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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5月14日，鄭永年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2022年首場講座上，以「科創與中國的經濟未來」為題進行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和擴充而成。
今天這個題目關乎我們國家經濟往何處去、深圳經濟往何處去、整個世界往何處去的問題。從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看，我們經歷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以及現在的信息社會，或許以後還有共產主義社會，這些進程背後都離不開科技，每一次科技進步都會改寫人類歷史。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就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當時我還是一名大學生，覺得這個提法特別好，很少有人把科技概括成生產力。就連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只看到了勞動、土地、資本這些要素，沒有把科技放進去。鄧小平把科技概括成生產力的說法實在是太經典。過去40多年，深圳從農業社會迅速變革至信息社會，靠的就是科技力量的推動。
近幾年不少中國學者在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的變化和衰落時，提出了「東升西降」的概念。而我提出問題的視角有所不同，資本主義衰亡論在馬克思的時代已被提出，從馬克思的年代到現在一百多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發生了很多危機，離我們近的就有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07-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都產生於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但是，為什麼資本主義衰而不落？不僅衰而不落，且每一次危機後，西方社會又邁入新台階，其科技仍不斷進步？光就美國歷史來看，從內戰到一戰、二戰，期間還經歷了經濟大蕭條，之後發生了越南戰爭、美蘇冷戰以及多次金融危機，美國的經濟經受了極大的挫敗，但美國的科技從未停止進步。
眾所周知，新冠爆發以來，因為美國政府抗疫不力，受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美國人迄今已超過100萬。包括美國很多學者在內的世界都在罵美國政府。抗疫不力的確暴露了美國體制的種種弊端，但美國在科技層面還是在快速進步。為什麼在西方社會，尤其像美國這樣撕裂的社會，全球的資本、技術和人才仍然「趨之若鶩」呢？
這背後的因素比較多，但我認為，美國擁有多個「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成功的例子如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這些經濟平台的共同點是：不管本國的政治和社會發生多麼大的危機，都不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全世界的優質資本、技術和高端人才仍然拼命湧進，進來以後不想跑、也跑不掉。
儘管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資本、技術也先是從西方擴散而來，到今天轉向原創，但是最核心的技術和最高端的人才還是留在了西方國家。硅谷這幾十年來吸納了不少國際人才，外國人口占60%；美國東西岸兩個灣區的外國人占了40%；即使日本在移民社會裡面屬於比較保守的了，東京灣區的外國人也占很大的比例。
如果我們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必須打造一批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而打造的核心就是科創。俄烏戰爭中，美國在對俄大力制裁的同時也為俄羅斯的科學家打開大門，用各種方式吸引俄羅斯的科學家去美國。人才就是這樣流動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想象力，會選擇一個可以實現自我價值的地方，這跟西方所說的民主自由沒有什麼關係。我們要打造的就是這樣的經濟平台。這幾年美國打壓中國，尤其理工科（STEM）的學生被限制去美國留學。但根據美國駐華使館的統計，2021年5月至8月，美國向中國學生簽發了8.5萬張簽證。這表明在中美關係惡化的情況下，仍然有人去美國留學，大部分學生還是希望到美國頂尖大學中學習。
