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圖源：微博「迷彩利刃」

豐縣事件的第四份官方通報，昨晚已公布。主要結論如下：

說實話，我讀完有點不舒服：既然DNA已比對確定楊某俠本名就是小花梅，那後面為何仍稱她為「楊某俠」？那畢竟是虐待她的董家為她取的，本身就是違背其意志的象徵。「豐縣生育八孩女子」這樣的稱呼，也很難說是對她的尊重，誰願意被貼上這樣的標籤？

但不論如何，這份調查結果已被普遍視為網絡輿論追責的勝利，畢竟，如果不是這兩周來海嘯般的洶洶輿情，這個過着暗無天日生活的女性恐怕極不可能這麼快得到解救。

尤其是這一事件發酵的時間點正值春節、冬奧會兩大盛事，十多億的話題量仍不能換來一個熱搜，而官媒在最初的十天裡都保持着耐人尋味的集體沉默——第一家報道此事的官媒是上海新聞綜合頻道，已晚至2月7日，同一天，那位受苦受難的女性終於出現在了央視新聞畫面上。

一般來說，當一件事終於「引起高度重視」時，那即便不是事件的結束，至少也是「結束的開始」，等到一個權威結論一錘定音，圍觀的人群就會默契地應和：「都散了吧，這事結了。」

在最新的這份通告中，有一點值得注意：該事件的最初兩則通告（1月28日、1月30日）都由豐縣調查發布，但2月7日的第三則已改由「徐州發布」，並說明徐州市和豐縣分別成立了調查組，通告中至少也提及「市縣兩級」，到這第四則，看來已撇開豐縣，表明此事已由更高層級全面接管——可能也只有市一級調查，才能推翻此前縣一級調查中所宣稱的「不存在拐賣行為」這一結論。

很多人也都在嘲諷四則官方通告前後矛盾，但且不說「官方」本身前後並非同一個「官方」，它所談的「拐賣」也不是同一個事實：最初說的「不存在拐賣行為」是指她並非董家買來的，現在按拐賣罪偵辦的則是針對桑某妞夫婦，董某民涉嫌的仍是非法拘禁罪而非拐賣婦女罪。

一件事的真相往往是在不斷拷問、追索之下才逐步浮現的，誰都不是一開始就全知全能的，尤其是那些事實不清的事件，前後說法不一是常有的事，在我看來，更有意義的並不是要一份無懈可擊的官方調查結果，而是以這一事件為開端和抓手，關注當地更具普遍性的社會問題。

此事到現在為止，仍有諸多疑點有待查證：小花梅1996年第一段婚姻結束後，被桑某妞以「治病」為名帶到江蘇，之後到1998年8月與董某民領證結婚，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何桑某妞將她拐走後，竟然無須給她家人一個交代？董某民究竟是否買妻？

我有朋友善意地推測：小花梅當初被拐走，很可能是桑某妞與家人的合謀，所以事後家人也沒追查，但到江蘇後小花梅卻走失了，因而董家確有可能不是直接從桑某妞手上買來的，是看到這個流浪的女子後才帶回了家。

這種可能性的確存在。賀蕭在《危險的愉悅》一書中談及民國時期的拐賣婦女案時說，「有關人口買賣的故事實際上講的都是受害故事」，「儘管說來說去都是綁架拐賣的故事，但我們必須牢記，許多這樣的買賣，其實被賣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並同意的」。

我也相信「小花梅」就是豐縣事件中女性當事人的真名（畢竟DNA檢驗很難作假），但即便她不是被直接拐賣到董家，仍不改變本案的三個重點：拐賣婦女值得關注並需要打擊；小花梅所受的虐待有損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地方政府不作為。

小花梅的處境在蘇北鄉村不是孤立的個案，離豐縣不遠的泗陽縣來安鄉姜集村一度拐賣婦女多達560名，年齡最小的僅16歲，最大的也才22歲，人販子以3000-6000元的價格賣給周邊地區，以此「發家致富」。

這次查實小花梅的真實身份，起初的線索就是在查檔案時發現她在1998年結婚登記時寫明了原籍是「雲南福貢縣亞谷村」，這至少表明三點：當時她至少神智清醒，知道老家地址，會用漢語表達；連老家的村子都知道，那不太可能不記得自己名字；她老家哪裡，一開始就是當地人都知道的，也沒隱瞞，然而當地從未採取任何行動。

