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這不僅僅是一群人怎麼做手機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作為創造者的人，如何克服永恆的誘惑，堅定內心，正確行事。這是個人的選擇，也是一家公司的價值觀。

文｜金鐘

「慢」的勇氣

在這個快時代，做一個慢一點的人，有多難？今天的故事或許可以給你答案。

過去幾年裡，手機行業一定是內卷最嚴重的行業之一。不斷更新的芯片、攝像頭和屏幕刷新率，永遠持續的價格戰，源源不斷供給的創始人軼事，一片紅海之中，手機行業夜未眠。而如今，如果說還有什麼新故事可講，摺疊屏手機一定是其中之一。某種程度上，這種新形態的手機，已經成為生產力的代表，高端的代名詞，新的商業增長點。今天你走進任何一個手機銷售店，都會在顯眼處看到它。

2019年，世界上第一款摺疊屏手機面市，一時間，跟隨者眾。但到了今年的4月11日，vivo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摺疊屏手機——慢了整整三年。

比起領跑者，或許一個後發者的故事更有意思：這種慢，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他們如何克服對贏的誘惑？在整個過程里，是否有動搖的時刻？以及在激烈競爭中的這種慢，會導致什麼結果？

今年3月，我們在東莞的vivo總部見到了黃韜。他是vivo公司的產品副總裁，從業十多年的產品經理。他戴眼鏡，身材很高，面目線條分明，談起話來理性與感性兼備。他拿着這款即將上市的摺疊屏手機，合上又打開，像拿着心愛之物，忍不住與人分享。

他對它太熟悉了。早在2018年夏天，黃韜的團隊已經開始研究摺疊屏手機的可能性。在當時，大家已經在想象它比起普通智能手機，帶給人的那種超越性的體驗感。

但在那時，vivo預判行業技術還未成熟，無法保證摺疊屏手機的質量。不僅包括屏幕，還涉及到鉸鏈、攝像頭、解鎖方式、內外屏的質量等等。市場證明了這個判斷——調查顯示，2021年全球摺疊屏手機的出貨量，在智能手機中占比僅為0.5%，也就是說，就算是到了現在，絕大多數消費者對摺疊屏手機仍不買單。

事非經過不知難。製造摺疊屏手機之難，在於它跟普通的智能手機已經不是一種產品，全部要從頭開始：它有兩個屏幕，如何保證內外屏同樣優秀，保證內屏沒有摺痕，存在技術和成本的雙重挑戰；雙屏同樣意味着，大家已經習慣的屏幕指紋解鎖不太可能——因為技術受限，所有廠家都選擇了側邊指紋解鎖，但黃韜不想妥協；手機的開合依靠鉸鏈的生命力，也會考驗屏幕的柔韌程度，這都是必須攻克的難題。

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消費者的心——摺疊屏手機的價格不低，願意買它的人，往往之前用的也是高端手機。他們習慣了好的攝像頭，高素質的屏幕，優秀的快充……那一整套流暢的體驗，不能打折扣。

有難度，那就克服，剩下的就是細緻的功夫。一遍遍地磨。一版、兩版、幾十版。

這個過程里，人要克服外部的擾動，以及內心的動搖。

直到今年春天，有天夜裡，黃韜關了燈，打開試用的摺疊屏手機，追正火的電視劇《開端》，第一次被它的效果震撼了：「我敢保證，我們任何一個人從來都沒有真正手持過這麼大、素質這麼好的一塊屏，這麼近距離地看視頻，沒有過。」

是時候了。他們終於可以把這塊屏送到消費者面前。這是一台真正美且實用的手機。

真實的，感動的，美妙的

要理解一個人現在如何行事，就回到他的過去。觀察一家公司也是如此。

在做產品經理之前，黃韜做的是這個行業里最靠近消費者的工作——銷售員。那是2006年，他大學畢業，進入vivo。按照公司傳統，剛畢業的大學生都要外派到銷售一線，去廣大的零售點站櫃，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兩年。為的是熟悉市場，熟悉業務，也熟悉消費者。

這份工作不輕鬆，站在櫃檯後面，不能走神，不能玩手機，一天站下來，腳會腫，嗓子會啞。江蘇冷颼颼的冬天，他白天站櫃，有時晚上還要搬貨，工作都做完了，回到沒有空調的小旅館，還要寫完一天的總結才能睡覺。

