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經濟學家，思想家
在啟蒙運動時代，在北美人民獲得了獨立年代裡，以及幾年以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的時候，西方文明的主流情緒是樂觀的。那時候，所有的哲學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確信他們生活在新的繁榮、進步和自由的世紀的開端。在那些日子裡，人們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在歐洲和美洲的自由國家建立的憲政代議制政府——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而且經濟自由持續地改進人類的物質狀況。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些期望中的一些是過於樂觀了。無疑我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見證了經濟狀況的前所未有的改善，這使得多得多的人口能夠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存。但是我們也知道18世紀哲學家的許多希望——不再有戰爭、不再有革命的希望——被徹底粉碎了。這些期望沒有實現。
19世紀，曾有一度，戰爭在數量和嚴酷性方面都下降。但是20世紀帶來了尚武精神的復甦，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還沒有走完人類必將經歷的苦難歷程。
18世紀末19世紀初出現的憲政制度使人們感到失望。思考過這個問題的大多數人——以及大多數論者——似乎認為這個問題的經濟和政治方面沒有聯繫。於是，他們在長篇大論議會制——人民代表的統治——瓦解的時候，就好像這個現象與經濟狀況和決定人們的活動的經濟學觀念完全無關似的。
但是它們並非無關。人並非有政治一面和經濟一面而且兩者不相干的存在。事實上，所謂的自由、代議制政府和代表制度的瓦解是經濟和政治觀念劇烈變化的後果。政治事件是經濟政策的變化的必然後果。
指導着那些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發展出新政治體系基礎的政治家、哲學家和律師的觀念始於這樣的前提：一國之內，所有誠實的公民都有同樣的終極目標。這個一切正直的人們都應致力的終極目標是整個國家的福祉，以及其他國家的福祉——這些道德和政治領袖們完全相信一個自由國家無意於征服。他們認為黨爭是自然的，關於處理事務的最佳方式存在不同意見是完全正常的。
那些對於問題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合作，這種合作被稱為組黨。但是政黨的結構不是永恆的。它並不取決於這些個體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如果人們知道政黨原先的地位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或者錯誤的觀念上，政黨結構就會改變。從這個觀點看，許多人認為競選中和以後立法會議上的討論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機構成員的講話被人們認為不僅是告訴世人一個政黨要求什麼的宣言。它們還被認為是使對立黨派信服演講者的觀念比他們從前聽到的觀念更加正確、更加有利於公共福祉的努力。
政治演說、報紙上的社論、小冊子和書籍都是為了說服而寫作的。沒有理由相信，如果一個人的觀念有充足的理由，他卻不能使多數人信服他的觀點是絕對正確的。正是出於這個觀點，19世紀早期的立法機關才寫入憲法條文。
但這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預市場。它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只有一個政治目標：整個國家全體人民的福祉。干預主義取代的正是這個社會和經濟哲學。干預主義培育了一種十分不同的哲學。
按照干預主義的觀點，給予特殊群體支持、補貼和特權是政府的職責。18世紀政治家們的觀念是立法者具有關於公共利益的特殊觀念。但是我們今天的現實、我們今天在世界上一切非共產主義獨裁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現實中毫無例外地看到的卻是這樣的境況：不再有過去的古典意義上的真正政黨了，有的只是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s）。
