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8月11日，雷軍在年度演講上，談及自己30年來的幾次人生低谷。

其中包括，曾作為國產軟件之光的金山WPS，在上世紀90年代的隕落。

一位朋友看後感慨良多，只是感慨的不是雷軍的跌宕人生。

他對我說：「我一直把WPS當成微軟Office的山寨版，沒想到這麼早就有了。」

持這種想法的人，並非少數。

即使現在往百度搜索欄里打入WPS，也會立刻跳出「WPS抄襲微軟」的相關詞條。

知乎上甚至還有人專門提問，微軟為何不告WPS侵權？

不得不說，從1990年到2020年，不僅是雷軍穿越低谷的30年，也是國產軟件從輝煌跌入谷底，隨後在誤解和冷眼中艱難求生的30年。

要解答WPS是否抄襲微軟Office的問題，先從二者推出的時間說起。

1989年，25歲的求伯君帶着一台386電腦，在深圳南山一間小屋內閉關編程，期間還因急性肝炎被先後3次送入醫院。

最終，求伯君用12.2萬行代碼，打造出支持中文輸入的「文字處理系統（Word Processing System）」，簡稱WPS1.0。

金山WPS問世後的兩年，也就是1990年，微軟正式推出辦公軟件Office。

從時間上看，WPS甚至早於微軟Office。

不過當時Office是集合體，作為組件之一的Word，早在1983年便已問世。

只是那時Word，只能往裡鍵入文本後保存，類似於現在的txt文檔。WPS則已實現內容和格式的共同存儲，並能在編輯時設置輸出格式。

因此在1990年之前，金山WPS和微軟Office都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商業軟件，沒有誰抄襲誰一說。

而WPS是針對國人設計的軟件，在中文處理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份優勢在微軟Office打入中國市場時，依然十分明顯。

1992年，是雷軍加入金山的一年，他也是金山的第6名員工。

就是這個只有6名員工的公司，在面對微軟這個國際巨頭時，一度讓WPS的市場占有率超過90%，平均每年能賣出3萬套，合計約6600萬營收。

為了長期和微軟對壘，金山又在WPS基礎上增加電子製表、字典等組件，打造自己的辦公系統，也就是「盤古」辦公系統（PanGo Office）。

只可惜，正如雷軍在年度演講里說的那樣，「花了三年打造的盤古，銷售量不及預期的十分之一，而且就連WPS也賣不動了。」

為何WPS也賣不動了？

其實在1996年，微軟主動拜訪金山尋求合作，合作內容就是雙方實現格式共享，如此一來金山的用戶就能用WPS打開微軟Office編輯的文檔，反之亦然。

金山認為這是微軟釋放的善意，欣然接受這個提議。

共享協議推出後不久，微軟推出Windows97系統，立刻取代DOS成為主流的電腦操作系統。

由於共享協議的存在，大批WPS用戶很快轉向Windows自帶的Office軟件。

短短5個月，WPS市場占有率直線下降，好不容易發展到有200多人規模的金山公司，轉眼只剩下20幾名員工。

同年，微軟再次登門拜訪。

只是這一次，他們是帶着70萬年薪的合同，想要挖走求伯君。

求伯君拒絕，然後和雷軍留下一句讓人銘記至今的話：

「我們要堅持民族軟件的光榮與夢想。」

金山WPS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金山畫王、金山詞霸、《劍俠奇緣》等活躍在80後、90後記憶中的軟件和遊戲。

