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華北鄉村、地方宗教與社會、清末以降的社會文化等。
任何上過中國歷史課的歐美人幾乎都熟知下面這段引文，它是1793年馬戛爾尼（Macartney）勳爵率英國使團訪華時，《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中的一段話：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上面這段文字曾被歷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記者以及教師們廣為引用，用以說明傳統中國對正在興起的西方力量的失於認識：乾隆皇帝愚蠢地認為喬治三世是在向他朝貢，而他對英國禮物的貶低則被認為是對西方科學甚至工業革命的拒絕；與朝貢聯繫在一起並體現在磕頭儀式中的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與新興歐洲國家間的平等外交形成了鮮明對照。這種結論中所暗含的對清朝政治文化的寬泛解讀，曾受到專家們多年的批評。然而，對上段引文的傳統解釋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它經久不衰？
廣泛閱讀清史檔案資料顯示，那段被廣泛引用的文字並不代表乾隆對英國使團的真實反應，乾隆主要把使團看作一種安全威脅；相反，大量資料顯示的反倒是18世紀英國對禮儀的關注，以及這種關注在20世紀初乾隆敕書開始廣泛流傳時對中西學者的影響。對《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是如何被解讀的考察顯示，無論是歷史檔案的編輯取捨，還是我們今天的清史觀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世紀初中國政局變化的影響。
對用乾隆敕書中的一段話定性前近代中國外交關係這種做法的批評已經存在多年。這種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類研究上：第一，針對西方科學對清廷影響的研究；第二，把清朝作為一個滿族征服者王朝的研究。研究耶穌會教士在華歷史的學者早就指出，清廷對西方天文學和數學很有興趣。康熙皇帝曾在耶穌會教士的指導下研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以及其他數學著述，而他的孫子乾隆皇帝則收藏了大量歐洲製造的鐘表、自動裝置和天文儀器。喬安娜·薇麗·科恩（Joanna Waley Cohen）在《18世紀晚期的中國與西方技術》（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這篇深有影響的文章中，對清初皇帝對耶穌會教士提供的歐洲軍事技術的興趣進行研究，科恩認為乾隆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才在上述引文中強調中國的文化優勢和自給自足。還有一部分學者，他們利用滿語和中亞語言文獻進行研究，認為雖然清朝皇帝利用儒家的制度和哲學來管理他們的漢族臣民，但並沒有把這些思想強加給其帝國的邊疆民族，而是根據邊疆民族的文化制度和思想來構建清朝廷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勞拉·紐比（Laura Newby）認為清朝在處理其與中亞地區的對外關係上也同樣遵循了這一原則，並沒有總是對這些地區採用儒家的朝貢體系理念。最近，馬修·莫內卡（Matthew Mosca）又提出，18世紀的清朝官員已經意識到他們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部分，而且知道英俄兩國是重要的參與者，清朝堅持一口通商，因為清朝最初的體制結構賦予了地方官員如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處理外交的權力。
儘管上述研究對傳統解釋形成了挑戰，我們所熟知的那種對馬戛爾尼訪華事件的看法依然深有影響。在何偉亞（James Hevia）和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中，文化和禮儀都被放在了解釋清朝皇帝對英國做出反應的中心地位，儘管在其他方面，他們在方法和論點上完全不同。此外，從《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中摘錄的那段引文仍然是公眾了解中國的一個熟悉途徑。中學和大學裡的學生們繼續分析它，記者們依舊引用它；它也被當前國際關係學者們拿來作為可以詮釋國際社會當今想法的一個歷史例證，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外交想法是當今亞洲國際關係新的解讀的基礎。
上述引文之所以很有影響力，主要源自它是皇帝在一個重要外交文件中的原始文字。然而，這些年也不斷有人呼籲，要批判地看待歷史文件是如何被推到歷史學家面前的政治進程。這始於當前一些學者所研究的主題與之前撰寫和編纂檔案的那些人所想的不一樣。社會歷史學家尋找無聲群體的生活，以期從閱讀歷史文獻中發現與表面文字不同的潛在信息。更進一步的思考則催生了安·勞拉·斯托萊（Ann Laura Stoler）關於檔案編撰既有記錄政治，又有塑造政治的力量的看法。就此，柯爾斯頓·韋爾德（Kirsten Weld）特別考察了為壓迫人民（而隱藏那個壓迫）編寫檔案的機構能夠阻撓那些尋求平反的人。通過研究如何運用檔案資料，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些無聲群體，而且對研究政治和外交也很有價值，特別是重大政治轉型之後，為了使當前合法化，而需要對過去的歷史進行重建的要求。
辛亥革命後，清廷檔案不再被用來作為提供朝廷決策信息和歌頌皇帝的文集，反而被用來作為解釋清王朝滅亡之合理性的資料來源。對這個過程至關重要的是一群中國學者的工作。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出版了《掌故叢編》，而當時的政治形勢則影響了他們對有關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清史資料的摘選，而這些經過摘選的資料卻又成了具有權威性的史料。特別是，這批學者在關於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檔案資料編纂中，着重選擇了那些表現清廷關注儀式和禮儀的文獻，而卻忽視了那些有關清廷對英國威脅的軍事反應的文獻；而這些史料文字又通過費正清的研究傳播給了西方讀者。費正清想利用中國檔案平衡當時西方人對中國外交史的流行看法，但他對中國檔案的重視，也意味着他的研究將受到檔案資料選擇的嚴重影響，而他所接觸到的檔案資料又是經過當時管理清史檔案的中國學者們篩選後，而公開給歷史學者的那部分史料。
