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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文濤 王大林
出口是一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和集中體現。作為產業升級系列研究的第一篇報告,本文將從出口產品結構的角度切入,考察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
重點出口商品的資本、技術密集度明顯提升。通過對比1995-2020年中國前十大出口商品構成及排名,發現服裝、紡織品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規模排名要麼位次逐步下滑,要麼退出前十之列;以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電子元件、手機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逐步成為新的重點出口商品,出口金額排名逐漸上升。其中的直接原因並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規模萎縮,而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擴張較快。
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成為出口核心增長點。改革開放以來,在擴大機電產品出口等重要戰略的推動下,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實現了規模上的跨越式發展,已連續13年成為全球機電產品出口第一大國。2021年機電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接近六成,是毋庸置疑的出口第一增長點。雖然2010年後因外需走弱,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速放緩,但結構上仍在不斷優化,屬於資本、技術密集度較高的細分產品占比超過50%。20世紀90年代末,隨着科技興貿戰略的實施,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開始步入高速增長軌道。憑藉計算機與通信、電子兩大領域的有力拉動,中國也成為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大國。
出口複雜度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出口複雜度表示一國出口所蘊含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內涵。1995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複雜度(ECI,表示出口複雜度的常用指標)排名上升較快,從新興市場國家中脫穎而出,是全球ECI排名前二十的國家(地區)中兩個發展中國家之一。此外,中國是少數兼具「低出口依存度+高出口複雜度」的出口大國之一,與美國、日本相似。
無論是產品層面的出口規模統計還是經濟複雜度(ECI)的測算,本質上都是基於傳統的總值貿易核算方法,忽略了出口中真正來自國內的附加值規模和占比,在出口競爭力上容易高估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考慮到近年來中國已經逐步擺脫了對加工貿易的出口依賴,在提高增值率方面也取得了明顯進步,因此基於出口結構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
風險提示:外需走弱超預期,供應鏈「卡脖子」風險增大,科技創新與貿易轉型不達預期。

引言:
工信部數據顯示,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從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保持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的地位已有12個年頭,並坐擁全球最齊全的產業門類和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在《中國製造2025》、《「十四五」規劃綱要》等頂層設計的引領下,中國製造業不斷鞏固自身規模優勢,依託自主創新,持續加快產業升級。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體現在哪裡?除了一個個「卡脖子」產品或技術被陸續攻克外,出口的變遷與升級也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視角。
早在20世紀上半葉,羅伯遜、諾克斯等西方學者便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強調出口具有提高本國技術水平、調節國內資本配置、促進產業降本增效等優勢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其提出的「雁行形態模式」理論中為後發工業國描繪了「工業品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的追趕路徑,從而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及貿易結構的高級化。在這一過程中,產業轉移與國際分工發揮了關鍵作用 。總而言之,歷史經驗及相關學說表明,出口是一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和集中體現。作為產業升級系列研究的第一篇報告,本文將以出口作為出發點,從產品結構的層面考察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
一、重點出口商品的資本、技術密集度明顯提升
前十大出口商品由以資源、勞動密集型為主轉變為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在分析我國出口結構變遷之前,先明確各類商品的技術分類。Lall(2000)在分析發展中國家製成品出口的技術結構時,將出口商品劃分為初級產品、工業製成品、其他產品三大類,並根據要素密集度、技術含量等方面將工業製成品進一步分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四類 。本文予以參考,並在此基礎上梳理了1995-2021年中國重點出口商品的情況。從出口金額排名前十的商品種類來看,二十餘年來中國的出口結構的確發生了顯著優化。1995年,我國出口金額前十的商品種類以服裝、紡織品、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原油、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為主。經過對外貿易的飛速發展,一方面,多數勞動密集型產品要麼位次逐步下滑(如服裝、紡織品、塑料製品),要麼退出前十之列(如玩具、鞋靴、家具),初級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僅剩下農產品一類;另一方面,以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 、電子元件、手機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逐步成為新的重點出口商品,出口金額排名逐漸上升,2020年已躋身前五。
註:囿於數據,本文只收集到2001-2021年海關總署所披露的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手機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數據,因此相關產品未納入到1995年、2000年的出口商品金額排名,但從2001年前後的出口金額可推斷,彼時大多數技術密集型產品與服裝、紡織品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規模上存在較大差距。

