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發展傳承與持續演進的重要成果和物證，也是實現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獨特載體。因其「穿越時空」的歷史文化價值，文化遺產保護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重視。然而，由於暴力衝突、自然災害、資金與技術能力所限等眾多原因，世界上從史前遺址到標誌性古蹟等眾多文化遺產遭到破壞乃至損毀的現象屢見不鮮。尤其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文化遺產保護問題常常與衝突和災害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以及與之伴生的貧困、失業等社會發展問題彼此交織。隨着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推出，文化遺產保護首次被納入國際發展議程。在這一背景下，由西方主要國家主導和參與，由相關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推動，將文化遺產保護治理納入國際援助之列的文化遺產外交實踐，在近年來異常凸顯。這一凝聚全球各類行為體之力，橫跨文物保護、人道主義援助、災後重建和社會發展等多個領域的跨國治理行為，雖然大多數呈現積極、正面的表象，但在實質上卻隱含着主要西方國家的多重戰略考量。從文化遺產外交的基本概念和具體實踐切入，探究主要西方國家推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治理表象背後的真正戰略意圖，應成為中國開啟自身文化遺產外交頂層戰略設計的起點。

由於涉及多學科交叉研究，要清楚解析文化遺產外交的內涵，需汲取遺產人類學、外交學及國際發展研究等多個相關概念，並明晰文化遺產外交實踐本身的重要實施主體。

（一）遺產外交、文化遺產外交及其與國際援助的交叉性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相關界定，「遺產」（Heritage）是指由人類文明的創造和自然界的變遷而形成的傑出藝術典範和致美自然奇觀，它主要包括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兩大類。貌似與「遺產」相去甚遠的「外交」，是國家為實現其對外政策而進行的各種外事活動的總稱，也是國家闡述、協調和確保自身特定或更廣泛利益的手段。「遺產」與「外交」這兩個名詞對搭，已然成為近年來西方學界生發出的一個全新學術話語。它給人的某種陌生感和新鮮感，一方面說明從屬於人類學的遺產人類學與國際關係學項下的外交學之間總體尚有距離，另一方面則顯示出這兩個學科的交叉研究業已開始。最先提出「遺產外交」這一話語的是澳大利亞學者提姆·溫特（Tim Winter）。他不僅在相關領域著述頗豐，而且對兩個學科間曾經的絕對分野及由此產生的信息有自己的獨到判斷。在他看來，國際關係學者因對物質世界（material world）的關注有限從而對「物質文化之於當今時代的外交和國際事務的作用」不夠敏感；而在遺產保護領域，文物專家們則重點關注遺產保護的具體內容、原則和方法本身，很少觸及對治理和全球化等與國際層面遺產保護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在溫特看來，「遺產」雖然是一種非人類（non-human）行為體，但它可以將遺產保護的提供方與接受方建立關聯，這就使之成為「具有廣泛外交關係的工具」；反過來，「外交」這一概念則完全可以藉助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的相關意涵，被用於對國際層面的遺產保護合作治理進行深層分析，從而「揭示遺產保護在與構成國際政治話語關係的邏輯和機制交叉時，緣何呈現出特定的結構和形式」。溫特特別強調，在這一過程中，「遺產」之所以能被「外交」激活，是因為它涉及諸如人類「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甚至是同一的文化的概念。據此，溫特將「遺產外交」界定為「能夠使各國之間共享的文化和自然歷史成為交流、合作及合作治理主體的一整套流程」。本文所集中關注的「文化遺產外交」，可以較為通俗地理解為：由主權國家主導或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共同推動，旨在促進各國間文化遺產保護的交流合作及協同治理的外交行為。在中國的文物保護語境下，文化遺產外交的準確對接話語是「文物援外」，即旨在幫助保護他國特定文化遺產(特別是已達世界遺產級別的文物)而提供相應的資金支持、技術轉移和專業人員培訓的對外援助行動。

