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戰事還在持續。

今日俄羅斯的行為，被不同聲音解釋着，其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名字——亞歷山大·杜金。他被稱為「普京的軍師」，奉行的「新型民族主義」孕育了普京的戰前演講，他們的觀念「根植於偉大的俄羅斯帝國傳統的主權、價值和信仰」。

2017 年前往俄羅斯採訪時，楊瀟見到了亞歷山大·杜金及其他幾位俄羅斯知識分子，寫下《在晚期》。文章還原了蘇聯晚期和 1990 年代轉型的具體面貌，也預見今天的現實，可以說俄羅斯如今的脆弱和野心都映照出那段歷史打下的投影。在下面摘選的部分中，我們將讀到杜金如何在學生時代因叛逆而接觸到邊緣思想，一小群人的囈語又如何在轉型陣痛中一步步碰到現實土壤，最終進入了俄羅斯的主流話語。

在晚期：幽暗歲月如何塑造了

三種俄羅斯知識分子（節選）

撰文：楊瀟

……

六

來俄羅斯之前，我在北京約英國《金融時報》駐華記者柯皓茗（Charles Clover）喝咖啡，他之前是《金融時報》駐莫斯科分社長，剛剛出版了一本關於俄羅斯「新型民族主義」的書，他跟我講起，過去三四十年，一小群奇怪傢伙的地下囈語，如何一步步成為當代俄羅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在這群人中，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一個，「你應該去見見他。」

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

杜金在英文世界的名氣比中文世界要大得多，西方媒體給了他不少標籤：「瘋子哲學家」、「親法西斯學者」、「俄羅斯帝國招魂者」、「普京的軍師」乃至「普京的拉斯普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因為遊行，我們臨時改在莫斯科西南站附近的一家餐廳見面，落座不久，就看見這位地緣政治學家提着一個老式皮製公文包走了進來，他留着大鬍子，像一位苦苦思索的東正教教士，卻有着纖細白皙的手指，他用它們和我握手寒暄，點了一杯紅茶，打開了手機錄音功能，然後在空中比划起俄羅斯的歷史。

我們自然很快聊到了普京。此刻，普京就要迎來他掌舵俄羅斯的第 18 個年頭——一個俄羅斯人告訴我，對於許多「零零後」來說，「總統」和「普京」是同一個詞語——杜金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在經歷了驚心動魄的 1990 年代後，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國家（蘇聯），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工業，我們幾乎失去了一切，普京拯救了這個國家……他從掌權起，就逐步有意識地壓縮自由主義的地盤，越來越往主權完整、傳統價值、保守主義的方向移動……他復興了一部分俄羅斯精神，一部分蘇維埃傳統，並在政治和文化上阻擊了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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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出生的杜金原本不是蘇聯的擁護者。1980 年，當 18 歲的他出現在莫斯科郊外一個地下聚會時，引人注意的恰恰是他毫不妥協的反蘇歌曲。當時莫斯科奧運會召開在即，蘇聯警方清理市區的「烏合之眾」，那個有悖主流意識形態的聚會被迫躲到郊外的一個度假屋進行。杜金當時留着亞里士多德式的大鬍子（和今天一樣），背着吉他自彈自唱（他已經不彈琴了，回憶起那段有點不好意思），「我們都被他的歌震住了，覺得簡直是彌賽亞降臨。」一位參與者回憶說。

杜金不太願意多談自己的出身，聲稱自己來自「典型的蘇聯家庭，接受了典型的蘇聯教育」。但事實上他的父親是蘇聯的軍事幹部。和許多國家一樣，特權階層（不論是政治還是文化特權）的子女往往更容易接觸到真實世界，從而更早地叛逆，杜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意識到蘇聯社會在精神向度的缺乏，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這種體驗的稀有，「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沒有精神向度的）生活完全是正常的。就像道家說的，你把人民的肚子填飽了，這就是最好的治國方式（《道德經》原話：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

克里斯蒂婭·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她現在是加拿大的外交部長）在那本著名的《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中描述過 1980 年代早期那個「停滯年代」：「至少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還是有其可取之處的。雖然人們沒有錢，但誰也不必干很多工作。其結果是，整個社會都好像仍然生活在校園裡：密切的、動感情的、耗費大量時間的友誼，無休止地把時間浪費在喝茶、喝伏特加、討論生命的意義、貪婪地追求那些深奧莫測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上。」

生活在高度競爭社會的疲於奔命的人們，明知這種描述帶上了一層玫瑰色[我在 skype 上把這段描述念給聖彼得堡歐洲大學教授鮑里斯·科隆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聽，他呵呵一笑：「太多異域風情，就是那種讀外國人寫你自己國家的感覺」]，也很難不對這種描述生出某種懷舊（nostalgia，這裡或許譯作鄉愁更準確）之情。在俄羅斯長大，後來移民美國的哈佛大學教授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回到故鄉聖彼得堡後因為被懷舊擊中而「感到麻木」，「最為突出的是對時間的不同的體驗……在這裡，人人都姍姍來遲，但不知為何時間總是很充裕……閒談和想心思的過多時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荒謬結果。」她寫道，「初看上去，懷舊是對某一個地方的懷想，但實際上是對一個不同的時代的懷想——我們的童年時代，我們夢幻中更為緩慢的節奏。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懷舊是對於現代的時間概念、歷史和進步的時間概念的叛逆……」