出口結構優化的直接原因並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規模的萎縮,而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較快擴張。通過進一步分析中國曆年來前十大出口商品的出口規模,不難發現,重點商品中,只有原油等少數初級產品的出口金額有所減少,當然這也體現了我國對外貿易比較優勢的變化。
(1)勞動密集型產品:服裝、紡織品、玩具、鞋靴、家具、箱包、塑料製品加總後的出口規模穩中有升,但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30.5%降至2021年的18.2%。如果考察2001-2021年複合增長,七大勞動密集型產品整體CAGR為10.6%,低於出口總體CAGR(13.5%),其中家具及其零件(15.8%)、塑料製品(16.0%)依然保持較快增速。
(2)資本密集型產品:鋼材、船舶、集裝箱、汽車零配件加總後的出口規模顯著提升,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則穩定在6%左右。增速上看,四種資本密集型產品整體CAGR較高(18.1%),背後是結構的分化,主要是汽車零配件(22.3%)、鋼材(20.8%)出口增長較快,集裝箱(12.7%)、船舶(13.0%)出口增長放緩。
(3)技術密集型產品: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集成電路、二極管及類似半導體器件、手機加總後的出口金額增長近30倍,整體規模已十分接近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則由2001年的7.8%升至2021年的18.0%。增速上看,四種技術密集型產品整體CAGR為18.4%,高於其他類型重點商品,其中集成電路(22.9%)、二極管及類似半導體器件(21.5%)、手機(19.5%)、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16.0%)都超過了出口總體的複合增速。

二、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成為出口核心增長點
(一)機電產品: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一環
機電產品是工業製成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機電產品是我國外貿管理中的特有分類,種類繁多,覆蓋面廣,涵蓋從船舶、大型機械等生產設備, 到汽車、家電、手機等耐用消費品,同時也包括當今科技界所聚焦的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等高附加值產品。
擴大機電產品出口是中國對外貿易乃至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建國以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長期落後,發展緩慢。1985年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擴大機電產品出口的戰略決策,指出「機電產品出口在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此以後,我國政府站在振興機電工業、推動對外貿易發展的戰略高度,從體制改革、建立出口生產體系、推進市場開拓等方面採取有力措施持續推動,從而結束了機電產品出口長期低水平徘徊的狀態。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務院圍繞擴大機電產品出口,先後10餘次出台相關政策文件予以支持。總體思路大致是在規模擴大的基礎上,通過調整出口結構,加快培育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競爭力的新優勢,促進出口結構轉型升級。從實際意義上來說,擴大機電產品出口對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增加就業,保持社會穩定也做出了積極貢獻。

機電產品已實現出口規模上的跨越式發展,成為出口第一增長點。根據當時的估算,1984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額約22億美元,占出口總額比重僅為9%,遠低於當時的日本(73%)、聯邦德國(51%)、美國(48%)、韓國(32%)以及中國台灣(32%),且存在61億美元的巨額逆差 。歷經三十餘年機電產品貿易的高速發展,2021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金額再創歷史新高,接近2萬億美元,大致分別相當於1984年的902倍、1978年的3013倍,同時連續第13年成為全球機電產品出口第一大國。此外,自1995年超越紡織服裝以來,機電產品保持我國第一大出口商品的地位已有27個年頭,目前機電產品出口金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接近60%。
2010年後機電產品出口增速放緩,但結構仍在不斷優化。2010年後,由於世界經濟復甦緩慢導致的外需下滑,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放緩,但2010-2020年複合增速仍可達到5%以上,高於世界製造業出口整體增速2%。增速下行同時,中國機電產品的出口結構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轉化的進程仍在有序推進,出口產品的加工深度、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進一步提高。2009-2019年,技術含量較高的電器及電子類產品的年複合增速(8.3%)高於同時期機電產品出口整體複合增速(7.4%)。若將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電子元件、手機等資本、技術密集度較高的細分產品加總,2021年相關產品的出口金額占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已超過50%。