據其基本概念特徵可知，文化遺產外交的核心目標是在國際層面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合作治理。這一合作治理進程一般涉及兩個關鍵環節：一個是在文化遺產面臨衝突和災害威脅時進行合作性保護與預防，另一個是對特定貧困和欠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文化遺產進行能夠帶動當地發展的可持續性保護。顯然，前一環節與國際社會面對人道主義災難或危機時旨在舒緩不幸狀況、拯救生命、提供緊急救助的人道主義救援緊密相關；後一環節則與旨在促進社會經濟進步的發展援助形成明顯的交叉情況。而作為國際發展議程重要環節的人道主義救援和（長期）發展援助恰恰是國際援助的「一體兩面」。文化遺產外交與國際援助對接的邏輯在於：對特定文化遺產的保護乃至進一步開發，完全可以被納入從災害和衝突中的人道主義危機救助到促進經濟和提高社會福祉的發展援助等一系列的國際援助行動之中；通過提供資金、物資、技術等方式，以文化為核心，將融合了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多重要素的一攬子援助手段付諸實踐，以期獲得明顯的發展成效。與之耦合的是，2015年推出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有八項大目標提示文化在其中的槓桿作用，更有第11.4項明確強調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之於國際發展的重要意義。這也正是近年來在國際援助層面被不斷強調的「文化主流化」（Cultural Mainstreaming），即推動文化和文化遺產保護貫穿於國際援助始終。

（二）「文化主流化」的凸顯與文化遺產外交的主體構成

近些年，在陸續出台的文化遺產保護國際規範中，將文化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在國際人道主義救助和發展援助中全面凸顯的「文化主流化」，已經成為助推文化遺產外交實踐的重要先導。2013年，文化遺產國際保護業內頂尖政府間國際組織之一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推出了《預防並減輕衝突及災害的多夥伴長期倡議》，旨在加強主權國家在複雜且緊急情況下快速反應以有效保護文化遺產的能力。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了《強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武裝衝突事件中的文化保護和文化多元主義促進戰略》，並在隨後又跟進推出該文件附錄，進一步規範了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等突發事件中的文化保護問題。2017年，著名文化遺產保護類非政府組織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出台了《世界遺產文化財產創傷後恢復和重建指南》，在重點關注世界遺產級別的文化財產保護的同時，強調要實現文化遺產的復原必須解決更廣泛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問題。2018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台的《關於文化遺產恢復和重建的華沙建議書》則在文化遺產的國際保護原則方面做出明確規定：在做出任何恢復和重建的決定之前要理解遺產價值，並將其與當地社區對該遺產價值的認識彼此融合；在恢復和重建進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並使當地社區和利益相關方充分參與；在國家和國際行為體充分參與下，對文化遺產保護進行全方位合作治理等。事實上，2013年ICCROM文件和2015年UNESCO文化戰略及其附錄所凸顯的「文化主流化」說明，文化遺產保護在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中正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2017年的ICOMOS指南和2018年的UNESCO文件中所強調的「文化主流化」則揭示了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國際發展援助實踐，並遵循相關價值原則實施合作治理的重要性。

儘管上述文件皆為「國際軟法」，但遵循這些國際規範已成為絕大多數主權國家普遍認可的國際共識，其原因在於：業內最具威望的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憑藉極高的技術權威，既是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綱領性文件的締造者，又是主權國家文化遺產外交實踐中所遵循的技術規範和原則標準的引領者。這一過程涉及的最為重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就是UNESCO。它通常不僅負責出台業內最重要的綱領和指南，還是承擔國際層面文化遺產保護合作治理項目的統籌者和組織者。而UNESCO的科學技術支撐則來自部分政府間組織（如ICCROM）和眾多非政府性質的權威文化遺產保護專業機構，如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和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等。因此，這些權威政府間國際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然是文化遺產外交的重要參與主體。當然，文化遺產外交最為重要的實施主體無疑是主權國家，特別是一些具備資金、經驗和技術優勢的歐美發達國家。其雙邊文化遺產外交的運作機制大多呈現出政府與本國非政府組織協作的基本架構。例如，美國官方機構國際開發署（USAID）和美國文化保護大使基金（AFCP）等經常攜手美國本土非政府組織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蓋蒂保護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和國家地理協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等；英國外交部則與英國文化協會相依傍；荷蘭外交部、外貿與發展合作部、教育文化科學部長期與荷蘭克勞斯王子文化發展基金會（Prince Claus Fund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合作；法國外交部則與衝突地區遺產保護國際聯盟基金會（ALIPH）對接。獲得聲望上的背書和技術層面的支持，顯然是主權國家選擇與文化遺產保護類政府間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密切協作的原因所在。