特里·庫克（Terry Cook）呼籲歷史學家應認真考慮檔案資料編纂者作為歷史「共同創造者」（cocreators）的角色，因為檔案資料編纂者可以決定保留哪些檔案和排除哪些檔案。就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這一案例來說，民國檔案管理人員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掌故叢編》中的《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被內容更為豐富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所取代。這些20世紀初的中國檔案編纂者都是有重要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而現存的大量資料和研究也使我們有可能研究他們在檔案資料編選過程中的態度和作為。仔細研究《掌故叢編》和《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這兩套檔案資料中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歷史文獻，不僅使我們可以把英使團訪華從一個人們所熟知的關於禮爭的故事轉變為一個清朝廷對英國威脅而做出軍事反應的故事，而且也使我們看到檔案編輯過程中資料取捨的重要力量；這種力量塑造了我們講給自己和他人的歷史。
關於《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的流行解釋，令人吃驚的是，其幾乎與清廷當時的反應沒有多少相似之處，這一點可從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1996年出版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中看到。由於清史檔案遠未被完整保存，《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並沒有囊括當時的所有檔案，也沒有收入與馬戛爾尼使團研究相關的所有文獻，而是只選用了涉及使團的資料。儘管如此，《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還是收集了六百多份相關文獻，既有含有上述引文的《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也有乾隆皇帝感謝英國所贈嗶嘰褂料的信件。《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按檔案全宗編纂，但有一個便捷的目錄，人們可以按日期順序進行查閱。
如果我們按照日期順序閱讀《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故事是從一封信開始的：這是1792年10月英國東印度公司寫給兩廣總督的一封信，信中告知英吉利國王打算派使團在乾隆皇帝生日的那一天前去祝賀。隨後是中國沿海省份官員在等候英國船隻出現時，朝廷與官員的諸多文件往來。1793年7月下旬，使團抵達天津外洋，在使團成員乘船前往北京，然後越過長城，前往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的路途跋涉中，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員間有很多的公文往來。這些公文大多是關於行程安排的，其中也有很多關於英國所帶禮品的討論：讓英國人提供禮品清單，以及禮品運送、裝配和展示的方法，還有一些是關於使團覲見乾隆皇帝時的禮儀的討論，只有少數文件提到了磕頭問題，而其中的幾個還是責備徵瑞自高自大，幻想大使應該向他磕頭。轉折點發生在1793年9月底，當時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使團從承德返回北京後，清官員開始安排他們南向廣州的行程；第二，英國的一系列要求被翻譯成中文。當乾隆皇帝讀到這些要求時，他感到非常不快。英國人不僅想在北京留任常駐大使（為了越過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還想在沿海港口和北京進行貿易，要求享受稅收減免，同時索要寧波港附近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嶼和要求在廣州附近建立一個基地。這些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上和財政上的含義，皇帝當然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之前已經寫好的給英吉利國王的那封公式化的敕書被扔掉，一封新的敕書，按照皇帝的個人指示被起草。新起草的敕書對使團提出的所有要求予以逐條陳述和拒絕。儘管許多讀者認為馬戛爾尼遭到拒絕是因為其拒絕磕頭，從而導致乾隆皇帝的憤怒，但敕書中並沒有提到磕頭或其他任何禮儀問題，而是集中在對使團各種要求的陳述和拒絕上。這個敕書便是前面那段著名引文的出處來源。在那段引文中，乾隆一方面對英國禮物輕描淡寫；另一方面又強調自己的慷慨。這個敕書被正式交給馬戛爾尼，使團亦匆匆離開北京。
這之後，在倖存下來的大量文件中，其主要關注點是如何避免因拒絕英國要求而可能造成的軍事後果。就在使團離京前，軍機處向沿海各省總督發出了一道重要上諭。上諭中，乾隆皇帝諭各省總督所發生的一切，並警告說：「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今既未遂所欲或致稍滋事端。」他繼而敦促各地總督加強防禦，並指示廣州官員不要給英國人任何軍事行動的藉口。
今該國有欲撥給近海地方貿易之語，則海疆一代營訊，不特整飭軍容，並宜預籌防備。即如寧波之珠山等處海島及附近澳門島嶼，皆當相度形勢，先事圖為，毋任英吉利夷人潛行占據。……再粵海關抽收夷商稅課原應按則徵收嚴胥索。英吉利商船來粵較之別國為多，將來該國貨船出入固不便遽減其稅，亦不可絲毫浮收，致該國夷商等得以藉口。
