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制度是社會科學的中心問題。而且不應該人為地把制度研究分成經濟現象或者社會現象。因為制度同時包括經濟現象、政治現象和普遍的社會現象，原本是不能分開的。

人為地劃分領域，原本是為了方便探討。但是當這種劃分變成了一個隔離牆，為認識問題的實質造成了更多的問題。經濟學一系列最基本的問題離不開政治學討論的核心問題、離不開法學討論的核心問題，也離不開社會學討論的核心問題。因此我們更應該討論社會科學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討論經濟學問題。雖然我本人主要是經濟學的學者，但實際上我並不同意把經濟科學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嚴格劃分開來的做法。

經濟學教科書里有非常重要的制度方面的假設，即私有產權得到充分的保護，合同是有制度保障來執行的。在這樣的假設下，才有整套的經濟學的道理推導出來。許多教科書沒有把這些基本假設清楚表達出來，造成嚴重的誤導。由這些基本假設帶來的問題是，為什麼私有產權能得到保護？或者它是不是能得到保護？如果能得到保護，它為什麼能得到？如果得不到，為什麼得不到？得不到又會怎麼樣？這些都超出了經濟學教科書的範圍。

了解真實社會，了解歷史的人們知道，合同的執行背後是有制度來保障的。經濟學家討論到合同的時候，哪怕是合同的理論，也是假定合同設計好以後，另有一個機制來負責執行。這個機制是怎麼回事，通常經濟學就不去管它了。再有，如果我們只看經濟學也會看到，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理解，一定要涉及到制度，在不討論制度的經濟學教科書里是無法找到答案的。

比如，是產業革命，才使得全世界有了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分。在沒有產業革命之前，世界上的國家都差不多。為什麼會產生產業革命？為什麼產業革命發生多少次了，每次都只產生在同樣一類制度下？為什麼其他制度下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產業革命？這一系列問題，只有討論到制度層面才有可能去理解。為什麼有的國家不發生產業革命但是它能夠很快地追趕？為什麼還有更多的國家就連追趕也不能，這又是因為什麼？

經濟學一個大分支叫做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裡最基本的問題就是關於不發達的經濟。一個非常基本的經濟學問題就是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是不發達的國家，為什麼這些國家不發達？按照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去看，不發達的國家應該很容易發達起來。因為你可以學別人然後會獲得投資。但是產業革命以來的事實是，多數的國家不僅是不發達的，而且保持長期的不發達，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一種解釋說，這是因為不發達的國家不能保護私有產權，不發達的國家沒有法治。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國家不能保護私有產權，為什麼這些國家裡沒有法治？這些問題都是制度的問題。

那麼接下來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什麼是制度？經濟學有非常著名的諾思定義，即制度是社會博弈的規則。制度是人造的約束條件來約束人的行為。這個定義的優點是它以高度抽象的方式保證這個定義涵蓋了所有可能的制度。但它的優點也自動帶來了缺點，或者說這是它的特點。這個定義帶來的缺點是沒有重點。人類社會的制度包羅萬象，但是有非常重要的制度，也有很多不太重要的制度。按照這個定義，道路上紅綠燈的協調方式也是一種制度。這樣的制度和憲政這類的制度相比就是細枝末節。再比如，足球也是一種制度，籃球是另一種制度等等。如此說來，就可以有無數多的制度。這是它的缺點之一，不分輕重。

這個定義的另一個缺點就是忽略了制度背後的結構。不同制度的背後是不同的結構。當它同時定義了所有的制度，就忽略了各種各樣的結構，這就使得人們很難去集中討論特定製度的結構。

實際上，任何關於制度的定義或者討論都離不開諾思的定義，但是我們總是可以有所突破、有所發展，而不是停留在諾思的定義上。單憑這樣一句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建立對制度的更深入的認識。我的看法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我們的目的不僅僅是給制度一個定義或者描述，作為科學，我們要認識它的結構、認識它的機制。

為了認識制度的結構和機制就要有個起點，不能只是說它是社會博弈的規則，那麼我們討論的起點是什麼？我提出把起點放在制度的最基本的三個（也可以說是兩個）成分上，即人權、產權和政治決策權。之所以說是兩個，是因為人權和產權是可以合併的。這是洛克的觀點。在洛克的概念里，人權就是產權，產權就是人權，這兩個是不分的。

總而言之，人權和產權是任何一個社會裡個人的基本權利。政治決策權是和它們對應的。政治決策權討論的不是個人權利，而是集體決策問題。所謂集體決策要看是什麼樣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它叫集體決策問題。因為在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決策權是在人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在非民主政治里，在專制制度下，它是自上而下統治的，個人既沒有支配自己的權利，也沒有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只有統治者才有這個權力。

所以，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結構，即個人的權利和集體決策的權力是怎麼配置的，在不同的社會裡是不一樣的。不同的結構產生於不同的基礎。在這樣的基本成分上才構建出來不同制度的其他具體內容。任何一個特定的制度都有它自己的結構，這是社會科學應該討論的核心內容。

