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凱思琳·魯施，美國作家\編輯。憑藉《千禧嬰兒》獲得2001年雨果獎最佳中篇小說；《消失的2002》贏得2003年努力獎；《回收阿波羅8號》獲得2008年側面獎最佳短篇；《內敵》獲得2015年側面獎最佳長篇。曾擔任過六年《奇幻與科幻雜誌》編輯，期間曾獲得過一次雨果獎最佳職業編輯獎。畢業典禮彩排——學期末最後一個星期一的下午三點左右。貝拉克·奧巴馬中學的高四畢業生們在體育館齊聚，領取各自的包裹，裡面裝着學士服（早就預定好的），學士帽，還有藍白相間的帽穗。帽穗引起了絕大多數人的興趣——每個人都在試着搞清楚應該把它戴在四方帽的哪一邊，以及往哪邊撥它。充滿各種即將被限制的可能，因為這天正好還是「紅信日」。[1]原文RedLetterDay，本來表示「紀念日，大喜之日，重要的日子」，源自教會日曆上將重要日子標成紅色的傳統。本文的標題用到了letter的雙關（字母，信）。我站在主席台邊緣靠近台階的位置，離場館出口不遠。今天，我穿着自己最好的那條商務休閒裙；至於上衣，我早已沒有任何講究了。我在幾年前就已經學乖了，上身要穿自己不喜歡的衣服；因為等到這一天結束，會有太多的孩子在我懷裡哭泣過，讓我的衣服沾滿口水，化妝品和須後水。我的心臟突突直跳。我是個苗條的女人，儘管如此，人們都說我看起來令人畏懼。這是因為作為教練，令人畏懼是一種必要的氣質。不過雖然我依然在籃球隊當教練，但已經不教體育課了，因為校方認為相比體育老師，我會是一個更好的輔導員。這是校領導在20多年前，也就是我在貝拉克·奧巴馬中學的第一個「紅信日」那天做的決定。在這所學校中，我是唯一一個真正理解「紅信日」有多可怕的成年人。它能夠存在，這本身就是殘酷的，而這個儀式在學校舉行則讓它的殘酷程度變本加厲。「紅信日」應該放假，這樣當信件到達的時候，孩子們就會在家裡和他們的父母在一起。問題在於：我們甚至不能提前為「紅信日」作準備。根據隱私法規定，校方禁止提前閱讀信件。嚴格的時間旅行規則中也有同樣的規定。一次接觸——只有一次——由一位未來使者完成。他在彩排前不久到達，將信封藏在紙頁文件夾中，然後馬上消失。未來使者帶來的是來自未來的真實信件，即那種老派的，150年前的人們會手寫於紙上的信件。今天很少有人會這麼寫信了。只有這種在特殊紙張上手寫的真實信件才能穿越時空，因為這樣才能確認簽名、檢查紙張、驗證信封。文件夾上寫着收信人的名字，以確保不會發錯信。信件的內容也要故意地寫得含糊晦澀。收到信的孩子們不屬於我的工作範圍。會有其他人會來對付他們。在我看來，不外乎一群職業大話精。你只要花上一小筆錢，他們就會幫你檢查寫信人的筆跡、署名，撥開信中刻意的含混不清，猜測寫信人在未來的社會經濟地位，健康狀況或情緒狀態。這種交易讓「紅信日」看起來活像是一場騙局。學校卻對這種現象卻放任自流，因為輔導員們（讀作：我）得圍着那些沒收到信的孩子們忙得團團轉，沒功夫搭理其他人。此外，我們也無法預測誰會收到信件，誰收不到。只有看到那個孩子停下步子，打開文件夾，看完後一臉震驚地抬起頭來，我們才心裡有底。
三十二年前，在俄亥俄州謝克海茨的仁慈瑪麗修女中學的小教堂里，我迎來了自己的「紅信日」。仁慈瑪麗修女中學是一座男女同校的天主教中學，規模不大。現在雖然停辦了，但在當時還是很有影響力的。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它是俄亥俄州最好的私立中學——但也因為其保守主義的政治傾向和灌輸式的教育方式而備受爭議。我在那兒讀書的時候，從沒注意過學校的灌輸式教育方式。我的籃球很牛，當時已經拿到了三所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分別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2]的母校）。曾有個職業球探向我保證，如果我在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職業聯賽，他擔保我能在職業籃球聯賽選秀的第五輪被選中。我自己的想法卻是先接受教育。[2]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是美國著名的大學體育聯盟——十大聯盟中的隊伍。