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外公外婆剛離世後那幾年，大家族的春節團圓飯改為了每家訂飯店輪流請客。沒有老人維繫，這個形式的聚會勉強維持幾年就斷了。

2022年的春節過得無味，大年初一，母親和幾個姐妹挨個通電話相互拜年。她們姐妹四個，人到暮年，回憶起十幾年前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團圓飯的事情，感嘆歲月蹉跎，言辭之間儘是唏噓。

人上了年紀總覺得以前好，我記憶里的春節，絕大多數畫面也是幸福的。但我心中偏僻之隅有一處陰影，是我童年時代少有的、不愉快的甚至恐怖的記憶。

往事不堪回首望，外公家這一系，消失的不只是熱鬧歡樂的春節團圓飯，還有二姨一家——全家五口人，就像老屋煙囪冒出的一縷炊煙，無聲無息地消散，仿佛從沒來到過這個世界上一樣。

80年代末，外公家還住在祖上留下來的平房裡。房子有個很大的前院，外公睡覺時，我偷拿他的拐棍在空場上舞，或者把小洋鞭一個個揪下來，點着了，往鄰院裡丟，鄰居不勝其煩，就會找上門來跟外婆告狀。

外婆跟我說，原來這左鄰右舍的房子都是咱家的。曾外公是做大生意的，有木材廠、金店和橡膠廠，這整一條街上一大半的房子都是他的。土改後，曾經的深宅大院就剩下這一個院一間房。

外公外婆都是1920年代生人。在動盪不安的年代裡，外公考取了東北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後被一所知名大學的校長欽點進入該高校任數學教員；本應是文盲的外婆，少女時代離家出走，在她舅舅的資助下讀過偽滿洲國國立女子高中，後來又在衛校學習「接產」，是縣城裡唯一敢下「鉗子術」和手動糾正「倒胎」的婦產科「大拿」。她創建的診所，後成為周總理批示的新中國最早的百家婦幼保健院之一。

老兩口一個大學教員，一個醫院院長，1955年舊幣值「改萬為元」後，市長才200元工資，他們就能領150多元的工資。外婆一共生育了11個孩子，可擔任院長的她也無法避免6個夭折，一個兒子都沒活下來。5個女兒都出嫁後，女婿們有的家在農村，有的實在太窮，於是就養成了在娘家過年的習慣。

打我記事起，一到除夕下午，外婆家就喧鬧起來。老兩口再加上女兒們家裡帶來的7個孫輩，19個家族成員齊聚一堂，七手八腳地在方廳里支上兩張大圓桌，不一會兒就鋪滿了香噴噴的各種菜餚。

大人和小孩是分桌坐的。大人那桌，四姨打小能歌善舞，她當年跳忠字舞時就是領舞，後來成了我的小學音樂老師；五姨是醫院護士，打屁股針不疼，在我的小胖手上扎點滴總是穩穩的一針；老姨那時候才20多歲，經常騎車馱着我到處瘋玩。

在我母親和外婆之間，有一個眼生的女人靜靜地坐着。她年齡和我母親相仿，穿着帶一排盤扣的深紫色上衣。外公外婆講完話後大家才能動筷，她就右手擎着筷子，左手捧着飯碗，只撿面前的那兩盤菜吃，一次只從碗裡夾起幾個米粒，慢慢放進口中。大家很少和她交談，就連兩個日常喜歡逗笑的姨夫，跟她說話也是小心翼翼的，絕不開一句玩笑。

那個女人就是我母親的姐姐，我的二姨。如今我已回憶不起她的長相，似乎她的臉總籠罩在陰影之中。挨着她坐的男人是二姨夫，同樣少言寡語，兩口子就那麼陰鬱地坐着，面無表情地自顧着吃飯，與這個歡樂喧鬧的場面很不搭調。

