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作為一個在曼徹斯特大學讀經濟學的年輕人，我沉迷於研究蘇聯。比起關心計劃經濟的運作方式，更吸引我的是幻想那片土地上迷人的雪季。我對俄羅斯的最初記憶：是在莫斯科緩慢駛向烏拉爾的火車客廂里，我睡着了，夢見黑夜中的雪花飄落到我的身上。醒來後，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皚皚雪景，在晨曦中閃閃發光。當時是1996年，我正去往彼爾姆，因為我收到了當地展覽的邀請。

彼爾姆是牛津的友好城市，我有一位認識的藝術家John Goto，他之前在牛津教書，90年代初他去到彼爾姆工作了。我的展覽邀請是通過Natasha Dubrovina發出的，她住在彼爾姆，曾協助John進行研究。Natasha的丈夫Robert Belov是一位詩人，他們一起到莫斯科接我，我們坐在同一個車廂里。這列火車載滿了從車臣戰爭歸來的亂兵，Natasha非常謹慎，她很擔心我的身體狀況，不過Robert另有一計，他藉口送我去廁所，我們趁機逃往了餐車車廂。我們吃着餐車供應的煮土豆和醃鯡魚，大口灌着伏特加，Robert還往伏特加里加了大量胡椒來緩解他的胃潰瘍，他擰開胡椒罐的蓋子，把裡面所有的胡椒都倒進了杯子。就在此刻，窗外大雪紛飛，如同夢境重現。我看見萬物在雪中煥然一新，它們彼此彌合，創造了一個和諧的環境。Giorgi Chulakov是一家電子維修公司的合伙人，我們素未謀面，但他贊助了這次展覽，幫我支付了往返莫斯科的車票，還為展覽印刷了廣告海報，而且在彼爾姆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邀請我住在他家，以便我了解這座城市。當時人們的境況並不富裕，畢竟距蘇聯解體才過去了五年，因此我也深知此舉意義重大，這表示着一種信念——對藝術、友誼，以及攝影的允諾深信不疑。

多虧了Giorgi不斷的慷慨支持，一年後我再次回到這裡。在Puppet Theatre開始駐留項目。這一次我全程和Chulakov一家待在一起，了解到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Giorgi的公司會在莫斯科購入損壞的電話、打印機和電腦，進行維修後在彼爾姆出售。彼爾姆是在莫斯科以東，車程近1500公里的地方，這裡幾乎就是另一個國家了，比如從倫敦到里斯本、那不勒斯，或者華沙，抵達歐洲最西南或最南端邊境，乃至深入東歐，都是1500公里，從倫敦到莫斯科也就2500公里——到彼爾姆也差不多。當然比例上給人感覺是不一樣的，更不同的是，當你到達彼爾姆，會有一種身處兩大洲交界的感覺，你幾乎就在亞洲了，亞洲大陸近在眼前，就在緊鄰的城市。你此刻站在歐洲的最邊緣，面臨着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西方媒體幾乎從未報道過的世界，即便我們現在有實時的新聞媒體，可以通過任一熒幕看到上億的影像，這個世界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未知的。彼爾姆地屬這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但這裡的人們於你於我並無不同，語言當然是不互通的——哪怕是掌握幾種拉丁語和日耳曼語的人們，如果不從頭學起俄語，也沒法輕而易舉地進行翻譯。然而上述的事實和數據，並不是促使我深入了解彼爾姆的動力，我沉浸在此，根深於我與Giorgi以及遇到的人們之間蔓生的友誼，還有我們相伴彼此時無間的親密。

我很清楚自己對這世界的感受，但不知道該從何思考。對我來說，觀看是出於直覺，基於感受的——然而語言作為一種更大的建構，卻在我眼前模糊一片。我很早就發現自己俄語能力的匱乏，反而為我開拓了一個空間——在此我無需訴諸語言，可以無拘無束地飽覽世界。

1997年，我再次前往彼爾姆，Giorgi開了一輛滿載的貨車來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接我。當時正值深冬，莫斯科郊外天空湛藍，開往彼爾姆的漫長沿途中，道路都融化成了冰凍的溪流，這真是一次深入白色大陸的夢幻之旅。和俄羅斯相較之下，所有歐洲國家都顯得很渺小。雖然這條路線他們以前開過很多次，但我們還是經常迷路，路標在雪中消匿不見，道路也逐漸狹窄，把我們引向農場或是樹林的死胡同，於是只好沿途重返。

由此你會理解為何偉大的俄國小說和戲劇篇幅如此之大，範圍如此之廣，甚至一部俄國電視劇，也試圖從一個縮影來囊括生活的全部，但凡有所簡略，都難以如實描繪這片無邊無際的白色大陸。司機Igor帶我們行駛在壓實的雪地上，貨車第二次失控了，兩次大難臨頭我們都得救於路邊鬆軟的積雪，第一次我們還能自己從雪地里爬出來，但第二次我們不得不在一位農民的幫助下，用他的拖拉機把我們拉出來，當地的機械師還幫我們修好了貨車。我對那段旅程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停在一個村莊的郊區，婦女們聚在主幹道上賣着食物，巨大的保溫杯盛着她們親手製作、熱騰騰的土豆泥餡餅。時至今日，這一頓簡單而完美的佳肴也歷歷在目，我還能想象那些餡餅在天寒地凍中冒着熱氣，在果腹之前溫暖着我們的雙手。

