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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跨境電子商務與雙邊貿易成本：基於跨境電商政策的經驗研究
作者：張洪勝；潘鋼健
來源：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
關鍵詞：跨境電子商務；貿易成本；海關監管；搜尋成本；跨境物流成本
文章基於2012年跨境電商（CBEC）相關政策作為擬自然實驗，通過測算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單等多種方法識別處理組，研究了跨境電商對中國雙邊貿易成本的影響。研究表明：（1）跨境電商顯著降低中國出口和進口貿易成本。（2）跨境電商更有利於降低中國與信息通信技術服務出口規模和強度以及百度搜尋指數更小的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成本，表明CBEC顯著降低了搜尋成本，且對出口中的企業搜尋成本降低效應大於對進口中的消費者搜尋成本的影響；跨境電商更有利於降低中國與物流績效更弱國家的貿易成本，表明CBEC顯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對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應更大。（3）跨境電商的貿易成本降低效應在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更強，體現了跨境電商的「普惠貿易」特徵。（4）跨境電商改善了貿易績效，降低了出口產品價格，通過升級進口產品結構提高了進口產品價格，還促進了進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文章為近年來實施的跨境電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證據，並為今後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提供了思路。
文章的邊際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文章基於中國 CBEC 政策作為擬自然實驗，藉助多種方法識別處理組，運用 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權威方法測算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採用雙重差分方法，首次對跨境電商與中國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的關係進行了經驗檢驗；第二，基於跨境電商宏觀整體數據展開分析，相對於基於單個企業的案例分析或基於特定跨境電商平台的局部分析更為全面；第三，從搜尋成本和已有文獻完全沒有涉及的跨境物流成本全新機制兩個角度考察了跨境電商對整體貿易成本的作用機制，比較了跨境電商對出口和進口貿易成本的影響差異，並從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角度剖析了跨境電商的異質性影響；第四，進一步分析了跨境電商降低貿易成本帶來的結果，即對貿易能力、貿易價格及貿易質量升級帶來的影響。
（一）政策窗口設定
中國實質性的跨境電商政策肇始於2012年，因此文章在基準回歸政策窗口設定中，選擇2012年作為跨境電商政策實施開始年份，即將2012—2016年的政策實施虛擬變量設定為1，將2009—2011年設定為0。考慮到截至2014年8月絕大多數跨境電商交易活動已經納入了海關監管統計口徑，故文章穩健性部分選擇2014年作為跨境電商政策完全生效年份，即2014年及之後年份政策實施虛擬變量設定為1，之前設定為0。
（二）跨境電商行業識別方法
文章主要採用《CBEC清單》（第一批和第二批）識別跨境電商行業，在基準回歸部分主要採用《CBEC清單》列出的CBEC行業計算的雙邊跨境電商貿易占比識別處理組。其中，《CBEC清單》共涉及1240個HS8位產品，1021個HS6位產品。2012年版本的海關協同編碼體系(HS)共有98個HS2位行業，《CBEC清單》涉及72個HS2位行業。
