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得芝先生
文︱蔣維崧
屈指算來，我認識陳得芝先生已有四十年了。1983年4月，蔡美彪、周清澍、楊訥以及韓志遠諸先生假座南京大學歷史系，為《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定稿，南大是陳得芝先生的母校，我就在這一次結識了這位「地主」陳先生。
陳得芝1952年入學南京大學歷史系，到1960年研究生畢業，整整八年，完成了基礎訓練，開始追隨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善於審音勘同、考釋名物制度而學貫中西的蒙元史大家韓儒林先生，矻矻孜孜地做着這門專深的學問。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的好學專注與聰明才智結合在一起，終於在科學的春天又降臨中華大地之時，綻放出鮮艷的花朵來。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已發表了六十多篇論文，並在韓儒林主編的兩卷本七十餘萬字的《元朝史》中，承擔了一半篇幅的撰寫任務，學界都已知道，韓儒林門下有個助手陳得芝。1978年，當國家恢復招收研究生制度時，韓先生亦有老驥伏櫪之志，第一屆就招了姚大力等四名研究生。然而畢竟年已七十五歲高齡，不勝負荷了，很多授業解惑的工作不得不依靠陳得芝這位大弟子「服勞」了。故而姚大力、劉迎勝等一班韓門弟子從來都是深感師恩之難忘，聞道淵源之有自，尊崇地稱得芝先生為「陳老師」的。「天地君親師」之「師」字，在他們面前，得芝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只是陳得芝依然是幾十年一貫的謙虛謹慎，好學不倦。自己的成果越大，似乎他反而越不敢托大，他對同行如陳高華、楊訥、周良霄、周清澍的成績越是關注。有幾年，他每年都為《中國歷史年鑑》寫專題文章，如數家珍般地娓娓敘說元史界的當年成果。對學生輩的如姚大力、劉迎勝以及南開大學的李治安等都不吝實事求是的褒獎之辭。我就親聞他對《元史論叢》第二輯發表的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一文的稱道。
陳得芝曾在自己的論文集《蒙元史研究叢稿》的《後記》中提到，元史國內的同行有時戲稱他「醇儒」，他也不以為忤。「醇儒」一詞首見於《漢書·賈山傳》，指學識純正的儒者，以此稱呼得芝，當然是一種沒有惡意的調侃。弦外之音大概是指他的厚道有被人利用了還不自知，或是自我解嘲而甘之如飴，顯得有些迂。然而得芝先生則公然表示願意如此「醇儒」下去，寧人負我，我不負人，這種氣度是難能可貴的。但如果視其為無原則的「好好先生」，則不然了，他在學術上的評判分寸感極為強烈，有敢於直言之風，或許這正是「醇儒」的一種特徵？
1986年，我和陳得芝、楊訥二位在上海相遇。談起那時學界正在熱議的評審高級職稱之事。陳得芝因為成果突出，已被南京大學高票通過授予正教授與博士生導師資格。楊訥說起他自己的幾本書（含所編的資料集與論著）均處於校樣流轉過程中，趕不上評審的申報時限，他不願以「即將出版」的名義去爭鋒申報。他說，寧願做個合格的經得起挑剔的副教授，而不願濫竽廁身於正高的行列。楊訥1935年出生，時已過「知天命」之年，仍然有守得住底線的氣魄，令人佩服。陳得芝為楊訥而惋惜，但也不強勸他。這時又談到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副教授，出生於1931年，時年五十五周歲，近幾年並未見到他有站得住的成果問世，卻在本次評審中以年資取勝，聊填復旦歷史系之闋，被評為了正教授。陳得芝感慨系之，認為像復旦這樣的名校，有馬首是瞻的號召力，正教授應該是一個領域內有顯著影響力的人物，不能降格相授。這番話說得堂皇正氣，令人折服，我也深受教育。
「文革」結束以後，中斷了多年的職稱評定工作得以恢復。到1986年已有了近十年的歷史，解決了很多複雜的遺留問題，對科研與教學促進作用巨大，值得肯定。然而泥沙俱下，同時也產生了不少新問題。教授和副教授本是極富學術涵量的稱號，是地位與榮譽的象徵，有相應的福利，也有肩負的責任。然而定崗定編制度凝固化以後，在規定時間裡必須足額授予，難免有濫竽充數的現象，於是有了作家陳祖芬嘲笑的中國「精英大普及」。
1987年，元史學界在四川金堂召開第三屆年會。陳得芝是第二屆的學會副會長，他代表理事會向大會作述職報告。當回顧學會五年來的成果，尤其是發表的有新見的論文、專著時，他不無自豪地說，蒙元史是一門地跨歐亞大陸的國際性學問，「我們學會取得的成績已不亞於任何一個外國同行團隊的水平了」。我當時正和楊訥先生同坐檯下，聽了以後，不禁高興地為這句大長志氣又恰如其分的話鼓起掌來。
