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作 者：賈雷德·戴蒙德

來 源：敘拉古之惑

本文共計6219字數，閱讀約需要11-15分鐘。

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我參觀了兩個牧場，一個叫烏爾斯牧場（Huls Farm），另一個叫加登牧場（Garden Farm）。儘管這兩個牧場有千里之遙，但兩者的優勢和劣勢出奇地相似。就其所在地區而言，這兩個牧場都是規模最大的，而且發展得欣欣向榮，採用的也都是最先進的技術。尤其是，牧場中央都有一座用來飼養奶牛與擠奶的牛舍，裡頭有兩排長長的、相對而設的牛欄，看起來整整齊齊。這兩個牧場的牛舍壯觀、先進，堪稱當地之最，令其他牛舍都相形見絀。夏季，兩個牧場的主人都會讓牛群在豐美的草地上吃草；夏末則收割青草曬乾成草秣，以供冬日之需。他們還灌溉牧場，以便讓青草長得更加繁茂，增進乾草產量。兩個牧場的面積相當（有幾平方英里），牛舍大小也差不多，烏爾斯牧場的奶牛數量比加登牧場稍多（前者有 200 頭，後者則有 165頭）。兩個牧場的主人都是當地有名望的人，也都是虔誠的教徒。此外，兩個牧場都坐落於景色秀麗之地，依山傍水，吸引不少外地遊客。牧場附近高山頂峰白雪皚皚，雪水融化涓涓成溪，溪澗中魚兒群游，溪水往低處流，最後匯入河流或峽灣。烏爾斯牧場南面臨河，加登牧場則南依峽灣。

以上是兩個牧場相同的優勢，然而兩者也有同樣的劣勢，那就是它們所處的位置都談不上適宜畜牧業發展。由於這兩個牧場都在北半球的高緯度地區，夏季短暫，牧草的生長時節不長，能生產的乾草有限。即使是風調雨順的好年頭，和緯度較低的牧場相比，這裡的氣候也只是差強人意；氣候若起驟變，兩個牧場都深受其害，尤其令人擔心的是乾旱和酷寒。此外，這兩個牧場的位置都很偏遠，離人口稠密的地區很遠，產品的銷售、運輸是個問題。由於運輸成本較高，與那些離城鎮較近的牧場相比，它們的競爭力受到影響。此外，這兩個牧場的經濟效益還受制於它們自身無法控制的力量，比如鄰近一帶經濟狀況的變化與消費者口味的轉變。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這兩個牧場所在國家的經濟榮衰也和來自遠方敵對社會的威脅消長有關。

烏爾斯牧場和加登牧場最大的差異乃是目前的狀況。烏爾斯牧場是家族企業，經營者是五個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這個牧場位於美國蒙大拿州的比特魯特山谷，目前發展得欣欣向榮。這裡的行政區屬拉瓦利縣，人口增長率高居全美第一。這家牧場的主人蒂姆·烏爾斯、特魯迪·烏爾斯和丹·烏爾斯親自帶我參觀了他們那新穎、高科技的牛舍，且不厭其詳地解說蒙大拿牧場的魅力和變遷。我們很難想象，整個美國或這個烏爾斯牧場在可預見的未來會衰亡。反觀曾作為格陵蘭島西南部主教教區農莊的加登牧場，早在 500 年前就被廢棄了。這個由維京人於中世紀格陵蘭島建立的社會已經徹底崩潰：數千名居民，有的活活餓死，有的在內亂中喪生，有的在與敵人交戰時死亡，還有的遠走他鄉，最後人跡杳然。如今，加登牧場的牛舍石牆仍屹立着，附近的大教堂依舊聳然，我還得以細數牛舍中的牛欄，只是已無從聽聞其主人述說過去加登牧場的魅力與興衰。當加登牧場以及格陵蘭島上的維京社會處於鼎盛時期時，人們似乎根本想象不到它們會有衰亡的一天，正如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烏爾斯牧場以及今天的美國有一天會敗亡。

我必須言明，在此比較烏爾斯牧場和加登牧場的今昔，並不是斷言烏爾斯牧場和美國社會必然會走向衰亡。從現在來看，情況恰恰相反。烏爾斯牧場正在擴張，蒸蒸日上，這個牧場的先進科技已成為鄰近牧場研究、取法的對象；美國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此外，我也不是預言牧場或人類社會都有走向衰亡的傾向：其中有些的確已經成了廢墟，就像加登牧場，但有些還是得以享有千年繁華，直至今日。我在同一年夏天參觀了烏爾斯和加登這兩個相距千里的牧場，追昔撫今，得出的結論是：即使是今天最富有、科技最先進的社會，也面臨着日益嚴重的環境和經濟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不可小覷。當初加登牧場和移居格陵蘭島的維京人所面臨的問題也大致相似。在古代，有一些社會曾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有的失敗了（如中世紀移民至格陵蘭島的維京人），有的則成功了（如日本和波利尼西亞的蒂科皮亞島）。鑑往知來，過去猶如一個豐富的數據庫，供我們學習，讓我們了解如何持續立於不敗之地。