「接受教育可以後面再說嘛，」他告訴我，「先賺夠了錢，揚名立萬了，到時候好學校隨你選。」可我留了個心眼。我研究過那些高中一畢業就進入職業聯盟打球的運動員。他們其中很多受傷後就丟掉了合同與錢財，再也沒踏上體育場過。通常，他們得再干一份爛工作，攢錢上大學——如果他們後來真的有上大學的話。現實情況是：大多數人後來都從未上過大學。那些僥倖成功的，收入多被經紀人和其他附勢逢迎者瓜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懂的東西；知道自己高傲自大，徒有一套運球的技巧。我也知道自己很容易相信別人，為人天真，沒受過良好教育。我更知道，三十五歲之後，人生還有很多年，而最有天賦的女運動員在到了這個年齡後，也不能再維持過去的優勢。對於自己的未來，我想了很多。三十五歲之後的人生會怎樣呢？我知道，在那之後再過十五年，未來的我會給現在的我寫封信。我堅信，未來的那個我會為我指路，助我做出正確的決定。我以為歸根結底，要麼就是上大學；要麼就是打職業聯賽。你瞧，任何想寫的人——只要有這種意願的人——都可以給從前的自己寫一封信。信件在高中畢業典禮之前發出，這個時候的孩子們雖然理論上都已經是成年人了，但依然處在學校的保護之下。官方的建議是：信要寫得鼓舞人心。或者，寫信人可以在信中告誡從前的自己，讓自己避免接觸某一個人，避開某一件事，或避免作出某一個決定。數據顯示，大多數人不會在信中告誡年幼的自己。他們喜歡自己的生活現有的樣子。對於這些人來說，這封給過去的信即使帶來了改變，也不會改變太多。只有那些犯了錯誤、釀下悲劇的人——比如夜裡喝大了，釀成了災難性事故；一個錯誤決定剝奪了最好朋友的生命；或者一次可怕的艷遇造成了一生的心痛——才會寫出詳實的告誡信。正是這些內容詳實露骨的告誡信造成了平行宇宙的誕生。生命突然轉向，踏上不同的道路，疾馳而去。寫信的成年人希望從前的自己能聽取建議。但如果年幼的那個孩子確實聽取了意見，他將永遠不會變成未來的自己。他要是不傻，就會想方設法避開那個醉酒的夜晚，從此變成另一個成年人。這個新的成年人則會再一次給曾經的自己寫信，警告他避免另一種可能，或者用寡淡的文筆閃爍其詞地描繪自己的錦繡前程。關於這個主題的科學研究數不勝數，探尋其後果的辯論也五花八門。各種訓令、規則也由此而生。這一切的一切最終指向的還是那個瞬間。那是多年前，在仁慈瑪麗修女中學的小教堂里，我所經歷過的那個心臟停拍的瞬間。「紅信日」那天，我們沒有像貝拉克·奧巴馬中學的孩子們一樣在按例舉行畢業典禮。我不記得當年是什麼時候舉行的畢業典禮的，只確定是在同一周的晚些時候。仁慈瑪麗修女中學的「紅信日」是在禱告中度過的。所有學生都要在開學日做彌撒。可「紅信日」這天，即將畢業的高四學生們得留校參加一次特殊禮拜。他們要請求上帝寬恕、尋求上帝的勸誡。因為在法律的威逼下，學校不得不舉辦這違反自然的「紅信日」。仁慈瑪麗修女中學對「紅信日」深惡痛絕。事實上，作為天主教會的分支，學校本來就全然反對時間旅行。在黑暗時代（也就是我出生前的幾十年），天主教會曾宣稱時間旅行為違背上帝意志的孽業。爭論無非如此：假如上帝想讓我們時間旅行，虔誠的教徒宣稱，那麼他早就會賦予我們時間旅行的能力。而科學家則說道：假如上帝想讓我們時間旅行，他就會賦予我們理解時間旅行的能力——哦，快看！他確實就這麼做了。但是與那時不同的是，今天時間旅遊儼然已經成為了有錢有權有關係人士的生活現實。我猜，他們不像我們那樣害怕平行宇宙。又或者，有錢人可能壓根兒就不在乎，正如20世紀著名美國作家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雖然著名，但讀他的人太少了）所說：「富人與你我完全不同。」。剩餘的你我——平平無奇的普通人們——在近一個世紀之前就意識到了，時間旅行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冒險。但這裡可是美國，我們不能剝奪人們時間旅行的機會。最終，「人人都能時間旅行」變成了政治集會時鼓動人心的戰鬥口號。自由派希望政府撥款來實現這一目標，而保守派卻覺得只有負擔得起的人才有時間旅行的權利。後來發生了不好的事情——這件事雖然沒有從歷史書中抹除，但學校里也沒有教給學生（至少在我的學校里沒有）。