緊隨着這個上諭，是地方官員匯報自己遵旨採取各種行動的回奏，也有很多是關於如何擺脫當時停泊在舟山的五艘英國軍艦的，特別是全副武裝的「獅子」號艦。舟山島有深水良港，這也是英國人希望在那裡建立基地的原因之一。馬戛爾尼曾解釋說，因為許多水手生病了，所以需要在島上休息。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獅子」號上暴發了嚴重的痢疾，導致多人死亡。乾隆皇帝接受了他們要在島上休息的請求，但同時敦促地方官員讓英國船隻儘快離開。船長歐內斯特·高爾（Ernest Gower）在他的航行日誌中曾記錄，他們在沿中國海岸向南航行途中，曾遭到中國船隻的驅逐，當地人還向他們的井中投擲髒物，致使他們沒有乾淨的水。他們通過鳴槍展示力量，停靠在港口的中國船隻也不時地鳴槍展示他們的力量。還有一些奏摺是向皇帝報告，他們如何向正在往南航行的英國使團展示軍事力量（這些也出現在英國人的記錄中，裡面提到沿途有大量的士兵巡邏，並對清兵所展示的大炮做了不屑的評論。）
與乾隆皇帝這些上諭混雜在一起的，還有松筠和愛新覺羅長麟寫的一系列奏摺，松筠負責使團的接待工作，長麟則隨使團前往廣州，接任兩廣總督一職，同時接手使團在浙江的護送工作。他們的任務是與使團進行貿易談判，一方面打消使團製造麻煩的念頭；另一方面對英國人提出的要求不做任何讓步。從松筠和長麟上奏給乾隆皇帝的奏摺和馬戛爾尼給英國內政大臣亨利·鄧達斯（Henry Dundas）的報告中看出，松筠和長麟做得非常成功。檔案資料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對英國要求做出有效的軍事和外交反應遠比在馬戛爾尼使團抵達北京之前所討論的磕頭和其他禮儀問題重要得多。
整個19世紀，中國這邊關於馬戛爾尼使團的記述也呈現出近似的敘事。《清實錄》中的乾隆王朝主要根據外朝文獻編纂而成，其中缺少了一些可以在皇帝私下給大臣的諭旨中找到的軍事細節。儘管如此，編輯人員對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史料的編纂還是較為公正的，收入了《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以及皇帝關於軍事行動的諭旨。20世紀30年代以前，《清實錄》只對極少數讀者開放；而在鴉片戰爭背景下出版的一些作品也強調了英國對領土的要求和清朝的軍事反應。《廣東海防匯覽》（1838）收藏有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的正式敕諭，同時還有一道乾隆皇帝針對英國要求而寫給自己官員，立場更為強硬的敕諭，還有他對松筠和長麟在軍事和商業方面應如何回應的敕諭。另外，《粵海關志》（1839）中還收藏有乾隆的另一道嚴厲的敕諭，強調不允許英國人占領島嶼的重要性，並以建立海防的敕令結尾。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19世紀90年代出版的清朝對外關係史中，把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置於當時清朝戰勝廓爾喀人（Ghurkhas），並與俄國進行了成功邊界談判的強大王朝背景之下。在清王朝所有的文獻記述中，馬戛爾尼使團都被看作一個防務問題，重點放在軍事準備和對英國人在廣東貿易的管理上。
既然清廷把馬戛爾尼使團看作來自英國的軍事威脅，那麼關於「禮爭」的流行觀點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看一看英國當時的文獻。乾隆皇帝似乎十分清楚對外國使節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禮儀，而且也比較靈活，至少他沒有要求他的官員，在長城以外離京城較遠的承德避暑山莊對馬戛爾尼使進行某種非正式的覲見時，推行全套的磕頭禮儀儀式。相比之下，當時的歐洲則正處在一個各國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歷史背景下，而外交禮儀則是關於這些關係該如何變化的談判的核心。
研究近代早期歐洲史的學者指出，儘管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通常被認為是主權國家平等外交開始的標誌，但事實上，主權觀念是逐漸發展起來的，直到18世紀，舊的宮廷等級制度體系依舊存在。就如霍恩（D.B.Horn）在他關於英國外交的傑出研究中所評論的那樣：「18世紀（外交官）重視禮儀的程度對今天的作家來說好像太過分了。」他指出，這一時期的歐洲大國不會接受其他國家駐派大使，除非這個國家的國力地位與其相當。他同時詳細描述了因禮儀和特權問題，不同國家間很難互派大使的事例。其中一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者曾拒絕授予英國國王「陛下」的稱號，因為他只是一個國王（King）而不是皇帝（Emperor）。這使得當時的英國很難派遣大使到維也納。「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更是加劇了這種問題，因為它們所創建的強大新國家是共和體制，在傳統上屬於宮廷等級中最低等級的實體。「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也使「平等」的啟蒙思想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在此之前，這一思想主要是針對個人，現在則開始從個人延伸到國家。然而，即使是在18世紀90年代，這種思想依然備受爭議。在馬戛爾尼使團回國後，托馬斯·詹姆斯·馬蒂亞斯（Thomas James Mathias）就發表了一首詩，他聲稱這首詩是《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中一段話的翻譯，乾隆皇帝在詩中譴責了法國革命的領袖：