撫今追昔

維京人在格陵蘭島建立的社會只是過去眾多走向崩潰、消亡的人類社會中的一例，徒留雪萊在《奧西曼提斯》一詩中描述的巨大廢墟。我所說的「崩潰」，指的是某一地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口驟減，以及／或者政治、經濟、社會複雜度急劇下降。這種崩潰現象在幾種衰退形式中算是最極端的。一個社會的衰退程度得多麼劇烈才能稱得上崩潰，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就單個社會而言，財富的略微增減，政治、經濟、社會的小規模重組，遭到近鄰征服或因鄰近社會的崛起而衰退（但該社會本身的人口規模、整個地區的複雜度並沒有變化），或者是新的統治者當政，這些都屬於較為溫和的衰退形式。以這些標準來看，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下述這些已成為歷史的社會所遭遇的應該是典型的崩潰，而非溫和的衰退：現代美國境內的阿納薩齊印第安部落和卡霍基亞酋邦、中美洲的瑪雅、南美洲的莫切和蒂瓦納科、歐洲的希臘邁錫尼和克里特島的米諾斯、非洲的大津巴布韋、亞洲的吳哥窟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以及大洋洲的復活節島。（見第XXIV—XXV 頁地圖）

過去人類社會留下的斷壁殘垣，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兒時，我們通過圖片得知這些古文明，那些遺蹟令我們嘖嘖稱奇。長大之後，不少人計劃前往這些古蹟尋幽覽勝，親眼見識一下。那些傾圮的雕像、石碑和廢棄的古城，有着一種壯觀、魅惑人心的美，同時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那些廢墟規模之大，足證當年建造者的強盛富足，正如雪萊筆下的奧西曼提斯誇口的：「蓋世功業，敢叫天公折服！」然而，當初的建造者早就成了一堆白骨，留下這些費盡心血刻成的巨大雕像。為什麼一個曾經如此強大的社會，最後竟會崩潰、瓦解？其公民個體的命運又是如何？可是遠走他鄉？若真是如此，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還是守着家鄉，結果死於非命？在我們尋幽懷古、思索這些古文明之謎的同時，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感隱隱襲來：我們今天的社會看似富足，會不會也有崩潰的一天？紐約的摩天大樓未來某一天是否也會變成一片廢墟，供遊客瞻仰，就像我們今天在濃密的叢林中憑弔瑪雅文明一樣？

長久以來，一直有人猜測，很多人類文明的神秘荒廢，至少有部分原因關乎生態破壞：人類一味破壞自身社會所仰賴的環境資源，因而自食惡果。近幾十年來，考古學家、氣象學家、歷史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花粉學家等專家的發現證實了這的確是無意間造成的生態滅絕。過去人類社會對環境的破壞主要可分成 8種 — 森林濫伐和生物棲息地的破壞、土壤問題（包括侵蝕、鹽鹼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問題、過度放牧、過度捕撈、新物種引進並影響本地物種、人口膨脹，以及平均每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漸增，這 8 種問題的相對重性因情況而異。這種種行徑猶如自掘墳墓，導致人類社會不知不覺走上毀滅之路。

過往人類文明崩潰的案例有着類似的軌跡可循，就像同一主題的變奏。人口膨脹迫使人們實行精細化農業生產（如實施灌溉、一年兩熟制、梯田耕作），擴展土地利用範圍（從首選的優質土地擴展到邊緣土地），以餵飽越來越多的嗷嗷之口。不可持續的利用方式必然造成上述 8 種環境破壞問題中的一種或多種，進而導致農業的邊緣土地不得不再度遭到廢置。如此一來，社會必然遭遇一系列衝擊，包括食物短缺、饑饉，太多人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爭戰連連，群眾則因大失所望而奮起推翻精英階層的統治。最終，人口因饑饉、戰爭或疾病的影響而減少，社會也因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黯然失色而不復全盛時期的光彩。有些作家在描述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時，不免喜歡用人的一生來做類比，說一個社會正像一個人，也會經歷出生、成長、巔峰、衰老和死亡，而且社會興衰的歷程正如人的生老病死，都要經歷從巔峰到死亡這一漫長的衰老期。但是對過去許多人類社會（比如蘇聯）而言，這種比喻是不恰當的：因為這些社會在規模與力量達到巔峰之後，急轉直下，令民眾驚惶錯愕。在人類社會走向徹底崩潰的案例中，最可怕的情況有如世界末日，民眾要麼倉促逃走，要麼只能坐以待斃。當然，過往的人類社會並非都循着這種可怕的軌跡走上絕路：不同社會的衰亡程度和衰亡方式各有不同，也有很多社會未曾崩潰。

