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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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賈陽

編輯|王曉玲

「你有沒有看過《冰雪奇緣》？姐姐艾莎天生擁有製造冰雪的能力。當她這種能力被約束，被關在宮殿裡，她被稱為魔女。後來跑到山裡，沒有那種管束，她用自己的能力造了一幢美侖美奐的冰雪宮殿。」

蔡朝陽幾年前帶兒子看完這部電影後，「淚流滿面」。這讓他再次感悟到，這就是家庭教育最核心的東西，給予孩子信任和自由，ta 就能運用自己的能力去製造一個「冰雪世界」；當你不信任自己的孩子，ta 就會變成女巫。

蔡朝陽當了20年的中學語文老師，寫了不少教育方面的書籍，在和家長接觸的過程中，「我們對孩子的教育為什麼不能更科學」總是以不同形式拋到他面前。

每一個童話，都有其隱喻。就像青蛙王子，在心理學家看來，把王子變成青蛙的就是他自己的父母。

親子關係是每一代父母的考題，在每一個社會階段有一種變體。這一代父母的重大考題之一，就是孩子與互聯網的關係。

過去一年，針對未成年人教育的政策和法律有了巨大的變動，包括新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實施，把互聯網產品「青少年模式」提升到強制性義務的層面，雙減廣泛推行等等。

各家互聯網公司都積極應考。不過，在一些教育專家看來，父母不能簡單地把青少年模式當成互聯網與青少年關係的唯一答案。

你可以選擇讓孩子完全脫網，不過要知道代價是什麼。孩子沉迷其中，家長要知道背後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又到一年六一兒童節，是時候反思，我們的學校、家庭、社會對孩子們的呵護和培育夠不夠科學，有沒有考慮到孩子的聲音和訴求，在社會教育資源的重構過程中要怎麼建立新的秩序。

兩年前，全家移民到洛杉磯後，羅婭發現了世界互聯網滲透水平的參差。

在中國，不帶手機出門極不方便（就算不考慮健康碼因素）。在美國，當然也不方便，但大致還能應付。羅婭有兩個兒子，她決定不讓他們帶手機出門。

而在國內時，孩子每天上學都必須帶着手機，路上要坐公交，下車後騎共享單車。到校門口買早點。都要用手機。當然按學校要求，到校後要把手機交給老師。

客觀上，中國家長顯然更難以控制未成年人的手機使用。中國的移動互聯網早就成為各行各業的生產工具與普通用戶衣食住行的基礎設施。

數據顯示，未成年人已成為網民重要群體，截至 2020 年 12 月，年齡在 10 到 19 歲之間的青少年網民達到 1.34億。網民低齡化，是一個無法逆轉的趨勢和事實。

徐智明畢業於北大，在圖書業摸爬滾打 20 多年，也是一位育兒專家。「大兒子初二的時候我去參加家長會，親耳聽見一位同學的媽媽說自己的孩子還不會用電腦。」他說，「我現在每周有兩次視頻號直播，經常勸家長要儘早給孩子配備電腦和使用互聯網產品，不會用互聯網產品，其實是缺失了一個特別重要的能力。」

在兩個兒子 4 歲時，每天都有無數個「為什麼」，徐智明就讓他們接觸電腦，從搜索引擎開始使用互聯網。

通過各種互聯網渠道獲取信息，已經成為這一代青少年的基本技能。「我們的十歲和他們的十歲，信息量知識量都完全不一樣。Z 世代對知識的理解跟我們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知識本身都不重要了，因為通過互聯網隨時可以獲取。」蔡朝陽說。

社交則另一個無法忽視的需求。近期，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未成年人線上社交產品的使用及其權益保護」課題組以微信為例，面向小學四年級到高三的未成人做了一個調研，結果顯示，在幾千個樣本中，只有約三成未成年人沒有微信號。沒有自己的社交賬號，無論是獲取信息還是與同學朋友溝通，都會極為不便。

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ean Twenge 的一項研究發現，2010 年之後，美國青少年與朋友見面的時間極少，更多是在線上交流。與此同時，青少年的孤獨感日漸加深。2017 年，12 年級的學生中有 39% 的人表示經常感到孤獨，高於 2012 年的 26%。

不止是孩子們，近兩年所有人線下見面的機會都減少了很多，會使用一些社群工具，有時甚至成了一項生存技能。人們很多時候只能靠刷朋友圈來獲取朋友的信息，互相點讚留言，確認自己還處於一個親友結成的社交關係網中。獨自在家上網課的孩子，當然也有這個需求。

正如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焦慮的父母很難真正把孩子和互聯網分開。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麼 2022 年了，還是有人害怕孩子使用互聯網。

許多家長把孩子學習成績下降和互聯網直接聯繫起來。一位住三線城市的媽媽說，上高中的女兒學習成績一直不錯，但是自從上網課後，突然下滑到班級倒數。她想辦法看了女兒屏蔽了她發的朋友圈，發現裡面轉的都是一位流量明星的內容。