馬蒂亞斯（Mathias）是英國女王的一名內侍成員，也是一位諷刺作家。他對當時文學名人以及法國思想界的匿名攻擊廣受保守派的歡迎。正如詩歌中所暗示的那樣，平等還遠未被普遍接受，即便只是作為一種理想，也遠未被接受。直到1816年的「維也納會議」，國家間平等的禮儀才被接受。即便如此，這一理想，也如同中國朝貢制度的理想一樣，並未被付諸實踐。在等級外交仍然是歐洲公認的外交關係的背景下，英國在使團離開倫敦之前，就已經開始關注中國皇帝覲見英王使團的禮儀問題，這也就不足為奇了。馬戛爾尼在寫給鄧達斯（Dundas）的信中，已經預想到了即將可能遇到「跪拜、俯伏和其他無聊的東方儀式」的問題，並表示他會靈活地處理這些事情。在詹姆士·吉爾雷（James Gillray）的著名漫畫《外交官及其隨從在北京朝廷的接見》（The Reception of the Diplomatique and His Suite at the Court of Pekin）中，英國人在一個斜躺着的東方君主面前俯首貼地，其經常被用來說明磕頭對中國接見馬戛爾尼使團的重要性。然而事實上，這幅畫早在使團離開倫敦之前就已經發表了。這幅畫代表的不是中國對禮儀的關注，而是英國民眾對英國外交官身體姿勢的關注，而且成為判斷使團是否成功的一個核心標準。馬戛爾尼在日記中經常提到禮儀，特別是磕頭問題，這表達了他的焦慮，也顯然是為了記錄他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是多麼的謹慎。馬戛爾尼使團的約翰·巴羅（John Barrow）寫了一本頗有影響的關於使團的書，書中強調馬戛爾尼曾拒絕磕頭，聲稱事實上是中國人在禮儀問題上過於呆板。對此，勞倫斯·威廉姆斯（Laurence Williams）則認為巴羅的表述恰恰反映了當時英國諷刺作品對後來者對使團描述的影響，他們以期通過辯護性的描述來顛覆諷刺批評。
這種對禮儀的關注繼續出現在19世紀關於馬戛爾尼使團的英文著作中，因為外交禮儀仍然是當時在華歐洲強權所關注的問題。西方人很重視他們與中國外交時的禮儀形式，他們的外交官拒絕按清朝的禮儀行事，稱他們不是朝貢國的代表。清廷這邊則是在———或完全拒絕接見，除非使團成員接受磕頭儀式———或採用一種避免正式接見的替代性儀式———之間搖擺。1816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伯爵（Lord Amherst）率使團訪華，清廷當時是拒絕接見，除非使團成員接受磕頭儀式；可是清末也有幾次朝廷採用了一種避免正式接待———英國人因此也不用磕頭的———非正式儀式方式接見英國使者。在英國，禮儀問題的政治重要性持續發酵，這也體現在詹姆斯·布羅姆利·伊姆斯（James Bromley Eames）1909年出版的有影響的通史著作《英國人在中國》（The English in China）中；這本書批評馬戛爾尼在磕頭問題上的隨意性，並在作者的序言中，將此書獻給八國聯軍的一位英國軍官。美國人威廉·伍德維爾·洛克希爾（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97年在新創刊的《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磕頭的文章《出使中國的外交使團：磕頭問題》，1900年他被任命為「改革清朝外交禮儀執行委員會」的美國全權代表。可以說，一直到辛亥革命，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的禮儀問題一直都是西方關注的焦點，而中國文獻強調的則是英國人的威脅以及為應對這種威脅而採取的軍事措施。當時，《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並不廣為人知。敕書的英譯本早被遺忘在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里，就連孜孜不倦的荷西亞·鮑羅·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1910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也沒有提到這道敕書。敕書的原件可以在關於粵海關防務的文件中找到，但直到1884年《東華續錄》成書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1896年，愛德華·哈珀·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將從《東華續錄》中摘取的乾隆敕書翻譯成英文。當時帕克的興趣是想利用這些新史料，研究18世紀90年代的廓爾喀戰爭，儘管他在倫敦的一本雜誌上發表了乾隆敕書的譯文，但並沒有引起了任何特別的反響。
導致《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名聲大噪的是清王朝1911年的滅亡和民族主義的興起。1914年，兩位居華英國作家把乾隆敕書的英譯本收錄進了他們編寫的清朝野史。正是從這本英文著作中，中國學者摘選出了《乾隆皇帝諭英王敕書》。對他們來說乾隆在敕書中的愚昧和自滿正好應和了民國革命。乾隆敕書是辛亥革命前後清史研究中廣泛出現和流行的著名文獻之一。另一個是《揚州十日記》，這本書繪聲繪色地描述了17世紀清軍征服時的殘暴行徑，也被翻譯成了不同的語言出版發行。事實是，歷史學者通過同樣程序所得到的清史檔案文獻使革命的解釋尤為有效和持久。
對於英國的作者們來說，馬戛爾尼使團的失敗賦予了英國強權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出於這種目的，馬戛爾尼提出的要求被概括為外交關係和自由貿易（而不是減免稅收和索要領土基地）。馬士（Morse）稱之：「英國1793年提出的適度貿易權利法案，在1842年通過武力得到了實現。」英國作家們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為始點講述中英關係，通過講述英國曾兩次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實現國家間的正當平等關係，但卻都不幸失敗的故事，進而論證英國對中國使用武力的正當性，而在寫作中則避而不談使團的那些實質性要求。這樣做所產生的一個效應，就是使當年清朝看起來更像是在對文化衝突進行反應。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埃德蒙·貝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和約翰·奧威·珀西·布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就出版了一部關於清朝歷史的著作，書中收錄了《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的完整翻譯。這是一本詼諧有趣的暢銷書。該書把乾隆敕書呈現給公眾，而一些人便將這道敕書作為中國人傲慢的罪證，進而為英國侵略中國辯護。然而，布蘭德和貝克豪斯爵士自己則是傾向於浪漫保守主義，他們把乾隆敕書視為乾隆皇帝偉大的證據，使之與中國後來的衰落形成鮮明對照：「自它的統治者把自己描繪為『天朝撫有四海』以來，這個偉大天朝帝國的衰落和受辱的過程是多麼迅速和徹底啊。」此後，《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很快便被西方讀者所熟知。