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南風窗
原標題：時薪200，她值
王嬋第一眼見到那位肺癌患者時不由得心一緊，對方陷在輪椅里，戴着口罩和帽子，身上掛着呼吸器。王嬋從家屬那裡得知，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這是個相當年輕的小伙子，不到三十歲，平時不吸煙不喝酒。
因為必須有人貼身陪護，也不能隨便去公共場所，患者家屬請了陪診員王嬋一起去醫院。王嬋先替患者掛好了號，排好隊，把預約、繳費等一系列流程都安置好後，再去酒店接患者與家屬。
做檢查的時候，患者取下口罩，「是真帥啊」，王嬋唏噓不已，「上天作弄人」。
王嬋讓人稱呼自己「小王姐」，做「陪診員」恰好半年。這段時間以來，小王姐遇見過形形色色的患者：絕症晚期的年輕人、瞞着家人去流產的女孩、還有從東北跑來的患者，趁隔離期間，王嬋先代他去問診和預約檢查，等輪候到了再讓患者親自去醫院。
「陪診員」這個職業的誕生與醫院繁瑣的看病流程脫不開關係，從掛號開始，取號、排隊、候診、繳費、檢查、取藥……一系列繁瑣漫長的程序，可能會比看病本身更讓人犯愁。於是，熟悉這些流程的「專業人士」便誕生了。
「陪診」即陪伴就診，陪診員能幫忙處理掛號、排隊、取藥、取片、打印病歷、郵寄藥品、辦理出入院等等雜碎事項。
越是在大城市，獨自看病的患者就越多。除了老年患者，大量異鄉漂泊的獨居青年也有陪診的需求，他們看病的事情通常瞞着家人，也不想麻煩朋友。這些龐大的需求，催生出了陪診員這個新興群體。
7月初的廣州，一場颱風過後的清晨，早上8點，南風窗記者與王嬋一同準時走進廣東省中醫院外科。這時，距離客戶掛號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王嬋領着記者輕車熟路地註冊入院登記碼、出示健康碼，入院後，她又熟練地找到科室，並開始等候。
今天的任務不難，只是受客戶之託，幫家裡的老人開具某樣針對特定疾病的藥物，因為只有特定的醫院和醫生才能開到，而患者一家不在本市，於是他們找到了陪診員王嬋，後者可以幫助患者節省下這些成本。
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後，王嬋終於坐到醫生面前，旋即卻被告知掛錯了醫生，要到另一位專家那裡才能開藥，當日專家不坐班，只能明天再來。
但因為是患者自己掛錯號，王嬋依然按規定算了一個小時的費用，200元。
在醫療資源集中的省會城市，一方面是醫療系統的龐大豐富，另一方面則是人流量同樣龐大，人們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精力來為自己的病痛找到根源和解藥。
說起來，王嬋最初產生做陪診員的念頭，源於自己幾年前懷孕時經歷過那些心力交瘁的產檢。雖然在現場，不少產婦都有老公陪伴，但老公只待在產檢房外，王嬋看見「大多數人都在玩手機、打電話」，從時間上來也屬於陪伴，但「從狀態、心理上來說就不屬於了」。
身為產婦，當她自己從產檢室走出來看見老公「耗時間」的狀態，難免產生失落的情緒。
懷孕的時候，王嬋已經停掉了原本的銷售工作，從那時起，她開始思考能不能有人幫忙完成面診和檢查以外的流程，讓生病的人節省精力呢？
她開始在社交平台上宣傳自己，從接散單開始，慢慢發展起來一個小團隊，手下帶七八個人。目前，王嬋幾乎每周都能接到單，長的有陪診一整天的要求，大概要500塊，短一些的如取結果、代問診，費用從50元到200元不等。
與王嬋入行前的預想不同，找到她的患者中，老人占比反而不多，她陪診過年紀最大的僅51歲，反而是一些年輕人，不願意讓家裡人知道自己病情的，會主動要求陪診。
確定一位陪診對象後，王嬋會要求對方提供自己此前所有的病歷，有的患者會隱瞞，比如一次，一位患者不願意王嬋告知醫生一種傳染病史，「如果她自己去看病，可能就不會說了，但我還是得如實告訴醫生」。
