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李曉芳

編輯｜周航

本文來源公眾號極晝工作室（media-fox）

一切都是必要的嗎？

手機本身沒什麼好壞可言，主要是你怎麼樣去用手機。

有一次我工作到特別晚，回家差不多是晚上11點了，我觀察了一下地鐵上周圍人的表情，大家都很累，眼睛都快閉上了，整個人癱在椅子上，但手裡一定會拽着手機在那裡翻。他們不一定是在回工作消息，其實大多數時候只是在機械地劃，劃某條資訊，劃某個公眾號的文章，劃視頻，就是不願意去休息。

我後來就在地鐵上問了一個人，為什麼那麼累了還要不停地刷手機？他當時給了我一個答案，比起獲得休息，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可以自由支配下班後的時間。所以有個詞叫報復性熬夜嘛。

我挺理解地鐵上那位路人的選擇的。每個人在面對情緒問題，或者是工作後的疲憊，很多時候我們的默認選項好像只有手機，因為這也是一個最便捷的選項。

我之前每天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不算特別長，日均4小時。但我「數字不健康」的症狀，已經有表現了，比如通勤時我聽心愛樂隊的新專輯，感覺只是為了屏蔽外界聲音，從來沒有用心留意歌曲給了我怎樣的共鳴；下班放鬆時，我點開 YouTube 訂閱流，以為自己能學習些皮毛，但疲憊的我很少能消化觀看的內容；我以前做科技記者，在發布會間隙可能隨手刷一下信息，等紅綠燈拿出手機看一個郵件，但這些舉動其實從來不會給我增添任何真正的效率。

在所有與科技的交互中，類似高效、多任務的理念，真的是我需要的嗎？每時每刻的娛樂消費、移動辦公、虛擬社交和高速運轉，真的必要嗎？為什麼科技本來是便捷生活的，我反而感覺好像更累了？

做這個試驗也是我想問自己，我應該如何去和這些技術相處？

我是從去年3月份開始停用智能手機的。麻省理工計算機科學博士卡爾·紐波特在他的書里介紹過「數字斷舍離」實踐，先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一個月後，再將必要的功能逐一引回生活，謹慎判斷它們的必要性。

我給自己設置了幾條數字斷舍離界限，比如除白名單內的工作軟件和網頁，停用電腦的其他功能；只在早晨9點和下午6點從電腦端使用10分鐘微信。

需要說明的是，我給自己的界限，是基於幾項前提設立的，首先是工作消息不具備強即時性。開始前要和親朋好友們溝通好，這個月的聯繫就用電話還有短信來代替。還有要找到各種城市服務的適老化替代品，畢竟不用智能機的老人們，他們也必須能夠正常生活。

我想強調一下，我不推薦大家都去嘗試不用智能手機，因為這樣做的成本是很高的，這裡並不僅僅是指經濟或時間成本。你如果想在脫離智能手機後順利地生活下去，需要提前做功課，需要體驗者對技術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能弄清楚是不是有其他的技術途徑可以替代智能手機。

所以如果沒有智能手機，怎麼活下去呢？

Leon拍攝的小區照片

停用智能手機以後

第一個月，我確定了我是不需要出差的，這次嘗試可以在我生活的城市上海展開。

我購買了一台美國科技公司出品的手機做替代。這台手機的設計讓我非常心動，但它沒有任何可玩性，不像以前的諾基亞，可能還有貪吃蛇之類的小遊戲。它對我來說只能打電話發短信，偶爾當鬧鐘，鬧鐘還只能設置一個。還有一些基礎的音樂播放器、地圖導航、手機熱點功能。

但熬完第一個月我就把它換了。它雖然設計很好，續航能力卻不行，鈴聲太小，震動也很弱，我在第一個月經常漏接電話。後面就換了一台瑞士公司出品的手機，一直用到現在。

這些產品都被稱為「數字極簡主義手機」，它們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鼓勵用戶偶爾放下智能機，去體驗身邊的美好。

第一個月我感覺還好，跟別人聊到我不用智能手機，還會有種「我好酷」的感覺。而且上海的各種適老化服務確實做得不錯，要外出叫車，一些老社區或地鐵站前有電召出租車的信息牌，一按呼叫按鈕，車就來了。我基本不叫外賣，如果一定要點，電腦上可以完成的。

會存在一些小問題，特別是到第二周，有些情況會很難受。比如我一個東西掉到床底下去了，家裡又沒手電筒，以前有智能機的時候直接打開這個功能就行，現在就會讓人很頭痛。

有一次我在樓下吃飯，最後結賬提出刷卡，飯館老闆說不好意思，還沒有裝POS機，因為手續費好貴。我說可以付現金，結果老闆說他們現金不夠，沒法找錢。那天我跟老闆進行了一番對話，關於我為什麼不用智能手機，老闆就覺得很好玩。他後面就說沒關係，你下次來再把錢帶過來就行。