壓力集團是一群企圖以其他國民承擔代價為自己謀取特權的人。這個特權可能是對競爭性進口產品的關稅，可能是補貼，可能是禁止其他人與壓力集團成員競爭的法律。不管怎麼說，它給予壓力集團成員們特殊地位。它給予他們一些——根據這個壓力集團的觀念——其他集團得不到或者不應得到的東西。
在美國，過去的兩黨制似乎依然保留着。但這只是真實境況的偽裝。事實上，美國的政治生活——以及所有其他國家的政治生活——都是由壓力集團的鬥爭和願望決定的。在美國仍然有共和黨和民主黨，但是兩黨中都有壓力集團的代表。這些壓力集團的代表更願意與對立黨派中的同一個壓力集團的代表——而不是與本黨成員——合作。
舉個例子。如果你和美國真正明白國會事務的人談話，他們會告訴你：「這個人，這個國會議員，代表白銀業集團的利益」。他們也會告訴你另外某位議員代表小麥種植者。
這些壓力集團中的每一個都必然是少數。在一個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上的體系中，每個要求特權的團體都必然是少數。如果不與其他類似的少數、類似的壓力集團合作，少數永遠無法取得成功。在立法機構中，他們試圖建立各個壓力集團的聯盟以成為多數。但是，一段時間之後，這個聯盟會破裂，因為在一些問題上各個壓力集團不可能達成一致，新的壓力集團聯盟會形成。
這就是1871年在法國發生的事情，歷史學家們稱之為「第三共和國的衰亡」。它不是第三共和國的衰亡；它只不過是壓力集團制度不可能成功治理大國這個事實的例證。
在立法機構中有小麥業、肉業、白銀業、石油業的代表，但首先是有各個工會的代表。在立法機構中只有一個群體沒有代表，那就是全體人民。只有很少人站在全體人民一邊。而所有問題，甚至對外政策的問題，都從特殊壓力集團利益的角度被看待。
在美國，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對白銀價格感興趣。但是並非這些州的每個人都感興趣。然而，美國數十年來花了大量納稅人的錢在市場價格之上購買白銀。再舉一個例子，在美國，只有少量人口從事農業；其他人口是農產品的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然而，美國的政策是花費成百上千億維持農產品價格高於潛在市場價格。
人們不能說這個政策有利於少數人群，因為農業利益不是均勻一致的。奶農對於穀物的高價格並無興趣；相反，他更希望穀物價格低。雞農希望雞飼料價格低。農民有許多對立的特殊利益。然而，國會政治中的巧妙策略是少數群體有可能以多數的利益為代價獲得特權。
一個在美國尤其有意思的例子是關於糖。或許每500個美國人中只有一個對糖的更高價格感興趣。或許500人中的499人希望糖價更低。然而，美國的政策卻是通過關稅和其他特殊手段提高糖價。這個政策不僅損害那499位糖的消費者的利益，還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製造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對外政策的目標是與所有其他美洲共和國合作，其中一些國家有意向美國出售糖。它們本來可以出售更多。這表明了壓力集團利益甚至可能決定國家的對外政策。
年復一年，全世界的人們論述着民主——人民的代議制政府。他們指責其缺陷，但是他們抨擊的民主不過是干預主義，是國家的主導政策的那種民主。
今天人們可能聽到這樣的說法：「在19世紀初，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立法機構，人們發表關於人類重大問題的演說。他們為反抗暴政、為自由、為所有國家的合作而戰。但是現在我們在立法機構中更加現實了！」
當然我們更加現實了；人們不再談論自由：他們談論花生的更高價格。如果這是現實的，那麼立法機構當然改變很多，但這不是進步。
干預主義帶來的這些政治變化大大削弱了人民和代表抵禦獨裁者妄念和暴君行徑的力量。只關心滿足投票者願望——例如，要求糖、奶和黃油的更高價格以及（受到政府補貼的）小麥的更低價格——的立法代表只能非常虛弱地代表人民；他們永遠無法代表全體人民。
喜歡這些特權的投票者沒有認識到，還有希望相反事情的反對者會阻止他們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這個制度導致公共開支持續增加，同時徵稅更加困難。這些壓力集團代表希望給自己的壓力集團爭取許多特權，但是他們不想給自己的支持者加上過重的稅收負擔。