身體的辛勞是一方面，剛畢業的大學生還要經受價值感的考驗：「有的可能覺得這個事情太無聊，自己大學畢業，結果跑去賣手機；有的覺得自己在浪費青春，可能同學們已經在大公司，在CBD裡面做着一些看起來高大上的事情，而他們卻在和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們交流。」因為這些原因，有很多新人沒能堅持下來。

但在這個過程里，黃韜獲得了成就感，同時也習得了基層的智慧。比如，當年山寨機風行，手機硬件質量依然是消費者顧慮的點，怎麼讓用戶放心地購買vivo手機成為課題，因此也衍生了一系列不一樣的促銷方式，比如「手機投籃」活動——在籃球場，隔三米遠，用vivo手機投籃，投中了有禮品，摔壞了不要錢。目的是讓大家知道，vivo手機質量好，摔不壞。在店裡推銷手機，正跟消費者講得好好的，有時候銷售也會故意手一松，手機「啪」摔在水泥地上，顧客嚇得冒了汗，銷售撿起來展示：「沒事，隨便摔，你也可以摔。」當然，打鐵還需自身硬，手機品質不過關，也不敢這麼玩。

當時的手機市場是一個熟人社會，人跟人之間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快，黃韜就意識到，當消費者不了解手機的時候，他們會特別信任店老闆。為了獲得店老闆的信任，本身的產品和服務足夠好還不夠，vivo派出的銷售員還會做很多事情。黃韜幫店老闆們設計過陳列櫃，講解過其他廠家的產品，還做過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比如修空調、掃地、帶小孩……到最後關係好到，店老闆甚至帶着他一塊兒去朋友家吃滿月酒。

這樣牢固不破的銷售體系，被外界認為是vivo成功的法寶之一。曾經有財經作家這樣總結vivo的「地鋪」：「一個個城市鋪過去，一家家步行街鋪過去。地麵店開到了每一個你可能叫不出名字來的城市，婁底、思茅、個舊……找當地經銷商招商、找鋪子談租約、找師傅裝修專賣店，還要派巡視專員定期考核服務品質。」這些細水磨合的工作，都在不顯眼的地方，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保障。

在這樣細水磨合的功夫里，黃韜這樣的年輕人們，開始理解了最廣大、最普通的消費者，同時也理解了廣大市場最基層的現實。

2008年，黃韜被召回總部，開始做產品經理，從零開始創造一部手機。但回到總部，並不意味着遠離消費者，每過三個月，他都要去各地的店面出差，和導購聊天，看看他們怎麼賣貨，聽聽顧客有什麼困惑。敏感的雷達打開，轉上幾天，知道市場現在是什麼情況，一顆心就放下了。反之則不成：「要是你每三個月沒去做這個事情，就會覺得心裡很虛。」

2012年，vivo成立了X系列的產品線，黃韜成為負責人。

做手機14年，當被問到創新的迷人之處時，他說過一個細節——2013年，當時已經開始流行大屏手機了，大屏就意味着單手操作不便，但有些時候，大家騰不出兩隻手，比如坐地鐵握住扶手的時候、一隻手拎着菜的時候，如果有不得不回復的信息怎麼辦？所以當時，他們設計了一個功能叫「單手模式」，手機搖一搖，操作界面就從5.7寸變成3.5寸，完全可以單手操作。

那款手機的發布會是在2013年的5月7日，那天發生的一切，黃韜仍歷歷在目。那次也是他第一次上發布會，負責在台上介紹這款新手機，整個人都是懵的，前半小時介紹一些偏硬件、性能的內容，接着開始講他們做的一些創意和設計。當「單手模式」一出來，之前較為平靜的觀眾席，突然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尖叫聲。

那個瞬間，站在台上的這位產品經理，覺得似乎有一股電流，從頭一直流到了腳底，「特別真實，特別感動，特別美妙」。這是這份職業感召他的時刻。

黃韜

做一台自己有底氣拿出來的手機

2008年春天，深圳南山科技園，黃韜開始了自己作為產品經理的職業生涯。他的同事們也都是年輕人。之後十多年，他們始終與時代和行業共振。

在當時，手機行業還處於一種混亂的繁榮之中。市場上有山寨機，也有品牌機，有各種各樣的創意、形態、功能、外觀……百花齊放。但逐漸的，消費者慢慢從山寨機的污染中覺醒過來，品牌機開始得到認可。在同時，通信雖然在從2G轉換到3G，智能手機已經萌芽了，但聲量還不大。對黃韜和他的同事們來說，正是一段很好的時光。