事情過後，聯邦政府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每個人都能得到一次免費時間旅行的機會——倒不是說他們能回到過去，見證耶穌受難或葛底斯堡戰役——而是他們能夠在自己的人生軌跡中進行一次回到過去的旅行。然而，時間旅行極有可能對歷史造成重大改變，因此必須嚴格控制。畢竟，再多的規則也不能避免某個傢伙回到1776年7月，站在自由堂前，對着國父們侃侃而談他們後來的豐功偉業。於是，折中範圍變得越來越窄（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將時間旅行這樣重大的權利交給人民大眾），最終誕生了被各種規章制度限制着的「紅信日」。人們擁有了毋需離開現在便可觸碰過去的能力，可以染指自己的過去，讓曾經的自己或是堅信未來的人生；或是糾正未來的錯誤。但是對天主教徒、南方浸信會信徒、自由主義者和「困於時間聯盟」（這個是我的最愛，他們好像從來就沒搞明白這個名字中蘊含的反諷意味）而言，縱使有着種種限制，時間旅行依然是違反自然的。儘管相關法律已通過多年，類似仁慈瑪麗修女中學這樣的地方依然試圖反抗。他們示威遊行，狀告至法庭，結果又被別人狀告。於是，他們改為折磨我們，一群對未來充滿希望的，等待着未來，等待着自己的信件，等待着自己的命運的畢業生們。我還記得那時的禱告，記得我們跪在地上好幾個鐘頭，記得春末時節的潮濕和漸漸升高的氣溫。小教堂因為歷史悠久，不准安裝空調，因為空調也違反自然。瑪莎·蘇·格羅寧昏過去了，接着是明星四分衛沃倫·艾弗森。那個上午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一直拿額頭頂着前排的排椅。就這麼撐着，五臟六腑揪成一團。終於，這個時刻來臨了。我們按照字母表的順序一一上前。和平常一樣，我排在了中間。我討厭夾在中間。我那時個子很高，打扮土裡土氣，身體不協調（除了在籃球場），做事也不成熟——這在高中很重要。另外，那個時候，我還不像現在這樣這麼令人畏懼。不像現在。當時我就是一個傻乎乎的高個子笨拙女孩兒，走在一群比我矮的男孩兒後面，儘量不惹人注目。我在過道邊站定，看着我的朋友們走到聖壇前，在我們領聖餐時跪着的台階下面站定。布魯薩德神父在分發文件夾。他雖人高馬大，但個頭還是比我矮。他的身型有點發胖，大部分贅肉都長在了腰部。他拿着文件夾的時候只捏着一個角，好像它們是被詛咒過的一樣。每當我們伸出手去，迎接自己的未來的時候，他都會為每一個人祝禱。我們本不該說話的。可還是有幾個男孩兒低聲咕嚕到：「太棒了」，女孩兒們則將文件夾緊緊貼在胸前，就像收到了一封情書。我拿到了自己的文件夾——塑料的材質，手指摸上去冰冰涼——並緊緊地抓住了它。我沒有馬上打開。最好別在台階邊上打開你的文件夾，因為那些還沒拿到的孩子會偷看的。我的呼吸停住了。我回頭看了一下教堂裡面。其他孩子還在排着隊，挨個領取自己的文件夾。地毯上沒有遺落的紅信封，也沒有被扔掉的文件夾。什麼都沒有。我叫住了三個同學，問他們有沒有看見我掉了什麼東西，或是碰巧拿了我的東西。然後，修女瑪麗·凱瑟琳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從台階上拖了下去。她的手指掐入我手肘上方的神經，令我的手掌感到一陣劇痛。她盯着我看了一會兒，然後放開了我的胳膊。她的胖臉上露出滿意的神情，接着她拍了拍我的臉頰。我可沒有福佑的感覺。我正準備告訴她時，她卻叫來了布魯薩德神父。「我的孩子，上帝對你微笑了。」神父熱情地說。他以前從沒注意過我，可現在，他卻將手搭在我的肩頭。「你現在必須跟我來，咱們來探討一下你的未來。」我跟着他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其他修女——那些當時沒課的——簇擁着他。她們告訴我說，上帝是如何想讓我自己做決定，上帝是如何福佑我，將我的未來還給了我，上帝是如何認為我是沒有罪孽的。我全身顫抖。我一生的時光（至少我能記得的時光里）都在等待着這個時刻，結果卻等來了這樣的結局。空無一物。沒有未來。沒有答案。我想哭，但又不想當着布魯薩德神父的面哭。他早已開始滔滔不絕地向我灌輸這上帝恩典的內涵了。他告訴我說我可以去服務教會。任何沒收到信的孩子都會收到各種各樣的學院和大學的免費錄取。這些學校都隸屬於天主教會，有些還相當有名。