這說明人才是生產力。如今中國不缺資本，缺的是人才。現在所有東西都是跟着人才走的。經驗地看，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如果資本來了，人才不來，資本就是來套利的；如果技術來了，人才不來，也只是技術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土地。尤其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西方的資金和技術進入珠三角和長三角，利用的就是我們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人才引進都是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誌。
另外人口也是生產力。相比於中國其它大城市，深圳、杭州等城市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平均年齡越年輕的城市就越發達，越有生氣。我們提出振興東北已多年，然而東北人才依然外流；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東北面臨不僅是人才危機，更是人口危機。相比之下，雖然深圳是人口淨流入城市，但深圳還是要持續改善人口的成長環境。深圳利用優勢吸引全國各地的人進來，對深圳而言是獲益的贏家，但對東北來說就是輸家，從中國整體發展來看未必都是好的。北大、清華的博士和博士後都到深圳當公務員、到街道當幹部、到中學當老師，這對深圳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對整個國家而言就有點浪費人才。我們國家現在還沒到連街道辦的幹部都要用上北大、清華的博士和博士後的程度。
就人口來說，中國已提前進入生育危機。我國人口於2021年同比增加了48萬，對於14億人口來說可以忽略不計。現在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宜居、宜業、宜游城市，其實還要加上「宜育」，年輕人不生育是國家最大的問題。近日馬斯克在推特上說「日本這個國家最終會消亡的」。他不是危言聳聽，假如日本的人口不增加確實會消亡。德國和韓國等發達經濟體同樣也面臨着人口危機。如果人口萎縮，所有的產業都會萎縮。這在房地產領域體現得更為明顯。房地產的升值與當地人口的增長呈正相關。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做到了先富後老，但我們是未富先老。對中國的未來而言，人口也是關鍵的生產力。
更為重要的是，規則也是重要的生產力。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最近出台了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我們國家是共產黨統一領導的，但是各地方的規則都不統一。粵港澳大灣區也提出要一體化，但是不用說中國大陸九個城市跟香港、澳門的規則不統一了，這九個城市之間也不統一。我們的稅收體制、土地標準、勞動標準都不一樣。黨的十八大以後，總書記對環保問題抓得很緊，中央監管得很嚴，所以各地方的環保規則開始統一。但在稅收、土地、勞動等方面仍未統一。就連我們做核酸用的通行碼，有時候兩個城市都互不承認，甚至一個城市裡面兩個街道都不承認，這個就是規則標準的問題。所以我們一直在呼籲要建立一個全國的統一市場。
統一規則是最大的生產力。歐洲近代國家和近代以前的國家有什麼區別呢？其中一個區別就是規則的問題。近代國家建立在rule of law（法治）基礎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規則治理就是法治國家的重要體現。歐洲以前是封建體制，也稱城堡經濟，各個城堡有自己規則，互相不統一。
80年代以後，中國有過一場所謂的「新權威主義」的討論。當時的經濟學家提出「諸侯經濟」的概念，發現鄰居省份很少交往，甚至互不交往。當時甚至有激進的經濟學家提倡每一個省都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當時新權威主義的論題就是要打破地方主義，實現國家統一市場。然而，到今天中國還沒有實現國家統一市場。學術界早就發現，從8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企業喜歡跟外國的企業打交道，中國企業之間互相做生意的不多；中國各個省也喜歡和外國打交道，但是省與省之間的貿易不多。原因就是我們沒有一個統一規則、沒有一個標準，但是與外企做生意有規則和標準。
相比之下，歐洲不僅每一個民主國家內部早就實現了統一市場，整個歐盟現在也成為了統一市場。同樣的，北美自貿區和東盟也形成了統一市場。什麼叫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諸如RCEP、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我們要加入的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都是一套規則。
李光耀先生對中新合作蘇州工業園區的看法非常經典。他認為工業園需要有基於rule of law（法治）的環境和規則來做生意。道理很簡單，甲乙雙方協商，協約簽完就等於生意做完（end of business），接下來雙方就是根據這個規則、根據合同辦事即可。但是中國企業之間，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簽了合同後，生意剛剛開始，合同還要隨意改，因此大大地增加了營商成本。