七

杜金、卡加爾利茨基和奇若娃都出生於 1960 年前後，是後斯大林時期的第一代蘇聯人，也是在既無戰爭也無革命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蘇聯人（「我們實際上是些小資產階級。」杜金乾脆這樣告訴柯皓茗）：醫療免費，物質相對豐裕，可以去黑海或者波羅的海度假，開拉達牌轎車，很早就搬進了「赫魯曉夫樓」——1954 年起，為解決住房短缺，赫魯曉夫下令蘇聯建築師開發一種廉價、可迅速複製的預製板建築，目標是成為「全世界的典範」——這種毫無風格的五層左右的單元樓至今仍分布於從中歐到中國的遼闊大地上。

每一棟「赫魯曉夫樓」都長得差不多，廚房都鋪着藍白色的瓷磚，有一個 OKA 牌電冰箱（少數幸運家庭有「明斯克」），一台 Gorizont 黑白電視（少數有錢人是 Rubin 彩電）或者一台里加製造的 Spidola 牌收音機（後來是 VEF 牌，但是按照卡加爾利茨基的說法，要收聽國外電台，還是老式的Spidola，「有時就是這樣，更原始更簡單的配置，也許就是最可靠的，就像如今的手機一樣，功能越多，問題越多」）。那時最賣座的電影是梁贊諾夫的《命運的捉弄》，講述的正是住在莫斯科赫魯曉夫樓里的男主角，在宿醉之後莫名其妙去了列寧格勒，到了長得一模一樣的小區，進了一模一樣的單元樓，最後居然打開了別人家（女主角）家門的故事。

奇若娃小時候住過集體宿舍，甚至她現在住的這套 19 世紀的公寓，在1990 年代初之前都一直被幾家住戶分割，用作集體宿舍——十月革命後，由於住房短缺，大量家庭被塞入老式公寓的一個個房間，甚至同一個房間裡，僅以布簾相隔，後世的批評者，譬如英國歷史學家、《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的作者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會說，集體宿舍的核心理念是把私人生活通過無數耳目暴露在國家面前，從而塑造共產主義所需的集體人格。「那時我還小，在你小的時候，你關注的重點都是你自己，」奇若娃說，「但對我母親來說，（集體宿舍）真是一種折磨。對許多人都是折磨。最大的困難不是你有鄰居，而是你沒法選擇自己的鄰居。鄰居可能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帶着他們各自的生活習慣、對生活的理解……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搬入赫魯曉夫樓後非常高興，他們終於有了私人空間。」

也有人帶着某種體諒和溫情看待那種集體生活，覺得它消滅了冷漠、孤獨和無聊——而這三者正是現代社會的典型病症。在一部 BBC 的紀錄片裡，出生於集體宿舍的俄羅斯社會學家帶着英國記者重返那個又暗又破的房間，告訴他，你得和鄰里共享大部分東西，從灶台、水龍頭到廁所。英國人表示很難想象這樣的生活，年輕的社會學家解釋說，我們俄羅斯人有兩種生活，life（生活）和 daily life（日常生活），我們的 daily life 很侷促，但我們的 life 可以是精神性的、高貴的，它會超越 daily life。英國人聳聳肩：「真高興我們不必做這種選擇。」

當我把這段對話轉述給奇若娃時，她情緒突然激動起來，用厭惡的語氣說：「好吧，精神性的、精神生活……但是你在自己的私人空間也可以有精神生活啊！」她再一次用指關節叩擊起餐桌，「那時候人們把精力都放在精神生活上，只是因為他們沒得選擇。如果這是人們自然而然選擇的話，那麼蘇聯解體之後這個國家就不該發生什麼變化，他們應該繼續這種精神生活，但你知道，這種生活立馬就終止了，可能只有 3% 到 4% 的人繼續這種精神生活。我得說，這才是正常現象。現在，大多數人必須把精力集中在外部世界，因為那是所有危險的來源……我也很高興我的下一代不必做這種選擇，我的小女兒是一個藝術評論家，她也有她的……」奇若娃翻了個白眼，又一次加強了厭惡的語氣：「精神生活。」

八

「感謝赫魯曉夫！」

這是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二手時間》（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里的感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人們才走出公共宿舍，轉入私人廚房，在那裡可以臭罵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為在廚房裡大家都是自己人……只有極少數人敢於公開與當局作對，大多數人不過是『廚房裡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口袋裡豎起中指……沒完沒了地續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還有伏特加……交談中一定會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燈或者牆上的插座問道：『您還在聽嗎？少校同志！』既有冒險的感覺，又有遊戲的意味……我們甚至從這種虛假生活中獲得了快感……還有我們的孩子，他們和我們一起……偷偷聽 BBC，什麼話題都敢聊：尖刻的抨擊，生活的意義，普世的幸福。」

卡加爾利茨基還記得自己和父親第一次「談論政治」。那是 1965 年，他剛上小學，之前一年，赫魯曉夫被罷免，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1965 年的小學課本上尚有赫魯曉夫的頭像，但學着學着，這位前領導人就從教科書里消失了，「我當時還挺着急，因為赫魯曉夫沒了，但那些地方就那麼空着。我去問父親：現在誰是我們的領袖呢？他說，現在還不清楚，還得過幾年才知道。」回憶起這事兒，卡加爾利茨基哈哈大笑。