來年夏天，Giorgi和他的長女Lyuba來英國拜訪我，我們在蘇格蘭西海岸的科倫塞島度過了一周。科倫塞是一個世外島嶼，清澈的海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正如我也一樣難以想象他們的冬天。不久之後，Giorgi不幸患癌去世了。後來的二十年裡，每次為Giorgi的家人和朋友拍照的時候，我都試圖在照片中注入一束通透明亮的光芒，那是我們在海邊的一周里共同見證的瑰麗異彩。從來沒有一張照片能再現自然光，但一張成功的照片能讓你身臨其境，如同和畫中人並坐在一起。一張好照片，不僅能使觀眾對畫中人猶生親密之感，還能激發對於地方的想象，當然，還有時間的想象。1998年，Lyuba在赫爾岑大學學畫畫，我們在聖彼得堡一同度過了除夕。

約翰·伯格在他的一部小說開篇寫道：「我聽見的，幾乎都能記起，但我終日聆聽，時而不知如何將所有事物兼容並蓄。每當這時，我就緊緊依附於看似適用的文字和語句。」我一直把這句話當作我的試金石。我後來還是會定期旅居彼爾姆，十二年來，我都會把朋友們的生活照製作成影集和有趣的拼貼畫，寄回Chulakov一家當作我們友誼的紀念，其他時間我幾乎很少關注那些照片了，也許這也解釋了許多影像無法自覺的本質。直到2008年，在俄羅斯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夏天后，正是影像的這種特質讓我再度關注到當時的照片。那年夏季，我和Giorgi的妻子Valya，他們的小女兒Ann還有他們的兒子Deema，踏上了為期一個月的公路之旅，我們在西伯利亞西南部的阿爾泰長途跋涉了6000公里。和我們一道的還有Ketov和Bolshakov兩家人，他們和Chulokov一家關係非常好，這麼多年來也很歡迎我。這次旅行不僅僅是我的一次冒險之旅，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次激動人心、野心勃勃的嘗試。我們要觀看日食，還要進行一周的徒步和露營，到西伯利亞的最高峰Belukha的山腳下探險，那裡長年冰雪覆蓋的尖峰，千年來直指天空，Belukha是佛教、印度教和薩滿教的精神象徵，在阿爾泰民間傳說中，人們信奉這座山是通往Shambhala(香格里亞)之門，信奉這片土地是與世無爭、安定幸福、全民開悟的一片「淨土」。

在這次艱苦跋涉的頭一天，我們就遇到了大暴雨，我把相機放在防水夾克的一個外口袋裡，忘記把口袋繫緊，走了幾個小時後相機就浸了水。Alexi Ketov帶了兩台相機，他十分慷慨地借了我一台，可就在第二天，我們跨過一條又深又湍急的山澗的時候，我沒站穩，這台相機也浸水了。我也不抱有什麼希望了，只好絕望地把相機拆開，把零件放在營地旁邊的平坦岩石上晾乾，這過程中電池的小金屬蓋又被我弄丟，讓我更加心煩意亂，而我的朋友們毫不氣餒，他們除了一把斧頭和一把多功能小刀之外沒有別的工具，卻用金屬鐵罐如法炮製了一個小蓋子，零件晾乾之後我把它們重新組裝起來，相機奇蹟般地復原了。

當時我的大腦一片茫然，因為我們深入了世界上最遙不可及、最美、最原生態的地區之一，我卻無法拍下這裡的全貌，但漸漸地我開始意識到，真實的照片之於我，並不是戲劇性、宏偉壯觀的場面，而是那些日常生活的提煉。那年夏天回到倫敦，我發現已經累計拍攝了一萬多張照片，這是一個可以回溯到14年前的獨立系列，到現在已經超過了20年，總計將近兩萬張照片。這個系列記錄了Chulakov家族的四代人，在此意義上，這些照片與那些十九世紀的小說異曲同工，它們都在藝術層面之外，以超乎我們意料的方式繪製着時間，通過家族的變化和延續，記述了代代相傳的親情和友誼。

作為彼爾姆的一個旅人，我講不了流利的俄語，無法深入當地的生活。關於Chulokov家族，我只能創造自己的故事，書寫自己的劇本。Chulakov一家有三個姐妹和一個兄弟，就和契訶夫的戲劇「三姐妹」一樣。我還發現，契訶夫曾寫信給馬克西姆·高爾基，說他把劇本設定在一個想象的外省小鎮，他想到了一個就像彼爾姆的地方，契訶夫戲劇的核心可以說表現了人類活在當下的苦境，戲劇中三姐妹的住所和彼爾姆十分類似，她們都盼望着回到莫斯科，想象莫斯科才是她們「真實」的生活所在；然而我在Chulakov一家，直接感受到的是他們活在當下的喜悅。我意識到我的攝影，同樣也得講述一種存在的意義，而不是記錄人們的所作所為，我要看見他們如實生活的樣子，擁抱彼此的樣子，而不是他們「做」了什麼。所以我從未拍過他們一家人在外工作的照片。

