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中年人的日常，表面鎮定自若、從容淡定，背後其實一地雞毛，因為隨時要應付各種突發事件。我媽因胸悶、胸痛，周一急診住院。我弟弟出差成都，飛機剛落地一接到消息，扭頭就買機票返回西安，直奔醫院。周二一早，弟弟給我發信息說媽媽情況不太好。我接到通知時正在出門診，趕緊取消當天下午去廈門開會的行程，改道西安。

接下來，我忙着聯繫會務組取消講課、改簽機票、回家取行李等一系列事情，還好有人幫忙，才能把門診順利看完，門診一結束我就直奔機場。路上和弟弟通電話，他又說我媽好多了，但我想既然已經把事情安排完了，還是回家一趟吧。

在西安一落地我就直接去醫院，醫生說全部檢查都做了，沒發現太大問題，當天就出院回家了。我在家陪了媽媽幾天，確定她的確沒什麼大問題了，周五我又飛去廈門，把原計劃的第二場講課繼續講完。

網上老有「人到中年不如狗」之類自嘲的段子，這的確是一種普遍現象，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還有自己的工作，每天都是千頭萬緒。我常常想忙完這段時間就好了，結果發現越來越忙，好像越來越不會「就好了」，再後來就想，也許只能等到退休以後才能清閒一點吧。

父母身體健康真的是兒女的福分，我父親是耳鼻喉科醫生，今年88歲了，耳聰目明、思維敏捷，雖然不上手術台了，但每周還在出門診，老病人很多。

我學醫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怎麼逃也逃不掉。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挺好，高中同班有十來個關係要好的同學，大家學習成績都不錯，每年春節都找時間在我家聚會，父母也會藉口出門，把空間讓給我們。每次同學們聊到未來想考什麼大學、做什麼工作，我的答案都是學醫，同學笑話我說：「你只知道學醫，就沒別的想法了？」到了高三，大家都認為我報考醫學院是板上釘釘了，我卻突然不想學醫了。

1985年高考結束志願填報，我前幾個填的都是商科，只有最後一個填報了西安醫科大學用來兜底。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父母都是西安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生、護士，那個年代，對本校職工子女還是多少有些照顧的。

果然我被這個底兜住了。

爸爸不想讓我離開他身邊。後來我弟弟考大學，父母也捨不得他出西安市，最後他上了咸陽輕工業學院，但就算這個地方離家並不算遠，媽媽還是覺得弟弟走得太遠了。

雖然我並不是自願學醫，但我的成績一直很優秀，在學校也很活躍，是學生會幹部，還是全校大型活動的主持人。有一年的「五四」青年節，學校舉辦大型舞會，我和一個女同學擔任主持人，她大學畢業後沒當醫生，直接進了電視台，後來曾擔任過中央電視台第十頻道的節目《健康之路》的主持人。

那年舞會規模特別大，附屬醫院去了很多教授，我是學校子弟，很多老教授都是看着我長大的。我在台上主持時，這些老教授都說我很有父親當年的風采，我父親年輕時非常帥氣。

隨着在大學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對學醫慢慢有了興趣。

我一直非常佩服我媽媽，她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她以前是手術室的護士，在懷我弟弟時心臟出了問題，離開了一線的護士崗位，再後來又調去了圖書館當管理員。

現在大家都知道圖書館管理有很高的專業要求，尤其醫學院圖書館的管理人員都必須是大學科班畢業，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圖書館只是個照顧內部職工、家屬的部門。但我媽媽不這樣想，她調到圖書館不久就報名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專業的函授學習。現在想來，那個年代，像媽媽這樣有遠見的人極少，而且當時她已經40多歲了，在那個年代，很多女性到了這個歲數已經開始考慮退休生活了，但她還在主動學習。