今天，大家日益關注人類社會走向崩潰的風險。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索馬里、盧旺達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崩潰已成現實。很多人擔心生態滅絕對人類文明的威脅將超過核戰爭和新興疾病。過去許多人類社會都因上述 8 種環境問題走上絕路，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除了上述 8 種，還新增了 4 種：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有毒化學物品在環境中沉積、能源短缺，以及地球的光合作用能力已被發揮到極限。有人認為，這 12 種威脅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造成全球性衝擊，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遭到破壞的將不只是索馬里，還有發達國家的人類社會。也許，現在談人類滅絕和世界末日般的工業文明崩潰言之過早，但是若生態環境不保，我們很可能即將面臨這樣的未來：生活水平顯著降低、風險長期升高，目前某些重要價值觀淪喪。這樣的崩潰可能會以不同形式呈現，比如因缺乏環境資源而引發疾病在全世界擴散或戰爭四起。如果這種推理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將決定我們下一代的處境。換言之，現在的年輕人步入中老年後將活在什麼樣的世界，取決於我們今天怎麼做。

然而，目前這些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引發了大眾激烈的爭論。針對環境問題所帶來的風險，我們是將其高估了還是低估了？過去地球上只有幾百萬人口，使用的工具大抵是石頭和木頭，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問題也只是地方性問題；今天人口已逼近 70 億大關，加上強大的現代科技，生態環境不但加速惡化，而且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因此可能導致全面崩潰。這種說法是否合乎邏輯？現代科技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嗎？還是說，它解決舊問題的速度還比不上製造新問題的速度？我們耗盡一種自然資源（如樹木、石油或海洋魚類）之後，可能以新的資源（如塑料、風能或太陽能，以及養殖魚類）取而代之嗎？全球人口增長的速度不是已經在下降了嗎，我們是否已經致力於將人口穩定在可控水平？

這些問題表明，過去人類文明的崩潰不只是傳奇之謎，還蘊含更多的意義。或許我們可從過去人類社會崩潰的例子得到一些實用的教訓。我們已知有的社會崩潰了，有的社會仍然屹立：是什麼因素使得某些社會特別脆弱？過去的人類社會究竟是通過何種進程走向生態滅絕的？為什麼過去的社會看不見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毀滅，而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卻覺得再清楚不過？過去的社會有哪些成功的解決之道？如果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或許可以識別目前哪些社會面臨最大的危機，進而防微杜漸，不至於像索馬里那樣坐以待斃。

不過，現代人類世界以及所面臨的問題與過去人類社會不同。我們不可天真地以為，通過研究歷史就能得到簡單的解決之道，並且可以直接套用在今天的社會中。從一些層面看來，我們與過去社會之差異使我們面臨的風險降低，如強大的科技（此處是指科技帶來的正面影響）、全球化、現代醫學的進步，以及我們對古老文明和現代社會有較多的認識。然而，從另一些層面來看，這些差異也使我們面臨的風險升高，如強大的科技（此處是指科技帶來的意料之外的負面影響）、全球化（導致牽一髮而動全身，即使是偏遠的索馬里的崩潰，也會影響美國和歐洲）、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很快就達到數十億）沒有現代醫藥就難以活下去，以及現代人口的暴增等。也許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吸取一些教訓，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審慎地思考。

消失的伊甸園

要了解過去人類文明的崩潰，我們必須直面一項重大爭議和4 個複雜的問題。這個爭議就是過去的族群（其中有些族群的後裔今天還活着，而且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的崩潰是否由他們自己一手導致。今天，有關生態環境破壞的問題，我們的確要比幾十年前更為敏感。連酒店房間都掛着警示牌，提醒我們愛護大自然，因此哪怕多用一條乾淨的毛巾，或是沒有及時關水龍頭，都會讓我們有負罪感。今天，破壞環境無異於罔顧道德。

有些古生物學家宣稱，在夏威夷和新西蘭演化出的鳥類物種，有半數早在遠古時期就被夏威夷原住民或毛利人的祖先滅絕了。那些人的後代聽到這樣的話必然不高興。美洲人也不喜歡聽考古學家說什麼阿納薩齊人在美國西南部濫墾濫伐云云。古生物學家或考古學家的這些發現，在一些人聽來，頗有種族主義的論調，認為那不過是白人剝奪原住民財產的藉口。就仿佛是科學家在說：「你們的老祖宗對土地管理不當，所以活該失去土地。」一些美洲和澳大利亞的白人本就因政府給原住民土地補償金而憤憤不平，確實會拿那些學者的發現來說事。不只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原住民且認同他們的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也認為那些研究結果具有種族主義色彩。