「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中，似乎無法逃避它的力量，連同國王的神權也是如此。而人類能夠抵抗，或是改變所有的人為之力，這種抵抗和改變往往始於藝術，更常始於我們的藝術，即文字藝術。」（勒古恩 2014 n.p)

要想改變世界，我們需要改變講述世界的方式。如何塑造這些新的故事，我們則需要重新看待這個世界。在整個社會中，世界的呈現方式和（人們的）存在無法共鳴，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脫節是在讀經濟學的時候，我驚訝於建模、圖標、統計和數字構建的經濟理論，和真實的生活是如此的相去甚遠。我們忽視日常生活經驗的獨特性，忽視個體獨特的價值所在，造成了一個失去道義的社會，這個社會既不關心男女同胞，也不關心整個世界的福祉。

所以我作品的核心，在於對鏡頭裡的世界表示敬意，無論拍攝的是人、藝術品、植物還是動物，這些照片都應該在任何意義上展現他們最好的一面：在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人際圈內實現着自我價值。這種對他人、他物的敬意，賦予當下生活以理由和意義，我認為這種敬意，是通往長久政治變革的必經之路。除非我們能夠欣賞這個世界的物質性，以及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否則我們無法真正審視自己為人處事的輕佻態度，審視自己對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揮霍無度，包括友誼、分享食物、撫養家庭，然後我們才能覺察到更多的身外之物。

這些照片拍攝了朋友、共食、鮮花、寵物和笑容，它們是一種象徵：愛的象徵。我希望它們被視為家庭影像，以及對家庭影像的思考。我樂於成為這個家庭和城市的局外人，因為正是這種互不一致的關係，呼應了我所認為攝影中的固有矛盾。攝影是現實和虛構的奇異交融：使得攝影的特性難以捉摸，更無法滲透。攝影的這些善變的特質，藏匿在靈動的光澤之下，反映了自我認知的主體性。我的結論是，這個世界不是光靠想象就能得心應手，真相是你永遠無法洞悉它的全貌。如此一來，這個世界迫使我們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謙遜，因為你意識到需要依賴他人，並且只有不斷向別人學習才能取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照片或許是天真爛漫的：是一個初來乍到者對這片土地的印象，但他能夠發覺這個世界別開生面，另有洞天。

我有三個姐妹，所以在Chulakov一家的某些方面能看到自身家庭的影子，我有幸擁有一個田園詩般的童年，浸潤在父母、表親、叔叔阿姨和祖父母的親情中，他們用愛意保護着我，讓我遠離這個殘缺的世界。也許我的攝影是一種探索，通過描繪Chulakov的家庭生活再現這種童真，以此作為看待世界的另一種方式。

該系列中的一張照片，是他們的二女兒Sahsa坐在餐桌邊，他們的家貓坐在她腿上的紙箱裡。Murik為了抓住一隻飛過的鴿子不慎從六樓的窗台跌落，仔細看可以看到他鼻子流了血，紙板箱上也有斑斑血跡，這隻貓依靠腿上的金屬支架活到了現在。這張照片讓我想起了另一個Chulakov一家的故事，第一次去Giorgi家拍的一張照片裡記述了這個故事，我們在家看了一段影片，影片記錄了幾年前一次非同尋常的家庭夏日出遊。我最近和Lyuba回憶起這個故事，她也還記得我第一次拜訪他們家的情景。這段影片拍攝了Giorgi和他的妻子Valya，他們四個年幼的孩子和另外兩家人，他們是如何租來了一架直升飛機，一同抵達了烏拉爾北部一個禁止通行的邊境地區。

直升機降落在目的地後，他們乘着自己造的竹筏沿着科瓦河漂流了兩個星期，並提前安排了直升機來接回他們。對我來說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還帶上了家裡的貓共赴這次探險之旅。Murka是一隻小巧玲瓏的白貓，在旅行前從沒出過他們住的公寓六樓，一次也沒有，這是一隻家貓。從照片中可以看到這隻貓自顧自地趴在開闊的竹筏上，一臉心滿意足的樣子，貓、一家人還有他們的狗乘着竹筏在廣袤的原始風景中順流而下。這隻貓非常享受這次旅行，它嘗到了冒險的滋味，以至於回家後總想着逃離公寓。第一次成功出逃的幾天後，鄰居在半里外的集市發現了它。後來，Murka第二次離家出走，再也沒見它回來。

這個系列裡的每一張照片都圍繞着故事，但我希望它們以各自獨立的形式存在，作為一種不動聲色的觀看方式。我深信攝影可以訴說真實，然而通過文字，我講述的是哪一個故事呢？

《 假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