隨着文化遺產不斷成為戰爭、武裝衝突和恐怖襲擊的目標，大量作為一國社會、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遺產在「炮火」之下亟待搶救和修復。然而，衝突地區文化遺產的重建和復建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人力，單一國家往往力有不心。這就使得全球總體的文化遺產外交實踐呈現出大多數國家依託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多邊外交渠道，少數歐美發達國家因實力雄厚而出現採取雙邊外交路徑的局面。

（一）多邊文化遺產外交：多元行為體依託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協作助推國際援助

在搶救和保護衝突或災害地區文物的多邊文化遺產外交中，更多主權國家要麼聯合組建自己的政府間機構，要麼向擁有技術權威和組織能力的政府間國際機構提供資金。法國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牽頭創建並有多國參與的衝突地區遺產保護國際聯盟以及歐盟與UNESCO協作下的「重振摩蘇爾和巴士拉精神」（RSMB）項目，便是兩個典型案例。

2017年，由法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兩國倡議成立，同時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盧森堡、摩洛哥和中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參與的ALIPH十分年輕。它旨在匯聚成員國資金直接組織調配各類行為體組成的專家團隊，以幫助修復遭受大規模衝突破壞的文化遺產。目前，ALIPH在阿富汗、厄立特里亞、伊拉克、黎巴嫩等22個曾經或正在遭受戰亂侵襲的國家運作了近100個項目，提供資金超過3300萬美元。2018—2019年，伊拉克國家文物和文化遺產局（SBAH）、法國盧浮宮博物館和美國史密森尼學會的文物專家在ALIPH的資金資助之下共同合作，在對伊拉克摩蘇爾博物館進行實地評估和藏品收集的基礎上，實施了包括拆除屋頂實彈、支撐坍塌地板等確保建築物安全的穩定措施，最終使博物館的藏品得到清理、排序、記錄和妥善保管。2019—2020年，該聯盟向專注於檔案、手稿及古籍整理修復的意大利非政府組織阿米莉亞（AMILIA）提供資助，完成了對2012年遭遇恐怖襲擊的馬里廷巴克圖（Timbuktu）3000份歷史手稿的修復工作。ALIPH的眾多項目集中關注衝突地區的文化遺產修繕，很少直接涉及發展援助而更貼近人道主義救援，其突出特點在於：該聯盟本身是由多個主權國家構成的政府間組織；與之合作並分布於ALIPH全球各個項目的文物保護專家和技術人員的來源機構比較多元，涵蓋了文保類的當地政府機構、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相關大學和博物館等多種類型。