媽媽身上那股勁兒一直讓我特別佩服，她「半路出家」，年紀也不小了，所以學習時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個函授班的期末考試是在西安市西大街附近的一個學院裡進行的，每次都是我們全家人陪媽媽一起去，她在學校考試，爸爸帶着我和弟弟在門口等。這樣過了3年，最終媽媽拿到了北大的圖書館管理專業文憑，後來她在這個行業里做得很好，退休前還成了全國醫院圖書館協會的理事。

我父親是1958年畢業的醫學院學生，也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人生最寶貴時間的那批人中的一員，所以「文革」結束後，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要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

「文革」結束時我還沒上初中，媽媽正在讀圖書館管理專業，父母每天吃完晚飯就把我和弟弟留在家裡，去辦公室看書；他們在家時也是安安靜靜地看書，很少一家人聊家長里短。和我家的冷清完全不一樣的是，旁邊的同班同學家，一家四口每天晚上歡聲笑語，在我家都能聽得清清楚楚，我經常特別羨慕地站在陽台上聽。

父母對我們的管教非常嚴，放學後必須老老實實待在家裡，哪兒也不許去。初中時，有一次晚上班裡有活動，我很想參加，但我知道爸媽肯定不會讓我去的，同學們說他們可以幫忙去求情。那天我在樓下等，他們去了我家，但說了半天還是沒得到准許。同學一下樓就說：「你爸媽離咱們這個時代太遠了。」

我從小就這樣一直被嚴格地管着長大，上大學以後才自由一些。我的成績也一直比較好，5年的平均成績是92分多，以全年級第二名的成績畢業。

現在我已經年過半百，回想起在父母身邊的時光，他們骨子裡的那種精神歷歷在目，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東西。

我是個比較隨遇而安的人，不會太難為自己咬牙使勁兒必須做成某一件事，我很「懶」，但運氣似乎不錯，一路走來，每次遇到困境的時候，總能有人無意中拉我一把。

1990年醫學院本科畢業時，我想繼續讀研，當時我是符合保送條件的，但那時候本校的內、外、婦、兒等傳統臨床專業不招應屆本科畢業生，需要先臨床工作兩年才能報考。我想當臨床醫生，父親希望我留在本院，所以就打算留在附屬醫院工作兩年後再考研。

大學畢業前最後一個寒假的一天下午，我在校園裡毫無目的地遊蕩，就走到了研究生招生辦公室，恰好有老師在，便進去和他們聊天。桌上放了兩大本研究生招生簡章，我一邊和他們聊着，一邊隨手無意識地翻看。翻着翻着，突然腦子裡一閃念：我為什麼非要考本校的研究生？就不能去外地讀研嗎？隨後就開始認認真真地看了起來，有些學校是可以招收應屆畢業的保送生的，而上面只有招生院校的名字、專業、導師姓名等，並沒有專業方向，比如內科心血管專業、消化專業等，我就選了北京、上海、成都的三所醫科大學的臨床內科專業，但對招生的導師一無所知，就只好隨機選了幾位，把名字抄在紙上，急急忙忙回了家。

帶着抄下來的一串名單回到家，告訴父母我想去外地讀研究生。我爸看着我，不說話，媽媽一看我決心這麼大，只好說只要我自己能考出去，去哪兒她都支持。我連夜給這些導師寫信，第二天一早貼上郵票寄出。

我收到了三封回信，其中北醫三院消化科李益農教授給了我比較肯定的回覆，並告訴我說自己不招應屆生，已把我的材料轉給了林三仁教授，並把林教授的聯繫方式附在後面。我和林教授聯繫之後，很快接到了面試通知，讓我1990年4月初去北京面試。我提前兩天到了北京，住在姨媽家，特意提前去踩了點。

但人算不如天算，面試當天下大雨，我轉了幾趟車才趕到醫院。遲到了，心裡很不安，在走廊遇到李益農教授，他一眼就看出我太緊張了，笑着安慰說沒關係，正常發揮就好。

面試和現在的臨床考核形式差不多，主要是考察臨床思維的過程。老師們給了我一個病人，要求我完成一次完整的接診。問病史、查體、開檢查單，然後他們根據我開的檢查單把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檢查結果交給我，我根據檢查結果做出鑑別和診斷，並給出治療方案。

