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許多大學教師說：當前輿論環境太糟，他們不敢在課上和網上就某些問題發言，怕被舉報和追殺。一些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在反省輿論環境問題。
充滿正義感的鬥爭與糟糕的輿論環境
文/Jonathan Haidt
在美國，正如許多人已經注意到的那樣，我們正在看到我們長期以來的文化戰爭的巨大升級。不幸的是，大學正處在這個中心地帶。因此，右派——特別是右翼媒體——喜歡播放學生們說着無理取鬧的視頻片段。他們喜歡說，大學是政治正確性的堡壘——他們已經失去了理智。左派則傾向說：沒有問題，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只是右派討厭思想，討厭大學。
格雷格和我在書中所提出的觀點是："不，我們要穿過文化戰爭。讓我們先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讓我們看看大學應該做什麼。" 因此，當我們談論身份政治這個有爭議的話題時，我們首先說：我們當然需要身份政治。身份政治並不必然是一件壞事。政治可以建立在任何區別的基礎上。它可以基於任何群體的利益。因此，同性戀學生或黑人學生或婦女組織起來就是身份政治，那是完全合法的。
問題是他們是如何組織的？主要框架是什麼？我們在美國歷史上已經看到了兩個版本的組織：（1）你可以按照大多數民權領袖的方式來做，特別是馬丁-路德-金，你在你的群體周圍畫一個更大更包容性的圈，你強調我們有什麼共同點，然後你說我們的一些兄弟姐妹被剝奪了平等機會或平等尊嚴。這很有效。在歷史上更艱難的時期和地區，這種方式起過作用，在大學校園裡也會起作用。（2）你的另一種方式——在大學校園裡越來越流行的方式——是共同的敵人身份政治。它是基於貝都因人（Bedouin，一個阿拉伯群體）的觀念："我反對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反對我們的表兄弟，我的兄弟和表兄弟反對陌生人。" 這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非常普遍的原則。如果你試圖用這樣的方式團結人們——"讓我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因為他們是壞人，他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讓我們都團結起來！"， 那麼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尤其是在一個注重通過合作來解決問題的大學裡。
我們必須努力改善我們的言論氛圍。在商業領域，這被稱為 "大聲說 "文化。在學術界，它被稱為「對思想的基本開放」。當你把人們放在一起，你想讓他們說話。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標，害怕不同的事。沒有人想說一些愚蠢的話，沒有人想說一些會讓他們陷入麻煩的事情。如果你能創造一個真正信任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我們都在一起，請貢獻你的想法。如果有人說了一些你認為是錯誤的事情，就說出來。這將會導致更多的創新，更多的進步。
但是，如果我們有這樣一個輿論環境：如果我說了一些冒犯任何人的話，他們可以向人力資源部門或其他部門匿名舉報我，那該怎麼辦？在我開口說話之前，我會想三遍。這就是我們校園裡的情況。在我所在大學（紐約大學）的廁所里，有標牌告訴學生：如果我說了冒犯他們的話，他們可以如何匿名舉報我。所以當我在校園裡時，我不覺得可以自由發言。我可以在校外更公開地說話，但在校園裡我必須注意自己。正如一個學生對我的一個朋友說的那樣："我的座右銘是：沉默更安全。只要閉嘴，你就不會有麻煩。" 現在，這是一種可怕的言論氛圍。
如果人們以這種方式進行自我保護，大學就無法運作。因此，在大學裡，在重視創新的組織中，我們不僅要鼓勵人們發言，還要向他們保證，他們不會因為真誠地分享意見而受到羞辱、侮辱或懲罰。我們周圍有一場文化戰爭在肆虐。這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人們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大學的圍牆內，我們必須把它放在一邊。我們必須相互信任。我們必須對對方言行給予善意的詮釋，這樣做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好處。
作者簡介：Jonathan Haidt，紐約大學教授，著名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原文及視頻：https://bigthink.com/neuropsych/identity-politics-america-college/
譯者選擇匿名。
編案：國家領導人有一段講話特別重要，可惜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他說：「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幹部要就工作和決策中的有關問題主動徵求知識分子的意見和建議，歡迎他們提出批評。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就要熱忱歡迎，對的就要積極採納；即使一些意見和批評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寬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知識分子也要互相信任和寬容，特別是信任和寬容自己的老師和同學，同事和學生。如果我們自己真的是真理和德性的化身，當發現他們思想錯誤或用詞不當時，就會友善地幫助他們改正，而不會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搞死他們——或搞得他們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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