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的《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原書名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1998、2004、2005；郭楠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9月）初版於1998年，2004年的第二版是修訂版，從引述的文獻中可見作者補充了截止到2002年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現在這部上海社科出版社的譯本在去年9月初版後，到12月就已經是第五次印刷；在多年前還有過吉林出版集團的中譯本《工作、消費、新窮人》（仇子明、李蘭譯，2010年），可見該書在讀書界是頗受歡迎的。我手頭沒有吉林版譯本，下面的引文依據的是上海社科版的新譯本。鮑曼在書中開頭就說「窮人需要並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因為在窮人的形象中隱藏着我們自身的恐懼和焦慮，研究其中的原因會讓我們發現這個時代的一些最重要的東西；通過揭示當代貧窮敘事之下被忽視、被刻意掩蓋的部分，會讓我們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導言）認真想一想這幾句話，在時下還有比這更重要的閱讀該書的理由嗎？尤其是想到在茫茫大地的風雪歸途中那些並無惡意的、無助的返鄉人，想到近些日子不斷看到的流淌在流調圖時空中的所有生活的艱辛——工作、消費、新窮人，還有比這更讓人揪心的閱讀主題嗎？鮑曼在該書中寫新窮人，但不是簡單地講述新窮人如何受苦的故事，也不是為了向 「脫貧致富」工程獻策，而是要講述在與生產者社會不同的消費者社會中，何謂新窮人，以及新窮人有什麼樣的未來前景；還有就是關於聽起來與新窮人有關係的福利國家，雖然實際上它在我們的視野中幾乎被遺忘，鮑曼會告訴你即便有這種關係也是靠不住的。鮑曼以「有缺陷的消費者」來定義「新窮人」有他的合理性，從現代到後現代社會歷史敘事與西方消費社會景觀可以作為支撐。對於我們的經驗來說既有適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方面，雖然近幾年在我們的網絡語言中出現的「新窮人」也是與消費社會有關。在我看來，存在這種差異性不會降低鮑曼「新窮人」理論的可信度，反而會讓我們信服他在九十年代的預見性。該書分三部分，共六章。第一章談工作倫理的起源。窮人到工廠勞動，既能消除貧困又能保證社會安寧，實現對人的服從性改造。第二章講述從「生產者社會」到「消費者社會」是不可阻擋的發展潮流，消費者社會不再需要大規模勞動，曾經作為「勞動力後備軍」的窮人變為「有缺陷的消費者」，並使他們失去了有用的社會功能。第三章追溯福利國家的興衰，以集體責任對抗個體不幸的共識被相反的共識所取代。第四章討論了工作倫理與新窮人的關係，研究了流行的「底層階級」概念，分析他們是如何呈現為一種「社會問題」。第五章討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作與貧窮問題，第六章是關於窮人和貧困問題的可能前景以及我們應如何面對。鮑曼提出的問題是：還能藉助傳統的手段對抗和征服貧困嗎？還是應該尋求新的解決辦法，比如把生存權與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分開？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面對這些問題，追尋切實可行的答案的努力，究竟有多迫切？」我們還可以追問的是，什麼人最應該首先回答這個問題？在第二章的「消費者社會的窮人」這一節中，鮑曼比較集中地論述了「新窮人」（new poor）的問題。貧窮不僅意味着物質匱乏和身體上的痛苦，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和心理狀況，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達不到標準」，與既定社會的「幸福生活」無緣。那麼在消費者社會中，所謂的「正常生活」是作為消費者的生活，可以在市場上選擇商品、獲取愉悅的感受和生動的體驗。消費者社會的窮人沒有能力過上這種「正常生活」，就意味着他是失敗的、有缺陷的和不合格的消費者。在第六章「新窮人的前景」中鮑曼又重複了這個定義：「今天的窮人是『不消費的人』，而非『失業者』。他們首先被定義為有缺陷的消費者，因為他們沒有履行最重要的社會責任——積極有效地購買市場提供的商品和服務。」（154頁）既然消費是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這就必然導致他們個人的社會降級和「內部流放」，他們被拋棄、被剝奪、被貶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會盛宴之外。