出於對西方自身文化優越性的自信，西方人對乾隆敕書中的言辭常常報以譏笑。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在中國做過巡迴演講，他讀過布蘭德和貝克豪斯（Bland and Backhouse）的著作，並在他自己1922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問題》中，從乾隆敕書中摘錄了一段很長的話，然後評論說：「除非敕書中的那種荒謬不再出現，否則沒人能理解中國。」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也在20世紀30年代引用了乾隆敕書，他認為「治療這種精神錯亂的最好方法就是嘲笑」（儘管他認為當時西方存在着與他完全相似的態度）。湯因比和布蘭德（Bland）一樣，從中國18世紀的傲慢和當代的衰弱的對比中，看到了辛辣的嘲諷。讀者和作者們在對乾隆敕書的譏諷中不謀而合，而一些作者更是試圖從乾隆敕書的語言中，找尋出中國一些現實問題的根源，這無疑是導致敕書中那段引文在西方文獻中經久不衰的部分原因。而此前，表達最多的觀點則是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統治下的領土廣袤和強盛。布蘭德和貝克豪斯的著作同樣還迎合了許多中國精英摻和着保守主義、民族自豪感和共和主義的複雜情緒，以致布蘭德和貝克豪斯的著作在出版後的一年內便被譯成中文。把清朝墮落腐敗的故事與構成中國新政治權威的中國西化精英對清朝的批判相結合，這本書的中譯本一經出版便轟動一時，在1915—1931年間四次再版。然而，對劉半農這個中國讀者來說，乾隆皇帝的宏大言論則並沒有什麼可嘲笑的地方，這些言辭符合中國傳統，且皆出自人們所熟知的經典來源，也符合中國的外交慣例，這道敕書只不過是被納入了書中對過去清朝的浪漫和悲劇的一般文字描述中。受到布蘭德和貝克豪斯的著作的啟發，劉半農決定對當時剛剛出版的馬戛爾尼日記進行翻譯。序言中，劉半農筆下的馬戛爾尼和乾隆皇帝在談判中都表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靈活性，是中國未來處理對外關係的典範。然而，劉半農這個關於馬戛爾尼使團的新鮮觀點雖然受到歡迎，但卻被認為不具有學術性。把布蘭德和貝克豪斯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譯者們覺得他們有責任指出，劉的觀點是多麼不可靠，因為劉半農是小說家，而不是歷史學家。
正是通過這些文字流行，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英文文獻引起了中國歷史學家和檔案學家的注意。1924年，清朝殘餘勢力被逐出紫禁城，故宮博物院成立。隨後，原來由國務院接手的軍機處檔案被轉移到了故宮博物院。同時，故宮博物院也接手了故宮裡尚存的案宗，包括各省官員的奏摺原件。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馬戛爾尼使團事件的流行看法，不過是過去重塑清朝歷史這一宏大工程中的一部分而已，而這項工程是建立在如何獲取和編纂檔案的基礎上，只是對清史檔案內容的重新塑造被掩蓋在了奮力搶救和整理歷史資料的故事下面。
清朝滅亡之前，由於維護不善和為了節省空間，加上兩次外國軍隊的破壞，許多文件已經丟失。後來，在辛亥革命後上台的民國政府又銷毀了一部分民國官員認為無用的檔案。對一些文獻不予保留的決定，雖然會使歷史學家感到沮喪，但卻是國家檔案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到了20世紀20年代，除了政治轉型之外，蘭克史學方法（Rankean historiography）也影響到了在海外學習的中國人。他們開始把檔案研究作為一種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與當初清朝考據學的傳統相吻合。因此，當學者們在北京的市場上發現了一袋袋清代檔案文件被作為廢紙出售時，他們在報刊上報道了這個糟糕的事情，從而使得這批檔案再次獲得了學術（以及金錢）上的重視。
然而，搶救清史檔案不過是一個擁有着強烈政治動機的更大工程的一部分，目的是利用這些檔案尋找中國近代史的真相。換言之，也就是製造出一個批判清王朝的新歷史。兩名資深學者、歷史學家陳垣和沈兼士，被指派負責故宮博物院的檔案部門。沈兼士是一位知名學者，至今因他作為一位檔案學家的工作而聞名。兩人邀請了曾在清朝和民國政府任職的許寶蘅管理檔案。這些人都經歷了辛亥革命，而且都是民國政府的成員。陳垣是中國同盟會的成員，辛亥革命後進入國民議會，並在北京政府擔任了一系列的政府職務。他還是早期外國人居華歷史研究的傑出專家，並受聘於北京大學漢學研究所。此外，他還是沈兼士領導下的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歷史與文學研究所的成員。許寶蘅是個官員，他和陳垣在同一個社會圈子裡活動，都是「思誤社」的成員。這個社團一個月見兩次面，編輯文字和討論學術。這個社團的另一個成員是歷史學家孟森，他因研究雍正皇帝如何通過陰謀手段登基———這個清王朝最大醜聞之一———而出名。單士元，作為許寶蘅的助手，摘選並轉錄了許多文獻，他是孟森的學生。這些新檔案學家的個人背景和他們所在的圈子，幾乎無可避免地會使他們青睞於那些有助於對清朝歷史進行修正的歷史文獻。
許寶蘅於1927年12月首次到訪檔案館。同其他到訪檔案館的人一樣，許也是懷着一個發現機密的念頭。他發現了一個盒子，上面寫着「雍正某年奉上諭，非聖御前不得開看，違者即行正法」。許寶蘅隨後打開了這個盒子，發現盒子裡裝有許多一個個的小文件包，是關於控告中國文人反滿文字的案子。他當時就決定從這些檔案中選取資料發表。幾天後，他又發現了康熙皇帝離京出行時，寫給一位在京太監的一批上諭。這些上諭「就像普通人家的家庭書信」，這讓許寶蘅異常興奮。他決定將這批上諭放在他著作新卷的開頭。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在陳垣和沈兼士的指導下，許寶蘅與助手們一起編纂了《掌故叢編》的第一卷。該卷收錄了有關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47份文獻，直到20世紀90年代《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的出版，這些文獻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的主要中文資料來源。