我們小孩這桌，3個歲數大點的孩子，是二姨的女兒和兒子。等我出生時，有了計劃生育，所以從我母親到小姨，都只有1個孩子。我們4棵「獨苗」在外婆家隨意得很，水果糕點拿起來就啃，可二姨家的表姐表哥們就很拘謹，非要長輩把吃的遞到嘴邊才肯接過去。

而那些年，我母親和姨媽們去外地，總會買點玩具或糖果回來給我們，一直都是4份而不是7份。有次四姨家去北京旅遊買回來4隻憨態可掬的玩具熊貓，裝上電池能搖頭晃腦地爬行。我們分別給熊貓起了名字，走到哪裡都抱着。我問母親，二姨家的哥哥姐姐為什麼沒有？母親想了好一會兒才回答：「他們長大了，不喜歡。」

除了「二姨好」三個字，我好像沒和二姨說過別的話。母親告訴我，二姨是病人，對她要禮貌，少說話，更不要和她打鬧。聽說二姨從10歲左右開始偶爾會抽羊癲瘋，玩着玩着就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嚇得外婆趕快上去撬開她的嘴，往裡塞上東西防止捲舌窒息；再長大一點，羊癲瘋不犯了，卻發現她總是對着空氣嘴裡含混不清地叨咕着什麼；等到十七八歲時，二姨的精神障礙就變得嚴重起來，沒法上學了，外婆就只好托關係讓她去了亞麻廠上班。

因為精神特殊情況，二姨不能接觸車間轟鳴的機器，只能去「摔亞麻」。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頭頂炎炎烈日，手握住麻把根部，用力摜在鋪好的木板上摔打脫粒，再把摔好的麻頸打成幾十斤的大捆，最後把亞麻粒篩好裝袋。

廠里有上萬男工人，看見來了個漂亮的大姑娘，難免有來逗殼子的。一來二去，引得二姨的病又發作起來，時常又哭又喊，引人側目。

外公外婆是出身舊社會的文化人，他們所學的科學知識與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並行不悖，既信牛頓定律，也信算命跳大神。等二姨到了婚配的年齡，老兩口就覺得，借着結婚的喜氣沖一衝，閨女的病興許就好了。

縣城那么小，街上逛一圈總能碰到兩個熟人，二姨有精神問題是瞞不住的。於是媒人介紹了縣工程隊的二姨夫，評價里有一條是：「這人有些老實……」

外公外婆也知道這話是指二姨夫的智力有點問題，但他在單位能畫圖紙設計建築，生活也能夠自理，應該沒什麼大礙。

精神分裂與輕度弱智的結合，真是危險且無奈的「般配」。二姨結婚後，很快生了一個女兒。大表姐的大名我一直不知道，親戚們都叫她的小名「大娥子」。起初我以為是大鵝的鵝，後來看了《西遊記》才恍然大悟，問母親是不是嫦娥的娥？母親想了一會兒才說是。我又翻了漢語詞典，才知道「娥」原來是美女的意思，用來形容雍容華貴的王族女子。想想大表姐白白的皮膚，細高挑的個頭，齊耳的短髮，雖然沒法和瑤池起舞、裙裾飛揚的嫦娥仙子相比，但也蠻漂亮的。

外公理、化都通，還能閱讀日、俄語書籍，在名校任教時，教授們都在巨大的長廊里一起辦公，估計對遺傳學也耳濡目染。聽說，大表姐出生後，他就隱晦地囑咐過二姨夫：「你跟淑文有一個孩子就行了，孩子多了，操心。」

這話與那時候講究的「人多力量大」不搭調，二姨夫一聽，傻氣冒了出來，把嘴一咧，頂撞道：「我家的事，要你管？」氣得外公說不出話來。

往後幾年裡，二姨又生了2個兒子，小兩口每月幾十塊工資養3個孩子，生活很是拮据，常靠外公外婆暗中接濟。

外公一生埋頭鑽研教學，不問時事，也不善於與人交流，整天宅在家裡研讀俄文的數學書。因為他家庭成分是中農，在文革時備受欺侮，被喊「臭老九」也就罷了，連教學樓走廊少了一個電燈泡，都有人誣陷是他偷的。外公自己氣不過，就卷了鋪蓋卷辭職回縣城了，被安排去教初中數學。外婆的娘家成分是地主，運動來時，直接被擼掉院長職務成了平頭醫生。老兩口的工資減少了一大塊，分不出多少錢來資助二姨家了。

