbahar and Yuan（2017）中間品投入需求公式，A國s行業對x行業中間品投入總需求的結構如（3）式所示：
其中，為A國s行業收益，為s行業替代彈性，依據s行業的成本最小化原則即為收益投入到中間品中的比例，為中間品總投入中x行業的占比。以此類推，的上升同樣對A國x行業對O國的中間品出口產生擠出效應。最終C國x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上升對A國x行業收益的影響分解如（4）式：
結合A國x行業在A國與O國中間品市場遭受的擠出效應可知，，即A國x行業總收益受到了損害，A國x行業有動機提出反傾銷調查。當A國對C國x行業內某類商品實施反傾銷措施時，A國對C國實施的關稅稅率()大幅增加會使得C國x行業產品進入A國市場的價格被迫提升，進而導致A國市場原本對C國x行業產品的需求轉由A國x行業與O國x行業供給，因此，在A國與O國兩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相對不變的情況下，A國x行業對國內的最終品供給與A國x行業對其下游s行業中間品供給會隨之增加，導致A國x行業的增加值受益。由此本文提出：假說1：當一國某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在追趕別國時，該國在該行業相對別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差距越小，兩國在該行業上發生摩擦的頻率越高，即參與全球價值鏈對該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具有「催化劑效應」。3. 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相對提升對貿易摩擦的「潤滑劑效應」當A國對C國x行業反傾銷成立時，C國x行業總收益受到了損害，即，由於C國x行業依據產出決定上游w行業中間品投入，那麼C國x行業對行業的總需求也將下降，C國x行業中間品投入中來自A國上游w行業的份額將萎縮，可得到基於後項產業關聯的A國w行業收益如（5）式所示：
由於（5）式等號右端第四項下降，可以得到，即A國上遊行業利益受損。當A國對C國x行業實施摩擦後，假定A國上游w行業收益將降低為：
（2）C國x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A國上遊行業受C國x行業影響越大。當C國x行業被實施摩擦措施時，增長受阻，此時C國x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意味着和增加，即C國x行業中間品中由A國與O國上游w行業供給的增加值部分提升，那麼C國x行業對A國與O國上游w行業的影響就越大。（3）C國x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A國上游w行業在摩擦中受損越大。繼續對實施摩擦後的A國上游w行業收益進行分析，當C國x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越大，結合A國w行業收益變化，A國上游w行業在摩擦中受損越大。因此，在 A 國對C國x行業反傾銷成立後，若此時C國x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相對越高，則C國x行業對A國上游w行業的影響越大，A國從全產業鏈收益出發，就會越快結束反傾銷調查。由此本文提出：假說2：在一國某行業被別國執行反傾銷後，該國該行業相對別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反傾銷調查對別國對應上遊行業的損害會越大，反傾銷持續時間越短，即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對該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具有「潤滑劑效應」。
本文實證部分涉及的所有變量詳細說明如表1所示，在實際回歸方程中，除進口滲透率及其變化率之外的控制變量都是在j行業上中國對貿易夥伴國i國的相對值，均取比值形式。其中，和是主要的被解釋變量，分別表示貿易摩擦案件數量和以年為單位衡量的貿易摩擦從發起到結束所持續的時長；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與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計算如下。
其中，計算方法為t年中國相對貿易伙國i在j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的差額；計算方法為中國與貿易夥伴國i國在j行業t年兩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的比值。本文選取美國、歐盟、日本等16個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的18個製造業行業2000—2014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本文中關於貿易摩擦事件開始時間、結束時間以及涉及行業等相關信息的原始數據來自「臨時性貿易壁壘數據庫」（TTBD）。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參與度的測算主要基於WIOD跨國投入產出表。其他變量來自WIOD及UNCTAD貿易數據庫。
其中，表示貿易夥伴國i國在t年對中國在j行業正在生效中的貿易摩擦案件數；表示中國與貿易夥伴國i國在j行業t年的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表示主要控制變量的集合；表示可能存在的固定效應；表示殘差項。考慮到數據結構中，貿易夥伴國對中國所實施貿易摩擦事件中有較多為0值，採用傳統面板估計法會造成估計偏誤，因此（9）式採用使用PPML（泊松偽最大似然估計法）進行回歸分析。實證結果如表2所示，在（a）列的結果中，的回歸係數顯著為正，說明在中國某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相對於某特定貿易夥伴國落後的情況下，中國該特定行業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上升時，中國與貿易夥伴國在該行業領域的貿易摩擦案件數會增加，驗證了假說1。為了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被解釋變量——該行業被反傾銷調查的案件數依次替換為行業初步被裁定貿易損害案件數、初步被裁定存在貿易傾銷案件數以及最終被裁定存在貿易傾銷案件數，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從（b)、（c）、（d）列的結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依然顯著為正，進一步驗證了假說1。為了消除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在（9）式的基礎上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後項，考慮到貿易反傾銷法案從開始立案調查到正式生效一般需要3、4年的時間，本文取的四期滯後引入方程，並使用系統GMM法進行實證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依然顯著，表明本文的實證結果是穩健的。考慮到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中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貿易摩擦頻率的異質性影響，本文還借鑑余東華等（2018）區分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分別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分類標準參照周念利（2014）。兩類行業的回歸中，係數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見表4），說明對於兩類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相對攀升都將引致貿易夥伴國發起貿易摩擦。此外，本文參考Dean et al.（2011）與張杰等（2013）提出的方法，運用中國海關數據，將中國出口產品貿易方式區分為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重新計算了中國的出口附加值和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Newdiff），並對（9）式進行重新估計，結果顯示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依然顯著為正（見表5），表明假說1依然成立。2. 中國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對貿易摩擦持續時間的影響