約翰·朗切洛·克蘭默·拜格（John Launcelot Cranmer Byng）將其中一部分文件譯成英文，並以《1793年馬戛爾尼勳爵使團出使北京的中國官方文獻》的標題出版。克蘭默·拜格認為這些文獻是關於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非常完整的記錄」，但事實上它們只是檔案館裡600多份有關文件中的一小部分，選擇這些文獻受到了檔案原來的結構、編纂者先入為主的立場，以及當時政治背景的影響。與其他政治轉型期的檔案工作者相似，陳垣和沈兼士也面臨着同樣的境遇，即最初創建檔案館的官僚機構反而導致了他們在檔案資料整理上的困境。他們啟用許寶蘅是因為他曾在內閣和軍機處工作，希望他的內部知識能使他對檔案的結構有更好的理解。然而，浩瀚的檔案資料和許寶蘅有限的經驗限制了他們。許多對馬戛爾尼使團做出軍事反應的文獻都存於宮中檔案，包括乾隆皇帝硃批的密折。然而，宮中檔案都沒有被公開過，因為這些防務問題既重要而又機密，並不像禮儀和儀式問題那樣，是可以公開展示給人看的清朝外交的一部分。軍機處是晚清最有權力的國家機構，許寶蘅曾在那裡工作。他認為軍機處的檔案非常重要，而且已經移交給民國政府。所以，最先解密的是軍機處檔案，而不是宮中檔案里的硃批奏摺。
選擇什麼文獻出版，同樣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從基本層面上來講，編者們對清朝歷史的總體觀點都受到那一代人民族主義反滿思想的影響。當時選錄和編釋檔案的大部分實際工作是由研究生承擔的。指導這些研究生的沈兼士曾直白地寫到，像有關明朝滅亡和文字獄案等的文獻十分重要，其他文獻可作為資料統計之用。另外一個更直接的政治背景是：1928年初，當《掌故叢編》的第一卷正在編纂時，蔣介石的國民軍隊正在北伐，這給故宮博物院帶來了一個危險的局面。一方面，北洋政府中的保守派對把皇帝趕出故宮，並把故宮作為博物院深感不滿：孫中山的支持者，廣東人陳垣，就在北洋政府對國民黨主要支持者的鎮壓中遭到逮捕；另一方面，博物館也受到國民黨內部激進分子的威脅。北伐中，國民黨又通過了要將整個宮殿及宮內物品作為叛逆者資產予以出售的議案。在這種情況下，《掌故叢編》的編者們無可避免地要考慮，如何能使他們的工作更容易為新政府所接受。這個新政府不僅視自己為孫中山的接班人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而且視自己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正在着手從英國人手中拿回租界。
《掌故叢編》的第一卷就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誕生的。對文獻的選擇集合了編纂者的革命民族主義和國民黨處理清朝歷史時對反帝的強調。第一卷以康熙皇帝的照片和那些曾讓許寶蘅興奮的康熙離京出行時寫給駐京太監的上諭開頭，這樣會給讀者一種感覺，就是這些檔案資料可以揭下清廷的面具，從內部窺探其真實的面目。照片和硃諭的後面是關於馬戛爾尼使團的相關資料，其餘的是與漢民族主義反滿案件有關的皇帝敕諭（關於17世紀要求漢人蓄辮的有關敕令）和與中國邊界防衛有關的文件（裡面一位著名的漢族將領年羹堯在西藏作戰，但卻在雍正皇帝登基後的權力鬥爭中被處死），還有關於清朝對中國人思想和文化進行控制，實行「文字獄」的文獻。雖然該卷並不是國家指導下的宣傳冊，但卻是編纂者們的立場和當時環境推動下的產物。這些文獻原本來自清朝的自身記錄，文獻本身對清朝並沒有明確的敵意，但當把這些文獻集合在一起時，就對當時的反清輿論做出了貢獻。《掌故叢編》和當時其他檔案資料匯編對這些主題的突出，在接下來的數年裡，深深影響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
編者們在選擇與馬戛爾尼使團有關的檔案資料時有着同樣的考慮。許寶蘅在他簡短介紹的一段文字中解釋說，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是中國國際關係的開端，而他的目的是提供《東華續錄》中所沒有的新史料。檔案文件以百靈（Francis Baring）宣布大使館成立開始，以馬戛爾尼使團離開北京結束，大量文件涵蓋的是使團向北京趕路和後來在承德接受覲見的這段時間；其效果是突出對禮品和禮儀進行討論的這個時間段，從而漏掉所有與軍事反應有關的檔案文獻，並通過《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將這種敘事效果推向高潮。這種效果部分是因為利用了軍機處檔案，這些檔案涉及的是從天津到北京的行程，還有使團在北京和承德的住所安排，而皇帝與松筠、長麟，以及各省負責沿海防務官員之間的公文往來，則大部分保存在宮中。儘管《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
另外，許寶蘅還從八篇有關磕頭禮儀的文獻中選出三篇予以出版。這種突出磕頭問題的做法，顯然受到了英國學術長期以來強調禮儀和儀式的直接影響，而實際上磕頭問題在整個檔案資料中的地位並沒有那麼重要。許寶蘅的日記記錄，他為了得到巴林信件的譯文，而拜訪過曾在英國受過教育的馬來西亞華人辜鴻銘。或許是在辜鴻銘的建議下，許寶蘅隨後購買了中譯本的《馬戛爾尼日記》和日本人稻葉君山（Inaba Kunzan）著的《清朝全史》（1914）。《馬戛爾尼日記》裡面多次提到禮儀問題，而稻葉君山的著作則是把使團放到平等外交禮儀爭論的框架下進行敘述，最後以《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結尾。
總體來說，《掌故叢編》里那些經過挑選的檔案文獻製造出了一種效果，那就是清王朝被描繪成了一個面對正在崛起的西方力量，既無知又被動的王朝。清朝官員一方面對禮儀細節表現出過度的關注；另一方面又對他們所面臨的軍事威脅毫無覺察。這裡的一個爭論是，導致19世紀清朝軍事力量弱小的原因是什麼？這一爭論符合20世紀初對儒家文化的批判，其與五四運動相關，而且也符合那種用文化差異來解釋近代中西雙方力量懸殊的更廣泛的興趣。雙方都呼籲進一步西化，而陳垣等學者對漢化的歷史研究，則是這場辯論的政治共鳴部分。上述批判的某些方面至今令很多學者信服；就像很多檔案匯編在編纂時有意排除某些檔案一樣，《掌故叢編》的問題是，其在編攥過程中所受到的各種歷史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並沒有在最後的出版中體現出來。幾句介紹之後，《掌故叢編》並沒有對其所剔除的檔案文獻數目做任何提示，致使讀者以為他們是沉浸在並未被修飾過的18世紀的清朝官員的原始聲音中。和乾隆令各省官員做出軍事反應的敕諭都在軍機處檔案里，且兩個文件在當時也都已出版，但許寶蘅的選擇是以《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結尾，而不是以隨後幾天皇帝令各省官員做出軍事反應的敕諭結尾。