就這樣到了80年代，一天，二姨回娘家吃飯，正趕上四姨在練習舞蹈，可能是妹妹揮舞的手臂讓她產生了恐怖的聯想，二姨扔下碗筷，猛獸一般地撲過去，把四姨按倒在地，雙手像是鐵鉗一樣，死死扼住妹妹的脖子。

瓷器碎裂的聲響驚動了眾人。我父親正在外公家幫忙幹活，他趕緊衝過去用力去掰二姨的手指，結果被她回臂一肘打碎了眼鏡，差點扎到眼球。後來五姨心有餘悸地跟外婆說：「這要是打壞了三姐夫的眼睛，人家媽能饒了咱們家嘛？」

眾人費了好大力氣才制服了犯病的二姨，四姨脖子上深深的紫紅色掐痕告訴大家，她差點就沒命了。

二姨第一次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幾個月後，二姨出院了，醫生說是狀態很穩定了，但要按時吃藥，避免刺激。亞麻廠的工作也沒法幹了，幾萬人的大廠，接觸的人和事越多，越容易誘發病症。二姨沒了工作，3個孩子要上學，要穿衣吃飯，一家人的生活更窘迫了。

外婆眼看着要退休了，那時候講究子女接班。醫院的工作是個好活，能解決一個孩子一輩子的吃飯問題。於是，她就動了讓二姨接班的念頭。

與外公外婆當年的忍氣吞聲不同，我母親和幾個姨們在「運動」時正值青春期，學校停課，念語錄，背「老三篇」，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是「白專道路」，萬萬走不得的。她們天天帶着紅袖箍去占領「司令部」，後來又跑遍全國「大串聯」，都只有是中、小學肄業學歷，「上山下鄉」回來，也不太好找個像樣的工作。

我母親和五姨就表示反對，認為二姨接了班，要是干不下去的話，就等於白白浪費一個名額。可外婆卻覺得，老二本來就有些毛病，找不到工作怎麼養3個孩子呢？於是力排眾議，提前退休，讓二姨接了班。就這樣，二姨被安排到醫院洗衣房洗衣服。

二姨去醫院上班後添了個到處溜達的毛病，經常在上班的路上就開始漫無目的地閒逛起來，一轉悠就是一天。好在同事們都知道她的情況特殊，就多干點，也不和她計較。

從1990年開始，縣裡進行大規模拆遷，外公家那條街的平房都要拆掉蓋樓。外公家作為回遷戶，給補償了一套50平的兩室一廳，樓房。當時住樓房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我家也跟風賣掉平房，在外婆家樓上買了房。

外公家雖沒有了平房的寬敞，但一到過年，女兒女婿們照舊回來，屋裡擠擠插插塞滿了人，顯得更熱鬧了。女婿們輪流上陣跟老兩口打麻將，屋子裡煙霧繚繞。另一間臥室里，我們4個孩子坐在床上，手裡掐着一把零錢擲骰子。母親和妹妹們則嗑着瓜子看電視。鞭炮聲、麻將聲、孩子的吵嚷聲和電視機里的春晚交織在一起，空氣中充滿了幸福祥和的味道。