他還說，要是我想當修女，他確信教會接納我。「但是，我的孩子，」他的口吻不像剛剛那樣通情達理了，「你已收到了上帝的指引。祂認為你是福佑之人，想讓你侍奉於祂。」「我不這麼認為，」我強忍着眼淚，粗聲粗氣地說，「我認為是你們弄錯了。」我母親逼我回校去上畢業前的最後四天課。她強迫我去參加畢業典禮。她說我要是不畢業我一定會後悔的。那個夏天，剩下的一切都是模糊一片。我哀悼自己消失不見的已知未來，時刻擔心我會做錯選擇。我甚至在考慮要不要去上個天主教大學。我的母親不斷催我，讓我在職業籃球聯賽選秀開始前做出選擇。我聽了她的話。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是我所能進入的離天主教會最為遙遠的大學。我拿到了全額獎學金，並在自己參加的第一場比賽中就毀掉了膝蓋。這是上帝的懲罰，布魯薩德神父在我回家過感恩節時評價道。但是我既沒有轉學，也沒有成為苦難纏身的約伯[3]。我已不抗拒上帝，也不咒罵上帝了。我放棄了對祂的信仰，因為在我看來，祂早已放棄了我。[3]約伯是《聖經》中的人物，為人正直，敬愛上帝，但上帝反而用了種種苦難考驗他的信仰。
三十二年過去了。如今，我看着眼前這一張張的臉，有些漲得通紅，有些嚇得半死，還有些眼淚汪汪。還有一類學生，他們完全面無表情，就像受到了什麼巨大的衝擊。甚至都不用問他們的文件夾里裝着什麼，我就能把他們認出來，拉着他們站在我身邊。我從沒出過錯。去年所有人都收到信的時候，我也沒把任何人拉到我身邊。是的，去年每個人都收到了信。這種情況，五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既然全體學生都收到了紅信，那我就無事可幹了。今年，我有三個要應付的學生。這不是歷年來最多的。最多的那年有三十個。五年之後，原因揭曉了。在一個沒人聽說過的小國爆發了一場愚蠢的戰爭。我的學生中有二十九名死於非命，沒活過那個年代。二十九名啊。而第三十個和我一樣，對於未來的自己為何不給自己寫信，她毫無頭緒。我是那種會寫信的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我相信溝通交流的重要性，哪怕溝通含混不清。我明白打開文件夾時能看到那封紅色信封，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重要。我已經為自己的「紅信」打好了草稿。還有兩周時間——也就是我五十歲生日的那天——某個政府人員會出現在我的門前，來和我預約商量寫信的事宜。我會在他們的監察之下，完成信件。在同意被監察後，我才能觸碰信紙、紅信封和用來書寫的特殊鋼筆。寫完後，工作人員會將信紙摺疊，塞入信封，標上：送往三十二年前，坐落在俄亥俄州謝克海茨的仁慈瑪麗修女中學。但我依然好奇，為什麼之前的自己沒有給曾經的自己寫信。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是什麼阻止了我？難道我已經處在平行宇宙之中，只是不自知嗎？但是我讓自己不再去想這些。我是沒收到信，但這並不代表什麼。它既不代表我受上帝福佑，也不代表我活不到五十歲。這不過是個把戲，一個法律上的花招。為的就是讓我這種平民百姓不能穿越時空回到重要的歷史時刻；甚至連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時刻都無福再訪。我繼續觀察着眼前一張張的面孔，直到最後一個。但到最後，沒收到信的孩子也沒超過三個。兩個男孩兒，一個女孩兒。卡拉·尼爾森。身材瘦高，一頭白金髮的姑娘。不管我怎麼央求她加入籃球隊，她都不同意。她寧願跑越野賽，也要離籃球遠遠的。我們的隊伍需要身高，也需要運動能力。她兩者兼具。但她卻跟我說，她不是個團隊合作者。她只想單打獨鬥，憎恨依賴任何人。但是從她那備受摧殘的消瘦面龐上，我明白了，她依賴着未來的自己。她相信她不會令自己失望。這麼多年了，我一直聽到其他輔導員重複着老生常談。諸如：我向你保證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可能未來的你覺得你現在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肯定你會沒事的。