年輕的工程師們會在新年到來時，一起去爬深圳最高的梧桐山。黃韜的同事、現在vivo的影像負責人於猛記得，當時正好遇上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聖火經過深南大道時，附近科技公司里的年輕人全都下來了，街上是人，樹上也爬滿了人，大家都很興奮地喊「北京加油！奧運加油！深圳加油！」於猛說：「當時就感覺這個城市真的是年輕人的天下，充滿活力、充滿創新。」

2012年，轉折的時刻到來——進入3G時代，智能手機開始展現它的統治力。變化似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許多手機廠家還沒做好準備，一轉眼就到了生死關頭。

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庫存。功能機到智能手機的「升級換代」，和手機行業過去所理解的「升級換代」（比如從彩鈴到和弦到MP3、MP4，或者提升屏幕大小或者分辨率）完全不同——它們已經不是一個品類。這也意味着，已經生產出來的功能機，不是降價就能消化的。當時vivo的一位高管說，「我們各方面表現都很好的功能手機，上市賣得好好的，但到了智能機時代，可能多少錢都沒人要，因為買回去沒用，app用不了，遊戲也玩不了。」

危急關頭，媒體記錄過當時的一個細節。當時vivo還有大量的功能機庫存，創始人沈煒感嘆：「我們這麼多年本本分分做事情，如果連我們都死了，那上天也太不公平了。」

後來，沈煒定下半年的期限，「半年搞不定就關門」。他的底線是，不拖欠員工工資；不讓股東虧本；及時支付原材料採購費用，即便這些原材料不再會被使用；預留3年的售後儲備金，哪怕關門也要讓vivo現有用戶在三年裡售後無憂。他們把已經做出來的功能機降價甩賣，把沒生產的原料報廢處理。

3G轉4G的壯士斷腕，果斷轉身，讓vivo比預期時間更早地挺過了這次危機，更帶來了如今4G轉5G時期的行業引領表現。

危機之後便是轉機。2012年，他們投入智能手機的戰役之中，推出的第一款產品，就是劃時代的vivo X1。

這是一款當時少見的Hi-Fi手機。他們調研市場後發現，大家都在拼硬件、配置和價格，但還有一個被人忽視的市場——那就是音樂。18歲-35歲的人群，對音質的需求排在需求的前五位。

就切這個方向，他們決定做一款超薄的Hi-Fi手機，即高保真音質手機。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手機廠家敢把專業音響的芯片移植到手機上。當時參與這款產品研發的還包括王友飛、於猛等如今在vivo各個領域獨當一面的元老。這個過程，要克服成倍的技術難度，整合漫長的產業鏈。當時他們飛遍北美大陸，從耳機廠家到電源廠家，從美國到加拿大，最忙時九天坐了十次航班。是一次辛苦但充滿期待和希望的旅程。

最終，市場給出了自己的答案——2012年秋天，vivo X1發布，作為全球最薄、首款Hi-Fi級別智能手機，一時風頭無兩。以2498元的售價，站上了百萬銷量。這一款手機的銷量，就占到了全公司銷量的四成以上。

作為產品經理的黃韜，也在那時，感受到了一種成就感：「當時我去參加一個活動，有很多行業內的人，包括供應商、其他手機廠商。像過去我們自己生產的手機，在那種場合拿出來呢，也不是很有底氣。但那次我拿出X1，真的是很有底氣。很多人會問：這就是那個X1呀？然後搶過去拿着看。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棒。」

X1隻是一個起點，之後的十年，黃韜帶領的vivo產品團隊開始創造自己的時代。

使用摺疊屏手機拍照

永恆的誘惑，永恆的鬥爭

從零開始創造一部手機，跟創作小說、詩歌和繪畫一樣，都需要才華和想象力。歷史從來如此，從第一台電話機到手機，從功能機到智能機，每一次重大的飛躍，從來不是哪位消費者說想要什麼，而是因為創造者的洞察。就像世界上第一輛汽車，一定不是通過市場調研而產生的，如果你問消費者，他們肯定只會說：「我想要一輛更好的馬車。」