那些年，金山靠這些「不務正業」的活，在國外巨頭的圍追堵截下艱難求存。

直到2006年，國家開始重視信息泄露的問題，政府機關一律採購國產軟件進行日常辦公，WPS成為首選。

想要重新和微軟分庭抗禮，不能僅靠國家的扶持，必須再次實現市場化。

很快，金山抓住逆風翻盤的機會。

2010年，金山正確預測了移動互聯的發展趨勢，在2011年率先推出移動端的WPS辦公軟件。

相比之下，坐享Windows紅利的微軟顯得遲鈍許多，3年後才發布手機版Office。

在這3年裡，當年微軟用以鯨吞WPS市場份額的兼容協議，反倒幫助Office用戶反流移動端的WPS。

截至去年6月，WPS移動端月活躍人數達2.96億，遠超微軟Office的1.2億。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30年前將WPS拉下神壇的微軟，如今對於這句話想必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02從巔峰到谷底國產軟件經歷了什麼-

金山WPS的盛衰浮沉，是國產軟件發展歷程的縮影。

只是並非所有國產軟件，都能像金山一樣，熬到逆風翻盤的一天。

九十年代的文字工作者，大多用過一款名叫CCED的軟件。

這款軟件由清華大學的朱崇軍設計編寫，集成字表編輯、數據運算、數據庫報表輸出等多項功能，一度是國內電腦必裝軟件。

如今，Office軟件操作是計算機課程的必修內容，可在當時，被列入全國計算機等級考試大綱的，大多為我們的本土軟件，其中就包括CCED。

儘管如此普及，CCED還是在國外軟件湧入後，短短几年裡潰不成軍。

1999年，CCED推出能在Windows平台上操作的CCED2000，光盤封面的左上角寫着「支持民族軟件，振興朝陽產業」。

但其實CCED和諸多國產軟件一樣，在經歷短暫的輝煌後，早已不是朝陽，只是日薄西山。

有人分析那個年代，國產軟件集體潰敗的原因，其中一點就是操作界面不夠友好。

對比一下同時期的金山WPS和微軟Office。

相比WPS略顯呆滯的版面設計，Office簡約明朗的操作界面，的確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

不過從軟件的功能內核來看，這些外在設計上的差距，並非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然而當時國內軟件的市場環境，對正需要奮起直追的國產軟件，直接來了個釜底抽薪。

1995年，光驅在電腦用戶當中流行開來，同時也使得盜版軟件日益猖獗。

在那個版權意識還很薄弱的年代，無論是進口軟件，還是民族軟件，都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但正如求伯君所說：

事實上，包括微軟在內的許多國外軟件廠商，不僅沒有積極維權，反而默許盜版軟件的存在，只要將賺不到錢的國內軟件排擠出去，就能徹底壟斷中國市場。

還是那句話，免費的才是最貴的。

這不僅適用於辦公、聊天這類初級軟件，更適用於高端應用軟件。

就像工程上常用的仿真分析軟件，涉及力學、拓撲學、數學、物理等諸多領域，往往需要好幾年迭代才能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功能體系。

如果能免費使用盜版的國外軟件，用戶又何必去用還不完善的國內軟件？

正版高端軟件的費用動輒上萬，曾有學者發文感慨，歐美發達國家不用造一枚螺絲釘，僅憑軟件每年就能從中國賺取數百億的利潤。

有網友在下面評論：「管你是多貴的軟件，來到中國分分鐘就給你整出破解版。」

初看時會心一笑，畢竟誰不曾查過幾篇軟件破解的攻略，如今細想，正是這些自認聰明的破解攻略，讓國產軟件自主研發的路越走越窄。

因為我們能想到的，國外軟件廠商也能想到，他們甚至還會推出官方版的「破解軟件」。

美國MathWorks公司，就曾針對中國高校推出過「教育版」的工程軟件，可供學生在大學期間免費使用。

如此一來，國內高等人才不僅會養成使用習慣，同時也會形成品牌認同，本能認為國外軟件優於國內軟件。

當研發出現問題時，如果所用軟件是國內的，他們會認為是軟件出了問題，唯有是進口軟件，他們才會從自己身上找問題。

前段時間，在一個技術論壇里，看到這麼一段評論：

「難怪中國做不出來這種系統級軟件，對人的要求實在太高了。」

閱畢不免唏噓，想起陸仲績教授所著《自主CAE涅槃之火》，其中提到在90年代初期，國內工業軟件一片欣欣向榮，毫不遜色國外軟件，甚至在適應中國用戶方面，有着更優的性能。