整個過程我腦子一直是蒙的，事後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總算是順利通過了。等我9月入學後，遇到了面試我的那位住院總醫師，他一見面就笑話我：「還堂堂高才生，你緊張個什麼勁兒啊，那麼大個淋巴結都沒摸到。」我才知道，面試時自己的診斷有一些漏洞，但林教授最終還是錄取了我。

如果把時間軸再往前推，其實我本來是想考心內科的，但陰差陽錯考上了林教授的研究生，學了消化內科。等我入學後，有兩個同屆考上北醫三院心內科的女生問我「你怎麼考上的三院消化內科」時，我才知道原來北醫三院的消化內科當時在國內極負盛名，她們兩人都曾想過報考，被拒絕了，理由是只招男生，所以她們很好奇我怎麼會被錄取。

再後來，我才得知，其實我寫信時，北醫的研究生錄取已經全部結束了，我是林教授唯一通知的面試學生，也許真的是命好吧。

林教授很有個性。面試的時候，辦公室很小，我坐在椅子上，三位老師坐在靠牆的診床上，負責提問。林教授背對着我坐在牆角的桌前不知道在忙些什麼，冷不丁回頭看一眼，提一個問題，然後又轉身忙自己的事。所以我一見他就心裡發怵，讀研3年，每次遠遠看到他都要趕緊躲開，實在躲不開的話只能硬着頭皮和他打招呼，那場面就是現在說的「尬聊」，他總是問「最近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不知該說些什麼了。

我是林教授招收的第一個應屆研究生，我前面的師兄師姐都是有工作經驗的。林教授當時也不到50歲，對學生很「慣着」，這個可以不做，那個可以免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允許我們「無組織無紀律」。

碩士讀兩年可以轉博，我前面的師兄師姐轉博都沒成功，專業成績都很好，但英語不過關。我英語不錯，所以林教授對我抱有很大期待，還專門給了我兩周假用來準備考試。但很遺憾，我英語過關了，卻折在了專業課上，更怕見他了。

其實那一年，北醫的三家附屬醫院內科學轉博幾乎全軍覆沒，大部分都和我一樣折在專業課上，有兩個通過專業課的，英語卻沒過。後來也沒人再追問我為什麼沒通過了。

轉博不成功，意味着碩士畢業前我必須趕緊找工作。1993年，深圳一家公司到北醫來招人，想要一個醫學碩士。那時候改革開放如火如荼，深圳剛剛設立經濟特區，外地人進去還要辦通行證，充滿了神秘感。我特別想去那家深圳公司，爸媽堅決反對，覺得我去了那個「花花世界」就毀了，讓北京的姨媽一定要把我管住，畢業後要麼回西安，要麼留北京，總之決不許去深圳。

我不願意回西安，決定在北京找工作。

北醫校團委的一位老師告訴我，北京腫瘤醫院胃病研究室剛剛有一位醫生出國了，而且科里很缺人，建議我去試試。就這樣，1993年我碩士一畢業就來到了北京腫瘤醫院胃病研究室，也就是後來的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當時還設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內。1995年9月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建院，研究室的人馬全部搬到現在的院址。

又是反過頭來聽故事——我總是在事情過去很久之後才知道一些背後的故事，可能是比較傻或對事情不夠敏感吧。

我的導師林教授知道我轉博沒成功之後，也是希望我留在北京先工作，兩年後再爭取讀博考回三院消化科，所以他也在幫我聯繫工作。我自己去胃病研究室面試並被錄取之後，向他匯報，他有些意外，但什麼也沒說。我當時對他欲言又止的反應也覺得挺奇怪，但又不好意思問。同樣讓我費解的是，當我見到徐光偉教授（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建院的第一任院長）時，他聽說我是林三仁教授的學生，也很不解地問我怎麼到了腫瘤醫院。