《掌故叢編》中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清史檔案資料又是通過費正清傳到西方的。費正清強調中國檔案資料的使用，並把這種研究風格傳給了他的研究生，而這些研究生後來又成為美國主導中國研究的學者。費正清把馬戛爾尼使團，尤其是《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作為西方平等外交關係與中國所持世界統治觀之間的衝突的象徵，並認為這種衝突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背後推動力。通過利用當時正在出版的檔案資料，他似乎是用清朝官員的真實想法來論證他的觀點。然而，他接觸到的那些檔案資料實際上是中國史料編纂者挑選出來的史料，其結果自然是誤導性的。
費正清師從英國傑出檔案研究專家馬士，但卻決定從事中國的檔案研究。1935年，他前往北京收集資料。作為一名中文水平有限，且在中國缺少關係的美國研究生，他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到故宮博物院掌管檔案的資深學者。費正清通過蔣廷黻，接觸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檔案資料。蔣廷黻比費正清年長几歲，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他關於英國工黨外交政策的博士論文。當時，蔣廷黻是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政治上也很活躍，是國民黨新政府中的一員。20世紀50年代，蔣廷黻曾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這或許也是他最為人知的角色。那時，他剛完成了一部頗具影響的檔案匯編著作《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1932-1934》。
在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析中，蔣廷黻把他那一代人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沉迷，與英語著作所宣稱的歐洲國家是在追求國家間平等的理想結合起來。他指出，中國與北方外族的關係早已有之，但那不是邦交關係。然而，他也對歐洲國家處理外交關係的動機是追求國家間平等的觀點持懷疑態度。他在1938年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調查文章中不無諷刺地寫道：「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充滿憂患地寫道，只有一個重要問題：「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
費正清直接參與了蔣廷黻朝貢體制思想的構建，他與鄧嗣禹（S.Y.Teng）在1939年至1941年間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清史檔案的文章。鄧嗣禹對《大清會典》這部涵蓋從外交實踐中總結外交理念和外交禮儀等多個主題的著作進行了詳盡研究。以鄧嗣禹的研究為依託，費正清和鄧嗣禹提出，朝貢體系主要是解決貿易問題，在這個體系中禮儀比實力更為重要。與蔣廷黻不同，他們對西方國家追求國家間平等外交這一觀點頗為認同，認為這是西方的一個文化特徵。然而同蔣廷黻一樣，費正清也是在利用這些話題，來闡述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這一問題。幾年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不久，費正清爭辯道：「中國似乎比其他任何成熟的非西方國家，更不能適應現代的生活環境。」費正清認為現代生活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包括民族主義、工業化、科學方法、法治、企業家精神和發明創造；但他本人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國的外交關係問題上，並將這個問題置於朝貢體系的框架內進行研究。
這些關於中國外交關係的觀點，因費正清和鄧嗣禹1954年出版的教科書著作《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的巨大成功而在英語讀者中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這是一本編輯的資料書，它把一些「經過挑選和為了最大可能意義而濃縮了」的資料與具有很強隱意的文字敘述相結合。書的大綱最初由鄧嗣禹按照中國革命史著作的一般框架而作，以清初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開始，以中共革命的勝利結束。但是，這一計劃後來被費正清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問題與背景」作為該書的第一部分。然而，困擾着蔣廷黻和費正清那一代人的那個問題依然存在，那就是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費正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重新闡述，以便可以將共產黨如何獲得政權這一部分也包括進去。
費正清在傳統朝貢體系向現代國際關係體系過渡的框架內回答這個問題，把過渡過程中產生的緊張局勢作為引起其他變化的推動力量。第一章以《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結尾，但敕書被嚴重刪減，裡面有關英使團主要要求的所有文字都被刪除，「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則成為敕書的最後一句話。然後，費正清加了一段自己的話，使效果更加突出。他說：「按照這種說法，那些即將攻破城門、摧毀中央帝國古老優越感的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仍舊被視作文明範圍之外未被教化的夷人。」鄧嗣禹原本打算把乾隆敕書和《掌故叢編》中關於馬戛爾尼使團的幾個其他文獻一同放進書中出版，但費正清將這些資料縮減為了只有一道敕書，並把這道敕書作為一個最著名的例子，用以說明清廷曾要把西方國家納入它「傳統且不合時宜的朝貢框架」里。