與ALIPH不同，更多的主權國家（或主權國家構成的超國家組織）選擇向UNESCO的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提供資助。以UNESCO領導下的文化遺產保護旗艦項目「重振摩蘇爾和巴士拉精神」為例，該項目由UNESCO統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歐盟委員會提供資金，由伊拉克政府負責落地對接。眾所周知，摩蘇爾和巴士拉是伊拉克的兩座歷史極為悠久的古城。在經歷了伊拉克戰爭和美軍對盤踞在此的恐怖主義組織的大肆空襲之後，城中多個重要歷史建築在戰火中毀於一旦。不僅如此，戰亂還導致城市失業人口的增加，各種社會矛盾糾纏不清。顯然，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生活物資調配分發這類一般性緊急人道主義援助舉措能夠解決的。於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歐盟分別於2018年4月和2019年2月向UNESCO提供總值5040萬美元和2000萬歐元，用以支持該項目與聯合國伊拉克恢復計劃的配套實施。該項目目標的獨特之處在於：通過歷史城市景觀的恢復和重建來解決就業問題，最終促進社會凝聚力與和解。具體而言，就是把這兩座城市的文化遺產重建項目與就業機會的創造、青年人的技能培育以及加強文化凝聚力等目標統一起來執行。於是，在主要破損文化遺產被復建的同時，兩座城市中的上千個青年、特別是建築業中的半熟練和非熟練青年勞動力獲得了在崗培訓機會。此外，城中的伊拉克中小企業和各類協會也在資助之下圍繞修復後的文化遺址特色組織多樣的社會文化活動，加強伊拉克社會整體的文化認同。事實上，這一文化遺產外交的初始起點是對城中居民實施可持續性的人道主義援助，即解決因戰亂導致古城損毀背景下普通百姓的生計困難問題，以及流離失所的民眾重返家園的問題。文化遺產的修復和保護作為援助的主線，將當地年輕人的就業、社會經濟重振、遺產修復後預期激發的文化認同，以及未來潛在的文化旅遊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在這一過程中，起始於人道主義援助的文化遺產外交最終又融入發展援助的實踐和話語之中，從而完成了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援助兩者之間的自然銜接和向可持續性援助的轉化。總體來看，這是橫跨文物保護、社會發展、災後重建等多個領域的跨國治理典範。

（二）雙邊文化遺產外交：歐美發達國家官方發展援助的重要維度

在雙邊文化遺產外交的發起國中，最為活躍的往往是經濟實力雄厚、保護技術先進，保護經驗豐富的歐美發達國家。同時，其雙邊文化遺產外交都被納入各自的官方發展援助之中。

荷蘭是文化遺產外交領域非常活躍的西方國家之一。荷蘭外交部和教育文化科學部自2009年開始共同推動將荷蘭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共同文化遺產」促進活動，打造成為官方性質的「共同文化遺產項目」（Mutual Cultural Heritage）。由荷蘭駐印度尼西亞、蘇里南、南非、印度、斯里蘭卡、俄羅斯、巴西和加納等八個國家的使館負責具體的資金撥付和項目的優先推廣。在2013—2016年的相關政策表述中，荷蘭政府的文化遺產外交意圖十分明確：「共享文化遺產領域的國際合作為荷蘭提供眾多機會……使荷蘭的公共外交和經濟外交暢通無阻。」在英國外交部和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的支持下，英國文化協會於2015年宣布建立文化保護基金（CPF），瞄準中東、北非12個目標國的瀕危文化遺產。其保護的具體內容包括：拯救也門索科特拉群島的瀕危語言，在西蘇丹發展建設社區博物館，恢復喀布爾老城已經失傳的手工技藝，保護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音樂文化，記錄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難民的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等。作為英國政府官方發展援助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基金要求所有項目「與英國的文化（外交）關係和軟實力相關聯，從而使英國與這些受援國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繫，並使英國對這些國家更具影響力和長期的價值。」與英國相似，美國通過負責官方發展援助的政府機構國際開發署（USAID）、獨立的聯邦政府機構國家人文基金（NEH）和美國國會設立的文化保護大使基金，與本土非政府組織「文物聯盟」（Antiquities Coalition）和「國家地理協會」等，共同推動美國在全球的雙邊文化遺產外交。例如，美國曾在阿富汗戰爭初期通過國家地理協會和國家人文基金的資助，對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的文物進行全面的登記記錄；美國也在其占領期間斥資推進阿富汗各地的文物保護及國外巡展。美國國際開發署於2021年6月向文物聯盟提供了100萬美元啟動的「保護伊拉克少數民族社區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上述皆是美國在雙邊文化遺產外交方面的最新舉措。

從西方主要國家文化遺產外交的表象看，它們往往在資金和技術上多有投入，要麼幫助在戰亂中掙扎的中東、北非等地區的國家搶救瀕危文化遺產，要麼通過促進前殖民地國家的文物保護，激發所謂的「共享文化」記憶，以期突出自身的「道義形象」和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但其背後隱含的多重戰略考量仍然值得深挖。