有些原住民和認同他們的人類學家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堅持認為，過去的原住民是溫和善良的人（今天的原住民也一樣良善），很有生態環境管理的頭腦，非常了解自然，也尊敬自然。這些原住民的家園就像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伊甸園，原住民在此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絕不可能做出那些壞事。正如一個新幾內亞獵人曾告訴我的：「如果有一天，我在我們村子的一邊獵到一隻大鴿子，那麼我會等上一個星期再去村子的另一邊獵鴿子。」只有那些邪惡的發達國家的居民才不懂得珍惜自然、尊敬環境，徑自破壞生態。

事實上，這兩派走極端的人，不管是種族主義者還是認為過去的原住民生活在伊甸園中的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認為過去的原住民與現代發達國家的民眾存在根本性差異（且不論孰優孰劣）。自從 5 萬年前，人類有了發明、創造的技能，狩獵技巧也增進之後，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經營一直是個難題。46 000年前，人類首次殖民澳大利亞，隨後澳大利亞的許多巨型有袋動物和其他大型動物迅速滅絕。不管是澳大利亞、北美洲、南美洲、馬達加斯加、地中海島嶼，還是夏威夷、新西蘭等太平洋上的島嶼，在人類首次定居之後，總會帶來一波大型動物滅絕的浪潮。這些動物原本在沒有人類的威脅之下演化，遇上人類之後就遭了殃，不是容易遭到人類捕殺，就是因棲息地變化、害蟲和疾病而滅絕 — 凡此種種，人類都脫不了干係。

任何族群都可能落入過度開發環境資源的陷阱，這要歸因於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會在後文中詳細討論這些問題：自然資源起初看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資源存量本身在幾十年內會存在自然起伏，而這會掩蓋人類剝削環境資源的最初徵兆；因為資源是由大家共享的，所以很難建立自我節制的共識（這就是所謂的「公地悲劇」，我們在後文中會再詳述）；生態系統非常複雜，即使是生態學家也常常無法預測人類干擾行為造成的結果。今天我們覺得棘手的環境問題，在過去當然更難應付，特別是過去不識字的人類族群無法研究社會崩潰的案例，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卻在無意間造成生態破壞的悲劇，這也是他們當初無法預見的結果。這種生態破壞不是該受譴責的盲目行為，也不是自私自利造成的。過去走向崩潰的人類社會中有些是最具創造力的（比如瑪雅文明），也曾是那個時代最先進、最繁榮的，並不是只有愚蠢、原始的社會才會淪落到那個地步。

過去的人類族群既非無知、沒有管理頭腦，活該滅絕或被剝奪土地，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環境守護者，能解決我們今天仍然無解的環境問題。影響他們成敗的環境因素，其實和影響我們今日成敗的環境因素十分類似。沒錯，雖然我們今日的情況和他們當年有所不同，但還是有相當多類似之處，所以過去可作為借鑑。

我認為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可為了要給原住民一個公道，而做出歷史性假設，假設他們與自然的相處之道為何。在我看來，這種假設似乎不只是一廂情願，還很危險。從很多或大多數的例子來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已經發現非常多的證據，證明過去的原住民生活在伊甸園中的假設是錯誤的。如果提出這種假設是為了證明那些原住民應該受到公平對待，當這種假設被推翻，豈不是暗示：我們不必公平待之？事實上，要怎麼對待原住民，並非根據有關他們如何與自然相處的歷史性假設，而是基於道德原則：一個族群本來就不該剝奪另一個族群賴以生存的土地，使他們俯首稱臣，更沒有滅絕別人的道理。

五點框架

上述就是有關過去人類社會遭遇生態環境崩潰的一大爭議。至於複雜之處，過去的人類社會並非每一個都因為生態環境破壞而註定走向毀滅：有些社會毀滅了，但有些社會依然屹立不搖。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有些社會脆弱不堪？那些沒有毀滅的社會，又有何突出之處？像我們後面將進行討論的例子 —冰島和波利尼西亞的蒂科皮亞島，就有化險為夷的本事，解決了困難的環境問題，因此得以長期繁盛，直到今天依舊欣欣向榮。維京人最初在冰島殖民的時候，冰島的環境狀況從表面上看和挪威相似，其實大有不同。起初，維京人不分青紅皂白地破壞冰島的表土和大部分森林，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冰島都是歐洲最窮困、生態環境破壞最嚴重的國家。不過，在冰島定居下來的人最終吸取了教訓，實施了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如今的冰島在全世界國民人均收入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至於只有一丁點大的蒂科皮亞島，因為周邊沒有近鄰，不得不做到幾乎所有東西都自給自足，島上居民對資源利用進行微管理，而且小心控制人口規模，其生產力才得以持續 3 000 年以上，直到今天。因此，本書並不只是一連串人類社會走向崩潰的悲慘故事，還提供了一些可以取法的成功之例，讓我們對未來不至於太過悲觀。

