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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三思

最差不多是去年的同一時間,作者曾經寫過一篇討論躺平的文章;如今時隔一年之後,關於「躺平青年」的討論,突然又在網上沉渣泛起。

和上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完全一致的是,如今這一次對於「躺平青年」的各種批評,仍然沒有脫離去年那一套話術的桎梏,用去年文章的原文來說,與其說在批判某個現象,不如說是接到指令之後百度了五分鐘然後就開始靠想象力創造一個稻草人虛空打靶。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對於那些所謂「躺平」的指責,我們完全可以用去年文章里的原話回應:在這些想象力匱乏的小說家們辛苦編造的故事,以及他們義憤填膺的指責里,我們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所謂的「躺平「青年其實更像是某個生活在日本或者美國的地下室青年——害怕社會,害怕競爭,所以選擇不出門,不社交,不婚戀,不工作,不生活。

然而實際上,年輕人在網上喊完躺平,明天難道不也還是要在鬧鐘響起時起床嗎?現在的年輕人,有幾個真的躺得平?諸多媒體們在這裡犯的最大錯誤或者說他們最大的傲慢,就是把年輕人們想得太蠢了——作為單獨的個體,青年群體裡當然會有不那麼聰明的人,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青年人,他們不僅不蠢,反而在社會的毒打里把自身的位置與身處的環境看得非常清楚,把他們當成兩句話就能騙倒的蠢人,才是最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青年們沒有躺平?因為躺平是有代價的:衣食住行這些人類生存的必需品裡面,沒有哪一項是免費的,這一點不會因為躺平與否而改變。換言之,一般人若真的如這些文章中所言那般「躺平」,那麼他們的生存成本由誰支付?靠父母提供,還是靠把自家閒置的房產、遊艇和私人飛機租出去?

更進一步的說,到底什麼叫躺平?

在討論之前,讓我們客觀公允的對「躺平」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付出小於獲得。

更具體的說,如果一個人(政治、經濟實體)所付出的勞動(行動)遠遠要小於他所獲得的酬勞(權力、待遇...etc),我們可以認為他在躺平,反之,則不算躺平。

依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結論:青年們沒有,也不太可能躺平。

2022年,是非常艱難的一年:近三年的疫情已經對全球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就算在疫情控制得很好,經濟這兩年仍然保持了增長的我國,也有非常多的人間接的受到了疫情所產生的次生災害的影響,承受着極為沉重的經濟壓力。

從各地法拍房數量與3月因上海疫情擴散導致的消費品零售數據下降,和一季度居民儲蓄數據大幅上漲的情況來看,本來今年以來對風險的擔憂導致普遍性的消費意願下降,就會讓很多依賴社會服務和消費業維生的人群陷入艱難,而上海疫情導致的全國各地被影響,更是直接讓被影響的相關人群難以維持。

同樣的,截止至2022年,我國「靈活就業」的人口已經超過兩億——拋開其中少數高收入的自由職業者,這兩億人大體上以小商販、小餐飲從業者、非合同制類店員、物流從業者、卡車司機、各種手藝師傅(裝修、維修類)、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為主。這類人群大體上的收入可能不低——甚至有可能比一般人更高,但是較高收入的代價是其職業的不穩定性和相應勞動保障的匱乏。

這兩點決定了他們的抗風險能力非常有限,要麼是高負債狀態運行(典型如卡車、網約車司機),要麼是間歇性收入(各種手藝師傅)。

在20年疫情以來各種大環境因素疊加的影響之下,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恐怕都已處在手停口停,資金鍊隨時可能斷裂的狀態里。

對於那些默默承受着大環境影響,甚至被迫「靈活就業」的人來說,談「躺平」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他們躺下了,就意味着他們自己,甚至他們的家庭斷絕了生活來源,生活不可能因為他們「躺平」了就放過他們,正如銀行、房東和KPI不會因為他們「躺平」了就放過他們一樣。

對青年們「躺平」的指責,其荒謬之處正在於此: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只是普通人,他們既沒有享受過多少社會福利,也不享有什麼治外特權。絕大多數人的工作,也不可能允許他們每天光拿工資不幹活,在生活本身就已經在逼着他們用盡全力的情況下,能夠自食其力,遵紀守法的人,都可以說盡到了自己對於社會的責任。

同時,在去年的文章里,我們已經把青年們為什麼不願意繼續做無用功的原因講得很清楚了:

面對極高的成本與低得多的回報,任何一個不傻的人都可以輕鬆的判斷出自己到底該選什麼——與其說年輕人們「躺平」了,不如說他們開始想明白了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努力也好,奮鬥也罷,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多少人工作的目的是為了以後干更多的工作?多少人工作的目的是以後可以不用再工作?媒體們繞着圈子說了半天,有沒有哪怕一家真正意義上討論過這個最為核心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不妨把話說得更直白一些:普通人在社會工作中的辛苦程度大家都有目共睹,中國也從來不是一個鼓勵大家注重工作-家庭平衡的地方,不管是宣傳上還是實踐中,大家都被鼓勵不斷努力,不斷加大對工作的投入,以至於為了工作忽略家庭、忽略健康、甚至忽略基本需求成為了一種宣傳上值得歌頌的典範。

但是,為何在大部分人如此努力的情況下,財富的增長速度遠沒趕上房價和少數行業的財富增長幅度?是因為有人比這些普通還要努力幾百上千倍嗎?還是因為這些普通人在電梯裡做俯臥撐的姿勢不夠標準所以電梯沒有啟動?