（一）建立在硬實力基礎上的軟實力缺口戰略回補

歐美主要國家的雙邊文化遺產外交之所以「聲勢浩大」，無疑是建立在強大的硬實力基礎之上的。然而，其在軟實力方面的結構性缺口卻往往容易被外部世界忽略，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美歐以反恐為名對中東、北非地區近20年的侵略，以及歐洲殖民的歷史原罪。而主要歐美國家圍繞這些地區的文化遺產外交，恰恰是對其這些軟實力缺口的戰略性「回補」。

美國自2003年起對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入侵，緊隨其後的恐怖主義組織橫行肆虐，不僅是伊拉克民生凋敝的罪魁禍首，更是文化遺產遭受滅頂之災的根源。表面上如此注重文化遺產保護的美國，其駐伊部隊居然曾「將巴比倫遺址作為軍事基地，隨便挖掘壕溝，並用含有陶器殘片、磚塊等古物的遺址內部沙土修建路障，填充沙袋。」美國以反恐為由於2001年10月開啟阿富汗戰爭，武力介入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的衝突。這非但未能緩和地區局勢，反而造成了嚴重人道主義危機。當在阿富汗軍事存在的性價比持續下降，在中亞建立地緣政治堡壘的圖謀破滅之時，美國便毫不負責地直接宣布撤軍。與在阿富汗上萬億美元的軍事投入相比，美國花在「拯救阿富汗文化遺產」上的區區幾百萬美元更像是精心計算之下裝點門面的公關舉措。

作為美國最堅定盟友的英國，既是美軍侵略的幫凶，又身負殖民歷史原罪。它一邊保護伊拉克雅茲迪的音樂文化，一邊長期追隨美國實施對伊拉克的軍事打擊；一邊拯救也門的瀕危語言，一邊通過英國頂級軍火製造商BAE系統公司向沙特阿拉伯（簡稱「沙特」）大量出售武器；一邊做出保護敘利亞難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姿態，一邊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對敘政府軍的進攻；它固然幫助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建立起了社區博物館，但作為曾經在當地最有權勢的殖民者，英國給南、北蘇丹留下的宗教分歧和族群仇恨至今仍持續引發嚴重的地區衝突和戰亂。顯然，近些年美、英等西方國家在中東、北非地區頻繁進行的文化遺產外交，是以硬實力開道致使其軟實力承壓之後實施的戰略補救措施。

軟實力缺口「回補」辦法。眾所周知，加納因擁有著名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古蹟埃爾米納堡與荷蘭的殖民歷史息息相關。但原本在優先資助國家之列的加納很快被除名，進而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三國遞補，這其中的外交利益計算在於：日復一日的遺產整理工作不及另外三個雖與荷蘭歷史關聯不深、國家實力卻很強大的新添加的國家。不僅如此，荷蘭在其文化遺產外交中的一些去殖民化的方式也遭詬病。例如，荷蘭自2000年開始的文化遺產外交中將「相互」「共享」和「共同」等名詞推廣開來，使之一度成為荷蘭與其前殖民地國家文化遺產交流方面的主流話語。但近年來，這些將殖民者對殖民地人民奴役和壓榨的史實模糊化的表述遭到多方質疑。甚至連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前館長艾利克斯（Alex Van Stipriaan）都做出了反思：「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所有文化遺產都與歐洲擴張和殖民主義歷史相關，所以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不對稱的權力關係……時間和空間上的歷史同步性不應該與共同性相混淆……」對此，荷蘭外交部於2013年開始採取一種比較微妙的回應方式，即在拓展「共同文化遺產項目」的海外布局和資助的同時，以預算缺乏為由在荷蘭本土大幅度削減前殖民地遺產保護領域的公共資金，這直接導致一些保存有荷蘭殖民歷史鐵證的文化遺產保護機構在荷蘭本土的關停或合併，其中就包括荷蘭最為著名的皇家熱帶研究所、加勒比與東南亞皇家熱帶研究所和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這種在海外加大贏得民心和好感的文化遺產項目投入，在本土卻極力淡化國民對殖民他國之歷史記憶的做法，有着強烈的規避殖民原罪帶來的內疚心理之嫌。