此外，據我所知，沒有一個社會是單純因為生態環境受到破壞而崩潰的，總有其他因素介入。最初計劃撰寫本書之時，我並不認為那些因素是關鍵，天真地以為本書只需探討生態環境的破壞就夠了。最終，我得出了一個包含 5 點要素的分析框架，我認為分析任何社會環境崩潰的案例時都可從這 5 點出發，其中 4 點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強鄰威脅，以及友鄰的支持。對某一個社會而言，這 4點要素或許不一定特別重要，第五點卻總是社會成敗的關鍵，它就是面對環境問題時一個社會的應變力。接下來我們將逐一討論這 5 點要素，這個順序只是為了方便討論，沒有首要、次要之分。

第一點是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個問題我們先前已略提一二。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以及是否可逆，部分取決於人的屬性（例如人類每年在每一英畝土地上砍伐的樹木數量），部分取決於環境的屬性（例如每年在每一英畝土地上有多少幼苗能發芽，幼苗的生長速度有多快）。環境的屬性也被稱為脆弱性（容易受到破壞的屬性）或韌性（在被破壞後復原的潛能）。人們還可以單獨討論一個地區的森林、土壤、水產資源等的脆弱性或韌性。為什麼只有某些社會遭遇了環境崩潰的問題？從原則上來說，這可能是居民恣意妄為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其環境的某些層面特別脆弱，也可能兩者皆有。

在我的分析框架中，第二點討論的是氣候變化。一提到氣候變化，我們常常聯想到人類造成的全球變暖。其實，即使沒有人類的干擾，大自然本身的力量也可能促使氣候變得更熱或更冷、更潮濕或更乾燥，不同年份之間以及不同月份之間的氣候也可能會有或多或少的變化。其原因可能是太陽散發出的熱量發生變化、火山噴發導致大量火山灰進入大氣層、黃赤交角的改變、地表陸地和海洋分布面積的改變等。有關自然力量導致的氣候變化，人們最常提到的例子是大陸冰蓋的消長，比如始自 200 萬年前的冰期、1400—1800 年的小冰期，以及 1815 年 4 月 5 日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大爆發後導致的全球性降溫時期。坦博拉火山爆發時將大量火山灰噴至高層大氣，遮天蔽日，導致抵達地球表面的太陽光減少，進而造成全球性溫度下降，直到數年後灰塵散盡為止。坦博拉火山的那一次爆發，影響所及包括北美洲和歐洲，氣候變冷加上作物產量銳減，導致饑饉遍地。於是翌年成了「沒有夏天的一年」。

氣候變化對過去的人類社會是更嚴酷的考驗。在古老的社會，人類壽命短，且沒留下書面資料供後代子孫參考。過去很多地區氣候變化的時間跨度不只是幾年，也可能是幾十年，例如幾十年的潮濕期之後，接踵而至的可能是長達半個世紀的乾旱期。然而，在史前社會，一個世代（從父母輩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年數）往往只有幾十年的光景。因此，等到幾十年的潮濕期即將結束時，還存活的大多數人可能對前一次的乾旱期已沒有第一手的記憶。即使在今天的社會，人類仍傾向於在風調雨順的幾十年裡增加作物產量，提升人口數量，卻忘了（或根本意識不到）這樣的豐年不能長久，等到荒年終於來到的時候，才意識到整個社會的人口數量已經超出了承載能力，或者之前養成的某些習慣已無法適應新的氣候條件。（只要想想今天乾旱的美國西部就知道了。由於之前幾十年處於潮濕的氣候環境，水資源較為充足，所以城市與鄉村在用水政策上沒有長遠的計劃，進而導致今天的窘況。）再者，過去許多人類社會沒有「賑災」的機制，無法從氣候迥異的其他地區進口糧食來解決本地食物短缺的問題，使得氣候變化的問題雪上加霜。凡此種種，可見氣候變化對過去人類社會的衝擊要比今天更嚴重。

對任何一個人類社會來說，自然力量導致的氣候變化，可能是禍，也可能是福。此外，它可能對一個社會有利，而對另一個社會造成禍害。（例如，格陵蘭島的維京人就沒能熬過小冰期的嚴酷考驗，而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則趁機崛起。）歷史上有許多例子顯示，一個社會濫用自己的環境資源時，如果氣候條件良好，或許還可以承受；萬一碰上氣候變化，變得更乾燥、更寒冷、更炎熱或出現水災等，就有可能瀕臨崩潰。因此，社會崩潰既不是單純由人類破壞環境造成的，也不是單純的氣候變化使然。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濫用環境資源，即便遭逢氣候變化，資源變少了，它仍有應變的能力。反之，如果一個社會本身已存在濫用環境資源的問題，再碰上氣候變化的考驗，就很難走出困境。很多因素都會交互影響，而不是單獨作用，但如果環境資源遭到破壞加上氣候變化，就會造成致命的打擊。

