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看到有朋友後台讓我談談王思聰質疑連花清瘟的事情，我知道你們又在給我挖坑：俄烏戰爭、疫情封控、鐵鏈女、連花清瘟，當代中國四大割席斷交利器，也是寫微信公眾號的幾個大雷區。不過也罷，既然其他幾個雷區我都踩了，這個我就也寫寫好了：
我自己是一個自從上大學以後就戒了板藍根的等所有中藥的人。不吃重要的原因倒不是因為我反中醫，而是我每次看到藥盒上那句副作用「尚不明確」的小字就會感覺提心弔膽。生物學告訴我人體是個很脆弱的系統，腎臟和肝臟對很多有毒性的東西都很敏感，反正我是沒有膽量把一些毒性尚不明確的東西閉着眼吃進肚子裡的。
我也常和很多喜歡中醫的朋友交流這個問題，我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你覺得中醫到底是不是科學？」
我承認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有意做了個辯論賽時常用的兩頭堵：
如果他說「中醫不是科學」，那我就說，我覺得都21世紀了，至少我自己不太放心把自己和家人的身體治理交給一種不科學的東西。
如果他說「中醫是科學」，那我就說，太對了，既然中醫是科學，那麼科學理論應當是經得起質疑，允許（哪怕反對它的人）進行實驗驗證的。任何科學的理論從不會標榜自己「絕對正確」，懷疑或推翻這種科學理論的人，不應冒着被扣上「褻瀆神明」甚至「不愛國」的帽子，對不對？只有中世紀歐洲教會維護地心說才那麼干呢。那朋友，你們現在這又是搞什麼呢？
一般情況下，這樣一說，就很能為中醫之爭「解毒」。當然，也會有人聽不懂上述這麼理論化的說辭，那我就會給他們講下面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講了很多遍了，但我想今天就着這個由頭，重講一遍：
我們的故事得從美國建國初期一位「祖傳老西醫」開始說起，此公名叫本傑明·拉什。如果你熟悉美國建國歷史，你會發現這位「拉大夫」那真是響噹噹有一號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老西醫」，而且是「老革命」：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他被選為賓夕法尼亞州的代表，參加了大陸會議，在《獨立宣言》上簽了字，所以也算美國的國父之一。華盛頓、傑斐遜、亞當斯這些人，跟拉大夫都是談笑風生的摯友，關係鐵的不行。美國國父之一、華盛頓的「御用醫生」、德高望重的「老西醫」本傑明·拉什大夫。而且拉大夫人品還特高尚，他反對死刑、提倡女性教育，還反對蓄奴，而同時代其他「美國國父」中很多人自己還在蓄奴（如華盛頓），像拉大夫這麼三觀極正的人，真是少見。拉大夫在學術上更是高明，他在作為西醫的基礎科學化學上頗有建樹，美國的第一版化學教科書就是他寫的。在醫學本行上，拉大夫被稱為「美國精神病學之父」，草創了對精神病人的觀察和分析模式。他還一手創建了美國醫學教育體系，在18世紀末，美國醫生中有四分之三是他的學生。在醫療實踐上，拉大夫也不遑多讓，他在費城開辦了一家診所，因醫術高明被稱作「賓夕法尼亞的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是西方的醫學之父，所以這個讚譽相當於咱中國的「華佗再世」「扁鵲復生」，咱一些老中醫診所的錦旗上常寫的那種。但拉大夫什麼都好，但就在一個問題上特別軸：他跟某「綠豆神醫」鼓吹吃綠豆包治百病一樣，執着地相信放血療法包治百病——甭管你啥病，放點放血就好了。要說放血療法這事，也算西醫的一個執念。因為「醫聖」希波克拉底就推崇放血，而且他還有一套聽起來特有道理的理論：希老認為人的生命依賴四種體液——血、粘液、黑膽汁和黃膽汁；這四種體液分別對應空氣、水、土和火這「四素」（類似中醫的「金木水火土」這五行）。希老又指出，血在四種體液中是占主導地位的，會「過剩」（類似中醫的虛火亢旺），所以沒事放放血更健康。到了希臘另一位西方醫學先賢伽林那裡，又將放血療法進一步理論化，他提出人體皮下血管和身體各個內臟是有聯繫的（類似中醫的「相表里」），所以哪裡得病在哪裡放血，要有講究，不能亂放。