（49頁）這種新窮人的心理痛苦與無法打發時間的無聊感緊密相關，而消費文化的最大內涵就是與無聊絕緣，永遠有新鮮的刺激感。窮人無法消解無聊帶來的痛苦，挑戰法律和秩序成為他們最願意用來對抗無聊的冒險，最好的情況就是以一種誇張、過度、最終流於形式的家庭勞碌來與無聊對抗，比如擦洗地板和窗戶，清潔牆壁、窗簾和孩子們的衣物、打理後花園。（51頁）在我們的網絡流行語言中的「新窮人」也是與消費有關，但是與鮑曼的「失敗的、有缺陷的和不合格的消費者」的定義有不同的側重點。我們的「新窮人」主要指的是九零後有高學歷、收入不低、高消費的群體，追逐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和品味，雖然也有車有房，但還貸壓力大；寧願壓縮日常生活開支，外表必須鮮光亮麗；工作多年，但幾乎沒有積蓄。「新窮人」本可以衣食無憂，但是消費市場的誘惑讓他們感覺自己永遠是「窮人」。有評論者認為，所謂的「新窮人」實際上的消費觀有問題；如果與鮑曼筆下的新窮人比較，他們其實還說不上是新窮人，因為他們不是沒有消費能力，而是欲望永遠超過了能力。「如果消費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標準，衡量幸福的標準，甚至是衡量尊嚴的標準，那麼人類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經打開，再多的購買和刺激的感覺，都不能喚回過去『達到標準』帶來的滿足感：現在根本就沒有標準可言。」（109頁）這話倒是說對了他們。新窮人的出現有其社會史的軌跡和留在思想史上的精神印記，鮑曼很善於從歷史變遷中發現社會重心的變化，在現實中發現某些口號、觀念的虛假性。比如在工業時代引入工作倫理概念的道德改革運動，試圖在工廠主掌控的紀律下對工人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獻精神的工作態度。但是他指出「工作倫理本質上是對自由的摒棄」（第6頁），這讓我們想起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上的那句標語：「勞動帶來自由」，還會想到那些關於勞動光榮的口號和訓誡，我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討論過這些問題。鮑曼引述了哈蒙德夫婦（J. L. and Barbara Hammonds）的話：「上層階級希望勞動者只具有奴隸的價值。工人應該是勤勉的、專注的，永遠不要考慮自己，只對主人忠誠……」（第8頁）雖然有點難聽，卻是事實。支撐這種工作倫理的還有更殘酷的心態和事實：只要不工作的窮人深陷於赤貧，那些只有最微薄工資的工作者就不會抱怨生活無法忍受。雖然鮑曼知道工作倫理就意味着沒有選擇、無法選擇和禁止選擇，而且堅信如果沒有自由選擇就不存在真正的道德可能，但他似乎還是認為工作倫理的倡導者未必是有意口是心非的、虛偽的，「那些計劃和措施雖然殘酷，但改革者真誠地認為它們是……一種道德高尚的行動」。（19頁）從某種生活經驗來看，或許鮑曼還是太善意了。「當我們談論消費者社會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呢？」（28頁）這是一個根本問題，雖然我們早已在消費社會中泥足深陷，但未必都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鮑曼認為不能泛泛地說「社會成員都在消費」，而是應該把它與從前的生產者社會對應起來思考，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基本特質：「社會主要要求人們以消費者的能力參與其中，首先依照『消費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員，並期望他們具有消費的能力和意願。」（29頁）也就是說，社會的重心從生產轉移到消費，人們融入社會秩序並獲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也發生了改變。這時，「人首先要成為消費者，才能再擁有其他特別的身份」。（33頁）這時社會的生產者當然還是繼續存在，但是意義和重要性變了。尤其是在「消費主導經濟復甦」的共識中，與其說經濟增長取決於「國家生產力」，還不如說取決於消費者的熱情和活力。與此相應的變化是穩定、持久的職業生涯不再是普遍有效的選擇，長期的、有保障的、確定性的工作已經很少見。新的工作總是有期限的或者是兼職的，「靈活」就業這個時髦概念代表的是一場幾乎沒有任何規則的僱傭和解僱遊戲。（34頁）鮑曼看到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社會景象，我們今天在下一代人身上也早已看到這種重大的變化，並且看到了在這種變化中的矛盾心態：對社會身份的渴望和恐懼是一種持久、矛盾、困惑的複雜心態。