「（廚房談話）是我之所以成為我的一部分，」卡加爾利茨基說，赫魯曉夫樓里許多公寓只有一個房間，同時被用作臥室、書房和客廳，所以廚房是唯一可以接待客人的空間。「許多人就是從集體公寓搬進赫魯曉夫樓後才有自己的空間的，擁有私人空間後完全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和思維。我母親以前常說，我們談論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樣子就好像他們五分鐘前剛剛離開這間屋子一樣。我真正的政治養成就是在廚房。」他甚至覺得，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哪怕已經到了 2017 年，莫斯科人對市政府拆除赫魯曉夫樓的行動仍然充滿敵意。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看上了那些地方的高地價。

「整個社會是灰色的，但有許多亮色的島嶼，它們之間如果彼此信任，就會有非常完美的關係。」奇若娃說，「聽 VOA 也沒那麼危險，我父親每天都聽，我記得在八年級的時候，他們開始廣播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古拉格群島》。」等她再長大一些，就更加頻繁地參與廚房談話，「從深夜一直聊到清晨。那時的參與者都受過良好教育，現在的人簡直沒法比，那時候我讀了幾千本書吧，心理學的，哲學的，歷史學的，所有的一切。」

卡加爾利茨基告訴我，廚房談話不但塑造了他的思想，也塑造了他的情感，「人們會覺得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不是歷史，而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結果就是人們對三四十年前一直到六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有非常emotional（易動情）的態度。事實上，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非常好的政治學校，你會想，如果你是誰誰誰，你會怎麼做，你會做出什麼決定，等等。不是簡單地說他們是好人或者壞人，而是試着去理解當時發生了什麼，他們做這些決定的背景。」

奇若娃也承認廚房談話就是她的大學，「真正的大學、比大學還要大學」，但她「在任何意義上也並不懷念那個時期」，因為那所大學是，她咽了一下口水，遲疑了一會兒，非常沉痛的樣子，然後用俄語說了一個詞，「對，eternity（永恆），不停地循環，不停地回到原點，所有的人都清楚，我們沒有發泄渠道，我們只能非常神經質地，在這個小圈子裡不停地說啊說啊……就是那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無休止的感覺。你在其中耗費了大量的體力和精力。整個世界就在你面前，你不停地討論啊閱讀啊，這個理論、那個數據，你自以為建起了一座了不起的大廈，當你早晨醒來，卻發現空空如也。然後你回到廚房的桌邊，繼續建築你的大廈，第二天早晨醒來，還是那樣，什麼都沒有……一代人就在這樣的討論中失去了他們真正的生活。」

我把奇若娃的話轉述給了卡加爾利茨基，「沒錯，沒錯，」他說，「這就是我們要組織討論小組、發行薩米亞特（俄文原意為『自己出版』，指地下出版物）的原因，你不滿足於只是說說，你想要採取行動。」

九

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的蘇聯，要辦一本薩米亞特雜誌，你需要一台打印機。許多知識分子家裡都會有一台東德生產的 Erica 打印機，你寫了什麼，讀了什麼，把它打印出來，送給你的朋友，他們會複印，或者再打印一遍，傳給他們的朋友，「就像中世紀書籍流通一樣。」卡加爾利茨基告訴我，薩米亞特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總是聽說這兒那兒出了什麼刊物，你知道它們的存在和流傳，但你總是讀不到它們。

對他來說，薩米亞特更像是一個個興趣據點，把相似的人聚合到一起。他通過朋友認識了一群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大家聚在一起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人叫帕維爾·庫久金（Pavel Kudyukin），讀西馬比他多得多，總會告訴大家該讀什麼，帕維爾·庫久金當時還在研究西班牙民主轉型，為此搞到了不少西班牙地下文學，「所以我們對話就變得非常有趣了：在蘇聯社會讀西班牙的地下文學，而且拿來和我們自己的境遇對比。」

他們有一套讀到想讀的書的辦法，都是些小把戲，比如共用圖書館的讀者卡，因為上面沒有照片。他們常去社會科學學院（INION，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圖書館，卡加爾利茨基記得當時用一個叫布哈雅夫斯基的人的卡，「但我這輩子就沒見過這個人……」

英國歷史學家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注意到了晚期蘇聯（late Soviet Union）的「朋友圈」文化，類似這種以興趣聚合的小圈子在全世界都很普遍，但在晚期的蘇聯，這些朋友圈有兩個特質格外突出：其一是圈子構成者的水準和天賦之高，二是它們非常小非常緊密。塞奇威克分析說，在西方社會，有才華的人會獲得很多機會，因此通常會比較忙碌，大學畢業後不太容易再形成重要的密友圈，而在晚期蘇聯，只有特定才華受到體制重用，被體制排擠的人會聚攏、抱團，同時因為告密者的存在，這些圈子對外非常小心，相對封閉——這種生態對已加入其中的成員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杜金告訴我，年輕時他覺得周圍世界都是非理性的，能夠體會到他苦悶的往往是猶太人或者少數族裔，「他們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根基，非常具有批判性，也明白現實與修辭之間的鴻溝。」但杜金沒有他們的身份認同，沒有俄羅斯文化之外任何思想資源可供倚賴（「也就沒有對西方或者對自由主義的認同，」他補充），「所以我有點兒像被從內部孤立了。」