在（10）式中，表示i國j行業在t年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摩擦事件m從開始到結束所持續的時長；表示中國與摩擦發起國i國在摩擦行業j上的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選取貿易摩擦事件結束當年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進行計算，其餘變量和上文一致。從表6中可以看出,與呈現顯著負相關，意味着中國該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參與度越高，則該行業領域貿易摩擦事件的持續時間就會越短，貿易摩擦問題將會更快得到解決，這與假說2一致。而將貿易摩擦開始的時間從該行業開始被反傾銷調查的年份更換為該行業初步被裁定貿易損害的年份、初步被裁定存在貿易傾銷的年份以及最終被裁定存在貿易傾銷的年份時，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依然穩健，進一步檢驗了假說2。為了進一步證明假說的穩健性，使用泊松回歸替代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對截面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上述結論依然成立。同樣，本文進一步考察了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中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提升對貿易摩擦持續時間的異質性影響，回歸結果見表8，可以看到相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的回歸結果顯著，表明不同行業中，假說2依然成立。與上文類似，本文區分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對中國行業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進行重新計算（Newrelativep），並對（10）式進行重新回歸，相關回歸結果中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的係數均顯著為負（見表9），表明假說2成立。
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呈現出以下特點：（1）摩擦頻率明顯加快，反傾銷調查是美國對華貿易摩擦措施的主要方式。（2）摩擦集中在製造業部門。（3）美國對華貿易摩擦持續時間一般較長並存在部門差異性。在煤炭與石油製品業、汽車類製造業、造紙業、基礎金屬製品業，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持續時間超過4—6年。在家具與其他製造業、機械設備外的金屬製品業以及計算機與電子光學產品業，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時間則相對較短。通過計算中美兩國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本文篩選出了11個2000—2014年期間中國相對美國在全球價值鏈地位開始處於劣勢而後呈現出明顯追趕趨勢的製造業行業。然後將中美兩國在這些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的差額與美國在該行業對中國發起的、正在生效的貿易制裁法案數量繪製於同一張圖上（見圖1），發現隨着中國相關行業價值鏈地位的不斷攀升，中美全球價值鏈地位差距逐漸縮小，美國對華的貿易摩擦數量逐漸增多。值得一提的是，自2009年後，美國對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的貿易摩擦逐漸增多，且在化學製品業、醫藥業、計算機與電子光學產品業、電子設備業、機械設備製造業以及汽車製造業這些高端製造業領域尤為明顯。這些都與上文分析的結論一致。3. 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變化對中美貿易摩擦持續時間的影響依照之前的「潤滑劑」理論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的結果也需要考慮相對價值鏈參與度因素。根據TTBD中存在截止日期數據的47件中美貿易摩擦事件，本文發現中美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與摩擦持續時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反向趨勢（如圖2所示），與上文分析的結論一致。從歷史看，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一直都在發生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蘇聯的存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開放、中美經貿關係都曾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中美兩國經濟互補性明顯，兩國相互依存的貿易關係不斷深化發展。然而，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在美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不斷的「去工業化」進程使得美國本土製造業逐漸萎縮，呈現出經濟「空心化」的狀態。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製造業正在逐漸興起，中國的製造業正在不斷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其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中美之間的企業競爭和對抗也開始增強，中美經貿關係將向着更加對抗、更加不利的方向變化。
美國為了維持自身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先地位，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高端製造業中的地位，除了採取如降低製造業企業的稅收、提升成本優勢等措施吸引資本回流外，美國同時也對中國大有超越之勢的行業進行打壓，以確保美國在高端製造業領域的主要話語權，從而加劇了中美之間行業的貿易摩擦。由此可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具有長期性，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通過貿易摩擦措施減緩中國製造業升級的步伐。這也從側面揭示，各國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不同位置，為了爭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必然力爭進入上游更有利位置，而原本處於上游的國家為維持自我利益不被侵害必然採取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可以說對於全球價值鏈位置的爭取和利益的爭奪正是導致貿易摩擦發生和發展的主要誘因。
文章得到的主要結論是：中國與貿易夥伴國在某行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越接近，則中國與該貿易夥伴國發生貿易摩擦的頻率越高，體現在相關行業的貿易摩擦數量越多；中國某行業的相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則該行業的相關貿易摩擦越容易得到解決，體現在貿易摩擦的持續時間越短。將以上結論放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分析中也同樣適用。因此，隨着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趕超與攀升，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的加劇有着內在的必然性，並且這個摩擦將呈現常態化、長期化、複雜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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