換句話說,在當下這個萬物蕭索,大家都在等待冬天過去的艱難時期,清楚體會到資產收益率遠大於勞動收益率這個事實的年輕一代,為什麼還要繼續浪費時間在低收益甚至負收益的事情上?為什麼不能逃離消費主義的陷阱,降低自己的消費欲望,不為沒有回報的事情浪費自己的精神與時間,為自己和家人多存下一點應對風險的積蓄?

當然,說這麼多,並不意味着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不存在躺平的現象——事實上,躺平的大有人在。

舉例來說,面對歐美各國對於中國的惡意詆毀與造謠,我國諸多享受着行政待遇與財政撥款的媒體,是否嘗試過如同今日俄羅斯RT那樣主動出擊,在輿論場上立足於本國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還是長期扮演着複讀機的角色,只知道複製粘貼國外媒體嚼過不知道多少遍的剩飯,有且僅有的原創部分就是在國外新聞留言區里截圖下來的不知道哪只阿貓阿狗的留言?

更有甚者,當法新社的某位張姓記者在國內靠編故事造謠為國外媒體供稿時,當美國某陳姓華裔記者就亞裔被襲擊事件喊話「警惕」中國藉此進行「政治宣傳」時,我國某些同姓記者在做什麼呢?在推特上忙着當兩面人。

再舉例來說,面對競爭愈發激烈,新的增量遙遙無期的現狀,我國坐擁大量資源的互聯網企業們,有幾家在不斷開拓新的領域,出海爭奪市場,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與經濟效益,又有幾家滿足於壟斷地位,躺在既有賽道里依靠體量優勢排擠競爭對手;一門心思只想着如何在最容易的那條賽道里賺走最後一絲沒有風險的利潤?

同樣的,面對經濟下行的預期與短期內惡化的局勢,又有幾家互聯網企業在嘗試走出新路,幫助員工,又有幾家互聯網企業在密集送員工畢業,同時勒令員工畢業當天償還全部貸款?

再舉例來說,面對可能存在的疫情風險,部分地方政府是否有學習其他地區成功經驗,提前做好預案與準備,力圖將防疫對社會經濟與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還是非要等到出現傳播才開始手忙腳亂?又抑或是面對疫情,不考慮居民生計、不在乎病人就醫、不關心居民的反饋,只知各種一刀切,層層加碼過度執行?

再比如說,面對因為疫情與封城導致的物資匱乏與生活困難,部分地方政府是否嘗試過疏通物流,保障人員,還是任由部分人依靠行政手段強制排除競爭者,阻攔、銷毀甚至倒賣外地無償援助的物資,靠着壟斷物資來源的方式大賺特賺?甚至解決問題沒辦法,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有一千種辦法,只要保證沒人能提出問題就萬事大吉?

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都應該是誰更高地位、掌握更多資源、把控更大權力,誰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盡更高的社會義務。為什麼到了我們這裡,有資格發聲的人反而只會盯着享受最少社會資源的人,不停要求他們付出更多?

可笑的是,大家似乎都默認了這一切的發生,似乎質問年輕人們為什麼不願意為一個回報極不穩定的目標而盲目持續投入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然而哪怕是最壞的情況,年輕人去當大神或者回家啃老,也無非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對社會整體而言影響極其有限。而有的人躺平不作為,往往是一地一區,一市一省甚至一國的人受到影響。

面對疫情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我們比以往其他時間都更加需要我們社會裡擁有更多社會資源、更高社會地位以及掌握更多權力的那部分人與政治、經濟實體承擔起他們應有的責任,為經濟的復甦以及困境的疏解做出與他們所享受的地位、資源所匹配的貢獻。

想要反對躺平,就應該看看誰得到的回報與他們所處付出的不對等,誰在尸位素餐,得過且過,甚至得隴望蜀,貪得無厭。

想要反對躺平,就應該讓所有人都得到與自己的付出所對應的回報,讓為眾人拾柴者不至於凍斃於風雪,讓砥礪前行者後顧無憂,讓尸位素餐者粉身碎骨。

到底誰在躺平,誰不能躺平,這不應該是一個2022年還在討論的問題。

近期文章導讀:

這也能賴計劃經濟?上海疫情嚴重衝擊,需要考慮經濟托底了法國昨夜無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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