例如放右臂靜脈的血治療肝病，放左臂靜脈的血治療脾臟病……其體系之完備、複雜和講究，極其類似咱的針灸。有了醫聖古賢們如此自成體系的理論體系打底，後世的西醫們當然也就撒歡地放開了。中世紀歐洲由於放血療法太受歡迎，正規醫生供不應求，教會授權理髮師也提供放血業務，還頒發了一個沿用至今的特許標誌：如今理髮館門口旋轉的紅藍白的筒子，紅色是動脈血，藍色就是靜脈血，白色是繃帶，合在一起就是暗示給人放血的標誌。理髮師們還發展了一整套的放血操作規程和工具，其中切割血管的刀片叫「柳葉刀」，當今最著名的醫學雜誌《柳葉刀》的名字就是來自放血用的刀片。當然，西醫的放血療法鬧得如此之凶，並不意味着它真有用。現代醫學告訴我們，一個正常成年人失去800毫升血液就會危及生命，而當時的放血療法經常超過這個量。這導致了大量病人不是死於病症，而是死於放血，其中不乏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英國國王查理二世這樣大人物。但西醫們不為所動：死的人是他們病入膏肓治不好了，古聖先賢那麼博大精深的理論，歷代醫生兩千多年的實踐摸索，我們在醫學院學了那麼久的專業知識，怎麼可能有錯呢？不懂不要亂說！小心告你誹謗！德高望重的拉大夫就是放血療法的支持者，還是特狂熱那種，碰上小伙子失戀了，他的醫療建議都是：「少年，老夫看你心氣鬱結，定是虛火過旺，來，到我那兒去放個血吧！」也是事有湊巧，1792年，正趕上費城黃熱病大流行，十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非命，一半的人都跑光了。但拉大夫本着醫者仁心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奮戰在抗疫一線救人。他對抗瘟疫的主要措施依然是給人放血，病得重那就多放點。為了遏制疫情，拉大夫不眠不休，每天要給幾百個病人排隊放血。一時間，他的診所後院裡血污遍地，宛如屠宰場。這樣的奇景，引起了當時旅居費城的一位英國記者考伯特的注意。考伯特沒有簡單地被拉大夫的高尚醫德感動，而是耐心做了個跟蹤調查，結果發現，接受拉大夫放血治療的病人死亡率居然高達50%以上，遠高於不接受治療的黃熱病致死率。一句話，得了黃熱病，找拉大夫放血？讓你離天堂更進一步！查清楚後的考伯特立馬寫了篇報道發回英國，列舉了詳細的調查數據，證明拉大夫的診所去還不如不去。特損的是，玩世不恭的考伯特還在報道中「猛夸」拉大夫和他的學生們「為人類人口的減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傑出貢獻」——那會兒英國正好盛行馬爾薩斯人口論，覺得人多了是禍害。拉大夫看到這則報道當然怒了：我不顧個人安危沖在抗疫第一線，你個不懂醫學的小記者敢這麼誹謗我？而且更特麼要命的是，考伯特這個小記者是個英國人，要知道當時美國獨立戰爭剛打完，美國國內反英情緒正是高漲的時候，考伯特這時候寫這種報道，抹黑拉大夫這種獨立戰爭元勛最為得意的放血療法，你這什麼性質的問題？你這是給境外勢力遞刀啊！你這是醫學上的保皇黨啊！「18世紀的汪精衛」啊！萬幸的是，當時的美國還比較講法律。於是考伯特只是被拉大夫告上了費城法院。這個案子根本沒懸念：一邊是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勛、醫學泰斗、抗疫英雄拉大夫。另一邊則是小記者考伯特和他身後不懷好意的前宗主國英帝國主義。而兩人爭論的問題，是西方已經傳承千年，被奉為圭臬的放血療法。費城法院沒含糊，乾淨利落地給考伯特開了5000美元罰單。5000美元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同時代一個健壯黑奴一年的勞動價值也就300美元。但案子判下來，拉大夫根本沒顧上為嚴懲造謠者而開心，因為他的一位重要客戶兼朋友病了，他得趕緊去救。1799年末，華盛頓在一次騎馬着涼後感冒嗓子疼，他平日就受私人醫生兼鐵哥們拉大夫的影響，是個放血療法的信徒，經常自己給自己放血治病。這次感冒後立馬放了兩次血，沒想到越治越不舒服。於是華盛頓感慨，放血療法果然博大精深，自己學了這麼久還是不得其法，得找人家專業的來！正好拉大夫此時官司已了，華盛頓急招他過來會診，拉大夫見好友被病痛折磨，十分心痛，立刻施展高超醫術，分三次在不同部位給華盛頓一口氣放了2000毫升血（相當於其總血量的一半）。