那年除夕夜的團圓飯，仍是我父親他們4個女婿負責掌勺，每人2道拿手的熱菜。待飯菜都擺上桌開吃了，二姨夫才領着表姐表哥們姍姍來遲，唯獨不見二姨的身影。

「淑文呢?」外婆問他。

「淑文走丟了。」二姨夫木張張地說。

「啥時候不見的？」兩個老人一下就急了。

「有一兩個月了。」二姨夫還是面無表情地說。

外婆本能地從棉坎肩兜里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含上幾粒：「怎麼走丟了？」

二姨夫支支吾吾說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

「讓拍花的拍走的！」才4歲的表弟舞着一把塑料寶劍，連蹦帶跳地插話。

外婆的眼淚一下就掉下來。

我們小時候一哭鬧，就被大人嚇唬說「拍花的來了」，一開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拍花的」其實就是人販子，傳說是他們手掌上抹了一種神秘的藥水，往小孩腦袋上一拍，小孩就會對他們言聽計從，乖乖跟着走了。

女兒丟了，這年還怎麼過得下去？大夥都勸外公外婆不要太上火。那時候找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報紙上登尋人啟事，各地的收容所也會定期把收留的不明身份的人登在報紙上，家人看到就來認領——二姨在這之前也走丟過3次，有2次靠登廣告、看報紙找回來的，還有1次是被她大兒子找回來的。

二姨的大兒子小名叫「大小子」，他們一家人性子都悶，唯獨這個大表哥性格外向，很「闖蕩」。因為幾個兒子都早年夭折，外婆格外喜歡這個大外孫，總說「淘小子出好將啊！」以往過年時，大表哥會負責領着我們4個小的出去點煙花、放鞭炮。他朝外公要根煙，點着了斜叼在嘴裡，把我們都害怕的「二踢腳」剝出捻來，用拇指和食指輕輕掐着，用煙點着，「嗵」地一聲就飛了出去，在半空中「啪」地炸開。他仰着頭看，叼着煙捲的嘴裡滿意地噴出一口煙霧，瀟灑極了。

二姨那次走丟時，大表哥正念初中，學習成績不行，全班打狼（東北話，最後一名）。他天天逃課，跟着一幫兄弟混社會，敞着懷叼着煙在街上遊蕩，一副小流氓的模樣。

在一個炎炎夏日裡，二姨出了家門後一夜未歸——這事之前不是沒有過，二姨有時候會在公園坐一整夜，有時候會沿河岸溜達。大表哥確定他媽不在外婆家後，領着2個小兄弟沿着縣城幾條主要街道找，鬼使神差地跑到縣裡的長途汽車站，正好看見一個陌生男人正領着一個女人上長途汽車。

即便只是遠遠地看背影，從那女人穿的衣服顏色、異常緩慢的走路方式，大表哥就確定那是他媽。他大吼一聲，藉助疾跑的力量，飛起一腳踹在那男人身上。那人被踢得一個趔趄，還沒緩過勁來，又被趕上來的小弟們抽了幾個大耳光，肚子上也挨了一腳。那男人挨了打，竟一言不發，一溜煙似的快速跑開了。

這邊親戚們找二姨正亂成一團時，大表哥已經把二姨領回了外婆家。平時因為學習不好被親戚瞧不起的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讚譽，得意得像個凱旋的將軍，叉着腰威風凜凜地講起「救母」的過程。

可這一次，外公連續在報紙上登了1年多的尋人啟事，親戚朋友也幫留意報紙的尋人信息，都毫無線索。我父親他們幾個女婿把周邊縣市的收容所都跑遍了，外婆在電線杆上、牆上頭貼過無數的告示，還上過電視台午夜藍底白字的尋人啟事，仍然杳無音信。公安局那邊也沒有線索，外婆去看過幾次無名女屍，顯然都不是二姨。二姨像是人間蒸發一般消失了。

二姨走失時只有40歲出頭，不發病時和健康人一樣，出門前總是把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還愛系一條紫色的紗巾。幾個女婿私底下議論，不敢讓老太太聽到：「二姐十有八九是被人拐賣了，不知道有病的話，能賣大幾千元，就算知道有毛病也能賣一兩千，因為她還能生育呢。」