1980 年莫斯科郊外的那個聚會讓杜金認識了葉夫根尼·戈洛溫（Evgeny Golovin），戈洛溫是一個酗酒者，一個空虛的厭世者，也是一個俄羅斯式的文學天才，他對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非常痴迷，認為那種「陰」是對人類社會之「陽」的補充，他自稱「元首」，要求小圈子裡的人都穿納粹軍裝，彼此以「Sieg Heil」（勝利萬歲，法西斯分子用語）打招呼，一位當時的參與者聲稱，他們並非反猶，在當時的語境下，他們喊「勝利萬歲」或者「希特勒萬歲」，背後要傳達的意思都是「打倒蘇維埃」。

杜金說，他走向戈洛溫的原因正是對當時社會的全盤否定。戈洛溫反共產主義，同時也反自由主義和現代主義，幫助他打開了對傳統、宗教、東正教哲學和形而上學的理解，「當時蘇聯社會的邊緣思想應該是自由主義，所以我們甚至連邊緣都算不上，但我全盤接受了他的思想，試着去模仿他們。（那個小圈子）對我意味着一切。」

為了讀懂列寧圖書館的外文資料，杜金自學了法語、德語、英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在戈洛溫的引導下，他開始閱讀海德格爾、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法國傳統主義哲學家），地緣政治學，還有更多神秘主義的東西，「這些在蘇聯時期都屬於沒人關注的領域。圖書館也有審查，但我借的都是些沒人看的、被認為是奇怪的書。」有一次杜金在開架處找到了一本反共的德國傳統主義哲學家的作品，那本書甚至被翻譯成了俄語，「於是我成了這個圖書館歷史上第一次借這本書的人。」

整整一代俄羅斯知識分子都在通過他們各自的朋友圈尋找五花八門的思想資源，進而獲得存在或者反抗的動力。杜金在 1980 年代的一位朋友後來告訴柯皓茗，「一開始，我們都在練習瑜伽。後來我們都在學習梵語。再後來我們讀起了新約。那時，這些東西對我們的意義都是一樣的……克格勃當時還以為空手道是一種宗教。」

「如果說晚期蘇聯的這些朋友圈，對人員的門檻要求非常高的話，他們對知識的門檻要求就低得多了，」塞奇威克在一篇論文中論述說，部分因為信息審查，部分因為嚴格的批判性學術訓練的缺乏，最終結果是，在西方社會只能居於邊緣的一些「異端學說」（rejected knowledge），在蘇聯反而很容易被人接受，並生根萌芽。克里斯蒂婭·弗里蘭所說的，「那些深奧莫測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有一天將被證明會改變這個國家。

十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咖啡館裡，卡加爾利茨基繼續跟我聊起晚期蘇聯的文化。1970 年代時，有個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意大利姑娘很興奮地告訴他，當西方已經被後現代文學占領的時候，她卻在 1970 年代的蘇聯找到了 19 世紀文學的最後一塊土壤。「部分原因是蘇聯的教育制度。」卡加爾利茨基解釋說，「諷刺的是，斯大林乾的一件好事兒就是創造了一個特別的教育體系。1920 年代在蘇聯有着各種各樣關於建築、教育等等的實驗性討論，斯大林壓迫民眾，但他也知道人民不需要那麼多先鋒和實驗，在建築領域，風氣很快從結構主義轉回了新古典主義，當時政治局有人說，這種新古典主義太保守了，幾乎和沙皇時代沒區別了，這時斯大林說了一句話——未經證實的一句話——人民有權利擁有羅馬柱！……在教育領域發生的是類似的事情，斯大林吸收了沙皇時期的精英教育，並把它用於普羅大眾。雖然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們廢除了邏輯學。」

從 1960 年代早期到 1980 年代中期，蘇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 2000 萬，受僱於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則翻了三番，達到 3300 萬。以斯大林的觀念，蘇聯知識分子的核心就應該是這些工程師、科學家們，尤其是物理學家。這一階層也的確被國家保護得很好：他們受尊敬，有錢，有設備，不受打擾，生活在一個個封閉半封閉的核工業城/研究機構里，國家不光負責這些單元物質供給，還負責他們的文化供給——一些被官方所不容的音樂家甚至都被允許去那些（國家放心的）單位演出。

按照祖博克的說法，蘇式教育體系雖有諸多弊病，但它推崇「修身與進步的理想，以及對高雅文化的崇敬」，而這正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內在品質（之一）」，其結果就是經過蘇式教育出來的年輕人，有着「對知識的好奇，藝術的追求，和高雅文化的熱情」，他們「不只是認同蘇聯的集體主義，也認同一種基於人文主義的個人主義」，他管這叫蘇式教育的「無心插柳」。

這個並不陌生卻有點隱秘的範式（pattern）需要日後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國家出於合法化自身的需要，創造出了一個受教育的新階層，這一階層分化、演變，保持了某種對國家的古老的敵意，最終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對國家的埋葬。

