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穀雨前一天，是銷售雨前龍井最忙的日子，然而茶商李銘卻高興不起來。

別說雨前龍井了，她的倉庫里明前龍井還有好多堆在那裡，西湖龍井，滯銷了。

一邊是不斷增長的庫存，另一邊是手機里傳遞出的各地疫情報道，李銘內心有說不出的焦灼：本以為今年只是在產量上少了點，沒想到現在連銷售也出了大問題。

她隱約覺得，如果按目前情況，自家企業今年銷往上海市場的西湖龍井，怕是要「全軍覆沒」了。

事實上，不只是李銘所在茶企，今年杭州整個西湖龍井在生產和銷售上都面臨着巨大的難題。在採摘環節，因為疫情管控，頭幾天明前茶的採摘旺季，採茶工未能及時到崗，只能聽任茶葉瘋長，直接出現了特級原葉枝頭高掛，卻無人力進行採摘的現象。隨着上海疫情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不少茶企和合作社都選擇了放棄最後十天的採摘，提前送所有採茶工回家。

「前三天，後十天，春茶採摘總不過二十幾天，這就（被迫）浪費了十三天，今年產量上的減少和損失，可想而知。」李銘這樣感嘆道，她甚至不願意去算產量產值上的大概虧損。

據業內人士估計，每年西湖龍井核心產區龍井茶的總產量在135噸左右，這裡面包含着很大一部分禮品茶。作為茶中「茅台」，西湖龍井明前茶的禮品定位很清晰，價格也十分堅挺，檔位從精品到二級，銷售額從三萬塊一斤到四千塊一斤不等，除了一部分老茶客的自飲自酌，更多的西湖龍井則以禮品茶的身份在市場上流通。

上海市場，通常占據了明前龍井茶的很大一部分份額。而今年，受快遞和疫情影響，這些標價三萬三的精品西湖龍井受到了明顯的冷落。

「因為在杭州離得近，我這邊客戶半數都是上海的。現在好啦，原來客戶們預訂的兩三萬一斤的明前茶，現在只能炒好包裝好在自家倉庫里放着落灰。一年到頭的收成全指着這些茶葉，今年卻這樣，明前茶賣到雨前的價格我就滿足了。」李銘只希望能儘快將這些禮品茶出手。

對於像她這樣的茶葉商來說，茶葉銷售行情虧損似乎已成定局。

和李銘有些不同，除了擔憂今年茶葉的產銷之外，戚英傑還發現了另一個關乎西湖龍井根本的嚴重問題。

作為杭州西湖龍井茶核心產區商會的會長，戚英傑經營的杭州西湖龍井茶業有限公司與將近270畝面積的茶園有着密切合作。每到春茶成熟採摘的時候，他總會招納大量採茶工進行為期20天左右的採茶工作。從採摘到炒制，經歷粗加工、精加工等眾多生產流程最終將成品運往全國各地，戚英傑有一套完善的生產製作流程。

但今年，戚英傑有些坐不住了。採茶工關聯着從原葉生產到加工的每一個環節，非常關鍵。採茶是個手工活，是機器無法替代的，所以在每年龍井茶的生產環節，採茶工們都發揮着難以替代的作用。但眼看着采龍井的工人老齡化程度越來越大，從最初的十幾歲到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再到現在的六十幾歲，七十幾歲，戚英傑的心裡越發焦灼了起來。

「現在還好，可是要是等這一批人老了呢？！」龍井茶是戚英傑所在的龍井村世代以傳的特產，當地村民少，茶園又多，完全不能應付旺季採摘，「天一熱，茶葉長得快，它不可能跟人商量嘛，人手跟不上，茶葉質量不就下去了。」

今年三月份又遇到特殊疫情，外地採茶工一時過不來。「採茶工們還沒來的時候那幾天剛好氣溫高，茶葉生長得飛快，我們只能自己上，一邊從沒有疫情的省份找採茶工，一邊得先去採茶葉。好在村里大家都搭把手，也有志願者，這才總算熬過來了。」想起當時慌張的情景，戚英傑仍心有餘悸。

然而，最初的「搶收」因為人力有限，只及時採回了一部分精品原葉，更多的茶葉在高溫的催化下自由生長，然後只能被迫「降級」。

而趕上今年疫情不穩的大環境，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採茶工老齡化的問題，經營方面也是情況屢出，龍井茶生產包裝的上下游產業鏈條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戚英傑對每年的貢牌龍井茶外包裝很重視，從產品設計風格，到每一個圖紋元素，都會仔細斟酌把關，好不容易確定了今年新的包裝風格，但問題卻出現了。