第三點是強鄰威脅。從地理層面來看，史上絕大多數社會都有近鄰，難免與其產生摩擦，它們與鄰近社會的敵對關係可能是間歇性的，也可能是長期性的。如果一個社會本身夠強大，或許還可以抵禦敵人的威脅；如果因為環境破壞等問題，社會本身較為虛弱，就可能遭到敵人的吞併。人類社會崩潰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軍事征服，但其根本原因則是那些導致社會逐漸衰弱的因素。生態破壞就是這麼一個根本原因，但這種根本原因常常會被軍事征服等直接原因掩蓋。

有關這種根本原因被直接原因掩蓋的例子，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有關西羅馬帝國衰亡的爭論。羅馬帝國面對蠻族的入侵，國力日漸不支，終於在 476 年，也就是西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遭到廢黜那一年宣告覆亡。其實這個時間的界定較為武斷。不過，在羅馬帝國興盛之前，北歐和中亞 — 歐洲地中海「文明」地區的邊境已有不少「蠻族」，不時入侵歐洲文明地區（也曾侵犯中國和印度）。在上千年的時間裡，羅馬帝國雖然多次遭受蠻族入侵，但仍然屹立不倒，如公元前 101 年，辛布里部落和條頓部落意圖征服意大利北部時，在坎皮羅狄（CampiRaudi）之戰中被羅馬痛擊。

然而，300 多年後，最後的勝利者反而是蠻族，西羅馬帝國就此覆亡。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是蠻族本身變強大了嗎？比如說，人口有了顯著增長，或者有了更嚴密的組織方式、更多精良武器或馬匹，又或是中亞草原的氣候變得更有利？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會說蠻族入侵有可能是羅馬帝國覆亡的根本原因。但還有另一個可能：在羅馬帝國邊境虎視眈眈的蠻族，其實長久以來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等待羅馬帝國因政治、經濟、環境等問題國力漸衰，伺機而動。若真是如此，羅馬帝國可以說是咎由自取，蠻族只是給了羅馬帝國致命的一擊罷了。目前，羅馬帝國衰亡之因仍未有定論。同樣引發爭論的還有以吳哥窟為首都的高棉帝國，這個帝國是否因為暹羅軍隊的侵略而衰亡呢？類似的例子還有，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否因為雅利安民族的入侵而衰敗？希臘邁錫尼等地中海青銅時代的文明的崩潰是否源於海上民族侵略？

第四點則是來自友鄰的支持減少，這和第三點的強鄰威脅日益嚴重剛好相對。翻開歷史，大部分人類社會都有敵對的鄰邦，也有友善的貿易夥伴。很多時候，同一個鄰邦可能時而是朋友，時而是敵人，態度不定。大多數社會對友善的鄰邦都有某種程度的依賴，例如重要貿易物資的進口（比如今日美國的原油就仰賴進口，日本的原油、木材、海產品等也依賴進口）以及文化紐帶，這種文化紐帶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來源（如澳大利亞的文化認同就來自英國，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然而，如果一個社會的貿易夥伴因為某種原因萎靡不振（比如因為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無法繼續供應重要物資或是兩者之間文化紐帶中斷，那麼這個社會也會受到影響。這在今天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因為發達國家所需的原油就依賴生態環境脆弱、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的發展中國家，所以當 1973 年阿拉伯國家聯手實施石油禁運時，就造成油價暴漲，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過去維京人在格陵蘭島建立的社會、皮特凱恩島上的人類社會等也曾發生類似的問題。

這個五點框架中的最後一點，就是一個社會面對問題的應變能力。這裡所說的問題不只是生態環境破壞的問題，也包括其他問題。即使面對類似的問題，不同的社會總有不同的應對之道。就拿森林濫伐的問題來說，過去很多人類社會都有這樣的問題，新幾內亞高地、日本、蒂科皮亞島、湯加等發展出了成功的森林管理之道，因此轉危為安，得以繼續繁榮下去，而復活節島和波利尼西亞群島中的曼加雷瓦島上的居民，以及格陵蘭島上的維京人在森林管理上就不得法，最後走向崩潰。我們如何理解這種不同的結果？一個社會的應變能力取決於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觀，這些制度和價值觀會影響到這個社會是否去解決問題（甚至是否嘗試去解決問題）。本書將以這個五點框架來檢視過去的人類社會，並討論這些社會的興亡。

當然，我應該再補充說明一點：氣候變化、敵對的鄰邦或友善的貿易夥伴不一定是一個社會走向崩潰的影響因素；同樣地，環境破壞也不一定是一個社會走向崩潰的關鍵因素。我們不能斷言所有社會走向崩潰的禍首都是環境破壞，蘇聯的瓦解就是一個現代的反例，迦太基在公元前 146 年被羅馬夷為平地則是一個古代的反例。顯然，一個社會也有可能僅僅因為軍事征服或經濟因素而走向崩潰。所以，比較確切的說法應該是：一個社會的崩潰不但可能牽涉環境因素，有時也和氣候變化、敵對的鄰邦、友善的貿易夥伴以及社會的應變能力有關。即便只限定這幾個因素，從古至今已有相當多的史料可供參考。