討論蘇式教育不知為何廢除邏輯學時，咖啡館的一角開始冒煙，卡加爾利茨基看出了我的不安，叫來服務員問了兩句，然後半開玩笑對我說，「他們說不危險。應該說現在還不危險，如果有什麼情況，我們應該來得及下樓逃跑……這非常俄羅斯，我們習慣於曝露在各種危險之下。」有一年，卡加爾利茨基因為炸彈威脅，不得不和人群從地鐵站疏散，疏散過程中他看到警察在和一個啃炸雞的女人理論，女人非要吃完才肯離開，「不然炸雞就涼了。」

「等待奇蹟發生是俄羅斯人骨子裡的東西，」奇若娃告訴我，「俄羅斯文化里有許多童話故事，比如傻瓜伊萬，總是無所事事，總能不勞而獲。也許這類童話嵌入了俄羅斯的民族性格。」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精英對大眾的典型批評，在那個咖啡館，顯然奇蹟沒有發生，15 分鐘後，煙越來越濃，瀰漫了整個二樓，服務生淡定地走過來說，不好意思，我們得打烊了。於是我和卡加爾利茨基，一遍聊着斯大林的教育方針，一邊聊着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回到了街道上。

十一

1982 年到 1983 年之間，卡加爾利茨基和杜金相繼被捕。前者是因為組織了一個被稱為「青年社會主義者」的左翼討論團體，後者則是因為在一個有 30 人參加的地下音樂會上演唱反社會主義歌曲。杜金後來對媒體回憶克格勃的審訊，「和電影裡一樣」，強光打在他的臉上，審訊者的五官浮現於光暈的邊上，聲音熟練而疲倦：「你憑什麼唱『蘇維埃的滅亡』？蘇聯會永遠不倒，這是一個永恆的事實。看看我們的臉。再看看你自己的嬉皮樣，你算老幾？」

不過他們很快就被釋放了，部分原因是 1980 年代初的蘇聯早已不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部分原因是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那時候奇若娃已經大學畢業，在學院教書，學校組織集體收看勃列日涅夫葬禮的直播，「他的棺木正在移動行進，行進的方式非常古怪，我們正看着呢，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聽到砰的一聲，電視信號就被掐掉了，後來重播時這一聲被掐掉了，可我們當時都看見，就都忍不住笑了。我笑得太厲害，還從椅子上摔下來了，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覺得那麼可樂，可能是看到契爾年科那些老傢伙的樣子吧。」

我分別問了奇若娃、杜金和卡加爾利茨基一個有「後見之明」嫌疑的問題：當你身處「晚期」的時候，你會意識到那就是晚期嗎？

「你知道那時候我已經讀了很多東西了。我知道這個社會不正常，很瘋狂，也不該如此，但我發誓，我當時壓根想不到這個國家有一天會完蛋，我以為蘇聯會永遠持續下去。」這是奇若娃的回答。

「我認為 human being（人）首先是 thinking being（思考者），而不是 eating being（進食者）或者 breathing being（呼吸者），但在當時的蘇聯，一切都是反過來的。生活的唯一內容就是活着，完成活下來需要做的事情：吃飯、呼吸和工作。這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失敗的原因。如果你停止了思考，你就不再成為人類了。」這是杜金的回答。

只有卡加爾利茨基說，「我當然知道！」他們一直在薩米亞特上發表蘇聯正在衰亡，體制終將裂解，我們得為下一階段的政治做好準備之類的文章。在卡加爾利茨基被捕又獲釋的時候，他曾被安排去向一個克格勃長官匯報思想，以保證以後不會再犯事，他問長官什麼時候可以給他打電話，長官告訴他，你避開晚上九點一刻到九點半的時間就行。「這個意思就很清楚了，我們九點有整點新聞，前十五分鐘是關於政治局和蘇聯取得的成就，後十五分鐘是國際新聞，再之後是電影。人們只在九點一刻才打開電視機。克格勃和我們一樣，也不看那些宣傳新聞。」

十二

幾天後，我去莫斯科城北拜訪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這是一棟寬大的建築，看起來更像一座劇院，蘇維埃風格的那種。電梯上到四層，出來是個還算寬敞的候客區，牆壁上謝頂的戈爾巴喬夫雙手撐在桌上，目光炯炯沖我微笑。其他幾面牆上還有不少他當年的新聞照片，和撒切爾的寒暄，和里根的握手，等等。那是終結了冷戰的一代領導人，而他們奠定的世界格局和思維方式到今天還在影響着這個世界。等待的時候我在手機上讀了《紐約時報》一篇關於戈爾巴喬夫的特寫，記者描述他打車來到這棟建築時的場景：在得知他要拜訪的人是戈爾巴喬夫時，出租車司機輕蔑地說了一句，he has no balls（他很沒種）。

基金會日常辦公區域只占據了四層的一半，據說其主要收入來自房租和戈爾巴喬夫的稿費。1991 年 12 月 25 日辭去蘇聯總統一職後，戈爾巴喬夫寫了許多本書，較新的被譯作中文的一本是《孤獨相伴》，裡面讓我印象最深的細節是，1996 年，他在毫無勝機的情況下參加俄羅斯總統大選，有一個廣播電台年輕女記者在聖彼得堡跟了他半天，只希望他回答一個問題：「你現在還在為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嗎？」這個細節反映了許多俄羅斯人對戈爾巴喬夫的態度：他是一個叛徒，與西方合謀搞垮了蘇聯這個超級大國。