假如我們到德國做生意，有一個德國的團隊就夠了，因為德國國內的規則是統一的，不管走到哪一個州都是一樣的。反過來德國人來中國做生意的話，他可能要在廣州設一個分部，在深圳設一個分部，就更不用說還需要廣東要有分部，河南要有分部了，因為每一個省、每個市的規則都不一樣。中國買辦多的原因就是規則不統一，造成企業經營成本過高。這次中央提出要建立全國統一市場，我認為太有必要了。這對於促進內循環，進而推進外循環的意義重大。
我們的國家很大，建設統一市場很難一步到位，因此要先從區域開始。比如粵港澳大灣區、長江三角洲、京津冀經濟帶，一塊一塊地來。就這幾塊來說，粵港澳大灣區處於最好的一個地位。我們生活在深圳，好像看不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意義，其實深圳很重要。廣東省去年貢獻了中國稅收的一半，有人說養活了半個中國。同時深圳作為廣東省GDP總量第一的城市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從明清開始，我國主要的稅收來源就是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的地區。內地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沿海省份去幫助的，尤其是邊疆地區。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倒，不僅不能倒，還要加速發展。我們現在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實事求是地反思深圳過去40年的優劣勢。
深圳能夠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和「東方硅谷」靠的就是科創。科創就是要實事求是，而不是科幻小說。我們要認識到，大部分的技術還是應用技術。美國說我們「偷」他們的技術，那是污衊和胡扯。我跟美國學者爭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美國的高端技術還是自己保存着，美國政府不讓美國的高端技術跑到中國，只讓中低端技術跑到中國。他們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賺了很多錢，又把這些錢拿回來提升美國的技術。如果美國用「偷」這個字合理的話，美國是不是本身也偷人家的呢？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他們的語境中是找不到一個詞以national開頭的。比起英國，德國是後發國家，所以德國創造了一個詞叫national economic system（國民經濟系統）。英國沒有國民經濟系統這個概念，因為英國的工業化最先進行，依靠市場主體就行。而德國是後發展中國家，所以要依靠國家的力量發展。從東亞角度看更是這樣，日本發展早期的時候也是依靠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技術擴散，而韓國又是依靠日本的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本來就是很自然的過程。中國的四大發明也曾擴散到歐洲，只是當時的中國人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沒有一個政府或政黨可以阻擋資本跟技術的擴散，所以美國人說我們「偷」是不對的。
但我們也要意識到，過去我們的製造業主要還是組裝。80年代我們說「日本製造」、「美國製造」和「德國製造」，那個時候大家生產的大都是整產品。但是80年代以後，尤其90年代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生產整裝產品，都是組裝的。中國的製造業大多是組裝產品，其零部件大多從日本、亞洲「四小龍」、東南亞等國家生產了以後進口，由中國的企業組裝後再出口。
當然我們自己也有產品，華為成就了中國最好的IT產業。但如果你去問問任正非先生，早期的華為產品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得益於技術擴散，後來才依靠科創力量掌握核心技術。所以我們下一步肯定要走原創，「原創」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大國重器」。
從技術應用到原創，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科創時代，首先就是剛剛強調過的中國內部發展的需要。此外，中國要應對三大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第一是美國搞世界兩極化，分所謂的「民主」和「專制」陣營。自美國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在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卡脖子」，拜登上台以後也並沒有改善中美的貿易競爭思路。特朗普還是一個共和黨人，他打貿易戰時倒沒有提出要脫鈎，他試圖用非理性的方式達到理性的結果，即要貿易平衡。但是拜登上台後進行的是有計劃的系統性脫鈎。儘管我們不想把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關係，但美國卡我們脖子，跟我們進行系統性脫鈎，我們就必須直面這場競爭。拜登簡單地從意識形態出發把中美關係界定為所謂的「美國的民主」和「中國的專制」的對壘。
