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悲觀的世界中，我們該往何處去？
戰爭、瘟疫、死亡變得不再那麼遙遠，身處於這樣的世界中，這種普遍的情緒，非常接近于思想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經典論述之一，「現代性」帶來的除魅（disenchanted）。
今天的分享，來自《認識現代社會的真相：韋伯60講》的結語。越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才越需要韋伯。
韋伯用極高的工作努力與熱情，建構了這樣一種社會性思路。一方面，他看到這樣的世界如此令人悲觀，但他沒有過度悲觀，也沒有停留在自己所指出的種種問題上。但另一方面，他也用身體力行告訴我們，理性依然是現代社會裡，最強有力的武器。
來源|看理想節目《認識現代社會的真相：韋伯60講》除魅後，帶來了這樣一個悲觀的世界。當我們智識上的理性，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當然我們會有疑問，除魅之後產生了這樣的集體憂鬱，那該怎麼辦呢？難道韋伯的意思是，我們要推翻理性，要再把宗教搬回來，然後重回到一種神秘蒙昧的狀況下嗎？
如果這樣去思考韋伯的話，那好像就變成了一種「愚民」政策，現在的人知道得太多了，才使人痛苦，所以乾脆放棄掉這所有知識，回到一切都無知的狀況底下。
要像中國傳統里老子所主張的，「小國寡民」，統統都不要受教育，大家都把已經張開的眼睛給閉起來，不准耳朵聽到太遠方傳來的聲音，最好把國境封鎖起來，最好沒有任何人能聽懂外國語言，也不能夠有任何外界的知識流傳進來。
更徹底的，那就是乾脆把我們跟過去之間的所有一切也都封閉起來，在這種狀況之下，去控制人們的集體知識，用這種方式降低人們理性化的程度。
於是大家再不知道物理學上如何解釋宇宙的起源，也不知道神經科學如何解釋我們的大腦，當然同時把你跟知識斷絕掉，不讓你知道有韋伯，知道有社會學，知道有社會心理學，知道有歷史社會學，所有這一切統統都予以推翻，統統都予以消滅。
這個時候，人又回到那樣一種蒙昧、神秘的狀態中，去尋找真正的先知，然後相信宗教，去求神拜佛，去尋找生命在神秘中的意義。
我們要了解韋伯與馬克思的另外一個連接點，或者說，是韋伯對馬克思觀念的另外一番運用。那就是異化。
對於韋伯來說，我們所看到的這種「理性」發展的狀況下，已經非常接近馬克思說的那種「異化」的荒謬程度——
理性，以及最能夠代表「理性」的官僚，本來是我們用來了解生活、掌握自己生活的重要工具。異化，是工具本身變成了目的，本來應該要服務人的「公僕」，這個時候倒過來，頤指氣使、發號施令。
理性和官僚體系，在今天的時代，好像就到達了這樣的程度。理性的異化，戰勝、凌駕了一切。倒過來要我們去屈從理性所給予的種種狀態，不准我們去運用理性，我們反被理性所運用。
要知道人如何被理性所應用，理性如何異化，韋伯舉出的一個鮮活例證，就是理性發展到最極端的官僚體系。
在官僚體系中常出現的現象，是二流人才壓倒一流的人才。
韋伯要告訴我們的，不管你的一流、二流的標準是什麼，官僚系統中最徹底荒唐的事情，也在於不管你怎麼樣去定義一流跟二流，一流的人，他的聰明與能力，必然表現在他能夠掌握不一樣的環境，產生不一樣的狀態。
可是官僚體系所追求的剛好相反，它不要那種擁有靈活、彈性、聰明能力的人，因為這樣的人自己就有能力去做判斷，他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就不會乖乖地、永遠按照官僚體系的規定，用那些看起來不合理的，無效能的方式來處理事情。
所以一方面，官僚體系的一切都運用理性分析並且經過設計，但是設計出來的這一套系統，最後卻使得聰明有能力的人，在運作的過程當中處處碰壁——因為他會想象，我在這裡轉另外一個彎，才是更合理或者更有效的。
二流人才看不到這些可能性，二流人才也不想去追究，怎麼把事情做得更好。只考慮官僚體系中怎麼規定他就怎麼做，這樣的人在官僚體系中會被認可，他才是對的人才。
所以二流的人才，會一直在官僚的科層組織中往上升，一層一層地被肯定、被證明他是對的。
相對應的，如果你很有自己的想法，你證明自己有能力找出方法去解決問題，在官僚體系當中，你就是「錯誤」的成員。你會被邊緣化，會被留在上不去的層級，更進一步，很可能會被官僚體系排斥出來。