母子關係變得一下子緊張起來。她打算網課結束後，就收回她的手機。

蔡朝陽認為這個年紀的女孩崇拜明星很正常。他建議，父母要儘量跟孩子多一些共同語言，共同去做一些彼此都有興趣的事，「這就是親子之間的連接，是很重要的。」

在過去幾年，我曾和多位飯圈女孩交流，她們說自己追星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孤獨。「在一個粉絲群里，大家一起反黑做數據，讓我覺得自己是在參與一項集體行動，孤獨感緩解了。」

認為孩子在網絡上浪費了太多時間的父母，實際上更應該反思自己的親子關係和給孩子提供的家庭環境。

以微信為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發現，家庭的生活環境、家長的教育方式等對未成年人使用微信的行為有密切關聯。例如，生活中「經常有」大人不尊重我、家人各自上網不交流、因為上網與父母吵架的情形，孩子每天使用微信很多次的比例更高，與「幾乎沒有」不尊重孩子情況的家庭相比，每天用微信好多次的比例相差約 11 個百分點。

課題組分析，家庭中缺乏民主、尊重、寬鬆的生活氛圍，未成年人刷視頻的內容也會有較大差異。家長如果希望孩子多看正能量的內容，激發他們上進的、學習的興趣愛好，平時要在生活中多給孩子一些尊重和自由，多關注孩子的心理狀態，孩子在自主選擇視頻時反而更易選擇正向的內容。

有些家長試圖用魔法打敗魔法，通過對互聯網主動的應用，讓它帶來的「好」遠大於「壞」。實際上，青少年參與社會實踐的渠道很少，互聯網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徐智明認為，互聯網的美好在於帶來了信息平等，它給孩子提供的最重要價值是好奇心和獲取知識的能力。他的兩個兒子在小學就通過自己摸索學會電腦排版、PPT 製作、思維導圖製作和視頻剪輯，來完成小作業。後來一些互聯網時代的生活知識和技能，反而是孩子教給他的。大兒子上初二時，兩個小傢伙自己買來各種配件，組裝了一台電腦，「這就是非常強的信息搜尋和信息識別能力」。

今年 9 歲的君霖，從三歲開始學畫畫，通過父母的幫助，她很早就開始運營「君霖塗畫錄」公眾號、視頻號。她每個周末都會去公園「為陌生人畫像」，至今已經為 8000 多人畫過肖像，其中很大部分人沒有留下聯繫方式。但這些陌生人會通過君霖塗畫錄公眾號關注君霖的動態、給她留言互動，重新建立起社交聯繫。

這些項目雖然看起來並不大，但是正如蔡朝陽所說，通過親子協作共同完成的過程，本身就成為親子之間的情感連接。此外，藉助互聯網工具，也讓孩子與社會有了一定可控接觸，而不是從小生活在無菌環境中。

日本著名的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有一句話，孩子們總是在大人看不見的地方，「以孩子的方式」干着壞事長大的。

研究教育學多年，蔡朝陽非常贊成這一觀點。「每個人成長過程中，心靈慢慢強健，對社會有各種各樣探索的衝動，往往會和社會既定的價值規範發生一定的衝撞，基於自由意志作出選擇和嘗試，才能形成自己的感受和體驗，構建出『我』。」

站在更加中性的立場來看，這種衝撞就是創造力。

蔡朝陽將自己的教育理念認真貫徹到了兒子身上，他並不反對兒子打遊戲。在這位魔獸世界老玩家看來，很多由遊戲、短視頻引發的衝突，是家庭、學校矛盾的替罪羊和出口，把罪名怪到某一個具體的事物上面，貌似問題解決了，但它的後果是掩蓋了我們本來應該看到的本質問題，是一種非常短視的行為。

「人為設立禁區，第一不可能，第二越少接觸細菌的孩子越容易變成過敏體質。互聯網也是一樣的。」

互聯網時代的父母角色應該是什麼？徐智明認為是「管理者」，「這種管理需要建立在邊界感之上，一定程度上的放權能夠讓孩子更好地探索自我。」他讓兒子在4歲就開始用電腦，但是「不太建議小孩子太早用手機和 pad，電腦天然是工作和學習的狀態。電腦是主動搜索的邏輯，跟手機的推送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徐智明則跟孩子定下約定，「不能傷害自己、不能影響他人、不能危害社會」是最基本的約束，除此之外都由孩子做主。在這種相處模式下，徐智明發現，兩個兒子並沒有出現讓家長頭疼的「叛逆期」。

「我查了西方很多心理學著作，沒有查到叛逆期這個詞。青春期是中性描述；叛逆期是否定描述，就是跟父母意見不一致。有非常多父母希望孩子聽話，按照自己的規劃、指令、安排來走。」

實際上，整個社會對於青少年上網的保護意識非常強。如今打開各個內容平台，都會強提醒彈出「青少年模式」——14 周歲以下認證用戶基本都被屏蔽了直播、打賞、充值等服務，每天最高使用時長鎖定 40 分鐘。這些平台希望滿足家長和政策的要求來保護未成年，而這種「保護」幾乎都以「限制」的形式出現。