後來我才知道，我的導師和徐院長之前曾有點誤會，鬧了些不愉快，所以對我的決定，他們雙方都覺得很奇怪，但我傻乎乎的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稀里糊塗地在腫瘤醫院開始了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工作。

我剛到胃病研究室的時候，整個醫院的大內科有5位老大夫，一共只有20張病床，胃病研究室沒有自己的病床，我只是跟着老主任金懋林教授出門診，做胃鏡時當助手。

由於胃病研究室沒有病房，所以我回到北醫三院消化科進行住院醫師的培訓，直到完成住院總醫師階段。北醫三院消化科面對的都是綜合的消化道疾病，我在這裡培訓的幾年收穫很大，把胃鏡檢查也掌握了。1995年9月，胃病研究室獨立出來，成立北京腫瘤醫院消化腫瘤內科，我也完成了住院總醫師培訓，回到北京腫瘤醫院正式開始了消化腫瘤內科醫生的職業生涯。

科室剛「開業」時，門可羅雀，病人很少，所以病人無論病情多重我們都收，很多無處可去的重病人也都來我們醫院了，可以想象我們當時治療病人的心情。我當時很沮喪地對金主任說，在這兒一點成就感都沒有，還不如繼續去搞普通消化科。

同樣是消化道大出血，普通消化性潰瘍大出血的病人急診來醫院，我們很快就能把血止住，病人恨不得3天就可以康復出院；而腫瘤病人的消化道出血，不僅不容易止住，病情還會越來越重，預後往往都很差。

記得是在1996年，曾經收治過一個病人，26歲，是個很帥氣的小伙子，家裡兄弟三個，他排行老二。他是從北京郊區的醫院轉到我們病房的，住進來時已經是直腸癌晚期，肝多發巨大轉移。更殘酷的是，當時他兒子剛出生沒幾個月。

癌症晚期的病人是非常痛苦的，癌痛會把病人折磨得失去理智，脾氣變得很壞，常常會表現為對身邊人各種折騰。而那時他排便困難和便血，腫大的肝臟導致腹部膨隆，我們都知道他非常痛苦，但他從來不打攪別人，總是自己默默忍着，實在難受的時候就拿出兒子的照片看看，眼裡滿是憐愛和不舍，任何人看着都會覺得好心酸。

在科里住了將近3個月，儘管我們採用了各種方法，但他的病情還是越來越重。到最後，他也知道自己快撐不住了。那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北京連三環都還沒有修好呢，親朋好友來探望他都不容易，為了方便和大家道別，他決定出院回家去。那天他離開醫院的時候，醫生、護士幾乎都流淚了，那也是我第一次為一個病人掉眼淚，他也知道，這一走就不會再回來了。

他出院快1個月後，他的弟弟來醫院對我們表示感謝，並告訴我們他回去不到1周就去世了。他的弟弟還告訴我，他哥哥之所以來我們這裡時已這麼晚期，是因為之前的診斷治療是走了一些彎路的。他出現便血症狀已經兩年多，一直按「痔瘡」治療，沒有認真做相關的檢查和體檢，結果等其他症狀出現再檢查時就已經是很晚期了。

如果放在現在的醫療環境，他們遭遇的情況，很可能又是醫患之間的一場糾紛。但那個年代，淳樸的老百姓對醫生很尊重，遇到醫生在診療工作上的疏忽甚至過失，病人及家屬雖然心有不滿，但還是會比較克制，很少做出過激的行為。

醫療上很難對過去做評判，因為醫學太複雜了，很難說如果怎樣做一定會有怎樣的結果。比如這個病人，也許即便及時做了相關檢查，早點診斷出直腸癌，也不一定會改變他的結局。但我想，如果能夠早些確診，早點開始規範治療，至少病情不會發展得這麼快，不會拖到這麼晚期，他也許能多存活一段時間吧。