如果我們能夠體會，這種官僚體系對於理性的異化，同時也能理解，理性對這個世界、對我們的現代生活的異化，系統對於真實生活世界的「殖民」，我們才能夠體會韋伯在主張什麼。
韋伯的主張，看起來是一種弔詭的、似非而是的態度——我們必須要更把理性往前推進，而不是逆轉去推翻現在理性所建立起的一切。我們要恢復理性的工具地位，要把理性重新變成我們的僕人。
這時候，理性跟官僚體系已經高高在上，它們擺出一副要當我們的主人，要指使我們的面貌，那我們如何能夠不接受？
第二，我們要更進一步看出，理性跟官僚，究竟是如何凝固變成今天這樣一種變質、異化了的面貌。
韋伯告訴我們，最關鍵最根本，是我們要有勇氣去質疑，在這方面他既受到馬克思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受到尼采的影響，也就是「transvalue everything transcalue」（重新評估一切的價值），這樣一種態度。
我們要勇敢地繼續去執行、去運用理性，質疑所有的價值、所有的系統。
例如說，韋伯一輩子在做的事是什麼？回到他的社會學的根底，大家應該更了解，韋伯就是從「集體性」出發分析，人類會過集體的生活，人類會組織成為團體，組織成為社會，不是理所當然的，不是上帝給我們的，也不是我們的基因、我們的遺傳，不是人性天生所帶來的。
集體性不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就應該要被理性分析跟解釋。所以在這裡，韋伯為我們塑建了社會學的每一個面向，都是要回到歷史上，去解釋人怎麼會用這種方法組成團體，人怎麼形成了集體性質跟集體的規範。
在這個意義上，韋伯所建立的社會學，其實是帶有他自己所說一種先知角色和先知的意涵。他要用這種方式，更進一步地運用理性，去解開被異化凝固了的理性跟官僚體系。
這裡很關鍵的重點，在於「intellectual integrity」或者「intellectual honesty」（理性誠實）。
它分成幾個面向。一個面向，是當我們在進行理性研究跟分析，處理的是知識跟學術的時候，韋伯特別強調，你要敢於、要誠實地去面對不方便的事實。科學知識當然在追求和彰顯事實，可是事實分成很多種。
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是一種方便的事實，大家都容易接受的，則是另一種方便的事實。如果有這樣的事實，會讓聽到的人開心的，都叫做「方便的事實」。
韋伯就是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人，如果你真的對於知識追求有誠意，這種「方便的事實」，可以不要說，就算它是你知識的絕大部分構成，這個時候，你應該把你的精神精力，放在另外的「不方便的事實」上。
因為「不方便的事實」違背了大家基本的假設，所以當講出來的時候，會讓人感覺到不愉快，會讓人提出各種攻擊，會讓人用不同方式想要把你打倒。
另外還有一方面，我們要依隨着韋伯的價值，明確地去分辨事實跟意見。這也同時是他所認定的大學、還有大學老師的基本責任。
這關係到事實，你要去研究找出事實，要如同剛剛所說的去分辨「方便的」和「不方便的」事實。而你的責任，是勇敢地把所有這些別人不想聽的，別人不想接受的，會讓他們難過和不舒服的事實講出來。
另外一面，清楚地知道什麼是你的意見。事實和意見是不一樣的，事實是在不管任何的時候，你有責任必須把它講出來，意見可就不是了。
意見該如何表達？它的基本條件，韋伯告訴我們，請你在只有可能被反駁的地方去表達你的意見。
一種情況是老師在教學時，尤其是當你掌握學生的分數，你可以威脅學生，可以控制學生，學生不能夠反駁你、反對你的情況下。
老師對於學生，應該說的就只有事實。你不應該去表達你的意見，不管是政治意見或是社會意見或者是人生意見，因為當你表達意見的時候，學生只能夠接受。於是意見在相當程度上，就會跟事實混淆在一起，老師不應該做這樣的事。
第二種情況，握有權力的人，當別人面對你的權力不敢反駁你的時候，你也不應該表達你的社會意見或者是你的政治意見。
如果你要確定你的意見有價值，只有一種狀況底下能夠證明——這也是理性更進一步地往前推——別人可以舉手，說你講得不對，別人可以聽你講的誇誇其談，就站起來走掉，完全不影響他們跟你的關係，不會得到任何可能的懲罰。