(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邁向中高端的必由之路
高新技術產品主要為技術含量較高、創新性較強的工業製成品,範圍上同機電產品有交叉。高新技術產品是指符合國家和省高新技術重點範圍、技術領域和產品參考目錄的全新型產品,或省內首次生產的換代型產品,或國內首次生產的改進型產品,或屬創新產品等;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良好的經濟效益和廣闊的市場前景 。按照技術領域的不同,海關總署將高新技術產品分為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光電技術、計算機與通信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製造技術、材料技術、航天航空技術、其他技術等九大類產品。和機電產品類似,高新技術產品同樣是工業製成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且二者在範圍上有交叉,而非相互獨立。
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曾是科技興貿戰略的首要目標,現已成為推動出口邁向中高端的重要內容。1999年初,國務院下屬原外經貿部提出並開始實施科技興貿戰略 ,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促進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作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任務。同年發布的《科技興貿行動計劃》、《關於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指導性意見》成為主要行動綱領。雖然高新技術產品在政策層面上的提出時點晚於機電產品、「出鏡率」也不及後者,但在科技興貿戰略提出後,「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相繼被置於科技興貿十五」計劃、科技興貿「十一五」規劃的核心位置。「十二五」後,相關提法有所淡化。在近幾輪外貿專項五年規劃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作為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化等方面的重要組成部分仍被多次提及。
我國已成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大國,主因計算機與通信、電子兩大技術領域拉動。科技興貿戰略提出後的二十餘年間,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金額從370.4億美元(2000年)升至9795.8億美元(2021年),年複合增速為16.9%,高於出口總體CAGR近4個pct。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4.9%一度提高到2009年的31.4%,此後幾年穩定在30%左右,2021年為29.1%。另據世界銀行統計,2020年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占製成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大約31.3%,已超過美國(19.5%)、日本(18.6%)、德國(15.5%)等發達工業國,僅次於韓國(35.7%)。進步如此巨大的直接原因,主要是計算機與通信技術、電子技術兩大類產品的出口規模顯著提升,有效拉動了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高增。2001-2021年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與電子技術產品的出口金額CAGR分別為15.7%、19.4%,目前二者占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59.1%、24.8%,合計達到84.0%。

三、出口複雜度躋身「發達國家行列」
出口複雜度表示一國出口所蘊含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本文選擇基於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計算得到的經濟複雜度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ECI)來評估中國出口結構的總體特徵。該指數由哈佛增長實驗室提供,是針對全球133個國家/地區(貿易額超過10億美元、擁有100萬以上人口)出口籃子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編制而成的數量指標,綜合考慮了國別、產品兩大方面 ,被證明可以用於解釋國家間收入差距,並作為預測一國未來增長的標準。
出口複雜度的提升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內涵。一般來說,產品的複雜程度越高,其技術含量越高,從而附加值和利潤也較高。因此製造業升級的本質就是一國從只能生產低複雜度產品到具備生產高複雜度產品能力的過程。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製造業大國和出口大國,單靠某種商品出口或個別領域的技術攻關來實現製造業轉型升級是不現實的,關鍵是提升國家整體的出口複雜度,即具備一系列高複雜度產品的生產能力和一套完整且高級的出口結構。
經濟複雜度的國別分布格局穩定,西歐、北美和東亞國家的經濟複雜度較高。從歷史數據來看,1995-2020年,世界各國經濟複雜度的分布格局未發生明顯變化,其中西歐、北美、東亞三大地區的國家經濟複雜度明顯高於全球其他地區,而非洲、南美、中亞地區各國的經濟複雜度較低。巴西、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作為各自地區經濟複雜度較高的國家,紛紛出現下滑。總體來看,除了個別資源出口大國外,各國經濟複雜度的表現與其工業化程度、經濟發展程度基本一致。
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複雜度排名上升較快,從新興市場國家中脫穎而出。1995-2020年,中國ECI指數從0.3升至1.3,世界排名從46名升至17名。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中國ECI一度進入全球前15,2020年出現小幅下滑,可能與疫情擾動出口結構有關,無充足證據表明是趨勢性下滑。若橫向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明顯「脫穎而出」:「金磚國家」中,中國是唯一ECI排名保持上升趨勢的國家;與墨西哥、阿根廷、「亞洲四小虎」等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中國從原先的中游水平逐步成為領頭羊。
中國的ECI指數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是少數兼具「低出口依存度+高出口複雜度」的經濟體之一。在2020年ECI指數排名全球前二十的國家中,僅有中國(第17名)和墨西哥(第20名)屬於發展中國家或中等收入國家,剩餘18國全部為發達國家或高收入國家 。若論進步幅度,五年內(2015-2020)中國排名上升4個位次,僅次於羅馬尼亞,但後者的出口規模不到中國的3%。若進一步考慮出口依存度(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本文選擇了當今世界18個出口大國(GDP合計約為全球的80%)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各國的靜態分布近似於「倒U型」,即隨着出口複雜度提升,出口依賴度呈現出「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其中只有3個國家的出口複雜度不低於1.3且出口依存度不高於20%,分別是中國、美國和日本。
經濟複雜度(ECI)在評估一國出口升級情況時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包括兩方面:
(1)ECI測算的產品口徑精確度有限,存在錯估可能。為了滿足可視化需要,ECI指數在編制時選擇將海關HS 4位編碼的產品口徑作為測算基礎,因而無法區分同類產品中不同品牌、質量和技術含量的細分產品,導致測算各國出口複雜度時存在錯估的可能,例如高檔時尚西服和低檔量產西服可能同屬於一個4類編碼,但價格方面存在數倍乃至量級上的差距。前文用出口商品結構變遷來刻畫出口升級時,存在類似的局限性。
(2)ECI未考慮各類產品間的價值鏈關係,容易高估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ECI測算方法的基礎仍是總值貿易,即假定出口國出口的所有產品價值都是其自身創造的。在當前全球價值鏈充分分工、中間品貿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總值貿易的核算方法容易高估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後發工業國的技術水平。所謂加工貿易,是指經營企業進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輔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經加工或裝配後將製成品出口的經營活動,包括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ECI對各種國際貿易賦予相同的權重,但實際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的獲益情況差距巨大,負責加工環節的出口國實際貢獻的附加值很低。以蘋果手機為例,自2007年第一代iPhone發布以來,中國一直是iPhone最主要的組裝基地。根據傳統的總值貿易核算方法,2009年中國對美國iPhone手機的出口規模高達20億美元,但剔除出口包含的國外附加值後,中國相應的出口規模僅為0.72億美元,相當於總值的3.6% 。這是因為加工貿易的分工體系下,中國僅負責低價值的代工組裝環節。
產品結構升級並非徒勞無功,因為中國沒有掉入加工貿易的「低附加值陷阱」。類似於ECI指標,無論是重點出口商品還是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本質上也是基於總值貿易進行核算,忽略了出口中真正來自國內的附加值規模和占比。若以此來說明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確存在一定缺陷。但客觀來說,用產品結構升級表徵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仍具有一定實際意義,因為中國已逐步擺脫對低端加工貿易的出口依賴:
(1)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占比逐年走低。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5年以來,中國加工貿易(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出口金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逐年走低,其中國內附加值含量較低的來料加工出口占比進一步降低。2021年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占比已不足25%,較1998年降低近32個pct。
(2)近年來中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進程加快,增值率穩步提升。再以具有代表性的蘋果手機為例,近年來中國公司在iPhone價值鏈上不斷向上攀登,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根據拆解,2018年iPhoneX中由中國供應商提供的附加值占製造總成本的25.4%。對比之下iPhone3G中來自中國的附加值僅占3.6% 。

