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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單位是時代的產物。

而實不相瞞,我是國營單位的產物。它帶來的記憶,既是榮耀的,也是憂傷的。

01

198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四川一個國營企業的廠醫院裡。

算起來,我是這裡的第三代。

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企業的職工。1960年代,他們從四面八方匯聚於此。當年的背景是三線建設,大量的工業企業被內遷。

這大概是第一代職工的樣子。

他們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姑姑、叔叔和舅舅們,在成年後也以不同的途徑,進入了企業。

那時候管這個,叫接班。

於是,兩代人都有了同一個單位,整整齊齊的。

工作問題解決了,接下來就是個人問題。

老職工們似乎都認為,讓彼此成為兒女親家,是最好的安排。這不光是知根知底的問題,多少還有點「級別般配」的意思。

我們那個廠是省工業廳管的,叫廳屬企業,效益也不錯,廠長的級別似乎比縣長還高半格。所以,誰要是找了縣屬企業的對象,往往會成為大家嘲諷的目標。

老職工們因此總是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兒女們「內部消化」。

「咱們啊,就靜等着吃喜糖吧!」

經過這樣的婚配,廠里的職工多少都有點沾親帶故,儘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等到我們這一代出生時,長輩已經會相互開玩笑說:

到他們長大,再在廠里找對象,該不會就算近親繁殖了吧,哈哈哈哈哈哈。

02

在我最初的記憶里,國營單位的生活也的確是愜意的。

我們那個廠遠離城市,大門一開就是農村,大門一關就是社區。

這個社區擁有那個年代令人羨慕的配套,似乎不出大門,也能在這安安穩穩過一輩子。

這裡有澡堂有食堂,有郵局有銀行。廠區裡的國營商店,供應時興的零食,好多東西外面的供銷社根本沒有。

剛才說到我出生的那家廠醫院,只要是廠里的職工,看病也幾乎是免費的。

醫療水平說不上有多高,但很重要的一點,那裡的醫患都是友好的同事關係,能感到如春風般的關懷。當年接生我的醫生,我管她叫阿姨,至今還和我母親保持着頻繁往來。

孩子出生了,白天父母上班,沒人看管怎麼辦?幼兒園都是次要的,企業還開辦了嬰兒室,專門照看不到三歲的兒童。

下面是我兩歲在嬰兒室的照片,你們可以猜猜哪個是我。

當這些孩子們到達學齡時,能夠順理成章地入讀廠里的子弟學校。每天我們放學之後,就會來到工廠大門口等父母下班。

不是父母接孩子,是孩子接父母。

下班時間是五點,以大喇叭的音樂為號。大約4點45的時候,大門欄杆後面就會擠滿了人。

音樂聲響,欄杆抬起,烏泱泱的人群魚貫而出。

我記得大人們常開玩笑的一句話:上班磨洋工,下班打衝鋒。

工廠的大門。

廠里的人們工作好像不怎麼累,但文化娛樂生活卻很豐富。這裡建了一座可以容納千人的劇場,定期放映電影和舉辦文藝演出。劇場前的燈光球場,也是舉辦露天舞會的場所。

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切都叫「企業辦社會」:對單位來說,它承擔了社會的職能;而對職工來說,單位就是他的社會。

這裡既像一個象牙塔,更像一個烏托邦。

身處其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會想到,有一天劇變的發生。

大約在這場晚會的時間,大家載歌載舞,其實這算是「最後的盛宴」了。

03

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國家第一次取消了糧票。

外公對這件事情很興奮。

他是從「二野」轉業下來的老幹部,熱情地擁護「鄧政委」和他的改革開放。他認為,取消糧票這件事,是糧食開放供應的標誌性事件,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

所以,外公在我的名字里取了一個「放」字。

別人問他:老革命,你給外孫取了個什麼名字。他會回答說:

放,改革開放的放,解放思想的放。

說實在的,外公的思想其實沒那麼解放。

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舅舅,思想就要解放得多。

心思活絡的舅舅,聽到外面風起雲湧的各種事情,並不滿意在單位按部就班的生活狀態,一心想要搞點事情。

在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跟着幾個哥們,背着單位的領導,去溫州倒騰電子表。

只是,他時運不濟,那次沒有踩准,還賠了不少。在單位里挨了處分,在家裡被外公罵得半死。在外公眼裡,這叫不務正業,叫投機倒把。

舅舅從此再也不敢動這個心思。

後來,單位效益開始變得不好,下崗的職工們自謀出路,也都被迫開始「不務正業」了。

舅舅很後悔,說當時要是堅持下去,說不定早就成了。

04

對我而言,情況的變化是從子弟學校的變化開始的。

老校長退休後,子弟學校的初中停辦了。因為全校只有他一個人會教物理,他不在了,新老師也招不來,初中也就辦不下去了。

左後那個穿白襯衣的先生,就是老校長。

很快,小學的教學質量也開始受到影響。

母親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於是輾轉託關係把我轉到了城裡的小學。我還記得,當時的擇校費是500塊錢。

那段對我來說是極其難熬的經歷。

當三年級插班進去時,班裡的同學已經相互熟悉了,我像是一個外來者,一個人也不認識。

班裡同學的父母來自不同的單位,他們會比較自己父母的工作誰更好。但那時,我們那個廠,已經是遠近聞名的困難戶了。

原有的體制被打破了,對小孩子來說,可能只是一個融入新環境的問題。

對大人們來說,就是自謀生路的問題。

我們家最早出去打工的是姑姑。

大約在1998年的樣子,她自己一個人去往了成都,最開始寄居在朋友的家裡。據她講那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當時的通訊和娛樂都不發達。雖然兩地僅僅相隔幾十公里,離鄉背井的感覺依然強烈。她後來對我說:

晚上孤獨時,只有一本《讀者》雜誌可以翻,翻來翻去,反覆看好幾遍。

有一段時間,她又回到我們當地賣米線。國營廠出來的人,普遍面子思想重,面對熱情冷暖,會讓他們覺得異常敏感。

她說,有一位以前她瞧不上的農村同學,應該做生意掙了錢。在她在賣米線的那段時間,幾乎每天都在店門口佯裝着晨練。

就像在炫耀,揚眉吐氣一樣。

很難,但要養家糊口,也要堅持下去。而我的父親,也嘗試過各種工作,比如開出租、夜啤酒之類。

轉學後,我的成績很好,很討老師喜歡。我記得班主任還到專門到我們的夜啤酒攤上來光顧過。

其實,父母這些一直吃「大鍋飯」的人,起初根本不知道怎麼做生意。

家裡真正好過一點,大約都在2008年地震之後了。

這幾乎是十年的蹉跎和低谷。

05

後來,我才知道,當年跟他們有同樣經歷的人,多達數千萬。

那在國家的歷史上,也是一段不小的陣痛期。

父輩的經歷給我一個很大的認知,就是這個世界就沒有真正意義的「鐵飯碗」,片面追求穩定,是極其錯誤的。

即便享受着穩定的當下,享用着時代的紅利,也不能以為這是永恆不變的,始終要有迎接變化的準備,應對變化的勇氣。

可能有的人運氣好,能一輩子擁有安逸的生活。

但更多人不是。

今天忽然講到這些,還有一個原因,是最近聽到了不少悲觀的聲音。

前兩天一位朋友同我喝酒,他事業遭遇波折,整個人很喪。

對成長在經濟高速發展期的我們這代人來說,或許這是第一次,感受到經濟下行的壓力。

我也不太會安慰人,就把父輩的故事講給他聽,希望他能有信心。因為至少當年我的父輩,經歷過比現在更大的困難。

最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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