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19世紀法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家、以及法國立法議會的議員我希望有人願意提供一筆大獎，不是可憐的500法郎，而是100萬法郎，還有十字勳章、花冠、綬帶，等等，只要誰能對一個詞——國家——給出一個準確、簡單而又能夠理解的定義，他就可以獲得這筆大獎。
如果誰真有這等本領，他可是為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國家！它是什麼樣的？它在哪兒？它在幹什麼？它應該幹什麼？
關於國家，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它是個神秘的角色，當然是這個世界上人們再三懇求的，是備受折磨的，最繁忙的，被人考慮最多的，受的指責最多的，被利用得最多的，也是最能讓人激動的角色。
我無緣結識閣下，不過，我敢以一賠十打賭，過去半年時間中，你肯定曾經有過某個烏托邦念頭，我還敢一賠十賭你把實現你那烏托邦的責任交給了國家。
你，親愛的夫人，我敢肯定，你從內心深處希望療救人類所有的缺陷，如果由國家能做到這一點，你是一點都不會內心不安的。
但是，唉！不幸的國家，就像費加羅一樣，不知道該聽誰的，也不知道該幹什麼。人們七嘴八舌，大喊大叫，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國家的職責是教化、發展、提升、增強民族的心靈並使之具有靈性。」
「噢，先生們，稍安毋躁，」國家以哀求的口氣說，「我會盡力滿足你們，但是，我總得擁有某些資源吧。我已經準備開徵五六種稅了，給這個世界打上一個新的、很輕微的烙印。你們會看到，人們會很樂意掏錢的。」
然而，這下可招來了哭喊：「可恥！可恥！如果人們有這些東西，他自己也可以干成自己想幹的事！因此，你根本就不配叫做國家。你不僅不能再給我們加新稅，還應取消那些舊稅，廢除：
在這喧鬧聲中，在國家由於沒有滿足這些需求而發生了好幾次革命之後，我卻非要說，他們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上帝！我在想什麼？我就不能自己悶頭想，而不說出這些不合時宜的話嗎？
於是，我在這個國家就永遠地聲名狼藉了；現在大家都公認一個事實：我是個沒有心肝、冷酷無情的人，是個乏味的哲學家，是個個人主義分子，是個資產階級——一句話，我不過是個英美式經濟學家。
啊，高尚的作家們，請原諒我，什麼都難不倒你們，即使自相矛盾也難不倒你們。無疑是我錯了，我真心誠意地收回我的錯話。你們可以相信，我別無所求，我只想求你們真能在我們所有人之外找到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被叫做國家的東西，它供應所有人食物，給所有人提供就業，為所有企業提供資本，為所有工程提供貸款，治療所有人的創傷，撫平所有人的痛苦，為所有困惑的人提供建議，給出所有難題的解決方案，為所有思想找到真理，為所有厭世的人找到消遣之所，為每個人供應牛奶，為每個老人供應美酒；它將提供我們一切必需品，預見到我們的所有欲望，滿足我們各種稀奇古怪的需求，改正我們最荒唐的錯誤；自此以後，我們再也不需要什麼遠見、審慎、判斷、睿智、經驗、秩序、節儉、節制和勤奮了。
我幹嗎不想要這樣的國家？願上帝饒恕我！我越想越覺得，所有的問題都太輕鬆了，我也就越是渴望無窮無盡的財富和精神資源，渴望這個宇宙的醫生，渴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國庫、永遠不會出錯的大臣，也就是你們叫做國家的那個東西，趕緊降臨。
因此，我希望，你們把這個國家給我展示一下，把它說個明白。正是因此，我提議，拿一筆賞金，獎給那個可能頭一個發現這一稀有之物的人。因為畢竟，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們還沒有作出這一寶貴的發現；因為到目前為止，人們立刻就推翻了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那個叫做國家的東西，就是因為它沒有滿足人們彼此衝突的要求。