企業與生態環境

今天人類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到底如何，這是個經常引發爭議的問題。基於人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可以劃分成兩個陣營。其中一個陣營就是一般所謂的「環保人士」或「環境保護論者」，他們認為目前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問題很嚴重，迫切需要解決，我們目前的經濟與人口增長率都是不可持續的。另一個陣營的人則認為，環保人士小題大做，毫無根據，當前經濟與人口的可持續增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至於後面這個陣營，沒有什麼公認的簡短的標籤可套用在他們身上，我們姑且稱之為「非環保人士」。這一陣營的人士多來自商界，但我們不能把「非環保人士」和「支持商業者」畫上等號。很多商界人士以環保人士自居，也有不少非商界人士質疑環保人士的主張。在撰寫本書的時候，面對上面兩個陣營，我的立場為何？

先說我的背景。我從 7 歲開始觀鳥，長大成人之後接受了專業生物學的訓練。過去 40 年裡，我一直在研究新幾內亞雨林的鳥類。我很喜歡鳥類，喜歡觀察它們，喜歡待在雨林里。我也喜歡其他的植物、動物以及它們的棲息地，並且予以尊重。我致力於新幾內亞等地的物種和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育。20 多年來，我一直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美國分會的董事。這個基金會是全球最大的環保組織，關注全世界的自然生態。這些工作招致許多非環保人士的批評，說我「危言聳聽」，還說什麼「這個戴蒙德老愛宣傳世界末日」，「誇大危機」，「關心瀕臨滅絕的紫色馬先蒿，漠視人類的需要」。雖然我很愛新幾內亞的鳥類，但我更愛我的兒子、我的妻子、我的朋友，還有新幾內亞人等。我很關心環境破壞問題，因為我知道這個問題對人類社會造成的衝擊更甚。

除此之外，我對一些大企業等社會力量也很感興趣，而且有長期與之打交道的經驗。這些企業因為大肆利用環境資源，常被視為反環保的一派。我十幾歲之時就曾在蒙大拿的大牧場打工，做了父親之後，也常在暑假帶着妻子和兒子去牧場度假。有一年夏天，我曾在蒙大拿研究一群銅礦礦工。我愛蒙大拿，與那些牧場朋友友誼深厚，對他們的農墾事業和生活方式很了解，也很欣賞，同時也能體會他們的感受，因此將本書獻給他們。近年來，我也有很多機會深入了解採礦、伐木、漁業、石油、天然氣等其他行業的大型企業。過去 7 年，我一直在研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對環境造成的衝擊。這是當地石油公司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合作計劃，基金會受委託來對這裡的環境狀況進行獨立評估。這些石油公司多次邀請我參觀訪問，我和它們的主管與員工也深入討論過，所以了解它們的看法和問題。

由於這層關係，我得以近距離地看到大企業經常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毀滅性破壞，也深知這些公司有誠意採取更嚴格且有效率的生態保護措施，那些措施甚至比國家公園的做法還嚴格。不同的公司所採取的環境政策各有不同。我很好奇它們出於什麼動機制度這些政策。然而，我與這些大型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事也招來某些環保人士的非議，說什麼「戴蒙德已經把自己賣給大企業」，「他和大企業狼狽為奸」，「他的節操都讓石油公司買去了」，等等。

事實上，我並沒有受僱於大企業，儘管我曾是他們的座上賓，但我還是必須坦率地說出自己的親眼所見。看到石油公司和伐木公司破壞環境，我會直言不諱；看到他們小心翼翼地保護環境，我也會照實說出。我的觀點是：如果環保人士不願和大企業有所接觸，就不可能解決今日世界的環境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影響現代世界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在撰寫本書的時候，從我研究環境問題與面對企業現實的實際經驗來談，希望做到客觀中立。

比較研究法

如何用「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崩潰呢？我們常常誤以為科學就是「在實驗室複製控制式實驗所得到的知識」。其實科學沒有這麼狹隘，而應該是更廣泛的 — 獲得關於這個世界的可靠知識。在某些學科領域，例如化學、分子生物學，在實驗室複製控制式實驗是可行的，這也是迄今為止獲得知識最可靠的方法。我在學生階段曾接受兩個實驗室科學領域的專業訓練 — 在本科階段學的是生物化學，之後又鑽研生理學，並取得博士學位。1955—2002 年，我先後在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生理學領域的實驗研究。

當我於 1964 年開始在新幾內亞雨林研究鳥類時，便立刻面臨一個問題：當在實驗室內和室外都無法複製控制式實驗時，如何獲得可靠的知識？這種實驗不但不可行，而且通常違法或不符合倫理規範。我們不可能在一地人為地消滅或控制鳥類的數量，並將其與另一地沒有受到人為控制的鳥類數量兩相對照。我必須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只是鳥類研究，其他有關種群生物學的研究，還有天文學、流行病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也面臨類似的研究方法論難題。