第一次目睹高中生經歷這種儀式時，我內心充滿了苦澀。我一句話也沒說。對於我來說，這應該是個明智之舉。因為在我的腦海中，我已經默默將同事們的陳詞濫調解讀為消極可怕的內容了。這很重要。我們都知道這很重要。未來的你憎恨現在的你，要麼很可能，在未來你已經死了。這麼多年來，我根據自己的情況，不斷假設着人生可能。經歷了曲折的大學生涯，拿到教育學學位，一次婚姻，兩個孩子，離婚，外孫的降臨。終其一生，我不斷改變着對自己人生的設定。三十五歲時，當年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年輕自我，還以為在這個年紀，我該從職業籃球聯賽中退休的。而事實卻是，我從體育老師變成了一名全職輔導員，以及偶爾兼職的籃球教練。我甚至想過，如果能進入職業聯盟打籃球，我會給自己寫什麼？「堅持到底」？這句話似乎是紅信封里的信紙上最常見的內容。具體措辭可能更長，更複雜，但是歸根結底，核心內容還是這四個字。不過我討厭這四個字。我想知道：在職業聯盟里，我也會傷到自己的膝蓋嗎？我會成為明星球員嗎？我會進行昂貴的納米手術以保住自己的職業生涯嗎？又或者，我會徹徹底底地失敗，比任何時候都跌入谷底嗎？而此時，在我面前就有三個夢想破碎的孩子，沿着講台邊緣，站在我的身邊。我試圖回顧自己所了解的這兩個男孩的情況。他倆的名字分別是埃斯特班·勒利耶和J.J.菲尼曼。J.J.代表的是傑森·雅克布。這名字我能記得，僅僅是因為它老派得出奇。而J.J.這個縮寫則代表了典型的當代酷文化。如果要根據個性與魅力來判斷哪些學生將來會成功，而不是基於「紅信」或外界的機會，那你一定會選J.J.。如果必須得選一名不會在未來給自己寫信的女生，你可能會選卡拉。她太獨來獨往了，為人刺兒頭，極難相處。她現在正跟在我後面，往我的辦公室走。我本不該對此感到意外。因為實際沒收到信的，從來都不是你認為收不到信的學生。反而總是那些你對他充滿希望，覺得肯定能收到信的學生。但不管怎麼說，現在，我的工作就是要讓他們保持對未來的希望。
為了應對這個時刻，我已經做好了準備。雖然我不是特別喜歡互動技術——例如眼視滾動的資訊摘要，掌上顯示的瀏覽技術等等——但是，在「紅信日」，我不得不頻繁使用它們，比平常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在我們去往行政辦公室的路上，我了解到了學校所存貯的這三名學生的所有信息。老實說，也並沒多少。這些信息包括：自小學以來的心理評估（包括改良版智商測試）結果、家庭住址、父母的工作及收入狀況、課外活動情況、考試分數情況、鬧事與否情況（若有被上報的話）、放學後留校查看情況以及表彰與獎勵等等。關於J.J.，我已經了解甚多。他是返校節國王，又是球隊四分衛。本可以當班長，卻自己拒絕了。他外表俊朗，甚至有自己的暗戀跟蹤狂——一位名叫利斯貝特·肖琳的女孩。我曾經不得不管教過那個女孩兩次，後來只能送她進特殊心理小組進行心理評估。至於埃斯特班的情況，我得查查。他的學業表現中等偏上，但只限於自己感興趣的學科。他的智商測試結果不管是在老版還是新版的測試體系中都很高。他的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也從未真正受到挑戰。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因為，他似乎不是熱心學業那一類的學生。三個人當中，倒是卡拉讓我覺得最為神秘。智商比兩個男孩都高，分數卻在三個人中最低。她從來沒有留校察看過，也沒有任何表彰或學業相關的獎勵。她所有的獎勵都是和越野賽相關的——連續獲勝記錄，連續三年的全州冠軍等等。這些榮譽讓大學紛紛為她拋出橄欖枝，只要她把自己的學業成績提高上去就行了。但事實是，她對於學業從不上心，因此成績也沒好起來過。關於她的父母，學校沒有任何信息。家庭住址是市中心的一個中產小區。我沒法在三分鐘的路程里弄清楚這個人，儘管我已經努力這麼做了。我帶着他們走進了我的辦公室。辦公室里寬敞，舒適，擺着寬大的書桌，帶軟墊的椅子和真的盆栽。從窗戶往外望去，能看到外面的跑道——在此刻這也許算不上什麼好事，至少對卡拉來說是這樣。我要開始做演講了。演講的內容我早已爛熟於心，但我努力讓它聽起來不那麼一成不變。令我意外的是，居然是卡拉的下嘴唇開始顫抖了。