外需走弱超預期。隨着全球多數經濟體迎來滯漲乃至走向衰退,外需難免承壓。若歐盟、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的進口需求過度收縮,可能導致中國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主要出口增長點的增速超預期下行,也不利於長期的技術積累和轉型升級。

供應鏈「卡脖子」風險增大。中國當前在芯片、發動機、材料、數控機床、工業軟件等領域存在短板,部分關鍵零部件及裝備依賴進口。在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尚未完成時,若貿易摩擦加劇或貿易制裁過於頻繁,供應鏈「卡脖子」問題可直接影響中國部分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拖累出口整體的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

科技創新與貿易轉型不達預期。優化加工貿易產品結構,延長加工貿易國內增值鏈等措施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其關鍵在於自主創新。如果科技創新、貿易轉型的速度不達預期,可能拖累產業升級的實際進度。

黃文濤:經濟學博士,紐約州立大學訪問學者,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 聯席負責人,宏觀經濟與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公司投委會委員,10 餘年證券行業研 究經驗。多年新財富、水晶球、金牛獎、保險資管協會、Wind 等最佳分析師獲獎者, 2016 年「新財富」固定收益組第一名。
王大林:中信建投證券宏觀分析師,主要覆蓋中觀產業經濟、區域等領域,致力於經濟結構研究。搭建行業研究框架,長期追蹤製造業投資、製造業產能、庫存周期的變化。


證券研究報告名稱:《出口結構視角下的中國製造業升級——產業升級系列研究之一》

對外發布時間:2022年10月25日

報告發布機構: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報告分析師:

黃文濤SAC 執證編號:S1440510120015

王大林 SAC 執證編號:S14405201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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