二姨失蹤後沒幾個月，縣醫院就不給她「開支」了。當時單位接班制度尚在，外婆知道有無數雙眼睛都盯着這個空崗位。二姨失蹤的頭兩年裡，她每隔幾個月就去醫院罵上一次：「我看哪個敢頂我姑娘的名額？告訴你們這幫王八犢子，說不定哪天我姑娘就回來了！」

外婆當過院長，曾是婦產科「第一刀」，氣勢洶洶的，沒一個領導敢過來搭話，任憑她在那裡罵，可罵着罵着，老太太自個就哭了。

往後的幾年吃團圓飯時，二姨夫若無其事似的，還是木木地領着3個孩子來外公家過年。他吃完飯也不走，像是沒事兒人一樣笑嘻嘻地看大夥打麻將。看着窩囊的二女婿，有一年，外婆忍到大年初二，沒告訴任何人，自己去到河沿呆坐了一整夜。

我和表弟靠打撲克、擲骰子，連唬帶騙從外婆那搞到三五塊錢，就去街機廳打遊戲。大小子和二小子也想玩，但沒錢就站在後面乾巴巴地看。大娥子已經是大姑娘了，不跟幾個臭小子混，就靜靜地坐在沙發上看春晚。

後來大娥子發病了，跟二姨差不多的年齡，差不多的精神分裂症狀。她無法上學了，經常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裡不出來。

二姨失蹤後，大娥子負責做飯和做家務照顧父親和弟弟們，她生病後，家務就靠二姨夫來做了。我母親不放心，每隔一段時間就去他家瞅瞅，毫不誇張地說，一是看孩子們是不是吃不上飯了，二是看二姨夫生火做飯有沒有把房子點着。

大娥子就在床上躺着，問起話來一言不發，黑乎乎、稀溜溜泔水般的一碗菜湯和帶「嘎巴」的米飯就擺在床頭，上面叮着幾隻蒼蠅。

我母親跟二姨夫說：「這孩子病了，得去醫院看看。」

「沒病，沒病，她是裝的。」二姨夫說，「我可沒錢上醫院。」

我母親也沒法子，只好時不時地去二姨家送點吃的東西和生活用品。

時代變了，學歷又值錢了，我們幾個小家都在為生計操勞，說白了，努力工作，都為供「獨苗」上大學攢錢，哪有太多精力和財力去幫扶這個悲劇的家庭？

1994年的一天深夜，我一生中最真實的恐怖片上演了。

那夜雷電交加，暴雨滂沱。我早早上床睡覺，卻被一陣急促的砸門聲吵醒了，只迷迷糊糊看見父親急匆匆穿上衣服出了門去。

父親出門時牆上的掛鍾顯示正是午夜時分，他回來時天已經蒙蒙亮，高度近視眼鏡被揣在上衣口袋裡，從膠皮靴子裡倒出雨水來。

大娥子死了——她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3天，任憑外面人如何叫都一聲不吭。外婆領着父親去撞開房門，看見她赤身裸體，上半身躺在地上，兩條腿擱在炕上。

母親聽父親講完，就跟他面對面地坐着，一言不發。哭，沒有那麼深厚的感情，跟沒事兒人一樣該做飯做飯、該上班上班，又感覺哪裡不舒服，隱隱作痛。

經公安局司法鑑定，大娥子為自然死亡。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對死亡剛有稍許認識，更多的是對那未知的黑暗深淵的恐懼。聽大人們說起大表姐的死，眼前就浮現出她梳着齊耳短髮、咯咯地笑着拉着我的手，去她學校操場上玩。

我甚至一度認為她的死是與我有關——有一次她來我家玩，沒見過抽水馬桶的她上廁所時把衛生紙丟在馬桶里。通常我母親的習慣是丟在單獨的紙簍里，我很不高興地訓斥她說：「紙扔在裡面，堵了怎麼辦？」大娥子被我說得如同闖了大禍，顧不得髒，趕緊用手去撈。我按動按鈕，轟地一聲，水流傾瀉而下，一道急速的漩渦沖走了一切，嚇了她一大跳。後來父親告訴我，其實衛生紙扔進馬桶沖走也沒什麼大關係，一般不會堵住的，我感到十分後悔，錯怪了大表姐。