王嬋看來，陪診不僅是用金錢交換時間、精力和體力，對他們而言，更意味着一份「責任」。因此，即便患者不願意，她也必須要求對方留下一個緊急聯繫人的電話。
不過，普遍而言，更多「看病難」的主要群體仍然是老人。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諸多，除了腿腳不便、眼神不好等普遍情況，如今遍布各大醫院的自助機器、數字流程等等，也容易將他們置於孤獨無助境地。
90後陪診員唐欣總能在醫院看見老人扎堆排在掛號收費的人工窗口前，或是望着人流不知所措，而旁邊大量自助機卻空着的情況。唐欣問過他們，得到幾次回答都是「我不會」。有個老人告訴她，「我兒子會，上次來一個小時都不到就結束了，但今天他沒空」。
還有一次，她接了一位女士的訂單，要求幫忙陪70歲的父親去看病。然而，一切都對接完畢後，見到患者當天，老人才得知女兒給自己請了陪診，他當即大發雷霆，非要女兒將唐欣「退了」，「他覺得自己不需要人陪」。
架不住老人家態度強硬，女兒只好請唐欣回去，為表歉疚，100塊定金錢就不用退還了。
唐欣漸漸發現，「陪診」除了字面上的陪護診療流程，一些心理、倫理方面的處理和考量也是不可忽視的。比如，面對一個要求陪伴去流產的年輕女孩，唐欣可以為對方提供物理上的陪護和流程上的代勞，但面對女孩要求的「冒充親屬簽字」，唐欣說什麼也不答應。目前，在閒魚等一些交易平台上，陪診行業的工資大多相差無幾：一線城市是半天200元左右，二三線城市對應減少50-100元。
作為近幾年才興起的小眾職位，陪診師還未被市場正式接納。轉行做陪診師的理由和大多與他們之前的職業有關，從護士到銷售，從老師到保險經理人，行業跨度很大，理由卻都能找到重疊。
在做陪診師之前，唐欣原本是一名護士，2014年，她從醫學院畢業，來到上海一家三甲醫院工作，六年內，她見過太多因「非疾病性」原因導致耽誤治療的個例，比如異地看病不清楚流程的患者、獨自前來就診卻跌倒的老人、頂着大肚子或前後抱倆孩子就診的媽媽……
2020年，唐欣辭掉了護士職位，開始全職做陪診師。因為是從醫療相關的職業轉行過來的，她對大醫院裡的設施、一些突發情況的基礎反應和處理更有經驗。
一次，她接到一位從江蘇農村來的患者，對方先在當地省會醫院查出了結節，希望到大城市來進行治療。唐欣將客戶發過來的資料看了一下午，憑藉一定的專業直覺，她覺得和自己以前看到的一些病例不大相似，一個唐突而樂觀的猜想闖進腦海——「可能不是腫瘤」。
她先按照要求幫對方到醫院掛了專家號，將片子等資料拿給醫生看，醫生竟真建議患者重新來做診斷。唐欣便幫客戶預約了一周後的檢查時間，後來一項項檢查完成後，「果然是良性的（腫瘤），應該只需要做簡單切除」。
王嬋曾經是做銷售的，因生育而辭職，再然後，不少行業陸續遭到疫情波動，王嬋也暫時回不到原先行業了。
她也考慮過待在家做「全職太太」，但她和老公的經濟條件談不上特別好，多一份收入可以實打實地提升生活質量。另外，王嬋也自認為是個閒不住的人。
41歲米亞在做陪診員之前，當了近十年的家庭主婦。人到中年，感受到生活日益枯燥乏味，想找個兼職，卻自覺沒什麼工作技能。
一次，米亞在工作日去醫院，注意到大多數人都是獨自來看病，取號、候診、檢查、取藥，「樓上樓下幾趟跑下來都精疲力盡，年輕人都受不了，更別說老人了。」
她在網上偶爾了解到「陪診員」這個職業，雖然還並不普遍，但上手簡單，只要有人有需求，就能隨時開始。
米亞的第一位客戶是一位老大爺，不知道具體症狀，只是說「身體不舒服」，想去檢查。大爺擔心醫院擁擠混亂，自己體力跟不上，孩子又在國外，便想給自己找個陪診。
那天一大早，米亞就陪老大爺到了醫院，從取號開始，到排隊、繳費、上下樓做檢查、複查，最後開藥，幫大爺用筆記本記下醫囑，一系列流程完成後，已經臨近傍晚。