八十年代初，已經年近八旬的史壇耆宿白壽彝老先生發起編撰一部規模宏大的多卷本《中國通史》（俗稱「大通史」）的倡議，總字數估計在一千四百萬字左右，並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寫作隊伍。其中的元史卷，便聘請了陳得芝為主編。到了1988年，中國的國內經濟出現了滯脹現象，開始了各行業的「治理、整頓」，出版界也有不少大項目有「叫停」之虞，包括白先生主持的「大通史」。金堂開會時，得芝先生一見面，顧不得寒暄就問我：「劉伯涵來了沒有？」劉伯涵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資深歷史編輯，「大通史」就是由上海人民社承擔出版任務的，得芝先生急於打聽「大通史」的前途與命運的焦灼心情可見一斑。他說「如果下馬，我們就白勞動了」。這個「大通史」，從立項開題、組織實施等等，均出於白壽彝先生和他的團隊擘劃，陳得芝只是被物色為《元史卷》主編後，才成為「大通史」的入幕之賓的。當時他已是南大的教授與博導，不需要「大通史」的成果為升等評級增添光彩。然而參加「大通史」的《元史卷》撰寫的年輕人還有一些，他不得不為項目的「存活」而奔走呼號，這種事在他一生中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在獎掖後進方面的不遺餘力一直為人稱道，甚至連繫里「文革」中的對立派如孟昭庚教授等在這點上都稱讚他的公正厚道。
陳得芝在編寫《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過程中出力甚多，後來他又擔任了「大百科」中通貫條目的主編，一再地推敲琢磨，才使這些條目高質量地通貫了起來。多年後，「大百科」面世，出版社在「史學家」專欄中以「敬陪末座」之席刊出了「陳得芝」的專條，介紹了他的治學經歷。這既是規格不低的獎挹，又是實至名歸的酬庸！當我和他談起此事時，他略顯不安，自我揶揄說：「陳高華都沒有進去，我怎麼能進去呢！」
我從2006年開始，受社領導委派，主持本社品牌刊物《中華文史論叢》（下簡稱《論叢》）的日常工作，因向得芝先生組稿。不長的幾年中，得到先生賜稿三篇。以學術影響言，當然是《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2010年第一期）最受學界關注。然而讀者印象最深的倒是《從「支那」名稱來源諸「新說」談起》（2006年第二期），因為此文有理有據又直言不諱地批評了《歷史研究》1979年第4期發表的蘇仲湘《論「支那」一詞的起源與荊的歷史和文化》，又批評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沈福偉專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不當部分。陳得芝的文章出語平和，但舉證詳盡，邏輯嚴密，直擊要害，回答了認為「文科學術著作的水平很難評判」的責難。他強調文科論著也有三個明確的質量衡量標尺，即「一看作者是否了解該課題的前人研究情況，他們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缺陷及未能解決的問題；二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相關資料，並在資料上比前人有所擴展；三看所用資料是否經過檢驗，用科學的方法考辨其真偽、異同並作準確的解釋」。我完全贊同得芝先生的「三看」，在以後多年的審定《論叢》的大量來稿時，就是按此標尺判斷的。2010年，《論叢》出刊已滿百期，我以本刊編輯部的名義寫了《百期感言致讀者》，化用了得芝先生的「三看」，提出在程度、廣度、深度上鑑別來稿質量，受到本社兩任總編輯兼本刊前任主編錢伯城、趙昌平先生的讚賞，這又是得益於陳先生「三看」說的啟發也。
陳先生雖不如蔡美彪先生那樣興趣廣泛，蔡公性好皮黃乃至粉墨登場，但陳先生亦有自己的雅趣，除了書法習得一手精美柳體字外，又自雲「年輕時好美文，近日又重拾舊趣，學會三首宋詞吟唱」，「頗能自得其樂」。隨信書姜白石《自度曲》與賽金花《挽劉半農》及《滿江紅》等見贈，時在「癸巳元月三十日」。此為2013年所書。今將得芝先生此信錄文於下，原信繁簡不一，今均錄以簡體。
其他諸信，為篇幅所限，請欣賞本文所附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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