要理解制度的結構，尤其要理解制度結構的演變。我提出來一個幫助分析的概念：制度基因。用制度基因這個概念來幫助我們分析制度的結構里，哪些是更基礎的，哪些是在這些基礎上衍生出來的，以及這個制度的結構是怎麼樣演變的。

我再強調一下，制度和政策是不同的概念。相當多的學者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制度指的是社會長期形成的基本機制，因此制度總是很難快速發生變化。而政策是在已有的制度下設計出來的。制度與政策二者之間可以有關係，也可以沒關係。可以有關係很好理解，可以沒關係的意思是，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對制度不產生影響。通常，對制度不產生影響的政策是不太重要的政策。但有些非常重大的持續性的政策，有可能會逐步地改變制度基因。由於它逐步改變了制度基因，隨着時間的持續和作用的延續，最終它會使得制度發生變化。因此，政策可以改變制度，但是政策也不一定能改變制度。總而言之，制度是最重大、最核心的問題。與制度相比，政策是第二位的。

我們最關心的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社會問題，而不是所有的問題。因為人們的研究能力是有限的。我的這個認識來自自然科學的啟發。19世紀末的法國物理學家、數學家、哲學家彭加勒關於科學是討論什麼的，有過一個非常精彩的比喻。他說你把一盆水潑到地上，水滴濺到牆上會產生出來很複雜的水花，這種複雜混亂毫無和諧可言的現象不是科學討論的現象，因為既複雜又不重要。科學討論的一定是簡單的、美的、重要的。

我想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概要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社會科學作為科學，跟自然科學作為科學有很大的相似性。任何科學都可以分成兩大類，一大類是理論的，一大類是實證的。在自然科學裡，實證的部分就是試驗。在經濟科學裡，現在人們也運用試驗的辦法做研究，但是仍然處於非常初級的階段。

先概要一下我對於社會科學的理論的看法。討論理論的目的是發展理論。要發展理論，我們關心的是新理論從哪兒來？與自然科學相似，社會科學的新理論一定是從觀察中來，一定是以觀察為基礎產生出來的直覺，以直覺為基礎才產生理論。那麼這句話的反面是什麼？新理論的產生，一定不是來自純粹的邏輯，一定不是來自純粹的數學推理。

什麼是純粹的邏輯？比如說純粹的博弈論，比如說把一般均衡理論上升到高度抽象的階段，然後進行數學上的推導。現在這個領域不時髦了，但是在我念博士的時候，一般均衡理論抽象到了微分拓撲學，只有極其個別的、最了不起的經濟學家、數學家才能夠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這類工作最終沒有能夠產生出來可以實證驗證的結果。為什麼那個領域現在沒有了？就是因為它是純邏輯的推理，它不是從社會現象里來的。

前面我講到研究的起點，起點之後就是構建。怎麼構建理論？一定是基於觀察產生的直覺。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尋找以這個基本假設作為基礎，構建出來一個邏輯的框架。邏輯框架的構建，在很多情況下是數學。但是，核心在於最初的起點是從觀察里來的直覺，而基本假設必須是和實證相關的。和實證毫無關係的那些基本假設，一定不成為基本假設。或者拿它做了基本假設以後，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再有一點。凡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必須有可以實證檢驗的推論。任何不能夠以實證方式檢驗的理論，都不是社會科學理論。這句話帶有一定批評的含義。比如，博弈論有很多的結果基本上都是不能驗證的，那麼博弈論在社會科學裡是什麼地位？我的看法是，博弈論在社會科學裡的地位相當於偏微分方程在物理學裡的地位。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都是物理學裡產生出來的數學。後來獨立於物理學，數學在這些方面有了大發展。但是偏微分方程本身並不是物理學。它是在物理學旁邊產生出來的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論。與此相似，博弈論在社會科學、經濟學裡的地位很重要，是重要的方法論，但是它自身不是社會科學，就如同偏微分方程不是物理科學而是數學。在博弈論上可以有很重要的結果推出來從而幫助了社會科學，但純博弈論自身是數學，而不是社會科學。

度量，通常指的是能不能找到數據。找到數據以後，人們才能夠做分析和研究。但是實際上，數據本身就是人造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人有人的概念，人有人的道理，為了人的概念，為了人的道理，人們造出來的東西，造出來的方法。因此，實證工作的創新，涉及到創造新的度量、新的數據。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是相似的。物理科學的各種度量，生物科學的各種度量，都是那些實證科學裡面的人造出來的。

說數據是人造的，不是說編造數據，而是把人類收集到的信息，變成可以處理的形式，即數據；或者找到一個新的辦法來收集數據，這就是創造新的度量。因此，實證工作一定不應該也不能夠只限制在已有的數字上。如果限制在已有的數字上，人的注意力都是在尋找別人已經用過的數據、別人已經找過的數據，就把實證工作限制住了。

講到不限制在已有的數據上，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背景就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它們為進一步的新的實證工作開創了無限寬廣的創新的前提。如果我們能使用大數據、能使用人工智能來做新的實證工作，這才是真正有創造性的工作。