我們也許應該說，我們為什麼如此容易地就被人類心智中最怪誕的幻想騙得團團轉？
人人都不願受苦受難。而人自打一生下來就命中注定了，如果他不為生計而勤奮工作，那就得遭受匱乏之苦。因此，他只能在這兩種不幸中二者擇一。怎麼做才能同時避開兩者？迄今為止，他已找到、並且只能找到唯一的辦法，就是享用他人勞動的果實；也就是按某種方式安排社會，從而使痛苦和享受不是按每個人自然應得的份額進行分配，而是把人分成被剝削者和剝削者，所有的痛苦都歸前者，而所有的享受都歸後者。奴隸制就是建立在這一原則基礎上的，這是形形色色的掠奪行徑——戰爭、暴力行為、貿易限制、欺騙、欺詐——的基本原則。這些行徑儘管十分惡劣，卻與導致這些活動的觀念嚴絲合縫。人們可能憎恨或反抗壓迫者，但他不能說壓迫者是荒謬的。
感謝上帝，奴隸制已經壽終正寢，我們捍衛自己財產的天性使明目張胆的掠奪難以得逞了。然而，有一件事卻沒有變。人類那種不幸的原始天性使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生命分成兩部分：把痛苦都推給別人，把享樂都留給自己。這種可悲的傾向依舊，只不過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壓迫者不再用自己的暴力直接壓迫被壓迫者。是的，我們的良心已對此絕對不能容忍。然而，人類仍然有壓迫者與受害者之分，只不過他們中間多了一個中介，即國家，也就是法律本身。怎麼做才更好地打消我們的猶疑——或者最起碼——壓服所有的抵制行為？於是，我們所有人，不管有何要求，都以他人的名義，向國家訴苦了。我們對國家說：「我覺得，我的享受與我的勞動之間的關係不怎麼讓人滿意。我很想從另一個人那裡拿點東西，好讓自己心裡平衡一點。但這太危險了。你是不是可以把這件事變得容易一點？你能不能給我在政府機關里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給我的競爭對手的生意搗搗鬼，或者更大方一點，把你從別的正當的所有者那裡拿到的資本無息貸給我，或者用公家的錢教育我的孩子，或者給我發點補貼，或者我過了50歲後讓我能有好日子過？用這種辦法，我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問心無愧，因為法律本身是為我而設的，所以我可以隨便掠奪，而不用承受任何風險，也不會招人厭惡。」
於是，一邊是（可以肯定），我們所有人都會向國家提出這些要求，而另一邊則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國家如果不增加別人的負擔，就不可能滿足你的需要；在等待別人對國家給出個定義的時候，我相信，我自己已經有了自己的定義。不知道能不能奪得那份大獎，我的定義就是：
國家是一個龐大的虛構的實體，每個人都竭力通過它，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維持自己的生活。
今天，跟歷史上任何時代一樣，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地都希望享用他人的勞動成果。沒有誰會公然表露這種感情，人們總是將這一點掩藏得嚴嚴實實。然後，他會怎麼幹？他會設想搞一個中介；他會乞求國家，於是，每個階級都會輪番找國家：「國家啊，你可以光明正大地拿東西，可以拿來公眾的東西，然後跟我們分享。」唉，國家只好準備聽從這些惡魔般的提議；因為國家就是由內閣部長、由官僚、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大都一樣，心裡都時刻惦記着自己的欲望，總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財富和影響力增長的機會。於是，國家很快就明白了公眾要求它扮演的角色的效應。它將成為所有人命運的仲裁者、主宰者。它會拿走很多東西，並給自己留下很多東西；它會擴大其權力涵蓋的範圍；最終它會占有絕大多數資源。