立法者應當代表的不是全體人民，而只是他的選區的特殊利益，這種觀念不是18世紀那些現代憲政政府奠基者的觀念，它是干預主義的產物。最早的觀念是，立法機構的每個成員都應當代表全體人民。他在特區當選僅僅因為他為當地人所知，當地人們對他有信心。
人們並不應期望他去政府為他所屬的群體要求特殊利益，比方說新學校或新醫院或者新精神病療養院——由此導致政府在他的社區的開支大幅上漲。壓力集團政治學說明了為什麼所有政府都幾乎不可能停止通貨膨脹。一旦當選官員試圖縮減開支，限制花費，那些主張特殊利益的、從預算項目中受益的人們就會出來聲稱，這個項目不能實行或者那個項目必須做。
當然了，獨斷絕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正如它不是解決自由問題的辦法一樣。獨斷者起初可能做出各種承諾，但是作為獨斷者，他不會信守承諾。相反，他會立即壓制自由言論，使得報紙和立法代表無法——在幾天、幾個月或者幾年後——指出他在獨斷初期所說的和後來所做的不一樣。
我們看到自由在這麼多國家中衰敗的時候，就會想到德國這樣的大國過去經歷的可怕獨裁。因此，人們現在談論自由的衰敗和我們的文明的衰落。
人們說每個文明最終必然毀滅和瓦解。一些傑出人士支持這個觀念。其中一位是德國教師斯賓格勒，另一位更加知名得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文明衰老了。斯賓格勒將文明與不斷生長但最終會衰亡的植物比較。他說，文明也是一樣。把文明比喻為植物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首先，在人類歷史上區分不同的獨立的文明是十分困難的。文明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的，它們不斷相互影響。因此，人們無法像論及一個植物的死亡那樣論及一個特定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便你拒絕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學說，仍然有一個十分流行的類似的說法：衰落的文明。無疑，在公元前二世紀，羅馬帝國培育了非常有活力的文明。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歐洲、亞洲和非洲地區有很高的文明。也有建立在某種程度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很高的經濟文明。儘管與我們今天的狀況相比，它頗為原始，但無疑是引人矚目的。它達到了現代資本主義之前最高的勞動分工程度。同樣無疑的是，這個文明解體了，特別是在3世紀。羅馬帝國內部的解體使它無法抵禦外部的侵略。儘管那次侵略並不比羅馬帝國在之前幾個世紀多次抵禦的侵略更嚴重，但是在羅馬帝國內部發生分裂後，他們不再能夠抗得住。
發生了什麼呢？出現了什麼問題？什麼造成了一個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18世紀之前最高文明的帝國的解體？真相是，毀滅了這個古老文明的是與今天威脅我們的文明的危險十分類似的、幾乎相同的事物：一是干預主義，二是通貨膨脹。羅馬帝國的干預主義表現為這樣的事實：羅馬帝國因襲了希臘的政策，沒有放棄價格管制。這個價格管制一直是溫和的，幾乎沒有什麼後果，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它並沒有試圖把價格降到市場水平之下。
但是當通貨膨脹在3世紀開始的時候，可憐的羅馬人尚沒有通貨膨脹的技術手段。他們不能印錢；只能降低鑄幣的貴金屬成色，與今天的辦法相比，這是個笨拙得多的辦法——今天，人們藉助印刷廠能夠輕易地毀壞貨幣的價值。但是那足夠了，而且它造成了與價格管制一樣的結果，因為當局允許的價格現在低於通貨膨脹造成的各種商品的價格的潛在水平了。
當然了，結果是，城鎮中糧食供應下降。城鎮裡的人們被迫回到農村重新務農。他們不能理解。他們不具備理解勞動分工問題和通貨膨脹對市場價格影響的思想工具。貨幣濫發、貨幣貴金屬成色降低是不好的，這一點他們當然十分清楚地知道。
於是，皇帝制定針對此的法律。一些法律禁止城鎮居民遷移農村，但是這樣的法律是無用的。只要人們在城裡沒有吃的，只要他們在挨餓，就沒有什麼法律能夠阻止他們離開城鎮重新務農。城鎮居民不再能夠在城鎮中作為工匠在加工行業工作了。而且，隨着城鎮中市場的消失，不能夠在城裡買到任何東西了。
於是我們看到，從3世紀開始，羅馬帝國的城鎮衰敗了，勞動分工不像以前那麼深入了。最終，中世紀自給自足的家居制度，也就是後來法律上所謂的「城堡「制度，出現了。