但同時，手機行業又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行業。受限於上下游的生產力、科技的發展水平；需要研發、營銷等環節的緊密咬合；在這個競爭激烈、永遠不缺new story的行業里，每個公司都要講自己的故事；在每年一次次、一輪輪的新品大戰中，你都不能缺席，要拿出好產品。

這就是擺在黃韜和他的團隊面前的問題——如何做到平衡。平衡自己的想象力、進取心、對創意的追求，與消費者的實際需要、激烈的市場競爭之間的關係。

一個最典型的案例或者說「教訓」，發生在2014年。當時vivo推出了一款叫vivo X5 Max的手機。它最大的特點是薄，厚度僅為4.75毫米，在當時的行業競爭中拔得頭籌，而且現在依然是世界上最薄的手機。當時產品經理們一門心思想衝刺這個目標，想了很多辦法，比如改變手機主板布板的方式，使用了全行業最薄的機翼中框，全球最薄的顯示屏、揚聲器。

但做到世界最薄，就一定是最好的嗎？這款手機的銷售成績其實很不錯，但很快，消費者開始反饋一些問題，比如手機太薄，用起來可能不太適應；為了追求薄度，或許犧牲了其他方面的體驗，比如續航可能很難讓人滿意。

這款手機上市後，vivo內部做過深刻的反思，最終他們認定，手機要和消費者朝夕相處，會深深影響他們的生活，對創新的追求，應該真正回到消費者的需求和體驗，而不是銷量與規模。這也契合了創始人沈煒2022年初的新春致辭，「無論任何時候，競爭導向、成本導向、參數導向、效率導向等一定不能凌駕於用戶導向之上。」

講這個故事時，黃韜同樣提到，手機設計中各種微小的平衡關係——如果想把續航做好，電池就會大，機器就會厚；但如果想做快充，電池容量就會小；如果想把拍照做好，攝像頭會更突出、成本就會更高。就像是螺螄殼裡做道場，「都是各種衝突，你需要去做權衡、做選擇，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里，產品經理們面對的另一種挑戰，是想法很美好，但不夠穩妥，落地有難度。

當一個產品經理講到自己設計的功能時，一定是最興致勃勃的。黃韜事無巨細地跟我們講起，他提過很多新點子。比如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場景：去商學院上課，下了課大家拍合照，但人太多，主攝鏡頭拍不下，廣角鏡頭畫質不好，全景照片又很難對齊。所以他想，是不是可以讓手機攝像頭自己旋轉？可以用升降攝像頭上升後旋轉拍攝，人只需要舉着手機，再長的隊伍也可以拍全。

在vivo內部有一個評審會制度，每一個重要功能，都要送上評審會，讓高管們評估。黃韜在評審會上興沖沖講起這個想法，但領導們把它斃掉了——這個想法是好的，但帶來的問題也會很多，比如要求攝像頭升起後再旋轉，裡面的馬達、傳動軸會非常大，會讓手機變得很重很厚。正因為這種技術難度，現在旋轉攝像頭也還沒有實現量產。

這是一種科學的、實際的考量，黃韜也認同，這樣一個產品必定不便宜，也一定很厚很重，如果推向市場後消費者體驗不好，帶來的損失會非常大。

這個新功能在vivo內部經歷的全程，正代表着一種健康的決策體系：產品經理們可以天馬行空，有創造的閃光，充滿奇思妙想。但同時也會有踩剎車的人，有「say no」的人。每一年，這樣的剎車可能會踩幾十次，甚至上百次，但正因為這樣，錯誤才會更少發生，所有的決定，都真正站在消費者這一邊。

一個靈光閃現的點子變成現實，無數點子聚合成一部手機，其中是無數的糾結，痛苦，往往不會順利、果敢、雲淡風輕。但這正是這份工作的本質，黃韜說，「一個優秀的產品經理，內心一定會經歷痛苦的抉擇。因為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產品，而你做產品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平衡和選擇的過程。」