我以為她會挺過去的，可她現在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埃斯特班的鼻子漲得通紅，耷拉着腦袋。卡拉的沮喪感染了他，讓他也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J.J.則雙臂交叉着靠在牆上。他俊朗的面龐此時變成了一副面具。就在這個時刻，我突然意識到他的臉上經常帶着這種表情。沒有完全放空——帶着點高興——但又抽離在外，貌似在神遊遠方。他蜷着一條腿將腳撐在牆上。雖然這樣會在牆上留下印跡，但我沒有指出來。我就讓他這麼靠着。「當年，我們辦『紅信日』的時候，」我說，「我也沒收到信。」他們全都驚訝地看着我。一般來說，成年人是不應該和孩子們討論自己的信件的，不管他們收到了還是沒收到。而就我個人而言，即使沒有這條規定，我也不願意討論這些。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了這一刻是至關重要的。孩子們需要在這一刻意識到，即使沒有收到信，他們也能活下去。我搖搖頭。「相信我，我也想知道。我在腦海中模擬過各種情形——也許我在能寫信的年紀到來之前已經死了——」「可你現在超過了那個年齡了，不是嗎？」J.J.問道，語氣中帶着一絲憤怒。「這一次，你寫了信，是嗎？」「我要等到兩個星期之後才有寫信的權利，」我說，「我打算要寫的。」他的兩頰緋紅，我第一看到在他的外表下，他是如此的脆弱。他和埃斯特班與卡拉一樣被徹底摧毀了，甚至比他們更慘。J.J.堅信自己會收到自己應得的來信——信中描繪着他未來成功富有的美好生活，就像我曾經堅信的那樣。「所以說，你依然有可能會在寫信之前死去哦。」他說。這次，我明顯地感到他這話就是想要傷害我。他的話確實傷到了我，但我沒有顯露出來。「是的，是有可能，」我說，「可是，我已經在沒有『紅信』的情況下活了三十二年了。這三十二年中，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怎樣的。時間旅行和『紅信日』被發明之前的人們，也都是這麼過來的。」「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我說。因為我已經把自己歸為他們群體的一員了，所以這話聽起來沒那麼刻意的屈尊俯就。同樣的話語，我都已經說了二十多年了。之前的學生後來告訴過我，這個部分是整段說教中最重要的。卡拉與我四目相對，她的眼神里充滿了悲傷、恐懼，但同時又閃爍着些許希望。埃斯特班依舊垂頭喪氣。J.J.則眯着眼睛。我能感到他的憤怒，就好像他沒收到信，是我的錯似的。「幸運？」他問道，語氣和剛剛說我有可能在寫信前去世時的一模一樣。埃斯特班抬起頭來，他皺起眉頭，額頭上湧起條條皺褶。「外面的體育館裡，」我接着說，「那些輔導員們正在應付收到兩種棘手的信件的學生。第一種信件告誡收信人，不要在某年某月某天做某件事，否則收信人就會毀掉自己的一生。」「真的有人會收到這種信件？」埃斯特班氣喘噓噓地問道。「另一種棘手的信件呢？」卡拉的聲音顫抖着，蚊子般地輕言細語，不豎起耳朵，我簡直聽不清楚。「這種信件中寫着你能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沒有解釋——也沒辦法解釋——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我們在『紅信』中告誡過去時，只能寫一件具體的事情。但是，如果出問題的地方不是一件具體的事，而是一連串的錯誤選擇的話，那我們就沒法在信中解釋了。我們只能籠統地警告，並希望過去的自己——也就是你們——能作出正確的選擇。」「試想一下吧，」我說，「你收到了未來來信。但是信里卻說，在未來，你的夢想沒有一個能實現，並且你只能接受這個事實，因為未來是不可改變的。」這點我同意：他的確不會認命。剛開始不會。但是漸漸地，自我懷疑會像蛀蟲一樣，一點一點地蛀空他的自信。從這一刻起，他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受到影響。「真的嗎？」我說，「你是那種會自欺欺人，有意毀掉現實自己的人嗎？試圖毀掉自己現在所擁有的每一點希望，直到絕望？你是這種人嗎？」他的臉漲得更紅了。他當然不是這種人。他會自欺欺人——我們都會——只是他自欺的是自己有多麼的偉大，有多麼的無缺。