只有在這種狀況之下，別人可以不要聽你講話，別人聽你講話時可以表達不一樣的意見、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態度跟立場，你才有資格或者才應該表達意見。
韋伯所看到的現實的狀況，我們停留在一種理性發展到最極端、這樣一種除魅的世界，我們好像被卡在這裡。
真正的大先知，用有vision（遠見），而且有devotion（工作的奉獻），能藉由非常辛勤的努力，再加上那樣一種不斷地往前看的遠見，把他的工作跟遠見結合在一起，沒有這樣的努力跟熱情，一定不能夠形成的特殊觀點。
這種有觀點的先知，其實韋伯就是最好的例證——這當然不是韋伯自己說的，而是我說的，同時作為《認識現代社會的真相：韋伯60講》的結論。
我為什麼要特別為大家介紹韋伯？因為他就是這樣一種現代先知的雛形，或者說是一個榜樣。
韋伯在進行這樣的思考，他一直試圖要建立這個系統，因為只有這樣的系統，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他用熱情和努力，去結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才產生了這樣一套社會學。
這樣的一套社會學，才一直不斷地告訴我們，為我們提供工具，去質疑我們所活着、我們所形塑出來的這樣的一個社會。
但現在還有很多人並不試圖建立或運用這樣的系統，而是在一些無法被反駁的場合，講一些自以為是的道理。這對於我們思考如何從社會困境中解脫，是沒有幫助的。
今天，我們絕大部分人在形成自己知識的過程當中，沒有個人的經驗，很多知識往往都是片面的、聽來聽去的，從別人那裡撿來的，再拼湊起來。
我常常看到有人會說，這只不過是一家之言，姑妄聽之。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好像在說——值得我們聽的就不是「一家之言」，是眾家之言。
什麼叫做眾家之言？大家講但是全都一樣的話。如果大家都講一樣的話，為什麼我們要聽呢？或者說，它的價值在哪裡？
對於韋伯來說，這就是無用的、紛紜雜音，他們必須要好多人齊聚在一起，用同樣的聲音嘶喊，講的是同樣的話。
因為這麼多人一起喊，所以就有人誤以為，這麼多人說應該會比「一家之言」更有道理。
但是這樣的知識裡面，有太多人云亦云，也就是並沒有經過personal experience（個人經歷），如果你經歷過，它當然就會變成一家之言。
一家之言，來自於一個人的熱情與工作，這樣才能夠產生特殊的觀點跟想法。因為這是一個人，在個人體驗保障之下對於理性的應用。這種對於理性的應用，才能夠排除在集體理性應用的過程當中，我們所解釋的，產生的所謂「異化」。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韋伯身體力行，一方面他看到這樣的世界如此令人悲觀，但他沒有停留在悲觀上、停留在他所指出的種種問題上。
倒過來，他一方面論證所有這一切來自於理性的發展，理性過度發展怎麼辦？韋伯提出的這個解法，我們必須一定不斷地放在心上：
這樣理性所創造出來的，除魅後憂鬱的世界，只有靠更多的、更尖銳的理性才能夠處理跟解決。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一種intellectual aristocracy（知識上的貴族）。
這種知識上的貴族，他們擁有多方面的勇氣，一種勇氣是在看起來理性過度泛濫的環境底下，仍然勇於應用他們的理性。
另外一種勇氣，是勇於去對抗被異化之後的理性所產生的官僚體系，所產生的群眾壓力。
他願意作為一個孤單的騎士，拿着自己理性的劍和矛，朝向那個被異化，本來應該是保護人民的靈獸，後者已經變成了傷害人民、屠戮人民的恐怖的噴火龍。
可是他知道，「屠龍」不能夠靠咒語，他仍然要靠手上理性的矛和劍。這是韋伯雖然來不及完成，但在他的知識追求和建構的過程中，清楚為我們指出來的一條從現代通往未來重要的路。
我希望用這種方式為大家介紹韋伯，不只是讓你能夠認識這樣一個偉大的心靈，同時看到我們自己所處的現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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