停用智能手機後肯定會遇到一些麻煩，但我們面對的是人而不是機器，你是可以去溝通的。

很多人好奇，你核酸怎麼辦？健康碼怎麼弄？我通常就是登記身份證，打印紙質核酸碼。遇到特殊情況，跟人友好地溝通，最後還是得到一張臭臉，這種情況有沒有？當然有，但真的很少，一年加起來可能就兩到三次，我也記不清了。

一次我去湖南常德出差，那個地方機場很小。到了要查驗核酸，我說我沒有智能手機，能不能刷身份證？工作人員的回覆也坦誠得很可愛，認真地跟我說，我們機場比較落後，還沒有安裝相關的機器，但是您可以在這個表上面填一下信息。然後給了我一張旅客信息登記卡。

停用智能手機的一年多里也有調整和變化。在回復工作信息上，我一開始定的是兩個時間段，現在一天可能是回4到6次，但也不一定，比如有工作就需要來回溝通，也不可能為了規定不管別人。但微信這個東西現在不會對我造成影響，我不看朋友圈，完全不在乎別人發了什麼。工作完，到了下班的點，我把電腦一合，它就跟我沒關係了。

沒有同事抱怨過聯繫不上我，因為我的手機肯定是可以聯繫到我的，真有緊急的事情，凌晨打我電話我也是會接的。

我後面還引入了第三個設備做補充：一台iPod touch，相當於一台不能插卡的iPhone。停用智能手機，主要是麻煩別人的時候很痛苦。之前提到的一些小商家沒裝POS機，也沒有零錢。機場、高鐵出站，人工通道等着查驗健康碼的人很多，很多老年人聚集，我就沒必要浪費工作人員時間，把手機熱點打開，iPod連上，掃個碼，用完就關機放回包里，也不困難。

去外地出差，我約車也會用上iPod。美中不足的是，它定位很不准，很多時候會需要一個輔助，就是你要用嘴去問別人自己到底在哪。這當然麻煩，會多耗費一點時間，但不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完全停用智能手機，意味着我必須選用更多實體工具彌補缺失。我出門會用到的工具包括現金、銀行卡、手電筒、替代健康碼的身份證、記事用的口袋筆記本，有時候還有相機等等。有人問過我，捨棄了智能機，每天帶那麼多東西出門，不累嗎？當然累。

但也正是因為累，才會去思考，到底哪些工具、功能是當下的你所真正需要的。回到智能機上，那些應用當然帶來了便利，但也不是所有便利，每一絲效率，都是我每時每刻所必要的。

Leon家中的數字極簡角落，除了一盞小燈外，其他一切通電設備都不得帶入其中

逃離算法和信息流

2018年，我在丹麥讀書，也進行過為期一個月的數字斷舍離，停用了Facebook等軟件應用，體驗和國內不太一樣。那時，丹麥的數字化進程跟中國已經是差不多了，移動支付、繳費之類的功能都能在手機上完成。每個人都有個電子郵箱，會有一個對應的電子ID，類似於身份證。

我記得當時我們門口有條小路，某天出現了裂紋。然後政府給你發了一個郵件，還會寄一封信，裡面就說路上的裂紋要修補一下，維修可能會持續半天左右的時間，政府計劃在接下來三周內把它修好。然後請你投票，選哪天修不會影響你的正常生活。而投票可以選電子郵件回復，也可以打印出來，投遞到離你最近的一個郵筒，還可以嘗試去市政廳，直接將投票交給議員。你看，它會給你提供除了數字化外，好多個其他選項。數字化只是他們工具中的一種，但不是唯一手段。

我在丹麥讀的專業是數字社會學，它研究的就是人們和數字技術的關係。有天，我導師給我推薦了一本書，說是介紹中國的WeChat，他說這本書好棒。我記得那本書真貴，好小一個冊子，花了我將近100歐。書里講微信是一個超級平台，什麼功能都有，用戶黏性超級大。我當時看完就覺得這本書有什麼特別的嗎？為什麼我導師推薦它？

然後我仔細想了一下，因為海外的大多數軟件只有一個功能，它設計用來幹嘛的就是只完成那一個功能。比如外賣軟件，就是下單點餐，給你配送，結束了。

所以數字斷舍離實踐里，第一條「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計算機科學家卡爾·紐波特給出的界定標準是，「以娛樂、通知、通訊為目的，且排除後不會嚴重干擾生活與工作秩序的科技，都算是『不必要的科技』」，這在國外是比較容易操作的。

而我們的很多主流應用都是「必要科技」和「非必要科技」的集合體，除了支付、通勤與檢疫等必要功能，還會添加購物、娛樂、通訊等非必要功能。

我剛回國的時候，真的覺得我在手機上干一個事情好睏難。我想點個外賣，軟件會先給我一個開屏大廣告，再送我一個紅包，問你要不要再加點東西湊滿減，最後結算還要問要不要開會員，就很頭疼。然後外賣軟件還會有直播，直播後廚衛生情況我還能理解，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在外賣軟件上看一些賣貨直播。

