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
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我們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活在當下。如此看來，我們都被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和那些聳人聽聞的新聞標題所左右了。用我小女兒的話來說，這個世界似乎「是個十分可怕的地方」。舊的秩序正在分崩離析。不斷有人告訴我們，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裡，到處都是前所未有的變化和挑戰。從某種角度上講是這樣的。當今發生的變化，無論速度還是程度上都是幾千年來所未曾有過的。站在旁觀的視角上，便很容易將那些導致我們迷茫和焦慮的眾多壓力逐一解構。
當今世界的巨變之一就是人口遷移現象，數量如此之大的人口以從未有過的速度遷入遷出，通常是從較貧窮的國家遷移到被認為是更發達的國家。從非洲與中東到歐洲國家的人口流動便是其中一例。此外，還有越來越多決意孤注一擲的人們從美國中部及南部往美國北部遷移。這使文化與習俗全然不同的人們一下子成了鄰居，許多人因此而產生一種危機感甚至有時感到憤怒。
我們習慣了在幾千人的移民潮中泰然處之，而現在卻是數以百萬，再加之目睹這些人在路上掙扎甚至溺亡時那種恐懼與傷感混雜的滋味，在我的記憶里從未有過。當然，類似的事也曾發生過，比如在印巴分治時期，又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歐洲，但那時的人們並不能每天在家裡的各種屏幕前便看見這些悲劇的上演。擁有不同文化和歷史烙印的人們所組成的社群正在世界各地形成。嘗試了解如何應對這種情形，並應當抱有多少寬容，新流入的人口距離威脅到東道國的「核心」共同體還有多遠，是我們的時代中最大的問題之一。
面對各種文化風格的選擇和現代通信技術所帶來的多種生活方式的持續夾擊，我們的迷茫和焦慮正與日俱增。而這又加劇了我們身上壓力的種類和強度。我們不僅享受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食物和物質資源，對我們深層文化習俗的挑戰也隨之而來。20世紀60年代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人們關於移民的想法還主要在歐洲和美國之間游移。而現在，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動盪、多極的世界裡，一處起漣漪，處處是波瀾。
在思想和時尚通過電影、電視、電話與個體傳播得沒有那麼快的20世紀後半葉亦是如此。這是一個屬於互聯網、電子郵件、社交媒體、智能手機和24小時直播報道的時代，這就意味着無論是在市場、時尚領域還是政治舞台上，所有事情都在以光速前進。這使人深陷迷茫、永不止息的信息數據浪潮甚至影響到居住在這個世界最偏遠地區的人們。
由於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展所導致的信息高速流通只是使我們的生活動盪不安的原因之一，卻也是常常被我們忽視的一點。有一條規律指出，應用科學領域的科技水平會呈指數增長，而這也使世界正變化得越來越快。我們深深地被周遭的物質環境所糾纏，正如人們常說的，科技是「人類的延伸」。
這些壓力還與另一因素有關，即全球範圍內力量的快速更迭。我們可以看到，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地球上最遼闊、最富庶、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在亞洲，尤其是中國。但在之後的二百五十年中，權力的鐘擺移至了西方，並在20世紀中葉時達到了頂峰。之後又開始向東方回擺。
亞洲已和西方處於相同的經濟水平上，甚至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很快會取代美國的地位。正如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指出的：「到21世紀中葉，甚至更早，經濟與製造業產出在主要文明中的分布將會類似於19世紀時的情況。西方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曇花一現』即將結束。」
這一現象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不僅是一個大國的崛起，而是一種空前絕後的新的秩序將會來臨。很多人相信21世紀將會是由亞洲，尤其是中國領導世界的紀元。我們幾乎已經能夠預見這將對全球的經濟和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卻很少有西方人真正地了解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文化，以及他們的文化與西方文化有怎樣的差異。
相反，中國和其他亞洲文明則一直在努力探索怎樣在吸收西方科技、社會結構、法律體系、教育模式和治理政策精華的同時，不丟掉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認同感。對日本和印度來說，這個問題已經縈繞了一個世紀之久，而成為經濟和政治強國後的中國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很多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深層構成知之甚少。一個簡單的解釋也許便可以幫他們選擇如何揚棄。
最後，國際上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也是當代人陷入焦慮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目睹了從北非到阿富汗這些地帶的政體無可挽救地接連崩潰，看到東歐邊境衝突的危局，真切地感到我們這些人正處於一次舊秩序大解體的時代。
新的通信技術和權力天平的搖擺提醒着我們，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互聯互通的世界上，各種歷久彌新的文明將在未來幾十年也許是幾百年中與我們同在。而試圖讓這些文明成為一種統一的、全球化的世界文明註定是徒勞無功的。我們將生活在這些由世界歷史潮流所創造的堅不可摧的文化區塊之中。這意味着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至關重要。那麼我們要如何通過對世界以及自身態度的徹底反思來達到這種理解呢？我們可以從嘗試定義文明，找到一個簡單的方法拆解其複雜性，直至我們能夠理解和比較它們開始。