第二個因素是俄烏戰爭，中國與俄羅斯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盟友，但是西方敘述的是「中國-俄羅斯軸心」。這還是從意識形態出發，想搞世界兩極化——以美國為中心的一極，以中國為中心的另一極，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個因素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使得產業鏈、供應鏈進入不穩定狀態。
因此無論從內部發展還是外部條件看，我們已經在壓力下進入了一個科創時代。我覺得這是好事情，有壓力才會有進步。
近年來我們開始強調「舉國體制」。過去美國沒給我們壓力時，我們對科創的投入還不夠，現在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在大量投入科創，這當然是好事情。但我們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科創不是以前那種關起門來自己創造，而是在開放的狀態下的科創。西方的技術仍會繼續擴散到中國來，我們還要打開大門吸納和接收。
現在和中國搞脫鈎的只是美國行政當局的鷹派、冷戰派，並不是說所有美國人都想跟中國脫鈎。華爾街顯然不想跟中國脫鈎，有的時候向中國施壓是為了讓中國的大門更開放，為了賺更多的錢。我們不要把美國看成鐵板一塊。美國是由很多利益集團組成的，因此我們外交上還是要有點技術性，不要上美國人的當，不要把整個美國看成是我們的敵人。只有冷戰派、鷹派和對華強硬派是中國的敵人。我們要有針對性地看待。我們還是要在美國內部找到合作的力量，美國用了很多方法來分化中國社會，我們也要有方法去分化美國不同利益者的對華關係。技術的本質是開放，正像科學的本質是開放一樣。如果技術不開放，即使本身很先進最後也會落後。英國思想家培根就說中國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改變了整個世界，是西方近代史的起源。指南針加火藥造就了英國的海軍，但中國明朝以後就開始封閉了。火藥是中國人先發明的，可惜我們沒有產生火藥學，我們只是火藥應用。但是火藥到了歐洲以後，就成為火藥學——變成一門科學了。如果沒有火藥，歐洲國家之間的統一就有麻煩。馬克思在其著作中承認，是火藥把各個封建城邦轟掉的。恩格斯說得更明確，假如沒有火藥，歐洲還是封建社會。火藥是中國創造的，而我們只是利用火藥放鞭炮，英國人卻用火藥轟開了我們的大門。有美國學者提出，大航海時期，明朝鄭和的艦隊比起葡萄牙、西班牙的小船來說相當於現在美國的航母群，但是我們後來沒有將海上貿易和海上軍事發展起來。
明朝時期的東亞海盜都比西方的強大。曾經東南沿海強悍的倭寇，實際上很多都是福建、浙江的海商，不是日本人。當西方將我們的發明變成學問和科學時，我們還在用指南針看風水，用火藥放鞭炮，這個國家怎能不落後？結論是，如果中國不開放，即使原來是先進的，最終也會落後。
前蘇聯的教訓也要吸取。舉國體制下蘇聯集中了所有的科學家和財力發展工業，早期成就非常輝煌，但因為長期的不開放，科創便失去了動力。科創來自不同思想、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美國硅谷60%的人口是外國人，今天美國IT產業的大佬很少是出生在美國本土的人，大多都是來自東歐、印度等國家。
道理很簡單，假如都是浙江人和浙江人的對話，就很難催生科創。但如果浙江人和以色列人互動，就很容易產生科創。因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邏輯碰撞，會產生我們所說的化學反應；而同樣的思路碰撞，最多也是物理反應。所以開放是關鍵。當蘇聯的思想窮盡了，技術就要落後，他們至今也沒解決這個問題，就連國內民生問題都沒有解決。尤其是這次的烏克蘭戰爭，俄羅斯打得出人意料。不開放意味着沒有市場，而科創需要市場作為土壤。比如新加坡大力投資科創後，需要把錢賺回來，這就需要市場。新加坡作為彈丸之地，必須拓展海外市場。而蘇聯當時的市場最多就是華約幾個小國家。同樣看美國的科創，其市場是全世界。所以關起門來創新是絕對錯誤的。回到深圳，粵港澳大灣區是最有條件引領中國的科創的，至少可以打造三大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台。
第一個是建設世界最大的金融平台。香港的主業是金融，香港的金融業不能搬到任何地方去，搬離香港也不叫香港金融業了。深圳、廣州和上海的金融業都無法替代香港在金融領域的世界地位，因而不具備競爭性。
至於深圳跟香港金融的競爭問題，我認為兩地金融是互補關係。香港的金融加上深圳或者大灣區的金融的話，將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業。打造一個像香港或者紐約那樣的金融平台，甚至像新加坡這樣的金融平台，需要很長的歷史時間。因此必須藉助香港的金融平台力量。
