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和必須遵循的原則，要求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更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改革的着眼點。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是我國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的重要抓手。不論是從國內還是從國際角度來看，都需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國內角度來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利於推動我國產業鏈優化升級，發揮好我國超大規模消費市場的優勢。從國際角度看，面對「逆全球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思潮，需要我國對循環體系進行再部署、再調整。

經濟發展是分階段的，不同的階段需要不同的發展模式。「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我國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起點低，人均收入水平也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利用發達國家技術轉移和國際分工的機會，發揮勞動密集型優勢，抓住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通過擴大加工出口來推進經濟發展，增加了外匯儲備，創造了新增就業，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發展到今天，之前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已經遭遇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障礙，無法持續。同時，國內人民群眾的需求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對質量和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需要國內供給體系更好地滿足國內需求。

大國經濟主要是靠內循環來推動的，不可能過度依靠外循環。從對外依存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入，進出口規模不斷增加，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06年外貿依存度達到峰值67%。隨着我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加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消費市場陷入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對外依存度開始下降，到2020年降到31.5%，而同年美國為18.2%、日本為25.6%，仍明顯高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對於一個大國而言，國際大循環居於主導地位、外向型特徵十分明顯的經濟結構不利於維護經濟安全。展望未來，出口在我國經濟當中的比重一定會越來越少。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超過1/3，達到35.4%，到2020年降為17.65%，今後這個比例會進一步下降，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導向型戰略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已不可持續。越大的經濟體，越要依靠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尤其是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如果產業鏈水平較低、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過高，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國內需求，就會影響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當前，我國科技領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科技創新短板依然突出，在視野格局、創新能力、資源配置、體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現在，我們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交匯期，應積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產業鏈再造和價值鏈提升。

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衝擊，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這個準備就是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國不遺餘力地打壓中國發展，美國部分政客揚言與中國「脫鈎」，緊鑼密鼓加緊「去中國化」。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供給側的國外供應鏈不穩定，需求側的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加之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孤立主義興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在全球化重構的時代，我們在戰略和政策上必須進行調整，新發展格局就是應對上述危機和風險的必然選擇。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我國要統籌好經濟發展與風險防控、對外開放與經濟安全之間的關係，將經濟發展的動力和重心轉向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開放，重新定位我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布局開放新模式，由「國際循環帶動國內循環」轉為「國內循環推動國際循環」。新發展格局意味着我國要通過國內「自轉」推動國際「公轉」，通過中國經濟「體內」循環推動全球經濟「體外」循環，這種循環模式有利於維護我國經濟安全。只有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不斷提升產業鏈水平、破解關鍵技術和高端裝備依賴進口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應對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並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經濟的發展要關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們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了強勁可持續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進入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的重點從解決「有沒有」轉變為解決「好不好」，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加快向品質型消費升級，個性化、多樣化和品質化消費需求增長速度明顯加快。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但這是總量，人均消費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挖掘消費的潛力巨大，尤其是對中高端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這些因素決定着我國的發展模式需要從外向型發展模式轉變為內循環主導的發展模式。只有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補齊消費市場短板，實現經濟由外需拉動型轉變為內需拉動型，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能夠更好解決現階段我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顯著的制度優勢。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蹟，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取得如此成績所依靠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新發展格局下，更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補齊產業鏈、供應鏈中存在的短板，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既要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離不開制度保障，我國的制度優勢能夠為市場主體提供安全環境、政策保障和強力激勵，有利於疏通新發展格局面臨的堵點、痛點和難點，有利於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攻關核心技術，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