文明不等同於帝國，因為一種文明並不總是被一個中央政權所維繫。但屬於同一文明的人卻是由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意識形態（有時是宗教）以及各種習俗和文化特徵所聯繫的。這使生長在一種文明下的人們會產生叫作「我們」的意識，而這種意識相對於其他文明時是具有排他性的。中國人、日本人、歐洲人乃至英語文化圈中的人們，都是一種「我們」的意思。隨着通信技術種類的多樣化，形態、文化與身份已遍布在政治分化的各洲，我們有理由認為文明才是在這個星球上起主導作用的主要單位。基於這種認識，為了世界的未來，我們應給予文明足夠的重視。
有人提出，這是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階級意識在左右着我們的生活。這種由未經深思的想法、身體力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所構成的混合體，從童年起便塑造着我們。而這些傾向通常是看不見的，只是在宗教、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智力及其他形式體系中留下它們的痕跡。這些「思想的習慣」和感受藏匿於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一旦有更清晰的規則，我們便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這個世界。
在托克維爾的著述中，我們可見到目前對文明理解最成功的嘗試之一。在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和《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英、法、美三種文明的深刻理解。每種文明都是彼此獨立而不同的，而托克維爾卻可以找到方法將三種文明一起吸收理解。他在書中演繹了各文明的深層歷史，即所謂的「原點」是如何塑造文明的，如何指向了那些決定着過去和未來的社會結構關係。
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廣泛比較研究法。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他一直都在思考着這三種或是四種文明（事實上他對北非和印度文明也很感興趣）。不斷地對比和比較使得每一個對象都清楚明了。這些比較分析使托克維爾在自己的本土文化法國文化面前也可以以局外人的角度清晰地論述分析。同時，也可以進入美國文化這個對他而言的新世界中去。
方法之二，托克維爾也試圖通過視線的轉換來理解這個世界——其目光從特定的事物如音樂、政治、家庭轉移到事物之間的關係如政治與宗教、家庭和經濟之間的關係上。
在一種文化元素之間的平衡和張力中，我們會發現它更深層的內涵。這種方法也可以稱為「整體」法，即去考慮某一文明的整體而非關注它的一個部分。
托克維爾思想的第三個特點是他對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結合。經歷了法國大革命且出生在一個古老的家族使托克維爾意識到歷史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明白人們只有通過幾個世紀的追溯才能真正理解一種文明，只着眼當下的研究註定是膚淺的。
而要描述一種文明不僅需要深刻的思考，還需要有同理心和直覺力，以及身體力行。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少有人能夠成功地對一種世界文明給出讓人信服的解釋。而針對我們試圖去了解文明時面對的諸多困難，在人類學家克魯伯（A.L.Kroeber）的書中可以找到闡釋。克魯伯指出文明的樣本其實是站在了藝術和科學的邊界上。他還認為首先要有同理心，要有扼制自我民族中心價值觀的意識。
然而即使有比較法、原點的思想和直覺力的幫助，工作量依舊是巨大的。這就必然會導致過於簡化和失真的問題。在偌大的領域之下必然會暴露一些無知。但我相信，即使只能取得階段性的成功也依然值得嘗試。
另外可能會對讀者理解不熟悉的事物有所幫助的就是不斷重複。通過快速地不斷呈現不熟悉的文化模式，便很容易使讀者摒棄那種狹隘的孤立主義。畢竟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高度動盪，在各種意義上都有些窮兵黷武的世界裡，稍微多一些了解就可能會幫我們免於之前目睹過的種種悲劇。
再者，以史為鑑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們對自己所在的世界太熟悉了以至於過起了不經審視的生活，我們往往不會回過頭來看看，也就不會明白我們為何做這些事，以及我們如何成為我們。正所謂魚不知水，鳥不知天，只有當我們離開了自己的舒適區，才會開始注意到周圍的一切。
其他文明之所以被定義為與我們的文明是不同的，是因為與我們有着種別和思維方式的差異。要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這需要思維模式的跳躍，要消除懷疑並暫時說服自己相信我們的那個世界並不是全然正確的，那裡並沒有全部的答案。
如何在地理上定位一種文明呢？一種文化模式、身份認同或生活方式，其邊界一般不會與物理界線完全一致。一個文化體系不像一個州或是一個國家，其分布和影響很可能會超出本土的範圍。所以中華文明、伊斯蘭文化或歐洲文明並不能簡單地被界定在中國、中東或歐洲範圍之內。一座大城市裡就可能會有多種文明的存在。
因此我更傾向於使用一個較寬泛的術語來描述文明，即「領域」。這個領域可以代指諸如「影響領域」或「文化領域」——我把「領域」這個詞附加在主語的後面。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用法是在詹姆斯·貝內特（James Bennett）的著作《英語文化圈的挑戰》(The Anglo-sphere Challenge)中，在書中他描述了一個比英國乃至英國和美國加起來還要廣的範圍，那是所有說英語的國家和受英語影響的世界所共同構成的巨大領域。因此，在後文中，我將從漢語文化圈而非中華文化開始論述。這些領域在向外擴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共存，會疊加在一起，或是以相當複雜的方式相互影響。
選擇哪些文明或領域出現在我的書中也是一個問題。在本書開篇，我對亨廷頓《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一書做出了回答，也藉此開始劃分出幾大主要文明。亨廷頓將世界總共分為九大文明。我對他的體系做出了適當的修改，將九大文明減到了四種。我挑選了那些區分顯著的領域，那些我個人在糾結、閱讀、教學、和友人相處時所了解到的文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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