（36頁）既然消費品市場的特徵就是消耗性的、短暫性的，社會身份也應該是這樣，占有是為了消費。再往前，社會的規範管制也成為了消費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消費者社會反對所有強加在選擇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抗拒對任何潛在的消費對象的非法化，並通過廣泛支持大多數『去管制』措施來表達其不滿」。（37頁）這話說得很清楚也頗有力量，在我看來，選擇的權利與自由被看作是檢驗真假「還利於民」的試金石。生產者必須通過集體合作才能完成生產。消費者則是個人的、獨立的乃至孤獨的活動，有時的聚集、交流只是為了增強樂趣，即便在這時也是對選擇與消費的個性的分享與讚揚。選擇與消費的自由度決定了消費者的社會地位，所謂的財務自由其實只是為了說明消費自由的能力。手持信用卡（對今天的國人來說則是手機）還是存摺，這是辨別消費者身份的第一道關卡。炫耀他人未曾經歷過的奇景，貶低別人已經嘗試過的一切，這是級別很高的消費享受。鮑曼從這裡引申出「消費者必須以審美趣味為導向」的信條，「是美學，而非倫理學，被用於整合消費者社會，確保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美學則把崇高的體驗放在首位」。（40頁）這時連職業性工作也會受到美學的深刻影響，只有那些有個性的、能帶來藝術性和創造性體驗的職業具有最高的價值。聽起來這的確是職業性勞動的最高境界，但是不可能希望所有職業都能如此。新窮人的產生背景是時代性的經濟趨勢。現在的企業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也能增加利潤，對大公司而言，「進步」首先意味着「裁員」，科技進步意味着用軟件取代人。證券交易市場對就業波動的反應很清楚：當某行業、某企業裁減人員之時，該行業或企業的股票反而急劇上升，這種現象幾乎每天都在全球所有的證券市場重複上演。（86頁）按照羅伯特·賴希的分類，勞動力市場上有四種類型的職業：引導者、教育工作者、消費市場工作者和常規工作者。最後一類人容易就業，也容易失業，他們的工作是常規性的，但其僱傭關係卻是非常規的、脆弱的；同事間的關係是零散的，要想集體抗爭是極為困難的。他們無法在工作中獲得意義和自豪感，只有消費市場給他們提供了體驗意義的場所，但是他們進入這個場所的能力卻很有限。在這樣的時代中，「階級」的概念有了更多新的、變化中的內涵。「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固然不再存在；「下層階級」（lower class）則是流動性的、暫時的；「底層階級」（under class）則是指那些被排除在階級體系之外的人：沒有任何機會，無法被重新接納，沒有容身之所，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原則上不值得救贖。（96頁）但具體的界定則很靈活，輟學者、無業游民、非婚生子、靠社會福利生存的年輕女人、無家可歸者、乞丐、酗酒、吸毒成癮的窮人和街頭罪犯等等，住在廉租房中的窮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幫派成員也常被歸入底層階級。令我有點想不到的是，鮑曼發現當底層階級進入人們視線的時候也正是冷戰結束的時候，在蘇聯解體之後，底層階級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中心。但是輿論關注的後果卻是把「底層階級問題」和「貧困問題」分開，淪為底層階級被認為是個人選擇問題。（103頁）在這裡又出現了工作倫理的問題，因為鮑曼極為敏銳地看到，工作倫理本來隨着生產者社會讓位於消費者社會而失去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面對底層階級的問題時卻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工作倫理本來可以幫助那些願意工作的人，既然底層階級拒絕工作，那就是他們個人的責任，社會的其他階層也就不必因為底層階級的存在而感到道德上的內疚。（106-107頁）在談到新窮人的境遇、前景的時候，不應忘記鮑曼寫於1989年的《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1989；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我甚至感到鮑曼在談到理性秩序對待新窮人的態度時還是有疏漏的，也太溫和了。應該把他提出的大屠殺的教訓作為認識新窮人問題的重要參照——每當我們為新窮人在以程序理性、數據監控等名義的冷漠強制下流離失所、哭訴無門而感到憤怒的時候，就應該想到鮑曼曾經不遺餘力地揭示和批判的納粹大屠殺得以實施的機制及其驅之不散的現實陰影。