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近期，美國總統拜登總統簽署了此前在國會通過的《芯片和科學法案》，這是拜登政府在《兩黨基礎設施法案》等之後取得的又一項重要立法進展。該法案雖然突出了「芯片」問題，但實際上有很多條款事關美國科研和創新體制的深層次調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針對此項立法發表的聲明中表示，該法案將加強美國「面向未來的產業」，確保美國的供應鏈安全和經濟安全，將有助於增強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布林肯強調，《芯片與科學法案》的成法，再次表明美國有能力應對「時代挑戰」。

《芯片和科學法案》在美國國內的推進，與所謂「中國挑戰」密切相關。布林肯曾用「投資、結盟、競爭」概括美國的對華戰略。所謂「投資」，即是加強美國國內自身建設，通過科研創新等領域的變革不斷提升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力。

與特朗普政府一味指責中國不同，拜登及其核心幕僚承認美國國內存在的諸多挑戰，並認識到有效應對這些挑戰是恢復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基礎。拜登政府強調要與中國展開「正向競爭」，努力使美國比中國「跑得更快」。

美國國防部「中國工作組」負責人、新美國安全中心前副主席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曾提出，中國是美國在現代歷史上面對的最有活力、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比起削弱或改變中國，美國應該更加關注如何增強自身以及盟友夥伴的實力。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曾表示，美國「應少關注怎麼讓中國減速，多關注怎麼讓自己跑得更快」。

為了實現「讓美國跑得更快」，拜登政府致力於確保美國在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科技力量是大國經濟、軍事等實力的重要基礎。近年來，大國之間日益激烈的科技競爭甚至被視為一種「新軍備競賽」。

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針》宣稱，當前世界權力格局正處於重大「拐點」（infection point），美國面對一個「民族主義興起、民主衰退、與中俄等威權國家較量日深、技術革命重塑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由是觀之，科技競爭是塑造未來世界、決定中美之爭的關鍵因素。

拜登政府將科技競爭視為中美兩國戰略競爭的重中之重，科技因素也已經滲透到美國對華競爭的其他領域。在美國力圖打造對華「全域競爭」「跨域競爭」「長期競爭」新格局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多次強調科技競爭的重要性，並着力凸顯這一問題與外交、國家安全、經貿、意識形態等領域政策的緊密關聯度。

應當看到，強化對華科技競爭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中有較強共識，《芯片和科學法案》正是集中體現。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兩黨重量級議員在國會聯手推動多部法案，力圖為行政部門對華科技施壓提供重要支持。

前科技企業負責人、民主黨籍參議員、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馬克·沃納（Mark Warner）稱，中國對美國科技優勢的侵蝕對美國構成所謂「生存性威脅」。他和其他議員提出相關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加強與美國科技企業的聯繫與合作，設立負責對華科技競爭的跨部門機構，主張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建立應對中國的科技聯盟。此外，共和黨籍眾議員格雷格·施托伊貝（Greg Steube）、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圖恩（John Thune）等人也在對華科技競爭方面提出多個法案。

概而言之，美國的對華科技競爭戰略具有「攻防並舉、內外互濟、短長結合」的特徵，尤其是注重美國自身的「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 ecosystem），進而從根本上鞏固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力圖在增加科研投入、改革科研體制、促進科技與產業融合、大力培養和吸引科技人才等多個層面推進政策調整。

首先，美國聯邦政府對研發的資金投入將顯著增加。美國國防部「中國工作組」成員、美國進步中心中國政策項目主任韓美妮（Melanie Hart）等人認為，美國政府對研發投入不足是導致美國對華技術優勢縮減的重要因素，2030年前後中國用於研發的資金投入總額將超過美國，拜登政府需儘快提升聯邦政府對科技的資金投入。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瑪麗亞·坎特韋爾（Maria Cantwell）稱，2000年以來，全球研發投入增長幅度超過200％，從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看，美國正處於45年來的最低點，少於德國、韓國等經濟體。

其次，美國注重調動私營部門和社會力量推動創新活動。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前執行主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前主任凱爾文·德羅格邁爾（Kelvin Droegemeier）稱，除增加科研經費之外，美國應在科研體制上有更多創新，建立「統合多部門並涵蓋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的跨部門架構」。他表示，與中國不同，美國擁有最有競爭力的科學研究、教育和創新體系，其中包括聯邦政府、大學和學院，營利性私營公司和非營利組織，當它們攜手推進美國科學研究的共同目標時，就超越了個別部分所能發揮的作用，「這就是我們不同於中國的競爭方式」。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推動《芯片和科學法案》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她表示，該法案針對芯片研發和製造所投入的527億美元將產生一種「乘數效應」，預計將通過「稅收抵免」等方式撬動2000-4000 億美元的私營部門投資。

在《芯片和科學法案》的推動下，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宣布投資400 億美元支持內存芯片產業，高通宣布為晶圓代工廠格羅方德（Global Foundries）在紐約擴建提供42億美元資金，並計劃在未來5 年內將美國本土芯片產量提高50%。據統計，拜登上任以來美國與芯片相關的投資總額達到近1500億美元。

第三，美國注重推動先進技術研發與產業能力提升之間的融合，將對華科技競爭與強化美國供應鏈韌性等政策目標相互捆綁、並行推進。《芯片和科學法案》聚焦芯片，旨在該產業領域推動供應鏈的全面重塑，實現「在美國發明、在美國投資、在美國製造」的目標。

拜登表示，美國人發明了芯片，30多年前美國的芯片產量曾占全球產量的40%，但隨着製造業向海外的轉移，當前美國國內芯片產量的全球占比已不足10%。拜登表示，中國正試圖在製造先進芯片方面把美國甩在身後，這也是中國積極遊說美國工商界反對《芯片和科學法案》的原因。該法案要求，接受美國聯邦政府研發資金支持的公司必須在美國本土製造其研發成果。

有分析認為，未來六年內《芯片和科學法案》將在美國國內創造超過100 萬個工作崗位。美國政府試圖「利誘」相關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出，或是遠離中國的供應鏈。此外，美國政府和國會還有意推動建立新的「海外投資審查機制」，阻止美國機構和個人在中國國內投資高技術產業和項目。這些做法或許將推動中美「科技脫鈎」更趨加劇。

總之，中國不宜低估美國在推動對華科技競爭方面的決心和進展，要看到這場較量不僅僅是圍繞科技研發投入的比拼，如何打造更具持續性和效力的「創新生態系統」才是中美博弈的關鍵。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提速升級」的新態勢，對中美關係帶來複雜嚴峻挑戰，中國需着眼「創新生態系統」的完善，積極構建與「科技強國」目標相適應的國家創新體系和科技安全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