一天下來，老大爺的話多起來，「聽得出他挺開心的」，米亞也挺開心的，雖然累了一天，但她真切感受到了這一天的意義，有了一種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充實感。分別的時候，米亞送老人上了出租車，坐在車裡，老人還一個勁兒地朝她揮手，米亞忽然覺得，這不是一次陪診，而是「兩個孤獨的人的約會」。
不論由於什麼原因，做這一行，同情心是必要的。從護士視角切換到患者視角，唐欣忽然發現了自己曾經存在過不少偏見——她以前總會因為就診者反覆重複的問題而煩躁，忙碌中難免對患者產生情緒上的不耐煩。現在，這樣的偏見因為職業的變換，有了新的視角。
林珍曾經是一名保險推銷員，在保險行業4年，「見過太多因病返貧的悲劇」，對奔波於求醫問藥路上的人們，她漸漸地多了一份共情和惻隱。
他們到底需要什麼？而作為陪診員，真正能提供的又是什麼呢？長沙女孩小麥從沒一個人去過醫院，直到今年7月的一天，畢業後獨居的她忽然胃疼得厲害，從早到晚一點東西都吃不下，吃了也會吐。
她原本不打算去醫院，疫情期間去大醫院流程繁瑣，折騰身心，「一個忍着病痛的年輕人不比一個腿腳不便的老人更敏捷」。但捱得實在受不了了，她開始考慮「找個人陪我去」。
她想起之前在抖音等平台看到過陪診宣傳，輾轉半天，最終聯繫上一家號稱提供陪診服務的機構，心想「如果是機構大概會正規點吧」。一個挺開朗的女孩對接了小麥，女孩自稱以前就是做護理行業的，隨後，她到達小麥家附近，陪上她一塊兒去了醫院。
在醫院的四個多小時內，陪診員幫小麥取號、排隊候診、預約胃鏡、繳費，最後按小時收費，小麥付給對方200元。對小麥而言，這第一次陪診經驗讓她覺得最有效的是「有個人陪着」，避免讓她一個人面對混亂、未知的醫院。
今年3月，深圳的獨居女生陳杉把腳崴了，得去醫院拍CT做檢查，在找陪診員的時候，她原本也想找個女孩子，但最後添加上一個男性，對方說自己幫忙推輪椅抬輪椅或許會方便些，陳杉便答應了。
檢查只用兩個小時就結束了，分別的時候，陳杉坐上了出租車，陪診員也主動上了車，陳杉有點意外，「我沒有要接送服務」，但對方還是堅持將她送到了小區門口，沒有多收小時費。這點讓陳杉意識到，如果以後還需要找陪診，「不論男孩女孩，只要細心，都能給患者提供心理慰藉。」
目前，陪診這一職業在市面上仍然屬於「散裝」狀態，入行尚沒有專業、經驗等門檻要求，一些自稱專門做陪診的私人機構，也多是掛靠在其他服務內容上。
對患者而言，一方面，普通人容易將陪診服務與全國大力打擊的黃牛、醫托等灰色群體聯繫起來，從而產生牴觸心理；另一方面，由於信息渠道有限、行業專業度不夠，陪診人員在客源和宣傳方面也存在一定阻礙。
王嬋同時感到欣喜和無奈的是，大部分醫院、醫生都對陪診員有一定的支持程度，但在網絡上，王嬋的賬號和發布的圖文消息三天兩頭就被刪除，甚至賬號也會被封，但她卻始終不清楚哪裡有問題。
由於行業普及度還不夠、從業者尚未進入機構和規範階段，在網絡上，「陪診員」與有需求的患者之間，還未能搭建起暢通的溝通渠道。
不過，無論在任何行業，或有一點方向可共通：積累經驗，讓自己在某一領域變得更專業。
做陪診員一年半後，唐欣總結出一些看病的經驗，比如：「第一次去醫院不要掛專家號，可以先掛普通號，把該做的檢查都做了，拿到化驗、拍片結果，有詳細檢查的必要再去掛專家號。」
如果一定要掛專家號，「很多大醫院的專家和權威坐診時間都在周一、三、五上午，可以多選擇這個時間段掛號」。
「有人認可我們的價值，就能做下去。」王嬋這麼給自己打氣。一次，她陪伴一位腫瘤患者去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做化療，化療室的空調溫度很低，很多患者家屬穿着棉衣，王嬋用毛巾包着熱水袋，放在患者輸液管流經的皮膚上。
這是個極其微小的動作，但王嬋記得，當時周圍其他病人都投來了羨慕的眼光，這一瞬間，她感受到自己這份「不太穩定」的職業存在着某種「確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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