我知道他們的遭遇，所以在病人在這麼短時間內過世後，他弟弟對我說的那番話，那種理解，讓我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雖然他並不是在針對我，但作為醫生，我為這個年輕的生命感到可惜，也非常愧疚，無法為他們做更多。

這個病人，這段話，對我今後的從醫生涯都是一次刻骨銘心的提醒。有時候醫生真的太驕傲了，常常會陷入自己的經驗里，或者陷入醫生的定向思維里。不同專業的醫生，思維的角度會有所不同。

一般來說，不同專業的醫生遇到病人時，往往會先從他們專業的角度開始排查，把能想到的情況都排查完，才會考慮是否是腫瘤；而我們腫瘤專業的醫生，遇到病人，首先想到的是排查腫瘤，排除了腫瘤的可能性，才會往其他可能性上思考。這種慣性思維的不同沒有對錯，只是無論哪個專業的醫生都應該多想一步。

後來很多年，我在給研究生、進修醫生講課時，都會提到這個病例，告誡大家對病人出現的任何症狀都不要「想當然」，一定要多想一想還會不會有別的可能性；當我們確實無法明確的時候可以觀察，但不要觀察太久，一定要想辦法去查清楚，要找到答案。因為很多時候惡性腫瘤不給我們出錯的機會，有時一步走錯，就再也沒有挽回的可能了。

都說醫生很理性，但實際上，我們每找到一個答案，內心都會情不自禁地竊喜。如果再遇到幾個經我們治療，預後超預期的患者，或者所謂的「生命奇蹟」時，我們內心的成就感更是無與倫比。但是，奇蹟並不總是發生，醫學局限才是常態，這也許是醫生自我安慰的理由，卻也是深深的挫敗感。

從1993年到現在整整28年了，一直從事消化道腫瘤的診療和研究，我對自己最滿意的地方就是比較認真、細緻，但我又是一個不太「上進」的人。

我還在北醫三院讀碩士研究生時，消化科有一位姓李的老護士長特別嚴厲。那時候的醫生都是手寫醫囑，醫囑上先開什麼檢查，後開什麼藥，邏輯上有一個定式，護士執行的時候都是按這個順序來。

有一次我寫錯了一條醫囑，用筆畫掉後補在了最後面，導致邏輯順序有點亂了，結果第二天早晨全科交班時，被這位嚴厲的老護士長狠狠罵了一頓，說我做事情不仔細、不認真。從那以後，我每件事做完，一定會反覆核查幾遍確保無誤，這種做事的習慣一直保持了下來。

正是因為我做事情比較細緻周全，所以如果把一件事交給我，只要我答應下來，讓我辦事的人就基本可以放心了，但如果是我不答應或者不願意做的事，就會比較懶。我常常想，做個像我父親那樣的醫生就挺好的，在工作中什麼都不爭，不想讓自己那麼辛苦。我父親已經80多歲了，每次出門診還要看四五十個病人，這是幾十年積累的口碑。

其實，我認為既然做了臨床醫生，無論你是搞科研還是日常工作，都應該是圍繞病人提供服務的，病人才不會在意你發了幾篇文章、拿了多少課題，幫他們解決了問題就好。當然想做好一個臨床醫生，也是需要不斷學習和思考的，掌握的知識要能用於實踐中，所以，我給人的感覺是不太上進，直到現在也沒去申請做研究生導師。10來年前，科室領導就曾找我談話，說我的條件都符合了，為什麼不申請做導師帶學生。因為我一直沒想明白，我為什麼要當別人的導師呢？

我女兒是2000年出生的，她上幼兒園的時候，有一天我去接她，遇到我考研面試時負責考核的北醫三院的那位住院總醫師，他已經是教授了。他問我：「你帶研究生了嗎？」我說沒有。他很驚訝：「為什麼不帶？」我說：「我連自己都還沒弄明白，帶學生不得把人帶溝里去了啊。」