作為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著名思想家，鮑曼把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對大屠殺的反思結合起來，同時也與對後現代性的預言結合起來。在他看來，正是在現代性的理性計算、技術的道德中立、社會管控的工程化等本質要素的基礎上出現這樣的社會管治景觀：多元的社會力量和意見紛爭消失殆盡，肆無忌憚的社會管治工程雄心勃勃，視社會為必須被控制、被全面管治的對象；管治實施過程中的科層機構權力絕對化，理性、科學、專業的技術手段使層級化和功能性的權力分工成為科層行動體系的重要特徵，只論行政績效的獎懲方法使其成員僅需要對行政職責與技術職責負責，從而卸下了道德責任和人性良知；對受害者的污名化使旁觀者為自己的冷漠找到開脫的理由，而袖手旁觀就可以保證自身利益不會受損的理性考量也使旁觀者的道德勇氣被消解；受害者中的個體也被理性的計算所控制，失去了團結反抗的勇氣，不自覺地成為迫害者的合作者。在鮑曼的分析中，弱化和驅除科層體系的工作人員的道德驅力是大屠殺得以實施的基本條件，方法是利用技術專家的權威、技術手段的中介和精細分工拉大執行者和受害者的距離，而這些正是仍然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的現代性的理性趨勢。在這部關於新窮人的著作中，鮑曼也談到納粹的暴行問題：「納粹的暴行並非因為喜歡暴行，而是因為責任；並非為了施虐，而是為了美德；並非基於快感，而是基於方法；並非肆無忌憚、釋放野性的衝動，而是以優秀的價值觀為名，以專業的能力持之以恆地完成面前的任務。」（159-160頁）鮑曼指出，所有這些使大屠殺得以實施的因素並沒有後現代性中消失，只是換上了不同的戲碼而已。當人們不再相信「世界大花園」以及「偉大的園丁」的時候，多元文化成為後現代世界的主流，知識分子的「立法者」角色讓位給「闡釋者」，無法再以絕對化的宏大理論為權力的絕對化背書。但新的問題是在多元化中出現的個體化趨勢和曖昧的、不確定的道德姿態，使人類陷入新的孤立與隔絕狀況之中，喪失了對他人和公共社會的興趣及責任，整個社會由此而面臨喪失政治意義上的公民和道德責任感的危險。這將會導致從另一個方向重蹈大屠殺的覆轍。因此鮑曼的警語不僅是針對現代性與大屠殺的，同時也是針對後現代性的全球化時代的：我們不應該放棄「理性思想匯合的啟蒙夢想」。「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要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在任何社會中，窮人都是一個問題。鮑曼說每個社會對窮人的態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恐懼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憐憫和同情。而且有史以來第一次，窮人成了徹底的麻煩：沒有人需要他們，他們最好不存在。他們可以被無情地拋棄，沒有人會因此懊悔或內疚。（154頁）而如果窮人試圖捍衛福利體系的殘存，他們會發現自己沒有談判籌碼，無法傳達自己的聲音，不可能給對手造成威脅，更沒有任何能力來打動社會上的普通公民。（156頁）那麼，怎麼辦？新窮人的出路在哪裡？鮑曼引述了克勞斯·奧菲提出的「意在徹底解決目前的危機」的方案，其核心是「個人收入權利和實際收入能力脫鈎」的構想，實際上是一種最激進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個人的基本權利、基本保障為中心，以需求原則、個人權利原則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國家價值觀延續到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他樂觀地認為這是「一個合乎邏輯又有生命力的主張」。（163頁）儘管他也知道這個方案「在嚴肅又現實的學者看來或許不值得思考」，但是他的反問也深深地觸動了我：「我們怎麼能肯定，不被市場奴役的經濟是不現實的？不平等的加劇是無法阻止的？」他接着馬上提到了烏托邦，通過引述德魯瓦、保羅·利科、艾因薩關於烏托邦的論述說明烏托邦是可能的。（167頁）在這裡我想起保羅·蒂里希關於烏托邦的論述是更有力量的，他堅定地認為烏托邦是真實的，因為它表現了人的本質、人生存的深層目的；它顯示了人本質上所是的那種東西。他還論述了烏托邦作為終極批判的基礎和原則的超越性，有了它，我們不會迷失在現實生活的成功與失敗、期望與幻滅之中。（參見保羅·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鈞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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