《中國對西方的反應》這本書開始編纂時，冷戰剛剛開始，該書闡述了一個重要政治問題。正如費正清所說，中國共產主義力量的崛起是「美國整個亞洲外交政策史上」最可怕的一件事，因此「每一個聰明的美國人都必須要努力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然後，他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要了解歷史。費正清在該書的簡介中寫道，如果我們不了解中國的現代史，那麼「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是盲目的，我們自己的主觀設想就將有可能把我們引向災難」。在對清朝因其官員不了解外國文化而滅亡的描寫中，費正清也是在提醒美國，如果美國人不致力於了解中國，那麼有些事情也會發生。正如一位評論家寫道：「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因為他們領導人不願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實而受苦的民族。但毫無疑問，他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我們都應該從中得到警示。」所以，這本書既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也是對加強這一領域研究的呼籲，這一觀點在隨後幾十年中得到了很多大學老師的認同。
《中國對西方的反應》這本書後來成了美英幾代人的本科生教材，不僅現在仍在使用，而且繼續影響着未來的資料編纂。用《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作為美國制定對華外交政策辯護的依據，其作用就像是何偉亞所指出的：用這道敕書來代表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文化主義、孤立主義和自給自足。整個冷戰時期，整整一代人的教科書都在用乾隆敕書中的那段引文來說明傳統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隔絕（這種說法並不令筆者信服，因為當初正是大量的貿易促使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從這裡，《乾隆諭喬治三世敕書》又被引用到了世界史的教科書中和過去二十年的國際關係教科書中，用以幫助讀者理解當前中國對東南亞的態度。只是在這裡，上述引言第一次不再被當作笑話提起：中國的崛起意味着國際關係學者將準備按照自己的方式看待乾隆皇帝的陳述。新一代學者旨在用馬戛爾尼使團事件，挑戰國際關係學界中許多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研究，他們指出一直到不久前的現代之前，經常是非西方國家在制定外交關係準則，對這樣研究很難不予以同情。然而，這樣的做法又使他們極容易回到關於國際關係中歐洲平等主義、中國等級制主義的視角中。這種視角產生於向歐洲國家間平等禮儀關係轉型中的緊張局勢，它被中國的學者們寫進中國歷史，用以指責被他們推翻的清王朝分不清禮儀和現實孰輕孰重。
那麼我們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被如何解讀的整個故事中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歷史學家們所熟知的警示故事：解讀檔案文件時的歷史背景很重要，孤立引用某一段話則會產生潛在的誤導；然更進一步，我們還需注意的是，檔案被如何提供給歷史學者，將影響到歷史學者如何使用這些檔案。在一個檔案資料大量電子數據化的時代，一個關於檔案資料出版的故事似乎顯得無關緊要；然而，在一個規模巨大的數據化的檔案資料中，當某些檔案被選擇，某些檔案被排除，而使用者卻並不知情時，這意味着當研究者為了尋找某些特定詞彙而閱讀時，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嚴重。
當我們開始考察檔案資料匯編中的檔案漏編問題時，我們看到當乾隆皇帝在清朝特定的世界統治觀的正式框架下回復英王信的同時，他也在採取行動以應對馬戛爾尼使團的軍事威脅，同時避免潛在的經濟損失。他正確地感覺到，用含糊的語言許諾將來的貿易談判來安撫馬戛爾尼，可以避免眼前的麻煩，但他始終保持着高度警惕。儘管清廷對英國海外擴張細節的了解極其有限，但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們顯然是聰明能幹的政治家。除了閱讀有關使團的直接資料，我們還應該記住我們今天用來詮釋清史的框架是在20世紀初形成的，反映着當時的關注點，而這個框架造就了這些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檔案。關於這些框架是否反映中國或西方關於中國歷史的看法，至今仍有很大爭議。
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英語寫作學者和漢語寫作學者之間曾有很多交流。我們需要了解的一個更為重要問題是，20世紀初的政治背景推出了那個時代的特殊問題。「中國人能現代化嗎？」是當時中西方學者研究的核心問題，而《乾隆皇帝諭英王喬治三世敕書》則被用來提出中國「是否可以接受平等外交關係、科學和工業化這個問題」。今天看來，這樣的問題顯然已經過時，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實力正在推動新一輪的清史重寫。
—End—
本文原載於《全球史評論》（第二十輯，張麗、楊陽 譯），注釋從略，來源於「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中心」。特別推薦購買作者相關著作閱讀。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帝國末日：中西碰撞與乾隆時代以來的制度慣性｜阿蘭·佩雷菲特沈艾娣 趙世瑜 | 飄蕩在故鄉的異鄉人——記一位華北鄉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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