當時我就是這麼想的，到現在我還是不願意帶學生，因為帶學生是一種責任，我覺得自己有些承擔不起。

前幾年，我和父母之間也因為這件事有過爭論，父親覺得我應該去申請導師資質，但我最終還是沒有去做（也許這是自己不求上進的一種表現吧）。

當然，現在的學生和我們當年不太一樣了，我們當學生時感覺導師的話就是聖旨（也許別人不這樣吧），因為一旦做得不好就會挨罵，甚至聽說有因為病歷寫得太差被直接扔出窗外的。記得我第一次交讀書報告給導師時，他非常不滿意，估計強忍着才沒有發火。他把我師兄找來，告訴他：「你好好教教她這個應該怎麼寫。」我當時真是覺得自己太不行了，在師兄的幫助下認認真真改了幾遍才過關。

現在反過來了，是帶學生的老師一到畢業季就抓狂——是的，不是學生抓狂，是老師抓狂。有一次，一位同事苦笑着和我開玩笑說：「現在看見學生我繞着走，因為一見他們就要催交文章，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索性躲着他們。」

雖然我不願意帶研究生，但作為老大夫，我覺得自己還是有義務把自己積累的臨床經驗教給年輕醫生，當年老專家就是這樣帶着我成長的，我也要真心傳授我所知道的知識和掌握的經驗。

我在病房帶組的時候，每周都是認真地進行教學查房，結合每一個病例的特點把與該病相關的知識講解清楚，這樣結合實際病例去講疾病的基礎知識，比單純講書本上的理論知識更讓人記憶深刻。

2013年開始，我負責管理我們科在北京南郊腫瘤醫院的病區，每周要去兩次，當時那裡都是從其他醫院調入的年輕的住院醫師，我也是從零開始帶他們，教他們如何了解相關知識，告訴他們每收治一個病人，都要把對應的疾病從最基礎的解剖、生理、病理全部看一遍。如果能夠做到每收治一個病人，就把相關的基礎知識都過一遍，那麼通過這樣的強化訓練，他們的基礎知識就相對牢固了。

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數字的記憶力比較好，我經常記不住別人的長相和名字，但對數字很敏感。一張化驗單，如果我認為一個不正常的結果很重要，那麼只要看一眼，第二天查房時我就能直接說出數值，所以年輕醫生好像都有點怕我，也許是因為我不那麼容易糊弄吧。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我都覺得我現在不帶學生的這種狀態挺好的，不會令別人失望，也不會對別人失望。我一直覺得，不要總想着去管別人，每個人把自己管好，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儘量做好，這個世界應該就好了。現在有不少人管不好自己卻還要去管別人，所以才會感覺更亂了套。

但我的懶也是分情況的，其實，那些我願意做的事，我都會想辦法去做，就像我選擇了神經內分泌腫瘤這個細分專業方向一樣。

2009年，我在美國短期學習，我的導師幾乎每次門診都有神經內分泌腫瘤的病人，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定論文方向時，我想寫一篇神經內分泌腫瘤的綜述性文章，去徵求他的意見，他說：「這個病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就太複雜了，因為這種病100個患者就有99個不一樣。」

從美國回來之後，我開始關注這個領域，並建立起科里的神經內分泌腫瘤數據庫，只要是我們專業經治的病人，我都一個病例一個病例地親自錄入，剛開始時還自己聯繫病人進行隨訪，現在這個數據庫已經有超過2000個病例資料。對這種疾病知道得越來越多之後，我才明白當年老師說的「複雜」是什麼意思，現在我也和年輕醫生說相同的話。

我現在還擔任我們醫院倫理委員會的主任、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副主任、北京市倫理專家委員會委員。現在我們醫院腫瘤相關研究的倫理審查已成為我國腫瘤專科醫院裡最好的之一。我想說的不是這些頭銜，而是想說這個過程，我也是稀里糊塗地被推進了醫學倫理領域。