血往盆里嘩嘩的流，拉大夫還跟華盛頓科普呢：老華啊，你看你雖跟我研習多年，但還是未得放血療法之精髓，這放血位置就不對，量也不足……華盛頓聞言連連點頭，同時卻不住地翻白眼，不久就暈過去了。應該說，拉大夫的醫療效果那是十分顯著的——藥到病除……人也除。估計拉大夫痛別摯友的時候可能還感嘆了一句：任我醫術高明，放血療法神妙，也沒能救了華盛頓的命啊！果然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啊！不過在大洋的那一邊，小記者考伯特那篇「誹謗」拉大夫的文章卻引發了關註：一位名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英國軍醫在看了報道後也心生疑惑，難道放血療法有錯？受到考伯特調查報道的啟發，漢密爾頓做了個實驗，將他治療的366名患病士兵平均分成3組，有一組病人接受放血療法，另外2組接受其他方法治療，3組條件基本相同。結果是：不放血的兩組分別只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療法組的士兵居然死了35例！漢密爾頓自己也被這個實驗結果震驚了——難道西醫沿用兩千年的放血療法，居然不是救人工具，而是殺人利器？但他不敢將自己實驗結果公之於眾，這要砸多少放血醫生的飯碗、駁多少醫學泰斗的面子啊！考伯特就是個記者，「誹謗」無非被罰點錢，但他漢密爾頓要是敢亂嚷嚷，立刻會在醫學界「社會性死亡」。但同時代，受那篇「誹謗」文章的影響，全歐洲有無數個漢密爾頓在偷偷進行類似的實驗。「放血療法不靠譜」的「謠言」越傳越廣。到19世紀初，終於來了個不怕死的「愣頭青」——法國醫生皮埃爾·路易宣布：他經過7年的實驗，對近2000名病人進行臨床觀察，發現放血療法不僅對大多數病症無效，還會使病人的死亡率顯著升高！皇帝的新裝一被戳破，西醫對放血療法的信念終於動搖了。當然，那些篤信放血療法的醫生和信徒們沒有放棄，又爭論了很久。以今推古，想當然爾。他們的爭辯方式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放血治死人？你是沒碰見明白大夫！」「我用此法治那誰誰誰，咋一治就好？」「放血療法傳了兩千多年，能有錯嗎？」「美國人的性命，必須把握在拉大夫這樣的愛國醫生手中，對放血療法的污衊，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英國人的毒計，大家萬萬不可聽信。」……這幫人是說服不了的，但等他們「掛壺歸隱」或者自己也被放血治死了，「放血療法」這個西醫傳承兩千多年「醫學瑰寶」很快就沒人再提了。說來也巧，放血療法在西醫中最終銷聲匿跡的19世紀中葉，也正趕上中國進入近代化、中醫與西醫迎面相撞的時代。我以前常常感到奇怪，同樣是出自氣質神似的古典醫學理論，西醫當年如放血療法等等一通亂搞可比咱凶多了。可為什麼又經歷百年發展之後，西醫那樣了呢？新文化運動以來，科學和民主經常被中國人所連用。的確，科學與民主是相似，他們的基本氣質都是讓人說話。允許他人質疑的科學，才是科學。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當時的社會根本不允許小記者考伯特對放血療法進行的「誹謗」和質疑，漢密爾頓醫生可能永遠看不到那則「要命」的報道。放血療法，也還會不知道持續多久才能被推翻。華盛頓的那種悲劇，不知道還要上演多少次。更神奇的是，在當時英美劍拔弩張的那種關係下。美國人民要是有那年頭法國人民那種敵我鬥爭意識、愛國情操和勤用斷頭台的習慣，考伯特估計就只能以骨灰盒的方式「滾回英國」去了。根本輪不到他質疑放血，美國人早把他血放乾淨了。一門原本志在救人的學科，如果也被污染到連自由的討論都要被質疑動機、扣帽子，那真的是無法可想了。所以，請不要對質疑者上綱上線，如果你承認你討論的那門醫術，還自認是科學的話。今天想放一首莫扎特的安魂曲做配樂，放在文頭怕嚇着大家，放文末吧。願您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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