好米慢慢煮

今年3月，我們到了東莞，這裡是vivo的全球總部。南中國少為人知的這一隅，是中國手機版圖中不可或缺的坐標。

來到這裡，會覺得時間的流速變得緩慢。開車帶我們去廠區的司機，已經在這裡工作二十多年，是創業時代的老人。他有一種從容和得體，車開在路上，他會向客人們介紹，窗外是虎門大橋，曾是碼頭和市場。再往前，我們就要進入長安鎮。

員工們還會驕傲地講起很多細節。比如vivo廠區有自己的醫務室，員工病了，可以免費拿藥。主管醫生「花阿姨」已經白髮蒼蒼，1995年起她就在這裡工作，已經27年，見證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食堂也是如此，師傅們都是正式員工，並非外包。江蘇揚州的一個一線導購員李美華，2006年4月加入公司，這16年來賣了約3萬台手機，累計銷售額近一億，她喜歡這家公司，所以她的兒子畢業後，也曾在vivo工作。

走在園區，正是廣東的回南天，黃花風鈴木開放的季節。他們修建這個園區的時候，想把這裡打造成一個平等、交互的場所。夏天有荷花，春天有黃花風鈴木，秋冬還有別的植物。人在這裡工作，會覺得鬆弛和開心。

當然一個公司能夠成功，靠的不僅僅是這些，更本質的是文化——鼓勵什麼，獎賞什麼，以及懲罰什麼。

vivo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有一些一定不會做的事情，比如不能公開評論友商，更不可以攻擊別人。就算成績好，也不要主動談論數據，因為「數據是心魔」。這不是某種公關策略，而是公司自上而下、從創始人沈煒傳遞到每個人的鐵律。

利益分配是企業管理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vivo公司股權的最大持有者是管理層，只要還在職，管理層每年的股份都會增加。已經退休的員工和管理層，都不再有機會增持。為了保持簡單純粹的工作氛圍，包括創始人在內的所有職員三代以內的親屬，禁止進入公司工作。這樣的管理模式，能保證管理層健康，能聚焦心力，有動力工作，不會做出不理性的決定。

手機行業里的公司，各有各的風格。有的是互聯網新貴；有的崇尚法家，賞罰分明。而vivo的風格，更接近道家，如老子在《道德經》里說的，「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所以外界看來，vivo是一家不着急的、「敢為人後」的公司。它不上市，創始人沈煒除了2014年接受過一次媒體群訪，再未在媒體前露面。vivo的管理層，除了研發投入、庫存周轉、品牌投入等健康指標之外，不設具體的業績KPI。

這一切制度的目標，是讓這家公司活得更加健康，更加長久。

具體到每一個產品也是如此。採訪的尾聲，話題又回到了摺疊屏手機。黃韜告訴我，他理解的「敢為天下後，後中爭先」是什麼意思——比起時間的先後，他們更在意的是消費者體驗的先後。消費者要的一定是最快、最早嗎？可能不是，他們想要的是更好的體驗，更好去解決問題，是一台真正能滿足自己需求的手機。

他們有自己的價值排序。第一位永遠是為消費者提供好的體驗。如果體驗有了，時間能爭先，當然更好；但如果體驗還沒有，不必搶時間，寧願等，一碗好米慢慢煮。「我們知道消費者要什麼，在別人搶先去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心裡沒那麼慌。只要我們真的能做得更好，晚一點、慢一點，不要緊。」

也是在這時，一直避談其他手機廠商的他，談起了一個同行，大概也是所有手機從業者都樂於談起的一個人——蘋果的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

五年前的iPhone X發布會，黃韜和團隊所有成員是一起看的。當時喬布斯已經去世了，但開場前，庫克放了一段視頻，是喬布斯生前講的一段話。那段話對黃韜影響至深，之後也常常跟他的同事講起。在採訪時，他很順暢地把這段話背了下來。他說，自己做產品，也是懷着這樣的心情。這也是為什麼，這份工作壓力這麼大，還是有那麼多人前赴後繼、願意燃燒自己的原因。喬布斯是這樣說的——

「生而為人，不盡相同……你不曾見過他們，不曾和他們握過手，不曾聊起彼此的故事。

但他們拿着你傾注了真心與愛所創造的產品，總能心領神會。」

精彩故事永不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