我們現在用的那些數據，其實都是過去的人的創造，是過去的那些概念形成的。比如我們今天常用的一個統計度量GDP。這是經濟學家庫茲涅茲提出的，因此獲得諾貝爾獎。有了他造的這個統計的概念，才有了這樣收集數據的方式。還有宏觀經濟學裡講的 M1、M2等等。這都是一些概念，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才產生出來這樣的數字。

在物理學、生命科學當中，基本上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概念產生出來的。比如無線電波，先是有了無線電的理論，有了概念才有了實驗室里去檢測，發現無線電波是存在的。有了概念才產生了度量。再比如引力波。引力波現在是剛剛開始度量到。首先是科學上認為存在引力波，然後人們才能測量到。現在有巨大量的DNA的度量，這完全是科學上的發展帶出來的。所以說，有了科學上的發展、概念上的發展，才有了實證的發展。

我們一直在講制度，為什麼制度經濟學發展得似乎比較差？就是因為人們不知道如何度量制度。這是制度經濟學自身的一個重要弱點。比如產權怎麼度量？雖然有過很多的討論，但是到現在這些度量都很差。法治怎麼度量？有各種各樣的討論，但是都不成熟。憲政如何度量？等等。所以，研究制度要有重大的突破，依賴創新的度量。一旦有了創新的度量，就能夠如同當年創造出來一個GDP的概念就有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沒有GDP的概念，宏觀經濟學就不能發展

對制度的研究的突破，有待這方面的創新。我這樣講就像是在講空話，因為我自己沒創造出來，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我很希望我講的一些空話是在拋磚引玉。我希望很多的學者能相互幫助，能在這方面有重大的發展，最後能有所突破。

作為科學必須要客觀，一個流行的見解是，為了保證客觀性，社會科學本身應該沒有價值觀。這是我自從作為學生進入社會科學以來，一直在考慮的問題，是非常基本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長期思考，閱讀很多的不同學科的著作，跟很多了不起的不同學科的學者交流之後，我想概要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以徹底的、沒有價值觀這個方式來作為認定客觀性的標準是錯誤的。實際上，社會科學是離不開最基本的價值觀的。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經濟學的起點叫做效用函數，效用函數是不是沒有價值觀的？當然不是。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是從utilitarianism（中文通常翻譯為效益主義）這種哲學中抽出來的。而這種哲學觀念本身就帶着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在通過效用函數構建社會福利上表現的非常清楚。什麼叫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有不同的構造方式，任何一個不同的構造社會福利函數的方式都是價值觀。當把所有人的效用加總求和，構造成社會福利函數時，其內在的價值觀是，每個人都有差不多的權利（但又不是絕對平等），社會福利必須考慮所有人。

因此，當經濟科學號稱它沒有價值觀的時候，其實效益主義的基本價值觀，人的最基本的權利，根本就是所有推理的起點。而人的最基本的權利里包括人的產權。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經濟學家討論的社會不是天經地義都這樣的。當你討論的社會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時，經濟學家就需要考慮內在的價值觀和客觀性等問題了。

換句話說，人權產權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在社會科學裡，基本上人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在這個背景下，人們說它沒有價值觀，其他的事就靠推導了。但是，當社會科學討論的制度和保護人權、保護產權是相反的，甚至是嚴重違背的，在這個條件下，你怎麼去討論、怎麼去分析社會？這是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個重大挑戰，因為沒有現成的工具了。你把別人認為天經地義的條件下建立的工具，拿來討論一個跟它不一樣的事情，那個工具是否還能用？是否會產生誤導？

我們討論的所有這些問題，跟弄懂中國是密不可分的。弄懂中國必須要研究制度問題，必須懂得中國的制度。中國的制度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有非常大的不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有過2000多年的帝制。為什麼它是這樣的？這個制度給中國留下來的是什麼？給中國今天留下來的是什麼？今天中國的制度，哪些是帝制留下來的？為什麼有些地方中國想要改變卻很難改變？

除了帝制，今天中國的制度裡邊有非常大量的基本成分是從蘇聯移植來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曾經有大群的知識分子努力想要建立憲政，做了大量的努力，有過變法，有過辛亥革命，有過中華民國的憲法，有過很多的推動，但是最後中國走了蘇聯的道路，建立了蘇聯式的制度。由於中國曾經是全盤移植的蘇聯制度，所以關心中國的人們必須要弄懂蘇聯的制度。今天中國最基本的制度仍然是當年從蘇聯學來的。為什麼蘇聯是那樣變化的？過去的俄國為什麼會變成蘇聯？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解體之後的蘇聯為什麼建立民主憲政如此之困難？這些問題其實都是連在一起的。

要想懂得中國必須懂得中國的制度。要想懂得中國的制度，必須懂得和今天制度相關的所有過去的制度以及外來的制度。中國的制度從來也不是單獨從中國自己產生的。要懂得中國的制度，必須懂得其他國家的制度。單獨看中國，永遠也弄不懂中國。這跟自然科學是一樣的。為什麼物理學要研究宇宙？因為不懂得宇宙，就不懂得地球；你要懂得地球必須懂得宇宙。為什麼生物學家要研究蟲子、細菌、病毒？那不僅是為了實用，而是因為不懂得病毒就不懂得人。同樣的道理，我們討論中國的制度必須懂得其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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