「全是宣傳機器開動的結果！」戈爾巴喬夫的秘書波利亞科夫兩手一攤。他是一個瘦削的人，湊巧也出生於 1957 年，當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國際關係，畢業後任塔斯社記者，駐非洲多年，認識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穆加貝為了接受我們的採訪，等了三天」 「曼德拉除外，他當時還在牢里」），1980 年代後期波利亞科夫回到國內，跑政治局新聞，蘇聯解體後他接到戈爾巴喬夫的邀請，來打理新成立的基金會，直到今天。「這可能是某種俄羅斯特色吧，每一代領導人都責怪前一代人給他們留了一個爛攤子，葉利欽責怪戈爾巴喬夫，普京也責怪戈爾巴喬夫，就在兩天前，他還在奧利弗·斯通的紀錄片裡說，戈爾巴喬夫犯了錯誤，沒有和北約簽署不許他們東擴的協定……他忘了當時還有華約這一回事嗎？怎麼可能提出這一主張呢？每個人在談起改革時都是事後諸葛亮，可是他們當時做了什麼？」

「戈爾巴喬夫先生在任時，他沒有責怪個人，他責怪的是整個體制。」波利亞科夫加重了語氣。1985 年 3 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開始推動改革與透明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個：相信我們自己親眼看到的一切。實事求是，認識到生活高於理論，尊重生活的道路及其邏輯，不再將我們自己視為笑柄。」戈爾巴喬夫在《孤獨相伴》里回憶。

杜金用「非常有趣的異化過程」來概括蘇聯 1980 年代後期的改革，「每個人說的都是斯大林時期下來的官方議題，但他們不再相信公正，相信蘇維埃價值，反而被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所深深腐化和吸引。體制從最核心處開始異化。黨內出現了兩個小黨，一邊是自由派、西化派，一邊是民族主義者，他們被稱為保守派，但他們不是，他們希望復興一種基於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他們都是六零世代。戈爾巴喬夫夾在中間，最後他倒向了自由派。人人用的都是共產主義語言，但意義卻大相徑庭。沒人說真話，沒人說出他們的真實意圖，人們被忽悠了，他們沒法從他們的發言裡做出決定，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依此採取的行動也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所謂改革（perestroika）的大謊言。」

波利亞科夫對杜金的觀點不屑一顧，甚至拒絕談論這個「瘋子」，他告訴我，戈爾巴喬夫當時完全相信一個「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存在的可能性，只是當他開始政治改革時，才明白這個體制需要改變，「但這種改變是從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他相信北歐的體制，也相信這是最適合我們國家的。」

「我想你們中國人會明白，蘇聯人和政權有一種家長式（paternalistic）的關係，」奇若娃說，「回到 1980 年代初，我敢說大多數蘇聯人都是厭惡共產主義的，因為他們不想再被短缺所困擾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並不夢想着言論自由、個人自由什麼的，而今天，當他們或多或少有了自由生活，卻想着像過去一樣，讓國家像父親一樣包攬一切。」她說，大多數俄羅斯人討厭戈爾巴喬夫，只是因為他毀掉了那個「父親」，而她認為戈爾巴喬夫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因為他敢於這樣做。」

奇若娃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終於讓她能夠從憋悶的社會裡透一口氣，卡加爾利茨基也有類似感覺，2008 年他去越南參加學術會議，那些官方學者非常坦誠放鬆地和他喝酒聊天，讓他想起了當年蘇聯的改革。杜金一邊批評改革，一邊利用了改革帶來的自由，在戈洛溫的建議下，他加入了一個叫 Pamyat（記憶）的組織，這個組織原本致力於重建莫斯科被毀掉的教堂和建築遺產，後來——得益於戈爾巴喬夫改革帶來的社會鬆動——演變成了一個致力於東正教和道德復興的反猶極右翼組織。這也許是所有改革的悖論：在釋放人性的同時也會釋放曾被專制壓制的魔鬼。

我和波利亞科夫在戈爾巴喬夫會見賓客的房間聊了一個多小時，那間屋子裡綠植滿滿，牆上掛着意大利和日本畫家送給他的畫，還有一幅愛新覺羅·啟驤的字，寫的是《楓橋夜泊》，張繼的這首名篇作於安史之亂之後。後來我又參觀了他的辦公室，看到桌上他和女兒、外孫女的合影，有兩秒鐘我差點兒沒認出那個非常老非常老的人，因為頭腦里戈爾巴喬夫的形象還停留在將近 30 年前，也就是出電梯時看到的那張照片。其實他已經 86 歲，和他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多已不在人世，里根、撒切爾夫人、葉利欽……那個下午我和波利亞科夫聊到這一點時有點唏噓，「也有一些人還在，比如老布什和科爾。」他說。

走時波利亞科夫帶我下到二樓，那裡有一個關於戈爾巴喬夫和改革的博物館，說是博物館，也只是走廊上的幾面櫥窗，上面有他的照片和來自全世界的禮品和獎狀，我還看到了一小塊柏林牆的磚石。我問波利亞科夫，有沒有考慮過籌建一個真正的博物館，讓公眾更好地了解改革？他說，錢是一個問題，又說，葉卡捷琳堡正在建一所葉利欽的博物館，「非常非常大。」

那是 2017 年 6 月 16 日，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看到了德國前總理科爾去世的消息。