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公眾對此令人吃驚的無知。當獲勝的士兵將把征服者貶為奴隸時，他的確很野蠻，但他們一點都不荒唐。他們跟我們一樣，目標是犧牲他人而維持自己的生活，跟我們不一樣的是，他們能做到這一點。而我們這些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互相掠奪也完全是掠奪。僅僅因為這是互相掠奪，人們就以為不是掠奪。他們也僅僅因為這是合乎法律程序的，是井然有序的，就沒有意識到，這也是犯罪；這對公共福利沒有任何益處；而我們稱之為國家的這個揮霍的中介本身的開銷，就要大大減少公眾的福利。
我們已經在《憲法序言》中講了一個大神話，準備教導全體人民；《憲法序言》是這麼說：
「法蘭西共和國之建立，乃是為了……將其全體公民之道德、教化、福利提高到一個較高水平。」
於是，虛構的法國國家，要把現實的法國人提高到一個較高的道德和福利水準。這不正是被誘惑我們享受別人的東西的那種怪誕幻想迷惑住了嗎？這不就等於說，在法國人之外和之上，還存在着某個善良、文明、富裕的東西，它能夠、也應該為法國人普灑甘露？這不等於假定——當然是最沒有道理的了——在法國與法國人之間，也即在用於代表這些個體的概括的、抽象的概念，與無數個人之間，存在着某種父子、師生、監護人與被監護者的關係？我現在才完全明白下面的事實了。我們為什麼有時打比方說什麼「祖國」（直譯為「父親之國」——譯者注）或者說法國是「溫柔的母親」。然而，為了最充分地揭露被塞進我們憲法中的這些陳述的淺薄，我必須揭示，這一點是可以顛倒過來的，我不能光說人家的不好，也得說說什麼是好的。憲法序言如果這樣說，是不是會準確一些？
「法國人之所以建立共和國，是為了把法國的道德、教化和福利提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
而現在，如果把主語和賓語隨便互換，那麼，一個公理還有什麼價值？每個人都能理解下面的陳述：「母親將哺育嬰兒」，但說，「嬰兒將哺育母親」就是荒唐的了。
關於公民與國家的關係，美國人則形成了另一種觀念，其憲法的開頭是下面這些很樸素的話：
「我們，合眾國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盟，實現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防禦，增進全民福利，確保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享有自由的福祉，特頒此法。」云云。
在這裡，沒有什麼虛構的國家之類的東西，也沒有公民向其求索無度的抽象的東西。他們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努力，而不指望別的什麼東西。
如果我大膽地批評了我們憲法的第一句話，那麼，這並不像有些人所想的，僅僅是為了某種形而上學的賣弄。相反，我認為，把國家擬人化，過去是、未來也仍將是災難與革命的禍根所在。
在這裡，一邊是民眾，一邊是國家，被看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後者決心要對前者遍灑甘露，前者則有資格對後者要這要那，要求後者賜給他以人間一切福氣。那麼，最終的結局會是什麼？
鐵的事實是：國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隻手。它有兩隻手，一隻管拿，一隻管送——換句話說，它有一隻粗暴之手，也有一隻溫柔之手。為了干第二件，必須先得干第一件。然而嚴格說來，國家只能拿而不能給。國家一般把它們拿到的東西給自己留下一部分，有時甚至是全部，這種事情，我們都看到過，並且用國家之手的滲漏、吸收的性質來解釋。而國家給公眾的比它從公眾那兒拿的還要多，這種事情，我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也永遠不可能看到，甚至根本就難以想象。因此，當我們向國家索取的時候，我們就太愚蠢了，我們簡直把自己當成了乞丐。國家在把某種東西送給社會某些成員的時候，不給整個社會造成更大的損失，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於是，國家發現，由於我們不斷提出要求，它被置於一種很明顯的惡性循環之中：