在大娥子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自責得無以復加。我雖從未去過二姨家的平房，卻根據大人閒聊的內容勾勒出那恐怖的一幕，成了我的童年夢魘。我不止一次夢見自己踽踽獨行在破敗不堪的校園，隨後穿過狹窄逼仄的院子，二姨家中空無一人，推開大表姐房間的門，裡面是死一般的寂靜，她躺在炕上，臉上是被黑髮蓋住的恐怖死相，旁邊還擺放着蒼蠅縈繞的飯菜。

我偷偷跟外婆說起這夢，外婆安慰我說，大娥子的死和你沒有什麼關係，她遺傳了你二姨的精神疾病，「要說有錯的話，都是姥姥的錯」。

沒人比當過婦幼保健院院長的外婆更懂「優生優育」。也許她想的是，如果剝奪二女兒結婚生育的權利，像養小鳥一樣把她關進鐵籠，或許就能夠阻止悲劇的擴大。

二姨家只剩下3個男人後，屋裡又髒又亂，我母親去了，連個落腳的地兒都沒有。

二姨夫的呆傻似乎更嚴重了，每月領了工資就領着2個兒子去下館子，幾天下來就把錢花得一乾二淨，再東挪西湊到處借錢。大表哥跟着一幫兄弟混，怎麼也能混飽肚皮，二表哥老實巴交，實在吃不上飯，就只好跑到外婆家蹭。

有一天我母親去二姨家送吃的，看見大表哥斜靠在土牆上和幾個叼着煙捲的半大小子嘮嗑，隱約聽見他們說：「……搞點錢……完事就跑……哪兒抓去？」

母親趕緊把大表哥拽到一邊說：「咱可不能幹犯法的事啊，出了事，誰撈你？」

大表哥聽了點點頭，不知道算是認同，還是怕我母親的囉嗦被兄弟們聽見丟了威風。

當天午夜，夜色深沉，縣城一個小區門口，幾個青年人當街截住一個中年女人，亮出彈簧刀讓她掏錢出來，那女人拼了命地抵抗，把手提包的拎帶都扯斷了。尖利的呼喊聲傳出很遠，一名帶槍出來的便衣警察聞聲趕來，幾個黑影見狀四散奔逃，警察隨便盯住一個，邊吼邊追，最後掏出槍來「砰」地一聲打倒了他。

這是大表哥第一次作案，一分錢沒搶到手，大腿中了一槍，還因持刀搶劫被判了12年。

二姨家的小平房裡就剩下二姨夫和二表哥了。

二小子長得白白淨淨，一副書生模樣，因為「錛兒嘍（腦門）」大，外公說他「天庭飽滿，能當大官」。二小子的學習成績很好，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是班級前5名，堅持下去是能考上大學的。

遺憾的是，在二表哥十五六歲時，也「準時」出現了精神障礙。他總覺得班上的同學和學校的老師們排擠他，甚至要暗害他。他在課本上畫滿了扭曲變形的怪圖，學習成績一落千丈，最後只能輟學。有人看見他在街上像是芭蕾舞演員那樣用腳尖轉圈，一個接一個。

二姨夫不去上班了，工程隊給按70%「開支」。爺倆相依為命，誰也不做家務，發了工資就去飯店大吃一頓，沒錢就繼續東借點、西湊點對付日子。

1997年除夕，二姨夫孤身一人來外公家吃團圓飯，進門就對外公外婆說：「二小子不見了……」

他說前一陣子領二表哥去外縣的哥哥家借錢，因為沒錢坐車，爺倆要走幾十里路。半路二表哥說走不動了要歇會兒，就在路邊坐下了。二姨夫沒管他，徑直自顧走，回來時，兒子已經不見蹤影，再也沒回家，人就此失蹤了。