（二）以文物保護為幌子，實施對戰略對手的多維打擊

雖然文化遺產保護總體處於低政治層級，但它也成為西方主要國家打擊戰略對手的平台。事實上，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利用文化遺產外交抹黑中國的案例屢見不鮮。中國冶金科工集團（以下簡稱「中冶集團」）在阿富汗的艾娜克銅礦項目就是明證。

2008年，中冶集團在阿富汗艾娜克銅礦的開發競標中勝出，工程也於2009年7月正式啟動。但項目開工後不久，中國企業就發現位於艾娜克地下的大型佛教文化遺址，於是立刻上報阿富汗政府，美歐主導下的遺址國際保護工作正式啟動。時至今日，13個年頭已經過去，中冶集團艾娜克銅礦項目仍未復工，其經濟損失自不必說，但中冶集團卻被莫名扣上「文化遺產破壞者」的帽子。幸有現場一名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系學生的如實記錄，才真實還原了美國利用其文化遺產外交伎倆射出的「明槍暗箭」。這名學生寫道：「2013年4月的一天，我在艾娜克遺址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畫面：來自美國駐阿富汗使館的多名代表和隨行的多國記者在荷槍實彈的安保人員護送下乘坐十幾輛軍車浩浩蕩蕩地湧向遺址。他們向工作中的考古專家問了問近期的最新發現，繞着遺址的一部分轉了幾圈，又拍了幾張照片，就直接折返喀布爾……」很快，圍繞阿富汗文化遺產的戰略性宣傳安排就此展開，強調採礦破壞遺址的請願開始出現；美國全球遺產基金會資助拍攝的紀錄片《保住梅斯·艾娜克》隨即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首映；美國非政府組織「文化遺產修復聯盟」（ARCH）則衝到最前台，暗指中冶集團最初的正常開採行為是對艾娜克遺址「有計劃的損毀」（planned destruction）。至此，針對中國礦企的抗議活動在泰國、美國和荷蘭同時展開。然而，這個表面高喊文化遺產保護的組織ARCH，其初創時的所有理事無一具有文化遺產保護背景，倒是有多名理事與一家美國能源公司交往甚密，而該公司一直有意從前阿富汗礦業石油部獲取在阿富汗項目合同。時任ARCH理事之一的前美國駐阿富汗大使扎爾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曾公開批評中國礦企和所謂「有利於中國人」的阿富汗競標體系。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僅僅幾英里之外的卡爾瓦區（Kharwar），還坐落着一處極為重要的文化遺址，它與艾娜克遺址不僅年代相當，且內藏文物更豐富，還被聯合國列為接近徹底損毀的瀕危遺蹟。但那裡除了盜墓猖獗之外，根本無人問津。與美國夾帶私貨的「文物保護干預」不同，阿富汗資深考古學家阿卜杜·卡迪爾·泰莫里（Abdul Qadir Temori）認為，將艾娜克遺址發掘出的文物置於原地，持續進行在地考察固然是考古的理想狀態，但對阿富汗這樣一個已經遭受了30多年戰亂的赤貧國家而言，這根本無法實現對阿富汗文物的真正保護。其言外之意是，對艾娜克遺址和其文物的原地保護和修繕既不現實也不可持續。事實上，在礦區安保人員到達並封鎖現場之前，該遺址早已被因貧困而陷入絕境的阿富汗本地盜墓者多次劫掠和損壞。在美軍倉促撤離之後形勢更趨複雜的情況下，未來阿富汗文物的命運恐將更加前途未卜。因此，可以肯定地說，美國駐阿富汗使館人員於艾娜克遺址上的現場擺拍，前美國駐阿大使領導的非政府組織對中企的污衊，以及美國對幾乎同處一地的其他瀕危世界級文化遺產的置之不理，這一系列舉動都指向了美國實施文化遺產外交的一個重要目標：通過文物保護進行全球造勢，在國家聲望和經濟兩方面打擊戰略對手的同時，凸顯自身的「文化遺產衛士」形象。