十三

1991 年的 8 月 19 日，蘇聯的保守派進行了最後一次掙扎，他們在黑海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控制了軍隊，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且把坦克開進了城內。而當時已經贏得越來越多民意支持的葉利欽拒不服從，號召民眾起來抗議。在莫斯科，四萬多民眾走上街頭，去保衛葉利欽所在的白宮（俄羅斯議會）。

在莫斯科，杜金與保守派保持着聯絡，他建議他們採取重大行動，去平息「葉利欽陣營製造的騷亂」，「我當時很年輕，但有自己的想法，也非常確信應該參與所謂的『鎮壓』，但我已經注意到他們在猶豫了。」在聖彼得堡，34 歲的奇若娃和成千上萬市民走向廣場，聲援保衛白宮的莫斯科人，一路上人們紛紛傳說，坦克已經靠近城裡了，上面已經下令鎮壓。她當時懷着自己的小女兒，但她決定無論如何要去廣場，「如果死在那裡是我們的命運，我們就死在一起。」在廣場上，她「這輩子都沒見過那麼多聰慧的面龐和明亮的眼睛」，「我太自豪了，我能在那裡出現太自豪了」，二十多年後，她還經常告訴小女兒，是的，你也參與了 1991 年 8 月的革命。

保守派最終沒有採取軍事行動，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返回莫斯科，卻事實上失去權力，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也即將走到歷史終點。那是歷史的另一個欣快時刻，但也結束得很快，就像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一位音樂家的感慨：「現在我就經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兒了？我在九十年代的街頭上見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處？他們怎麼樣了，都離開了嗎？」整個 1990 年代，葉利欽帶領俄羅斯開始了向資本主義的急行軍，俄羅斯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掠奪式的轉型。從 1990 年到 1993 年，卡加爾利茨基在莫斯科市蘇維埃（Moscow city soviet）工作，他們成立組織推動民主改革，結果後來發現他們的主要任務變成了反對私有化。「當時的輿論是，蘇聯遺留下來的東西沒有任何價值，誰願意去買下那些國有財產，你得感謝他們主動承擔了這些負債，就好像他們都是些拯救者似的。」離克里姆林宮 5 分鐘腳程的一家酒店賣了 1000 美金，卡加爾利茨基去那家酒店調研，當時酒店大堂還有一個巨大的支形水晶吊燈，他問了同去的一個古董生意商人：如果我們把這個燈賣給你，你願意出多少價？商人說，我願意出 1200 美金。「你看，私有化就是這樣進行的。」

1993 年葉利欽解散了最高蘇維埃，卡加爾利茨基去了學術界，因為在國際上有知名度，他偶爾會受邀去北美的大學講課，那會兒俄羅斯話題在國際學術界還時髦着。他用美金補貼自己在國內的微薄收入，當時國內機構也知道這點盧布根本養不起學者，對他們出國短期任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你回國就行。」卡加爾利茨最有名的著作之一《邊陲帝國：俄羅斯與世界體系》（Empire of the Periphery: Russia and the World System）就是在 1990 年代開始寫的，他寫書極快，但那本書他用了 12 年才完成。

杜金告訴我，他的世界觀在「八一九事變」那三天裡發生了「唯一的、根本性的轉變」。「從前我是反蘇的，但那個八月過後，我發現相比於那些自由派，我更支持維護蘇聯的人。我這輩子從來不是共產主義者，我在共產主義終結的時候成為了一位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者。我是在共產主義已不復存在的時候成了它的擁躉。這很重要。」

如果說晚期蘇聯有點像一個校園的話，那麼在 1990 年代，俄羅斯人一夜之間被逐出了校園，他們被迫可怕地、在一夜之間長大了。「那些時候，經驗在跟人們開着非常殘酷的玩笑，」一位受訪者在《世紀大拍賣》里說，「人生的經驗與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矛盾。結果是，很多人當時非常消極。正如他們一直在上班一樣，他們還是接着這樣做。直到 1994 年，他們才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在蘇聯制度下長大的大多數人可能都害怕競爭，但任何體制下都有一群人，他們有點野性，有點病態，很樂意去在各個領域展開競爭。」奇若娃就是這樣的人。她換了好幾個工作，最後去了一個家具廠當副總經理，負責和客戶維持關係，有三年時間工作到每天凌晨兩點回家，收入是她的歷史學家丈夫的 400 倍。1990 年代，和中國的東北一樣，在土耳其也出現了大量「倒爺」，把本國生產的便宜貨倒賣到俄羅斯。那些小貨船在黑海穿行，運貨的同時也會帶一些旅客，1996 年 12 月下旬，奇若娃就在這樣一艘船里，她剛剛在伊斯坦布爾度完假，準備去克里米亞的辛菲羅波爾和丈夫會合，後者在那裡進行韃靼人的田野調查。

半夜，有人敲醒了她，船着火了。她去找船長，被告知船上有兩艘救生艇，都已經着火，求救信號也已經發出，土耳其方面說，你們已不在我們的海域，我們管不了；烏克蘭方面說，如果他們的直升機有燃油的話（當然沒有），他們可以去救他們。那是寒冬，水溫很低，船長說，如果跳海求生，人在這樣溫度的海水裡最多能活 40 分鐘。