中國內地的金融業並不發達。舉例來說，廣東順德一帶老百姓的存款有幾萬億都躺在銀行，幾乎是沒有增長的。中國老百姓創造了財富，但是我們還沒有建立財富增值的機制和財富保護的機制。我們跟西方金融業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只有12000美金，而美國是50000多美金，新加坡是將近70000美金。如何從12000，哪怕是到2035年發展到亞洲「四小龍」最後一位——中國台灣27000到30000之間的水平？我們離這個目標也許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金融業必須要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第二個就是建設世界最大的科創平台。深圳現在已經是中國的硅谷，不得不承認，過去的科創要感謝風投。科創離不開風投，然而中國要打造一個像美國那樣的風投系統非常困難。因為中國的金融系統需要穩定，就一定會限制民間資本進入。深圳政府和其他政府也會做一些風投，但由於體制限制，政府的國資做不好風投。真正的風投是長線投資，美國Microsoft（微軟）就是靠長期的風投成長起來的。國資很難做長期的風投。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想要發展科創，但是由於缺乏空間發展不起來。去年林鄭月娥提出北部發展計劃，也是為了發展科創。把深圳、東莞、廣州、惠州的製造業基礎和香港成熟的風投機構結合起來，以中國企業家的轉化能力和落地執行能力，一定能建設世界上最大的科創中心。畢竟世界上四大灣區裡面，大灣區的體量已經是最大的了。
第三是要建立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科教中心或教育中心。深圳河的對岸香港，有五所大學是世界前一百名，兩所大學是前五十名。但深圳有2000多萬人口，好大學卻遠遠不夠。美國舊金山能夠成為世界硅谷有三個關鍵因素交織：一靠科研，二靠風投，三靠企業。我們有的大學教授想同時成為企業家，其實是不行的，教授和企業家是兩碼事情。建設科教中心需要將知識界、企業界和金融界三者結合起來，但目前這三者是脫鈎的。現在華為、騰訊等企業和大學有所關聯，尤其是華為在這方面處在領先地位，但只有華為還遠遠不夠。目前我們的人才觀念還是落後。有用的人才就是人才，不要以學位來定義人才。以學位來定義人才，這是中國傳統定義「士農工商」的做法。一些富裕地區用高成本請來很多院士，希望把院士轉化成生產力，這可以理解。院士在成為院士之前是非常有貢獻的，但少部分人成為院士之後就很少努力了。院士制度需要改革，要點在於，不只院士是人才，院士之外也有大量的人才。美國的科創不是「院士」級別的人才發展起來的，而是那些當初完全夠不上「院士」資格的年輕人的功勞。
大學需要改革，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需要對接東歐和前蘇聯的科創資源，能把產學研做起來將是不得了的成就。如果能將烏克蘭、俄羅斯等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才引進來，我們的科教水平一定能夠提高。現在東歐、烏克蘭、俄羅斯經濟環境差，美國都在吸引他們的科技人才，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把這批科創人士吸引到這邊來呢？深圳辦南科大的時，我曾經開玩笑說，「深圳為什麼成長起來那麼快呢？很可能是因為沒有北大清華。難道一個地方的教育只能依靠北大清華才能成長起來了嗎？」其實不然。我們需要更多技術型大學。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從前只有國大一所大學，第二所就是南洋理工大學，第三所是側重商業的管理大學，後來又成立一所MIT跟浙大合辦的科技設計大學（SUTD），大部分理工學院都是培養熟練的技術工人。從前的德國和日本也是如此，這是我們的大學要學習的。
去年有一家中國銀行發表了一篇工作論文，被認為是鄙視文科生。該文的「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觀點引發了熱議。我自己是學文科的，從政策角度看的確不應當歧視文科生，但這篇文章的一些意見還是可以考慮的。一些經濟體在經濟發展早期文科生太多，轉化不成勞動力。理工人才、技術人才對於科創來說非常重要。學習理工的科創人員總體來說比學國際政治的在科創生產力方面要更專業。我以前碰到Microsoft（微軟）的管理層告訴我，哪怕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們還要重新培訓。為什麼外商喜歡到新加坡從業？因為那裡的學生畢業後不需要任何的培訓直接就可以用了，極大地減少了他們的成本，日本和韓國也是一樣的。對比我們現在的大學，以前我在北大的時候有一條學院路，現在一所「學院」都沒有，全都改名為「大學」了。
今年我們將近1100萬左右的學生要畢業，加上去年互聯網、教培、房地產等行業整頓，有大量的人要重新就業。要提高就業率只能發展新的產業，科創是重要出路。現在的年輕人，不要總盯着現在的華為、騰訊。科創無邊界，我們一定要立志在深圳多打造幾個華為、幾個騰訊。
「元宇宙」的概念現在爭議很大，但我個人非常相信未來世界的主體是「元宇宙」。「元宇宙」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產業，而是世界的組織原則。我們要發展元宇宙，不僅要發展，還要走出去。我在80年代讀書的時候，有一句話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我們再不改革開放就要被開除『球籍』了。」下一階段的發展就是我們不要被人家開除出元宇宙，我們要做元宇宙的主人。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靠科創。對年輕人來講要有危機感，危機即「危」中有「機」，越「危」機會越大，從危轉機就是我們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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