從表象看，無論是多邊還是雙邊層面的文化遺產外交，客觀上的確都促進了對一些國家和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治理。尤其是文化遺產保護橫貫社會發展和災後重建等領域的突出作用，正經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相關舉措得以全球貫徹和推進。但同時，隱身於這些表象背後的特定西方國家的戰略企圖卻鮮為人知。因此，文化遺產外交帶給中國的啟示也必然是多角度和多方面的。

（一）攜坦蕩歷史，促多邊文化遺產外交挖潛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無論在文化遺產國際保護方面怎樣投入，都無法抹去曾經以劫掠、奴役為表徵的500年血腥殖民史，無法為由殖民禍根引發且遠未絕跡的領土、族群和宗教紛爭開脫罪責，也無法否認20多年來其對中東、北非地區的大肆軍事入侵。相比之下，中國在歷史上不僅沒有殖民和侵略他國的歷史，還因自身曾經的半殖民地經歷與很多亞洲周邊國家和中東、北非地區國家一同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感同身受。不僅如此，中國在青銅、瓷器、陶器修復和佛教建築復建等方面技藝傑出，這一切都為中國毫無歷史包袱地投入文化遺產外交提供了融洽的文化歷史氛圍和紮實的技術基礎。

在商務部會同其他相關部門的協調組織下，中國圍繞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修復工作，自1998年連續開啟了對柬埔寨吳哥古蹟的周薩神廟、王宮遺址和茶膠寺，尼泊爾加德滿都國家博物館內部九層神廟，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緬甸蒲甘古蹟等的援助。在文物援外國際培訓方面，中國國家文物局根據2013年同ICCROM簽署的《關於合作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培訓的框架協議》，多次就「博物館庫房重整」「博物館藏品風險防範」「世界遺產地監測與管理」等主題與ICCROM共同舉辦國際培訓，將來自37個國家的51名外籍學員納入其中。憑藉自身在文物援外方面的精湛保護技藝和負責任大國的國際擔當，中國早已完成了從文化遺產保護的絕對受援國向援助國的跨越。可見，中國文化遺產外交的基本模式是：在商務部、國家文物局以及近年成立的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的協調領導下，以UNESCO、ICCROM和ALIPH等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的相關項目為依託，通過技術、人員培訓、資金等渠道踐行以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為核心開展多邊外交。由於自身存在的巨大保護責任與壓力以及西方主要國家在國際層面文化遺產保護上的先發優勢，中國仍是文化遺產外交的後起國家。因此，中國仍然需要在文物援外的覆蓋國總體數量以及與國際組織相關管理制度和技術規範的交叉融合等方面，持續推進中國文化遺產外交實踐的深入挖潛。

（二）以雙邊文化遺產外交助推「一帶一路」建設

近20多年來，美國在中東、北非地區共發動了4場戰爭，單在中東地區就至少投放了32.6萬枚炸彈和導彈。中國則以2013年正式開啟的「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推進與包括中東、北非地區國家在內各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在經濟融合的基礎上打造文化包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交通、能源等的硬基礎設施建設與承托跨境人文交流的軟基礎設施建設之間的「無縫銜接」，就能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造福世界。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以文物援外為核心的文化遺產外交，恰恰可以夯實「一帶一路」倡議的軟基礎設施建設根基。