如果它克制自己不去滿足有些人對它提出的需索，它就被指責為虛弱，惡意，無能。如果它企圖滿足這些需索，它就不得不向人們加稅，帶來的壞處大於好處，也就是說，招致普遍的不滿。
於是，我們發現，在公眾方面，有兩個期望，在政府方面，有兩個承諾：享受好處，而不用納稅。這種期望和承諾是互相衝突、難以兩全的。
這難道不是我們歷次革命的根源嗎？因為在過分大方地許下無法兌現的承諾的國家，與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的公眾之間，介入了兩類人：野心家和烏托邦分子。他們完全是時勢造出來的人物。我們的憲法就足以令這些煽動家對人民聲嘶力竭地喊：「這些台上的傢伙欺騙了你們；如果我們上台，我們將會給你們帶來更多利益，而且免除你們的稅負。」
那些煽動家們一旦掌權，公眾就要求兌現他們那些美好的承諾。人民說，「給我一個工作，還有麵包，救濟，貸款，教育，殖民地，同時，要兌現你的承諾，減免我的稅負。」
新建的國家一點都不比舊國家的麻煩更少，因為那些是不可能辦到的。人們當然可以隨便許諾，卻沒有辦法兌現。它要竭力延長自己掌權的時間，所以就要搞大量的項目。它會從做一些小事開始：一方面，它可能稍微擴大一下基礎教育，另一方面，也可能略微減免那麼點酒稅（1830年）。然而，它始終面臨着同樣的矛盾：如果它要廣施博愛，就必須不斷加稅；如果它減免稅收，它也必然會放棄博愛。
這兩個承諾總是、並且必然是彼此衝突的。調和兩個承諾衝突的一個辦法是借錢，也就是提前支取明天；這可以給今天帶來一點好處，而付出的代價則是，明天蒙受更大損害。這樣的做法帶來的是破產，損害的是信用。那麼，應該怎麼辦呢？於是，新建立的國家就對其批評者採取了一種強硬的立場：它對它的力量重新組合，以維護自己的權力；它壓制各種意見，它訴諸專斷的法令；它攻擊它以前鼓吹的公理，它宣布，統治嘛，總是不那麼受人歡迎的；簡而言之，它宣稱自己就是政府。
而這，正是其他政治煽動家求之不得的。他們利用人們同樣的幻想，採取同樣的辦法，最後也能同樣獲得成功。結局也一樣，被同一個深淵所吞沒。
我們正是沿着這條道路走向二月革命的。當時，本文所探討的這個幻想以及社會主義理論，在民眾思想中空前地流行。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殷切地期望，這個採取共和政體的國家敞開其慷慨施捨的大門，而關閉稅收的閘門。人民說，我們以前老是受人騙，這次，我自己要好好監督國家，確保自己不受人騙。
而臨時政府能怎麼辦呢？唉，它所做的也仍然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政府所能做的：許願，然後拖延時間。它不能不這麼幹，一本正經地許下一堆願，並且將其變成權威的法令：「國民公會一開幕，就將立刻宣布……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發放救濟、貸款，實行義務教育，鼓勵農業墾殖，清理土地，同時也會降低鹽稅、酒稅、印花稅、肉稅。」
國民公會開幕了。然而，由於這兩個承諾是彼此衝突，所以，它的任務、它那些可怕的任務根本無法完成。於是，臨時政府的所有法令，一個接一個地被撤銷了，儘可能不引人注目地。
當然，為了使人們的失望不至於過分強烈，臨時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妥協。某些承諾還是兌現了，有些承諾則是象徵性地兌現了。而現在，政府則正在爭取加稅。
現在，展望未來的幾個月，我自己都不敢想，當新任命的國家公務員跑到全國各地，對遺產、收入和農業收益徵稅的時候，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也許上帝會證明我的預感是錯誤的，但現在，我再次看清了政治煽動家所扮演的角色。
讀一下最新的《山嶽派宣言》，這個宣言是總統大選期間發表的。這個宣言很長，卻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下面幾句話：國家對公民應當多給少取。這些人總是採取同樣的策略，或者你如果樂意，也可以說是犯同樣的錯誤。