但是在市場化的進程中，國內淡薄的版權意識，肆虐橫行的盜版風氣，看似占盡國外軟件廠商的便宜，代價卻是國產軟件「消失的30年。

這世上任何東西，搞到最後都是明碼標價的。

#03表面繁榮下的困局-

根據工信部公布的數據，2021年中國的軟件產業收入已超過9.5萬億，占全國GDP的8.3%，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軟件大國。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卻坦言，這一切繁榮只是表面繁榮，中國缺乏真正成功的軟件公司。

你也許會說，中國不已有抖音、微信這種世界級的軟件了嗎？

但這些軟件只是停留在應用層面，底層邏輯大多只是數據交換和通訊，極容易被複製和取代。

像抖音火了之後，各大互聯網公司很快就能推出類似的短視頻軟件。

微信在中國十分流行，可放眼世界，其他國家也能用自己的聊天軟件。

從軟件產業鏈的視角來看，國內軟件公司沒有形成獨立生態，大多只能在國外的軟件平台上進行應用開發，缺乏自己的基礎軟件，比如操作系統、中間件和工業軟件等。

這些基礎軟件有着極高技術門檻，一旦研發成功，不僅可以形成難以逾越的護城河，還能掌握整個行業的大動脈。

下面的照片攝於上世紀初，在沒有工程軟件的時代，工程師只能趴在比自己大好幾倍的圖紙上作圖。

直到60年代，我們國家要發展核潛艇時，仍在使用這種手繪方式。當時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帶着研發團隊繪製了每一個零部件，最終手繪的圖紙共計4.5萬張，連起來能有30公里長。

先輩們的精神固然可敬，但手繪製圖終究不能滿足現代工業的發展需求。

2020年美國禁止華為使用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電子設計自動化），直接導致卡了華為的脖子，使其當年發售的5G手機，只能使用4G功能。

原因就是現代集成電路的結構已極為複雜，一個指甲蓋大小的芯片，能集成幾十億個晶體管。不藉助專用軟件放大繪製，根本不可能進行結構設計。

同一時期，美國又將國內33所高校或科研機構列入「實體清單」，禁止其使用Matlab。這是一款專門用於數理分析的編程軟件，是廣大科研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有人估計，倘若所有高校都被禁止使用Matlab，中國工程類論文的發表數量，將直接減少70%以上。

其實高端軟件在國內起步並不算晚，早在60年代國家引入昂貴的IBM大型機和阿波羅工作站時，就已提出要發展自己的工業軟件。

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產軟件都是體制內的產物，科研機構完成軟件初步研發，完成評獎評職稱後，就沒有動力完善軟件，將其推向市場。

等到軟件市場化後，國家又對軟件研發缺少足夠的重視。從「八五」到「十五」期間，國家對於高端軟件的投入經費，總計2億人民幣。

而美國仿真軟件巨頭ANSYS，近十年平均每年的研發投入就高達3.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23億。

換言之，美國一家公司一年的投入，要比我們國家15年的投入高出10倍還多。

雷軍在年度演講中提到，他們當初咬牙堅持的初心，是「讓我們的軟件運行在每一台電腦上」。

如此一番話，當初聽來多麼振聾發聵，現在看來便更平添幾分悲壯感。

這些早期國產軟件的研發者，對抗的不僅是國外軟件的衝擊，更是國內自上而下的漠視。

南山工業書院創始人林雪萍曾說：

或許有一天，國產軟件的先驅者們也能像雷軍一樣，笑着述說曾經的煎熬歲月。

而這必然意味着，國內版權意識和「重硬輕軟」思維的革新。

在全球局勢越來越撲朔迷離的當下，我們不能一直指望能從國外「買買買」，來彌補自身發展的短板。

雖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畢竟只有自己走出的路，才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