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本就以人道主義救助與長期發展援助相結合的特色理念和經驗見長。考慮到「一帶一路」建設本質上的合作發展性質，中國在建設文化遺產外交對「一帶一路」的服務管道時，可繼續採納和借鑑UNESCO、ICCROM、ICOM等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出台的「文化主流化」政策規範和經驗，用雙邊文化遺產外交將人道主義救助和合作發展項目自然銜接起來，努力推動沿線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可持續的綜合發展。在實踐上，目前中國的文物援外工作也的確對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孟加拉國、尼泊爾、緬甸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格外關照。以中國與尼泊爾的「一帶一路」建設合作為例，中、尼兩國政府雖較早即有推進相關合作的意向，但因外部勢力攪擾及尼泊爾國內黨派內鬥，一度難以落地。2015年4月，尼泊爾突發8.1級地震，中國政府組織的專業力量第一時間趕赴尼泊爾展開緊急人道主義救援。在了解到尼泊爾方震後重建需求中的文化遺產修復訴求後，中方當即確定在中國援助尼泊爾的震後重建規劃中納入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修復項目。隨後，來自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中國團隊秉持業內廣泛接受的「修舊如舊」「最小干預」「參與式治理」等文物修復理念和原則，在不斷演示並與當地專家充分溝通的前提下贏得了尼方的信任。儘管這一文物援外項目在2022年才有望完成，但中尼「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其他建設合作卻在2019年實現了全方位突破，所簽協議覆蓋了包括公路、鐵路、航空、光纖等的多個互聯互通網絡。雖然對尼泊爾文物援外不是實現突破的唯一原因，但從其演進的基本脈絡和關鍵節點看，這一過程始於中國對尼泊爾真誠的人道主義救援，在中國對外援助形式之一的文物援外中有效推進，最終落地於雙方依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發合作。當然，中國的文化遺產外交到底適合於先行，還是與硬基礎設施建設並舉，或是緊隨其後，主要取決於沿線不同國家的具體政治、經濟及外交形勢和特點，以及中國文化遺產外交的總體戰略構想。

（三）開啟對中國文化遺產外交的總體戰略設計和相關學術研究

從西方主要國家自「冷戰」後即已十分活躍的總體文化遺產外交實踐，到2013年美國以阿富汗文物保護為藉口打擊中國，再到2015年之後不斷湧現的有關文化遺產外交的西方研究成果，主要西方國家從外交實踐到相關學術研究的不斷推進都要求中國需從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和國家形象的高度開啟對中國文化遺產外交的頂層戰略設計，並同時輔之以相應的跨學科研究。中國的援外文物保護工程項目目前主要由商務部、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國家文物局等相關部門穩步規劃與推進實施，但我們對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治理的總體認知依然停留在低政治領域，相關項目的參與主體主要偏重文物研究和修復技藝的文物保護技術部門。然而，特定西方國家的挑釁已經對中國的文化遺產外交提出了現實挑戰。因此，有必要將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治理提升到戰略高度，形成多部門協同聯動下的中國文化遺產外交總體戰略設計，進一步提升相關文物援外技術部門的戰略敏感度。此外，西方國家主導下的文保類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在多邊和雙邊文化遺產外交中的突出表現還提示我們，調動中國的半官方和非官方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的潛能，使之依法全面參與政府引領下的文化遺產保護國際治理並對接相關國際管理經驗和技術規範，也應成為中國文化遺產外交戰略安排的重要一環。目前在中國的此類組織中，無論從文物保護技術層面還是從文化遺產外交戰略層面，真正具備跨國運作實力的機構數量比較有限，需要政府有針對性地大力扶持。關於文化遺產外交方面的學術研究，中國固然在文物保護標準、原則、技術及遺產人類學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從國際關係，特別是外交學和國際發展學的角度對文化遺產保護國際治理及相關國家利益維護方面的研究，則仍處於起步階段。

自「文化」隨着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全球推進在經濟、社會等多個領域深入主流化以來，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治理就成為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爭相發力、推進雙邊和多邊文化遺產外交的核心內容。在這一過程中，各類國際行為體彼此協作，將主權國家的文化遺產保護穿插於人道主義救援和發展援助等的國際援助之中，努力實現橫貫文物保護、災後重建和社會發展的協同增效效應。然而，在其積極正向的總體表現背後，也暗含着特定西方國家多重戰略考量的文化遺產外交操作。如何在熟諳文化遺產外交運作路徑並防範包藏於文化遺產保護之下的戰略威脅的基礎上，完善自身文化遺產外交戰略的頂層設計，積極推動相關跨學科研究，推進具體外交實踐中的深入挖潛，全力配合「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應成為未來中國文化遺產外交的破局之道。

文章來源：

《區域與全球發展》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