利斯貝特開始跟蹤他的時候，我曾把他叫到我的辦公室，叫他不要理她。「我不這麼認為，」他說，「她知道我對他不感興趣的。」我可以看見利斯貝特正在外面的走廊里來回徘徊，等着他出去，想要問他的紅信里寫了些什麼。她一手拿着自己的紅信，另一隻手插在寬鬆的裙子口袋裡。今天，她看起來比以往更美了。或許為了這一天，她特意打扮了一下吧。或許結束之後，她要去那場不可避免的派對吧。每年都會有某個傻瓜準備「紅信日派對」，雖然學校——以及整個社會文化——都反對這種派對。那些收到好信件的學生都會去，剩下的要不就不去，要不就去待一小會兒，還得假裝自己收到了不錯的未來來信。「也許是因為現實太殘酷了，所以才沒有寫信。」埃斯特班說。「或者，」我說，「是因為未來你的成功完全超乎了你自己最大膽的想象。那為何要讓自己有所期待呢？如果告訴了自己，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會限制自己，都會讓自己畏手畏腳，生怕會毀了未來的成功。」「相信我，」我說，「每種可能性，我都設想過了。結果表明，沒有一個是對的。」辦公室的門開了，我輕聲罵了一句。此刻，我想讓他們關注於我剛剛說的話上，而不是被某個闖進來的人分散注意力。利斯貝特走了進來。她看上去心神不定。不過話說回來，在J.J.面前，她總是心神不定。「就是現在。」她說。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用這種口吻說話，既強硬，同時又嚇人。「利斯貝特,」J.J.說。很明顯，他現在很疲倦，完全不知所措。他受夠了這一天，這件事兒，這個女孩，這所學校——他天生就不擅長處理失敗。「我現在很忙。」「當然不會。」他大聲呵斥道——就在這個時候，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們四個人都沒有收到來信；尤其是我自己為什麼沒有收到來信，儘管再過兩個禮拜就是我的五十歲生日了，而且我是完全有意願要給我那可憐的過去的自己寫信的。利斯貝特一手拿着自己的信封，另一隻手裡舉着一隻小巧的塑料自動手槍。這是種非法槍支，一種任何人都不應該得到的槍支——無論是學生，還是成年人。所有人。但是她已經開槍了，不是對着我，而是對着J.J.，他還沒來得及趴下。但埃斯特班已經不緊不慢地趴下了，而卡拉——卡拉只比我慢了半步，她也撲向了利斯貝特。我倆一起撲倒了利斯貝特。我將手槍從她的手上奪了下來。我和卡拉押着她的時候，人們已經從四面八方趕了過來。有些是大人，有些是手裡還拿着信封的孩子。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我們沒有手銬，但有人找來了繩子。還有人用緊急報警裝置聯繫了緊急救援部門。這種裝置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遇到這種情況，大家本該第一時間使用這種裝置的，至少我是應該使用的；也許在另一種人生中，我的確用到了，在另一個宇宙中，在那個我沒有寫信的宇宙中。在這個宇宙中，我應該聯繫了應急救援部門，並試圖用話語來安撫利斯貝特。而同樣在這個宇宙中，利斯貝特應該不只槍殺了可憐的J.J.，而是殺死了我們全部四個人。J.J.現在躺在地上，一動不動，血液在他身邊漸漸聚集，形成血泊。學校的橄欖球教練正在給他止血，還有一位我不認識的人也在幫忙。而我什麼也做不了，至少目前是這樣。我們在等待緊急救援部門的時候，能做的都被他倆給做了。保安將利斯貝特綁了起來，將手槍放在桌子上。所有人都瞪着那把槍。英語老師安妮·桑德森對保安說：「你應該檢查每一個人的，尤其是像今天這樣的日子。不然我們幹嘛要雇你。」校長輕聲地斥責了桑德森，他的聲音中充滿了疲倦。桑德森於是閉了嘴，因為大家都知道，有時候，「紅信日」確實是會造成這種後果。這就是為什麼要在校園裡舉行「紅信日」的原因：為了避免家庭滿門屠殺，射殺好友及僱主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被告知，學校能夠控制武器與暴力，但事實上，學校根本就不能。有些人會以此為理由，試圖廢除「紅信日」。可那些收到「好信件」或者警告他們不要酒後犯錯的信件的人們會極力反對，然後所有人——包括權威評論人士、政客、普通父母——都會跳出來說維持原樣最好不過了。