因此，研究人員經常採用所謂的「比較研究」或「自然實驗」來解決這個問題，即根據感興趣的研究變量來比較自然界的情況，檢視有何差異。例如，我在進行鳥類研究的時候，很想知道新幾內亞一種棕眉吸蜜鳥對其他種類吸蜜鳥種群的影響，於是我就比較了山上幾個吸蜜鳥群落（這些群落在其他方面相當類似，只是有的支持棕眉吸蜜鳥，有的不支持），觀察它們有哪些行為差異。同樣地，我在撰寫《第三種黑猩猩》和《性趣何來？》這兩本書的時候，曾比較不同的動物物種，特別是不同的靈長類動物，以了解為何人類女性有絕經和隱性排卵等現象（而其他雌性動物則無），為何人類男性的陰莖出奇地大（以動物的標準來看），以及為何人類通常進行隱秘的性行為（反之，幾乎所有其他的動物種類都是堂而皇之地進行交配）等問題。已有大量的科學文獻指出比較研究方法存在的明顯陷阱，並且提出了克服這些缺陷的最佳之道。特別是歷史科學（如演化生物學和歷史地質學），若想以實驗方法去操縱過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不得不採取自然實驗，而放棄實驗室的控制式實驗。

本書採取比較研究法，來了解人類社會如何因生態環境破壞而走向崩潰。我的前一本書《槍炮、病菌與鋼鐵》則以比較研究法探討了一個相反的問題：過去的 13 000 年裡，為何人類社會在各個大陸上發展的速度有別？本書的焦點則在於人類社會的崩潰，我比較許多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它們在生態環境的脆弱性、與鄰近社會的關係、政治制度，以及其他被認為會影響社會穩定的「輸入」變量方面存在差異。我將討論的「輸出」變量是人類社會經歷浩劫的結果是崩潰還是倖存，如果遭遇崩潰，是以何種形式走向崩潰？通過探討輸出變量和輸入變量之間的關係，我企圖爬梳上述可能的輸入變量對人類社會崩潰產生的影響。

比如，在研究太平洋島嶼上森林砍伐引起的人類社會的崩潰時，就可能進行嚴謹的、全面的、量化的比較研究。史前的太平洋島嶼上的族群在島上砍伐森林的程度不一，從輕微程度的砍伐到全面性的濫伐都有，結果有的社會長久下來依舊堅挺，有的社會則完全崩潰，民眾無一倖免。我和研究同人巴里·羅利特對太平洋上的 81 個島嶼進行調查研究，以數字量表評定其森林砍伐的等級，還對假定會影響森林砍伐程度的9 個輸入變量（如降雨量、地理隔絕程度、土壤肥力的恢復力等）的值進行等級評定。藉由統計分析的方式，我們得以計算每一個輸入變量對結果產生多大的影響。北大西洋也是一個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的地方。維京人在此建立了 6 個殖民地，有的在島嶼上，有的在陸地上，適宜農耕的程度各有不同，與挪威的貿易關係也有好壞之分，再加上其他輸入變量，這 6 個殖民地的最後命運也不同。（有的很快就被廢棄了；有的撐了 500 年最後還是走向崩潰，沒有人活下來；也有的在 1 200 年之後依然繁榮。）除了上述案例，不同地區的人類社會，還可能進行其他比較。所有的比較研究都是以詳細的資料為基礎的，正因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耐心積累的研究資料，我們才能對個別社會有深刻的了解。不管是有關古代的瑪雅和阿納薩齊印第安部落，還是有關現代的盧旺達和中國，抑或是我比較過的其他過去和現代社會，都有許多極佳的著作和研究報告，我在本書最後的延伸閱讀部分將其列出。這一個個研究都是在寫作本書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然而，有一些結論是通過比較許多社會得來的，單靠進行單一社會的研究不可能得出。例如，為了探討瑪雅文明的崩潰，我們不僅要對瑪雅的歷史和環境有正確的認識，而且必須把瑪雅放在一個比較大的脈絡中檢視，並將它與其他遭到毀滅或仍然屹立的社會相較，檢視這些社會和瑪雅的異同，如此才能更進一步洞視瑪雅文明何以成為萬古絕響。若是不透過比較研究，就難以得到這樣的洞見。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說明個體研究和比較研究的必要性，是因為學者採用了一種研究方法之後，常常會小看其他研究方法的貢獻。深入研究單一社會的歷史的專家常對比較研究嗤之以鼻，認為比較研究是膚淺的；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也對單一社會的研究不以為然，認為這樣難免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其他社會的了解也將有限。我們要獲得可靠的知識，單一社會研究和比較研究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基於單一社會的研究來進行歸納將有不夠嚴謹的缺陷，藉以解釋一個文明的崩潰之因也難以周全。只有針對多個命運迥異的社會進行比較研究，才有足夠證據推演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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