我是2005年進入我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2008年，倫理委員會老主任退休前，想把主任的位置交給我，我沒接。後來的主任因為身體原因想提前卸任，又找我談話，我實在無法推辭了。

中國的醫學倫理起步比較晚，規範化也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早些年一些醫院的倫理委員會基本都只是一個符號而很少有實際內容。而我們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交到我手裡時，除了一個部門名字、一些文件性的東西之外，其他許多必備的內容都沒有。

當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每3年要對醫院的藥理基地，包括倫理委員會進行一次核查，我剛接手沒多久就遇到了核查，整個準備的過程及之後接受檢查的經過現在想起來都覺得狼狽。那之後我開始學習相關知識，尋找各種機會參加倫理培訓。

很幸運的是，我剛接任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主任時，北京大學醫學部也正好在組建新一屆倫理委員會，需要從下屬各醫院招聘委員，我也幸運地入選了。北醫的新一屆倫理委員會雖然剛起步，但他們把起點定得很高，很快就開始着手申請國際的倫理認證，因此投入了很多資源進行培訓和國際交流，邀請了一些美國著名高校和醫院的醫學倫理委員會專家來中國做培訓。

我作為北醫倫理委員會委員正好近水樓台，把他們高標準的倫理規範直接移植過來，再結合我們的實際情況做一些修改，就轉化成了我們醫院的倫理制度和操作規範，這樣我們醫院也就擁有了一整套高標準的倫理文件和操作流程。

後來醫院領導對倫理委員會的工作越來越認可，尤其是季加孚院長上任之後，對臨床研究十分重視，每年醫院各個專業都會申請開展大量的新藥臨床試驗，倫理的作用也就更重要了，同時督促我們不斷改進提高自己的工作流程和效率，以保證我們醫院臨床研究的順利開展。

2017年，我們通過了一個國際第三方倫理評估認證機構的認證，成為臨床研究優先級醫院，當時全國只有兩家，第一家是華西醫院，是綜合性醫院，我們是第二家，目前應該也是腫瘤專科醫院中唯一的一家吧。

當醫生有一個思維慣性，就是要全力以赴把病人的病研究明白。思維方式都是相通的，所以我也常常想把自己搞清楚，很多病人的經歷會觸動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所謂「吾日三省吾身」，說的就是這個吧。

上大學時，在思想品德課上，老師讓我們給自己寫一句話，我當時寫的就是：做對得起病人的醫生。真正成為醫生之後，我才知道什麼叫「對得起病人」，要達到這個標準真的太難了。我常常思考究竟什麼是「對得起」。按理說，醫生給病人治好了病就是「對得起」他／她，可是現實中，很多腫瘤是治不好的；如果說醫生對病人好，就是「對得起」，那究竟什麼是對病人好呢？

什麼是「對得起」，什麼又是「對不起」，這兩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當醫生將近30年，雖然沒有發生過因為責任心不夠而「對不起」病人的情況，但因能力達不到而「對不起」病人是肯定有的。

當年在北醫三院剛剛開始學習做胃鏡時，胃鏡還不像現在可以在電子屏上顯示圖像，全局和局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時候做胃鏡，醫生要自己通過目鏡一邊看着一邊操作。做胃鏡的時候要一邊充氣一邊觀察，這樣才能看清楚胃內的病變。

有一次，我給一名因上腹痛就診的病人做檢查，發現是十二指腸活動性潰瘍，做完胃鏡後，他喊肚子疼，我也沒太在意，後來病人說疼得厲害。由於我還是新手，當時就有些蒙了，旁邊上級大夫說可能是穿孔了，讓我趕緊請外科會診，後來做了急診手術。主刀醫生告訴我，的確是十二指腸發生潰瘍的部位穿孔了。

我特別難過、內疚，但外科醫生安慰我說這不能完全怪我，這種情況誰都有可能趕上。儘管如此，我還是內疚了很長時間，之後再給病人做胃鏡時就更加謹慎，再也沒出現過嚴重併發症的問題。