除了J.J.的父母，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兒子沒有未來。他的未來是何時失去的呢？遇到利斯貝特的那一天？他不聽我苦口婆心的勸誡，告訴他她有多瘋狂的那天？還是幾分鐘之前，他沒有趴下的那一刻？但是我做了一件自己平常不會做的事。我拿起利斯貝特的信封，打開了。放棄吧。J.J.根本不愛你。他永遠都不會愛你。就這麼離開吧，假裝他不存在。過上比我更好的生活。扔掉那把槍。我在想：這封信和以前的不一樣嗎？如果不同，那不同在何處呢？扔掉那把槍。這句話是這次的信新加上去的嗎？還是說，在上個輪迴里，她也忽視了這句話？就在幾分鐘前，我還在對J.J.發脾氣，而現在，他卻已經死了。我用雙手將他們拉得離我更近了。卡拉看起來更平靜些，埃斯特班則面無表情——我猜他完全被驚嚇得魂飛魄散了。他左半邊的臉頰和襯衫上都噴滿了血跡。「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收到來信，」我說，「也許今天的結局和上一個輪迴不同。畢竟，我們都活下來了。」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明白我這番話的意思。他們有沒有明白，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看着緊急救援人員湧進來，宣布J.J.死亡，帶走了利斯貝特，將剩下的人帶到一邊，進行訊問。我把利斯貝特的紅信封交到某個人——是名警察吧——的手中，沒跟他說，我們已經看過了。整個事件在我的腦海中一幕幕回放。我想，就算我安全度過了後兩個星期，活到了五十歲，這也可能是我在貝拉克·奧巴馬中學的最後一次「紅信日」了。正當我坐在書桌上，等着做筆錄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開始猶豫了，我到底要不要寫那封紅信呢。我能寫下什麼話，是我自己會聽的呢？語言是如此輕易地就會被誤解和誤讀啊。我猜，利斯貝特只讀到了前幾句。還沒讀到離開或扔掉那把槍，她的大腦就已經停止工作了。或許，在第一個輪迴中，她沒寫這句話。又或許，她一直都有寫。一次又一次地，一世又一世地，在絕望的循環中不斷重複。這就是為啥「紅信日」完全就是個笑話的原因。有這封信就能讓我們走上筆直的康莊大道嗎？還是沒了這信，會讓我們更占上風？我該寫下這封信，警告自己在遇到利斯貝特的時候要確保她得到救助嗎？還是在信中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去參加職業籃球選秀呢？這樣就能阻止今天下午所發生的一切嗎？也許布魯薩德神父才是對的；也許上帝造人，本來就是要讓你我對未來一無所知。也許他讓我們在時間的洪流里前行之時，對前路無知，就是為了讓我們遵循直覺，做出最初的、最佳的——並且唯一的——選擇。也許，這些信件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也許，所有對於某個固定日期以及某條來自未來的信息的關注，就如紀念七月四日國慶日一樣毫無意義。不過是普通的一天，和其他日子並無二致。只是我們人為地強加了一場典禮，稱其為重要的一天罷了。無論如何，J.J.是死了的；利斯貝特卻還活着。事實不可改變。而我的未來——無論變成怎樣——一如既往地，依然會是個謎。當有機會從未來的自己得到暗示，當下該做或不該做什麼，那麼是否會改變自己的現在和將來？抑或什麼都改變不了？這便是這篇小說提出的時間旅行的倫理問題。這篇小說同時又批判了美國泛濫的校園槍擊，將時事揉進虛構，讓讀者深思。本篇獲得2011年《模擬體》雜誌讀者選擇獎。上海果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已獲得本篇權利人的授權（獨家授權/一般授權），可通過旗下媒體發表本作，包括但不限於「不存在科幻」微信公眾號、「不存在新聞」微博賬號，以及「未來局科幻辦」微博賬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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