因此，如果人們把我們的狀況與羅馬帝國的狀況對比並且說：「我們也會走同樣的道路」，他們是有理由的。他們能夠發現一些相似的事實。但是也有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並不在於3世紀下半葉的政治結構中。那時候，平均每隔三年一個皇帝被暗殺，殺他的人或者幕後主使成為繼任。再過三年左右，新皇帝也遇害。當迪奧克里申（Diocletian）284年登基時，他一度試圖阻止衰敗，但是沒有成功。
今天的狀況和羅馬時代的狀況的巨大差異在於，導致羅馬帝國的解體的那些措施不是預謀的。我得說，那些措施不是應受指責的成型學說的結果。
然而，相反，我們時代的干預主義觀念、社會主義觀念和通貨膨脹論觀念已經被作家和教授們調製成為成型學說。學院和大學在教授這些學說。你們可能說：「今天的狀況糟糕得多。」我將回答說：「不，並不更糟糕。」在我看來，今天的狀況更好，因為這些觀念能夠被另一些觀念擊敗。在羅馬皇帝的時代，沒有人質疑政府有權決定最高價格是好的政策。沒有人有異議。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些學校和教授提出異議，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今天為害我們的、使得政策如此有害的所有那些壞觀念都是被學術理論家發展出來的。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奧爾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說到「群眾的反叛」。我們必須小心運用這個詞，因為反叛不是群眾發動的：它是知識分子發動的。那些提出了這些學說的知識分子並非來自群眾。某種學說聲稱只有無產群體有好觀念，而且只有無產群體思想能夠創造社義，但是所有社義作家，無一例外，都是社義者所說的意義上的資產階級。
卡爾·馬克思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他是律師的兒子。他不必工作就上了大學。他和今天那些成功人士的孩子一樣在大學學習。後來，他畢生得到他的朋友恩格斯的支持，恩格斯是工廠主，按照社義觀念，是最壞的那種「資產階級」。在馬克思這樣的語言裡，他是剝削者。
我們時代人類社會發生的一切都是觀念的產物。好的壞的都是。需要做的是與壞觀念戰鬥。我們必須與公共生活中不喜歡的一切事物鬥爭。我們必須用好觀念取代壞觀念。我們必須拒斥主張工會暴力的學說。我們必須反對財產充公、價格管制以及危害我們的所有那些邪惡。
觀念，也只有觀念能夠照亮黑暗。這些觀念必須以能夠說服人的方式傳達給公眾。我們必須使人們相信，這些觀念是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19世紀的偉大時代、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是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巴斯夏和其他人——的觀念的結果。
我們要做的不過是用好的觀念取代壞的。這一點，我希望正在成長的這一代人能夠做到。我們的文明並非像施賓格勒和湯因比說的那樣註定滅亡。我們的文明不會被莫斯科的精神征服。我們的文明將要也必然存在下去。它將通過比今天主宰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那些觀念更好的觀念存在下去，而這些更好的觀念將由正在成長的這一代人發展出來。
五十年前，世界上幾乎沒有人有勇氣支持自由經濟，但是現在，至少在一些發達國家，有了一些弘揚自由經濟的機構，例如你們國家的這個邀請我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偉大城市說上幾句的「自由市場研究中心」。我認為這是個好兆頭。
就這些重要論題我不能說很多。六次講演對於聽眾來說可能很多了，但是還不夠建立起自由經濟制度的完整理論，肯定也不足以反駁在過去五十年間關於我們論述的經濟學問題寫就的所有胡說八道。
我十分感謝貴中心給我機會對如此出色的聽眾講演，我希望幾年後在阿根廷和所有其他國家支持自由觀念的人數會大大增長。我本人對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未來充滿信心。本文來源於網絡，譯者彭定鼎。特別推薦購買相關書籍閱讀。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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