外公氣得眼淚掉了下來，拐杖把瓷磚跺碎了一塊，外婆惱恨二女婿的迂囊不喘，把他罵出了門。從此以後，二姨夫就再也不來外公家過年了。

親戚們還是用登報的法子尋找二表哥，2年過去，一點消息也沒有。和他失蹤的母親一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外婆年邁，沒法兒到外地去了，只能在縣城的幾條街道上一圈一圈地轉，去市場買菜，看到缺胳膊少腿乞討的年輕人，總要端詳一會兒，回家還會偷偷地哭。

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親戚們滿腔的怨氣都發泄到剩下的二姨夫身上，沒有了血緣關係的紐帶，外婆一家和他這個「外人」形同陌路。

我上高中後，聽母親說二姨夫也去世了，他死得無聲無息的，是工程隊派人去收屍、火化的，沒通知任何人，他的平房也被單位收回了。

就這樣，二姨一家五口人，就這樣消失了。

外婆學醫從醫一輩子，也不耽誤她去算命燒香。不止一個算命先生跟她說過：「老二沒死，二小子也沒死。」

後來外公先走一步，就剩下外婆一個人，過年時還是4個女兒、4個女婿、4個外孫子孫女回來。除夕夜裡大家吃團圓飯，打麻將，看春晚，笑聲飛揚。獨苗們都長大了，似乎從記憶中自動刪除了還在服刑的大小子。我成了「大外孫」，負責領弟弟妹妹們去放煙花鞭炮，雖然我還是不敢手拿着二踢腳放，但也在表弟表妹眼裡看到了崇拜。在一片喜慶祥和的氣氛里，外婆似乎忘卻了還有二姨這個女兒，以及她消失的一大家子人。

年過完，喧鬧散去，便是令人窒息的安靜。外婆總是開着電視睡覺，母親下樓開門查看時，給她關上，她反而會醒來。外婆把一張椅子搬到陽台上去，沒事兒就坐在那裡邊吸煙邊往遠處看，嘴裡叨念着：「小二啊，你要是死了，媽也就死心了，這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媽心裡惦記一輩子啊……」

我上大二那年春節前夕，外婆心臟病復發住院，經診斷動脈有3處梗阻，需要支架。4家開會，決定平攤手術費用。手術後外婆似乎康復得很快，大年初二像是沒事兒人一樣坐起來吃了餃子，嚷着要出院回家過年、打麻將。

大家在一片寬慰中打車回家，行到半途，值班的五姨五姨夫打來電話說，老太太不行了。等我們掉頭回到醫院，外婆已在昏迷中搶救，當天深夜去世了。

我母親和3個姨們檢查外婆遺產，發現她只有幾千塊錢。驚訝之餘，一算細賬，老兩口的退休金微薄，每年五一、國慶、中秋、春節，一大家子人都來吃喝，再加上給外孫輩的壓歲錢，麻將撲克再輸點，確實攢不下什麼。

外婆去世後，習慣熱鬧的4個小家勉強把春節的團圓飯的傳統延續了5、6年，後無疾而終，過年時，就都各過各的了。

後記

外婆去世的第3年，大表哥因在獄中表現良好，減了刑放出來。他發現家已經沒有了，房子被工程隊分給了別人住，四下一打聽，才知道家裡人死的死，丟的丟，就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了。

他來到外婆家敲門，老姨告訴他，姥姥、姥爺也都去世了，外婆去世只留下幾千元錢，還不夠住院費。心臟支架手術花費6萬多元，是4個姨家平攤的。大表哥沉默了一會兒，明白了什麼意思，接過老姨給他的幾百塊錢，說了聲「謝謝」就離開了。

大表哥從此不知去向，再也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個親戚的視野中。二表哥如果還活着，已是年近半百，二姨比我母親還大3歲，如果活着的話，已經76周歲了——想必她大概率已不在人世了。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編輯| 唐糖 運營 | 梨梨 實習| 伊寧

文章由 網易文創丨人間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