有一天，一個女患者來做胃鏡檢查。她是「老胃病」，每年都要到醫院複查胃鏡，以前都是在別的醫院做，這一次由於擔心自己得胃癌，就來我們腫瘤專科醫院看病。我給她做完胃鏡後，她說：「大夫，我做了那麼多年胃鏡了，從來沒這麼舒服過，我以後就找你了。」

還有一位老爺爺，是位老幹部，每次來都穿着整整齊齊的中山裝，從80多歲開始一直找我做胃鏡，每年來一趟，到95歲時又來了，非要讓我再給他做胃鏡。我說「您沒有大毛病，不需要再受罪做胃鏡了」，但老爺爺還是非要做。去年在他99歲的時候又來醫院了，讓女兒推着輪椅專門跑到門診來找我，不過這次來不是讓我給他做胃鏡的，而是要和我合影留個紀念。這些也許就是我作為醫生最心滿意足的時刻吧。

其實，我在大學實習輪轉到外科時，好幾位帶教的老師都勸我畢業後做外科醫生，他們覺得我手底下的活兒乾淨利落，動作又很輕很靈巧，在操作技能上還是有一些天賦吧。當時真有點動心，回去和爸媽商量，他們都不同意，說：「你現在年輕，身體能吃得消，等40歲以後，體力就可能跟不上了，那時候還怎麼做外科？」

年輕的時候，面對和自己同齡或小一些的病人，就會在同情他們的同時慶幸自己還很健康。等自己有了孩子之後，遇到年紀小的孩子患癌症，看着孩子父親無聲地垂淚、母親無助地哭泣，我更能理解為人父母面對孩子生病時的痛苦。

很多年前，我的一個患者是籃球運動員，一米九三的個子，又高又帥。身體這麼棒的一個人，卻患了胃癌，而且發現時已是晚期，我們在病房給他過了36歲生日，然後沒過多久他就自殺了。

我印象很深，本來很健壯的一個人，到後來被胃癌折磨消耗得非常消瘦，人也十分衰弱，他住的是一個單人病房，平時都是姐姐陪他。更殘酷的是，他的妻子也查出患了腫瘤，他們有一個孩子，只有幾歲大。當時是夏天，那天傍晚他對姐姐說想吃冰棍，姐姐沒多想，馬上出去給他買。誰知姐姐剛走，他就從窗戶上翻了下去。我們都為此傷心難過了好久。

癌症晚期患者經常是非常痛苦的，曾有病人對我說：「大夫我現在真的是生不如死，還是想辦法讓我早點兒解脫吧。」

時常有同學或周圍的朋友問我，你們天天面對那些腫瘤晚期病人，心情能好嗎？做這份工作，成為腫瘤科醫生，見過這麼多的病人，我慢慢明白，跟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所受的痛苦比起來，我們生活中的苦應該不算苦了吧，很多事也都看淡一點，不需要去爭。

我女兒很獨立，因為我平時工作很忙，照顧不到她，但我們關係很好。我也會陪着她玩、陪着她瘋，我們母女也有「說走就走的旅行」。有一年，她寒假補完課，假期也只剩最後一周了，我問她要不要出去玩兒，我告訴她我特別想去蒼山洱海，然後我們一拍即合，立刻訂機票、酒店，第二天就去了。

女兒懂事之後，我們常一起聊天，聊我遇到的病人，聊我在醫院的所見所聞，她也會聊她遇到的困難。現在回過頭去想，可能對孩子來說，媽媽能天天無微不至地陪在身邊當然是很好的，但最重要的，可能還是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遇到困惑時，我能給她真正提供有幫助的建議，而她也願意聽。

一個人在成長的路上，會遇到各種狀況，我只希望女兒無論遇到什麼困境，都能明白除卻生死，別無大事。

（本文選自《在人間：腫瘤科女醫生親歷記錄》）

|《在人間：腫瘤科女醫生親歷記錄》/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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