奇若娃順着樓梯爬上甲板，見到了她這輩子最難忘的景象，「海和天都是一片漆黑，甲板上火舌直衝上天，船員們都裸着上身，個個手裡拿着漁叉，只能把已經着火的貨物挑落下海……根據我事後的理解，那就是地獄的化身，不論是聖經還是什麼其他地方描繪的，絕對是地獄的樣子。」

她回到房間，開始和上帝對話。她不算一名教徒，也很少去教堂，但她開始向上帝解釋她的情況：她一直想當一個作家，從前是沒有自由，後來是沒有錢，再後來錢和自由都有了，她卻沒有了時間……她說了很久很久，後來船上的火被撲滅了。等他們在辛菲羅波爾靠岸時，奇若娃告訴自己，夠了，我不要再做生意了，開始寫吧。她寫得非常勤奮，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十四

在西南站那家餐廳里，被我追問了一個多小時過往生活的細節後，杜金終於忍不住要求我們談一些「大問題」，然後他開始了一段「大歷史」的轟炸：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廣袤的北方乾草原地區，歷史上曾被不同遊牧文明統治過，俄羅斯文明是它們最後的統治中心。文明是帝國天然的邊界，蘇聯是一個帝國，俄羅斯聯邦也是一個帝國，它們都不是民族國家，帝國的天性決定了他們早晚要按照文明的邊界去完成統一和兼併，這才是地緣政治的最終決定因素，俄羅斯作為歐亞大陸上的文明，應該恢復帝國的邊界，去對抗以英美為首的大西洋文明。

這些論調在今天聽起來並不新鮮，我甚至想起了 2013 年在愛沙尼亞的塔爾圖，聽一位從古拉格歸來的政治犯講起的笑話。作為前蘇聯的少數民族，這位愛沙尼亞人非常不喜歡俄羅斯的沙文主義：話說猶太人、愛沙尼亞人和俄羅斯人都進了地獄，地獄裡有許多滾開的巨大的鍋子，猶太人的鍋得蓋好蓋子，不然他們就會抱團逃走；愛沙尼亞人的鍋無需蓋子，只要有人想爬出去，就會被鍋里其他人拽着不放；俄羅斯人的鍋呢，哦，俄羅斯人，他們看到那口鍋如此之巨大，已經忍不住主動要往裡面爬了。

但在二十年前的 1997 年，當杜金出版《地緣政治基礎》（The Foundation of Geopolitics）一書時，俄羅斯正因為經濟崩潰、車臣軍事行動的失敗以及北約計劃東擴，處在一個自尊心極度受挫的時期，杜金的「歐亞主義」，「根植於偉大的俄羅斯帝國傳統的主權、價值和信仰」，混合了東正教、神秘學、占卜術、法西斯主義、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終於在後蘇聯的社會土壤里開出花來。《地緣政治基礎》出版後洛陽紙貴，各大書店紛紛開設地緣政治專櫃，俄羅斯杜馬甚至成立了「地緣政治委員會」，用杜金自己的話說，他的理論「就像一個病毒，我寫下了這個程序，然後它就自己複製，蔓延開來」。

在接下來的 20 年裡，杜金用超過 40 本書完善了他的理論，而那個「病毒」，也終於在誓言復興的普京時代登堂入室，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杜金樂於展現自己和克里姆林宮的密切關係，聊天過程中，會隨口說起，「政府的人都在讀我的書」，或者，「我最近送給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一本我的《多極世界理論》（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他很興奮」。

「我現在說的東西，聽起來多多少少有點平庸，和普京或者和主流意見說的差不多了，但我現在說的和當年在那個非常狹小的小圈子裡說的是一樣的。」杜金不無得意地告訴我，「柏拉圖說，時間是永恆的映像。時間本身的往復，只是為了體現永恆的原則，我把柏拉圖主義應用於政治哲學和地緣政治分析，然後得到答案。地緣政治學家沒法預測什麼時候會發生，但他們可以預測會發生什麼以及在哪兒發生。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就是周期性的一定會發生的事情的重複，比如從 1990 年代早期起，我就有了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早晚要併入俄羅斯的看法，因為他們來自俄羅斯帝國的傳統。」

2014 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後，奇若娃抑鬱了三個月，她的小女兒感到很奇怪：沒錯，他們把克里米亞吞併了，但現在也不是蘇聯了啊，而且克里米亞大多數人也願意成為俄羅斯公民啊。她告訴女兒，接下來就是戰爭，我不知道在哪兒，但一定會有戰爭。沒多久烏克蘭（頓巴斯）戰爭就開始了。女兒很吃驚：你怎麼知道的？「我說，別忘了我是在這個體制下長大的。我從心底里知道它是怎麼運作的。」

奇若娃說，對於他們這些成長於 1970 年代甚至 1980 年代的人來說，他們的頭腦就像一台加裝了防毒軟件的電腦，這些軟件對那種「取一點真相，然後用謊言把它裝飾成一棵大樹」的宣傳伎倆司空見慣，隨時會啟動甄別，「年輕一代沒有這個，得從頭開始。但我感覺許多年輕人已經感染了病毒。某種程度上，我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在國家意識形態這頭巨獸前面沒有任何抵抗力，非常無望，其實，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但我們至少在掙扎……我想現在的俄羅斯是帝國的最後一個階段了，」她最後一次用指關節敲擊桌子，「這是一個垂死帝國的掙扎，解決辦法就是放棄帝國的幻想，在正常的歐洲和世界秩序中做一個正常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