國家應當「根據每個公民的需求、職業和能力儘可能地為其提供恰當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
國家應當「教導每個公民了解他對上帝、對他人、對本人的義務；開發他的情感、智力和能力；一句話，讓他掌握自己的工作技能，理解自己的最佳興趣，了解自己的權利。」
國家應當「使每個人都能夠接觸到所有文學藝術、人類思想的遺產、精神財富和所有能提高和加強其心靈的精神享受。」
國家應當「使公民們不再受一切疾病、火災、流血，等等（這個『等等』的含義可也太廣泛了）之困擾。」
國家應當「干預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成為信貸的管理者。」
國家應當「促進值得讚許的企業，鼓勵和幫助他們，用一切資源使它們取得成功。作為貸款管理者，國家將從根本上扶持工業和農業合作社，以確保其經營成功。」
國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不得損害它今天所提供的那些服務；比如，它必須始終採取一種威脅外國的政策，原因則如這個綱領的設計者所說：
「有我們神聖的團結，有法蘭西共和國的先例，我們有理由代表那些在暴君壓迫枷鎖下的人們，把我們的事業和希望擴展到專制統治在各民族之間所劃定的邊界之外。如果可能，我們希望我們光榮的軍隊能再次成為自由的軍隊。」
你看到了國家的溫柔之手，你想象，在山嶽派統治下，政府的善良之手和給予之手將會非常繁忙。或許你不相信政府的暴虐之手、伸進你腰包的手、掏空你口袋的手也會同樣繁忙？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政治煽動家如果沒有掌握在炫耀溫柔之手的同時掩藏暴虐之手的技巧，他們就還沒有精通自己的行當。
他們說，「我們只對奢侈品徵稅，而不對必需品徵稅。」
為了造福於我們，國庫僅僅拿走我們過剩的資金，這難道不算幸福？
還有呢。山嶽派還說，「稅收將失去其壓迫性質，從今以後，稅收也是一種博愛的行動。」
真是天堂般的日子！我總算明白了，現在的時髦是無處不可搞博愛。不過，我不能不懷疑，稅務官開的收據是不是也可以叫做博愛。
「免費司法審判，也就是說，簡化表格，降低費用。無疑這也與官方郵費有關。」
於是，房產稅、貨物入市稅、牌照費、印花稅、鹽稅、酒稅、郵費——所有這些都將予以取消。這些紳士們似乎已經發現了盡情使用國家那隻溫柔之手而不用暴虐之手的奧秘。
真的嗎？我想問那些不偏不倚的讀者，這難道不是十足的天真，更進一步說，這難道不是危險的天真嗎？在「國家不取而多給」的矛盾變成現實之後，人民為什麼還要發動一場又一場革命、還在不停地欺騙自己？
難道人們真的相信，讓山嶽派掌權，自己就不會變成他們用來占取別人東西的那個工具的犧牲品？
公民們，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這兩種政治制度一直在互相衝突，而兩者都有很充分的理由。一種制度說，國家應該多做點事，但同時就得多拿。在另一種制度下，這兩種行動都不怎麼明顯。我們必須得在這兩種制度之間作出抉擇。然而，又出來了第三種制度，是前兩種制度的混合，它對國家提出了這樣那樣的要求，卻什麼也不給國家，這種制度是空想的，荒唐的，幼稚的，自相矛盾的，也是危險的。那些提倡這種制度的人，為了自個兒享受痛罵政府無能、並唆使你們跟着亂罵的快感，而討好你們，欺騙你們，至少是欺騙自己。
至於我們，我們認為，國家不是、也不應當是別的什麼東西，它僅僅是一種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壓迫和互相掠奪的工具，相反，它只是為每個人提供一種保障，並使正義和安全主宰所有人。
—End—
本文編選自《財產、法律與政府》，注釋從略，特別推薦購買此書仔細研讀。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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