外包裝用的茶器，戚英傑的公司與泉州德化的一家燒瓷工廠已有十多年的合作，今年頭一回被放「鴿子」。瓷器胚都做好了，但工廠卻因為疫情原因直接「停擺」，沒法開工，瓷器自然燒不出來。眼看着今年的新包裝遲遲來不了，戚英傑急得整宿整宿睡不好覺。他想了很多辦法，但還是無計可施。新包裝出不來，但茶葉還得銷售，不得已，戚英傑招呼員工們給新茶再次穿上了去年的「舊衣」。

事實上，這種情況誰也沒料到。今年3月初，距離頭茬春茶採摘還有半個多月時間，像很多龍井茶生產商一樣，戚英傑特地開通了抖音直播帶貨的新渠道，早早地給今年的茶葉做起了預熱。開播十多天內，憑着自家茶葉的口碑，再加上今年設計新包裝對客人們的吸引力，一時之間預售的訂單數目十分可觀。

而福建泉州市的疫情卻不怎麼樂觀。面對着連續幾天的疫情新增人數，政府第一時間進行了管控，工廠停工，人員隔離，早先燒制好的瓷器胚在空蕩蕩的工廠落了灰。

「今年的禮盒包裝元素融合了中國元素，都是我們想了很久熔鑄了很多歷史意蘊在裡面的，做工也都非常精美。宣傳片發出後，訂貨的顧客也是很多的。但是沒辦法，這畢竟是不可抗力因素。」戚英傑覺得很惋惜，臉上也都是無奈。

在換成舊包裝後，一些客戶選擇了退訂，這又是一大筆損失。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似乎要把胸中所有的失望都抒發出來。原本他還想着，今年的產能估計能再增長50％。

「現在又趕上上海這波疫情，很多地方快遞停運，前段時間一直用的順豐也停了，我們還是在杭州，更沒辦法了。（產銷量）能和去年持平就好了。」沉默了一會兒，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保守估計銷售額降了400萬」

和戚英傑一樣，今年開春不利的大環境讓王晶所在的茶葉合作社銷售額虧損最少四百萬。合作社自成立以來，一直保持着穩定的運作模式，直到今年，一切都被打破了。

王晶所在的合作社主打龍井精品茶的製作，不管是原葉還是手工技術，都有很高的要求。

但今年，和戚英傑一樣，在採摘茶葉這一關，他就遇到了巨大的難題。

往年可以自發組織來的採茶工，今年因為疫情原因，因為考慮到村民們外出的安全問題，當地村委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可採茶迫在眉睫，為了保證有充足的人力，王晶不得不各種協商想辦法，終於，最後跟村委做了這樣的承諾：採茶工出村時由合作社派大巴統一去接，中途不進行停留，直達採茶點。

同時，抵達村里後，嚴格規定採茶工不出村，並每隔幾天都會進行核酸，返程時會統一進行核酸並派專車送回村內。除此之外，採茶工返回後要進行3+4的隔離，前三天的統一隔離由合作社負責費用，每天每人200元。這樣算下來，光在採茶工身上的開銷，除了基本工資之外，又每人多出了至少600元，36個採茶工，10個採茶師傅，就是將近28000元，而這，還只是大概的費用。

本以為協商好之後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但天不隨人願，王晶也遇到來不及採摘的情況。

在採茶工還未到達的時候，氣溫突然上升，驟然爬升的溫度打了所有人一個措手不及。高溫下的茶葉瘋長，採茶工沒到，前三天憑藉當地村民采的茶又有限，很多鮮葉就采不下來，留在茶園。

在他看來，茶葉也屬於農業的一部分，靠天吃飯，難免會有些損失。但當時的他並不知道，損失才只是剛剛開始。

王晶所在的合作社每年會有兩批採茶人員在春季時到來，然後在4月7日左右離開時，會剩下最後10名採茶工進行收尾工作。但在今年，因為疫情原因，兩批採茶工統一乘大巴車來，統一在4月7日離開龍井村，踏上了返程之路。

今年採茶工全部離開，沒人留下來收尾，與合作社進行合作的茶農家裡還有大量茶葉未採摘完。全部撤離意味着放棄了最後十天的產量，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王晶有自己的原因。

「因為疫情不斷加重，誰也不知道杭州會不會出現病例，需不需要封控，如果封控又要封控多久，這誰也沒法說。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只要採茶工在我們村里，那我們合作社就要承擔所有的費用和責任，如果一旦封控，他們在這裡的衣食住行我們要一直承擔，承擔到什麼時候呢，承擔到解開封控為止。」