這還算好的。我之前用打車軟件，它會問我要不要借貸？問我要不要買菜？就是毫不相干的功能可以聚集到一個APP上，所有軟件都在竭盡全力地爭奪手機面前的這個人。

我前幾天去電視台參加一個節目，主持人還跟我說，手機上的各種推送、通知都可以關掉。確實可以關掉，我也知道怎麼關，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怎麼去關。問題的根源是這些軟件的設計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我可以解決好我的問題，但這些軟件公司沒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對不對？這是兩碼事。

很多人會說，軟件都是這樣的。但其實軟件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技術其實應該是以人為核心的，可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地去使用技術，最後卻是越來越不開心。而我選擇不用智能手機，並不是懷疑前沿科技，只是我想嘗試從算法，還有推薦的信息流里找回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

Leon使用的功能機

你數字健康嗎？

很慚愧，這一年多里，我覺得自己的時間多了，但我沒有去賺更多的錢，或者專門做更多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就是什麼都沒有做，就是待着，享受無聊。為什麼一定要幹些什麼？

在這些「無聊」的時光里，我嘗試過很多無所謂效率、意義，甚至完成與否都不重要的活動，比如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買了一台打字機，自己動手把它修好了；提前半小時到了機場，就看一看大家的表情，看看大家都在幹嘛；或者在窗台上喂喂麻雀。

定期或不定期的離線、切斷媒體和訊息的輸入後，我發現自己會對觀察周遭的人與事更有興趣。其實每次說起這個話題我也覺得很好玩，因為聽起來，周末出去散散步，和鄰居聊聊天反而成了很罕見的事情。

前段時間我朋友跟我說，他有一天去酒吧，每個人都在談論當時一個熱門的海外政治人物，在手機上埋頭看直播，全程沒有面對面交流。我當時不知道這個人是誰，還請我朋友講述了一下她到底幹了啥。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玩，真的有那麼多需要你關心的事嗎？你關心了之後，這個事情會有進一步你想要的發展嗎？

那該怎麼評估自己的數字健康狀況？可以思考兩個問題：我選用的各種科技產品，真的有給我帶來應有的便捷、快樂、幸福與滿足感嗎？數字技術給我帶來以上的情緒和感受，符合我使用前的預期嗎？

我現在的工作主要是為公司提供一些品牌策劃，包括如何本地化，軟件應該怎樣去適配等。我們去給一家海外通訊公司做諮詢類服務，這項工作里很看重的一點叫做質性分析。比如說用戶去使用一個智能設備，他們有滿足感嗎？他們有感到愛嗎？他們會感到幸福嗎？他們會感到喜悅、快樂嗎？

現在每個新手機發布，都會去聊自己的相機像素是多少。外賣軟件會說，他們的平均配送速度比以前快多少。這些在聊的是什麼？一個數字，是一個量化的指標。但外賣配送速度比以前快50%，我們就比以前幸福50%嗎？如果不看質性的指標，忽略人們的感受，很有可能技術發展到最後，看起來很先進，但每個人都不開心。

你自己有沒有感覺到你的使用行為和意圖，是不是匹配的？你最後有沒有滿足感？如果你沒有感覺到，那你就是數字不健康的。它是一個非常（個人）自信的評判標準，它跟量並不是直接掛鈎的。

但我不會去推薦別人也去嘗試數字斷舍離，因為每個人的職業狀態都很不一樣，數字不健康不是一個一刀切能解決的問題。

停用智能手機不會讓你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社恐的人從此愛上天天和人線下交流，沒有這樣的靈丹妙藥。

我本身是一個比較宅的人，但過去的一年多里，我跟朋友、鄰居在現實中的連接確實更緊密了。我不覺得這和我停用智能機有直接關聯。如果真的要說的話，我跟他們更熟絡其實是因為疫情。

Leon做志願者時拍的鄰居照片

上海封控的時候，我去做志願者，然後我認得了周邊幾乎所有人。以前每天傍晚，6點多鐘，我會去買兩個菠蘿包，然後回家。但有一天，我就靠在小區的鐵門旁邊，看到門口的街道是有梧桐樹的，街道上來來往往好多人，好多下班的人們，手裡捧着鮮花的人們，遛狗的人們，我過去都會把他們叫做人們。

但那天我發現當中好多人我都認識，我都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都是在疫情期間見過的，有給我開過玩笑的人，有在我的相機面前擺過pose的人，給我講過八卦的阿姨等等。這些都不是停用了手機後才做的。

我覺得停用手機只是一個契機，而且這個契機甚至不是從停止這個動作開始的，更多的是從你反思自己的生活狀態，反思自己和技術的關係開始，是從反思這一刻就開始了。

如果真的想實驗，或者覺得自己遇到了問題，大家可以先找個周末去試試，把手機放在一邊，去看看沒了手機你會去做什麼。

但說實話，我下一台想換回智能手機了，因為我很清楚，現在給我一個智能手機，我大概也就是用幾個生活必備功能。只是我現在沒有特別喜歡的智能手機。

本文轉載自【極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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