一份救助被拐女性的手冊，請識別小程序讀取

隨着小花梅身世的逐漸顯露，公眾輿論反倒趨於分裂：有些人認為此事已水落石出，可以告一段落；有些人相信小花梅確實早有精神疾病，董家雖然虐待她，但鐵鏈鎖住，可能也事出無奈；還有些人則懷疑官方通告裡對她身份的認定，堅信其真實身份是12歲走失的四川女孩李瑩，現在的通告仍在掩蓋什麼。

之前就有讀者留言說：

這是很諷刺的一點：即便是在這樣的事上，很多人的同情心也是有條件的——如果是一個正常人（尤其如果是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囚禁，這種反差就讓人感覺衝擊力極大，但如果是精神病患者，那「家人鎖住了她就是合理的」。

這本身就反過來印證了我此前在《豐縣事件：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中的觀點：國人常常默認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是生來就有的，對一些邊緣人甚至無論怎麼凌辱都沒問題。

事實上，很多人之所以懷疑「小花梅」不是豐縣案中女當事人的真實身份，也落入了同樣的思維陷阱，因為他們認為官方是想說明她在老家就有精神疾病，因而其後續遭遇都是合理的，基於此，他們就力圖證明，這位受苦受難的女性「原本是個正常人」，是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後才墮入這樣的境地。

這樣的論述確實更容易引發共情，因為「正常人」就意味着可能是自己，預期中的未來發生了急轉直下的突變，然而，非常諷刺的是，這其中也隱含着這樣一層意味：如果小花梅起初確實並非「正常人」，連這些曾關注、同情她處境的人，其共情基礎都會喪失。

這在中國社會同樣有深厚的基礎。1988年6月3日，北京大學研究生柴慶豐被兩個流氓刺死，社會學者趙鼎新評論當時引發的輿論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事實上，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如果不是他大學畢業生的身份，恐怕也未必能激起那麼大的波瀾。這絕不是否定他們死難的意義和公眾的情感，至少正是順應原有的意識，才推動了社會改變，但我們絕不應該由於當事人並非「正常人」，就不去同情其處境，甚至連帶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也不給予。

雖然在這類拐賣婦女事件中，最能激發公眾同情是女大學生被拐（電影《盲山》的情節設置也是如此），但你細想一下就能明白，無論在人販子還是買妻者眼裡，女大學生未必是最優選擇，因為她們會更難控制，高學歷對他們來說非但不是增值的，反而是風險——長相好、好生養、易控制，可能遠比學歷高更重要。據說男人最喜歡「漂亮但不聰明的女人」，東亞文化中男性審美尤其偏好「白瘦幼小」，恐怕都出於潛意識裡的這種控制欲。

電影《盲山》劇照，被拐賣後囚禁的女大學生

去年，一位貴州布依族女性德良在被拐35年後，尋親成功。記錄此事經過的《一個名字叫「餵」的女人》一文中說，人販子會精心挑選拐賣對象，「看你的兄弟強不強、父母強不強，如果在當地有威望，你敢拐賣他女兒是不可能的。」

德良之所以被拐，也是因為家裡弱勢，自己又「先天性聽力弱，腦子慢」，在嫁到鄰村後，被夫家嫌棄，丈夫默許人販子帶走了她。她後來的遭遇沒小花梅那麼悲慘，被賣到河南給一個老實巴交的男人當老婆，雖然這無疑也違背她的意願，但至少看起來沒遭受那樣恐怖的囚禁虐待，女兒對她看來也很不錯，使得她最終的尋親看起來倒像是一個溫情感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從頭到尾都是社會的自發聯結，官方根本沒有介入。

回老家的12天讓她有了發自內心的笑容，但即便如此，「她身上有一些東西永遠地被摧毀了，回家也並不能挽救什麼」，「她活在自己的時間與創傷里，仿佛再也沒有往前走過」。儘管如此，對這位已久久失落自我的女性來說，找回自己身份仍然是治癒她餘生的開始。

看到她的真名終於被找到的那一幕，我不禁潸然淚下：

這種喪失身份的痛苦，是每個人最深層的痛苦，就像我們耳熟能詳的那首歌里唱的：

我想說的是，無論是什麼樣的個體，高矮胖瘦、弱勢、殘障，是人就應被當人來對待，反過來說，他們權利的被剝奪，往往是被身份開始的。在豐縣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不是「生育八孩的母親」，不叫楊某俠，她有自己的名字：小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