除了資金上的花銷之外，茶葉合作社還要保證他們不會出村，主要是精力上的損耗。「現在這形勢，不確定風險太多了。我們招人家來工作，肯定是好好地接出來，平安地送回去，所以綜合考慮，後十天的錢我們不賺了，茶葉不摘就不摘了，特殊時期沒什麼比安全更重要。」王晶有些沮喪。

而最後十天茶的產量歸零，意味着什麼呢。王晶點開了計算器算了這樣一筆賬：即使在最最保守估計的情況下，一天半手工茶的產量在五十斤，十天五百斤的產量，按往年最後一部分茶葉在市場上的銷售檔位來看，在四千檔和六千檔中取個平均值。五百斤產量，大約售價在五千元，何況這還只是最保守的估計，單零售額就減少了兩百萬，這樣直接的損失，讓王晶一提起就嘆氣。

再之後，多地的快遞停運，上海等多個地區進行了封控，這就導致上海等封控區的訂單基本為零。

在合作社生產的總銷量中，上海客戶占據總數的四分之一，且大多數上海客戶需要的都是特級茶葉。這和杭州龍井茶核心產區商會秘書長趙宏權的估計差不多，他預計西湖龍井茶在上海市場占總產量的15-20%左右，眼下幾乎是「全軍覆沒」。

「我們的頂級全手工獅峰龍井目前市場的零售價在3萬元左右，上海市場是旗艦款銷售的主要地區之一，因為疫情上海處於封控狀態，對旗艦款的銷售有着比較大的影響。」王晶做了這樣的解釋。

「這些都只是保守估計，我們算要往少了說，說多了肉痛，但真實減少的銷售額只會比這個數字多，不會少。」王晶苦笑了幾聲，「穩定的心態很重要，一直在跟自己說，沒什麼的。」這些天，他一直在這樣寬慰自己。

茶農們只有一聲嘆息

從龍井村茶農和茶廠老闆們的臉上，採茶工們也讀出了重重心事：眼瞅着穀雨已至，傳統的明前龍井茶銷售旺季已經過去，龍井茶是一年採摘一季，今年的收成遠不如預期，差不多已經成為定局，茶農們只有一聲嘆息。

被隔離在家的北上廣的很多老茶客也只能望茶興嘆，往年西湖風景區龍井茶園內各類茶館餐廳，每到周末，茶園春花爛漫，遊人如織，今年客人寥寥，原本會來光顧的上海客人們大概率會在家裡度過這個春末。

採茶工吳桂芬今年的採摘時間也要比往年短，只忙了幾天就趕着回去了。4月15日，她剛剛在衢州老家結束了為期一周的隔離生活，她還惦記着僱主們的茶葉收成，「今年疫情這麼嚴重，大家的日子估計都不會太好過。」

「之前從沒有過這樣的情況，算是龍井茶生產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年。」趙宏權秘書長用「困難」兩個字來總結今年龍井茶的整體情況。比起茶企，更令趙宏權牽掛的，是那些土生土長開茶園種植茶樹的茶農們。

和其他地方不同，龍井村的村民們對於茶葉有一種別樣的依賴感，憑藉着龍井茶地理產區的天然優勢，他們在當地開設茶攤、茶莊。對於他們而言，茶葉不僅是一種作物，更多的可能是供養一家一年生活的經濟來源。

隨着疫情帶來的快遞停運、交通封控等影響，大量茶葉訂單因為無法送達而被迫取消，與茶農們長期合作的合作社與茶企面對着一連串的退訂信息，考慮到自身的經濟效益，不得已停止了對原葉的繼續收購。上游訂單的銳減，也導致原葉採購需求大幅度減少，茶農的收成縮水。

「如果說是誰承受着最直接、最沉重的打擊，那一定是茶農，企業損失的可能是利潤，茶農們損失的則更多是成本，一年到頭大家都指望着這個，誰能想到呢。」說起茶農，趙宏權總是有些不忍。

「把茶葉留存下來吧，明前龍井是趕不上了呀，雨前龍井也還不好說，要看具體情況的呀。不過那沒有買到茶葉的，總歸是需要的嘛。」趙宏權這樣勸還沒出貨的茶商。

「我們現在把茶葉保存好，等疫情結束後，總有機會的；日子嘛，熬一熬總能過的。」

（受訪對象除趙宏權、戚英傑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