很多時候，家長們對於互聯網的警惕，第一在於擔心有不良內容，第二在於它吞噬掉孩子的時間，成了孩子成材之路日程表之間的縫隙。這種顧慮某種程度上是別無選擇，家長的教育理念和選擇自由被整個社會共識綁住了。

「我們現在對孩子的掌控越來越嚴格了。」蔡朝陽前天晚上 8 點多帶孩子出門散步，經過一所初中，孩子們剛剛放學。「去年以來託管變成了常態，孩子在校時間被無限拉長。本來他們可以自由生長的時間都被管了起來。」

本質上，對於互聯網的態度其實是父母教育理念的投射。成年人世界的內卷早就延伸到了青少年世界。知識改變命運，本來就是幾代人中國人的信仰。經如，從事金融行業的羅婭，是典型的「虎媽」，對於兒子的未來，她的目標是藤校。因此，她在美國也儘量控制兒子的手機和電腦使用時間。而「土豬拱白菜」言論的發源地衡水中學，同樣也是這個信仰的忠實支持者。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加入這種教育內卷。去年，華為內網上名為「社會內卷的真正原因」的文章被廣泛轉載，其中也說到了教育內卷，「僵化的考試制度嚴重限制了學生的自由學習和成長的空間。學生為了考取高分數而被迫在教學大綱範圍內下苦功夫，限制的學生自由的靈性，扼殺了學生的創造力。」

「和我們那個年代不一樣，現在大多數城市孩子，很難有這種『逆天改命』的決心。」當許多家長抱怨上網影響了孩子的學習時，蔡老師認為，問題不是出在互聯網上，而是時代變了。

回望去年，互聯網在未成年人教育、生活中的角色和位置驟然變化，舊的市場秩序、學校家庭社會之間的責任關係被打亂，破與立就在一夕之間。

各大互聯網平台都推出了一個類似防火牆的基本操作積極響應。但這種「青少年模式」不可能一勞永逸，正在監管和用戶需求的推動下，不斷進化迭代。

在蔡朝陽看來， 「青少年」這個概念也是模糊的， 10 歲、12 歲、15 歲是完全不一樣的，半年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個體了。因此他認為，如果互聯網平台一定要做青少年模式，不要一刀切，應該針對不同年齡段做得更精細一點，比如 10-14 歲可以選擇更多一點，而4-6歲可以有所限制。

互聯網平台也在回應這種需求。以微信為例，被吐槽一刀切的青少年模式其實正在精細化，去年 10 月上線了「監護人授權」功能，家長可以遠程授權孩子，以訪問公眾號文章、小程序、鏈接以及延長視頻號使用時間。

按照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理論，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一個核心危機。6-12 歲的學齡孩子，「勝任對自卑」是最主要的矛盾衝突，最主要的任務就建立勤奮能力與融入社交環境，如果能涉獵習得各種知識、技能，會在內心產生很強的「能力感」，這份能力感就會遷移到此後的人生階段。

除了「限制」，互聯網真正大有可為的地方還有「連接」和「建造」，來幫助未成年人建立這種能力感。

去年開始，各個平台把青少年內容池建設當作重中之重，而且思路在逐漸打開。「青少年模式」也慢慢被當作一套全新的產品去思考，如何可持續地為用戶提供優質的體驗。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報告裡還有一項數據，使用視頻號的未成年人中，七成多贊同「看視頻號能緩解壓力」的觀點，占比最高。其次，超過六成贊同「視頻號內容時尚有趣」，「看視頻號能增長知識」的觀點。這說明，未成年人對於互聯網內容服務的需求主要在於減壓、豐富知識、促進交往等方面，內容池建設需要有的放矢。

一些短視頻平台開設了「知識頻道」，在滿足全年齡受眾對知識內容需求的同時，還加碼了面向兒童的正向內容。就連向來佛系的微信也通過「綠苗計劃」，鼓勵更多優質青少年內容創作。

內容池建設是一項事業，它不只是散落的純公益行動，它越來越成為渠道更寬、參與者生態更豐富的正循環業態，可持續的對國家社會未來的「價值投資」。這樣才能聚攏社會上最優秀的頭腦和團隊，為青少年提供有特色、有廣度、有深度的內容體系。

而線上也只是內容一個場景。一些家長還對互聯網公司提出了更多的希冀。

蔡朝陽認為，一些互聯網企業的存在本身，已經給青少年成長提供很多的參考價值了，希望這些企業能夠多辦一些編程公益培訓、創新比賽等，鼓勵青少年對互聯網科技創新的參與，「營造較為多元的評價標尺，不再把考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當成唯一的人生成功標誌。」

徐智明則把目光投向鄉村的未成年。「我做了一輩子出版和書店，大城市的孩子能接觸到優秀書籍的機會優於西部或者鄉村孩子，再加上父母的收入差距，那個鴻溝會更大。」徐智明發現，互聯網產品的使用反而沒有那麼大的城鄉差異，它把信息知識的鴻溝變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