互聯網作為一種通用技術，應用在國際貿易領域，能夠顯著降低交易成本(Hortaçsu et al.,2009; Goldmanis et al.,2010; Lieber & Syverson,2012;施炳展，2016;孫浦陽等，2017)。文章根據Coase(1937)的交易成本理論，認為跨境電商作為新型貿易模式，大體可以從三個方面降低貿易成本。第一，基於互聯網技術的跨境電商改變傳統國際貿易方式，大幅降低貿易成本。首先，跨境電商的計算機屬性、互聯網屬性和平台屬性有利於大幅降低搜尋成本和信息成本。但是跨境電商降低搜尋成本在出口、進口貿易成本中很可能是存在差異的。出口層面的搜尋成本主要指企業搜尋海外市場，進口層面的搜尋成本主要指消費者搜尋海外商品。因此，跨境電商顯著降低搜尋成本，主要減少出口貿易成本中的企業搜尋成本和進口貿易成本中的消費者搜尋成本。其次，除了搜尋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電商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降低貿易成本，比如基於互聯網的跨境電商提升了組織間協調能力，帶來協調成本的大幅節約(Subramaniam & Shaw, 2002)。跨境電商還可能降低菜單成本(menu cost)。線上零售價格調整速度遠遠低於零售商價格調整速度，這可能反映了互聯網銷售渠道比傳統銷售渠道擁有更低的菜單成本(Brynjolfsson & Smith, 2000)。第二，減少中間環節簡化國際貿易。在傳統的國際貿易中，買賣雙方整個搜尋與匹配以及商討價格和合同過程需要經歷很多中間環節，涉及的成本較為高昂。CBEC顛覆了傳統交易模式，壓縮了中間環節，縮短了買賣雙方的距離(Garicano & Kaplan, 2001)。縮減中間環節的一個典型表現是，跨境電商平台通過整合物流企業和提供一體化物流解決方案降低跨境物流成本。在出口層面和進口層面，跨境電商對跨境物流成本的影響理論上是存在明顯差異的。在出口層面，參與主體是企業，因此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是顯而易見的。在進口層面，參與主體是消費者，因此降低跨境物流成本的作用則沒那麼明顯。第三，改善貿易業務流程提高貿易便利程度。CBEC對現有貿易流程產生巨大影響，更加有利於達成交易。貿易流程的改善體現在兩個基本方面：一是現有流程的優化和簡化(Garicano & Kaplan, 2001)，比如原先基於電話和傳真的交易形式改為自動化交易；二是整體貿易流程的重構(Kaplan & Sawhney, 2000)，比如基於互聯網重新設計貿易流程。研究假說2：跨境電商顯著降低搜尋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在出口貿易成本中，跨境電商主要降低企業搜尋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在進口貿易成本中，跨境電商主要降低消費者搜尋成本，對跨境物流成本的影響則較小。由於數據可得性，通過觀察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的變化可推斷跨境電商對固定貿易成本和可變貿易成本的影響。跨境電商的本質特徵體現在普惠貿易(來有為和王開前，2014)。可以從兩個維度理解普惠貿易：一個維度是國際視角，更多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能夠參與到國際貿易，並從國際貿易中獲利；一個維度是國內視角，即更多主體比如中小微企業能夠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去。第一個維度，預期觀測到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成本降低程度高於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成本降低程度或前者比後者更顯著；第二個維度，預期觀測到跨境電商促進了更多企業參與國際貿易。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技術，削弱了市場進入的固定成本(Fan et al.,2018)。跨境電商平台允許更多中小企業無需支付高昂的貿易成本就可以進入進出口市場，是一種「普惠貿易」方式。跨境電商能夠降低固定貿易成本(Lendle et al.,2013),降低國際貿易門檻，提高企業進入進出口市場的概率，並提高企業持續貿易能力。由於跨境電商仍然需要承擔關稅成本、保險成本和運輸費用，其對可變貿易成本的影響可能是不確定的。此外，跨境電商也存在降低可變貿易成本的途徑，比如跨境電商將國際貿易流程數字化，通過在線交易降低信息不對稱，進而降低可變貿易成本，比如單筆交易的溝通成本、履約成本。研究假說3：相比於跨境電商對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貿易成本的影響，跨境電商對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貿易成本的影響更大或更顯著，體現了跨境電商國際視角的普惠貿易特徵；跨境電商能夠降低固定貿易成本，因而有利於提高貿易進入能力和持續貿易能力，體現了跨境電商國內視角的普惠貿易特徵；跨境電商可能降低可變貿易成本，因而有利於提高進出口集約邊際。文章所計算的貿易成本為相對貿易成本，即國際貿易成本相對於國內貿易成本的相對值。當跨境電商降低貿易成本後，企業可能會降低定價，進而降低貿易價格。得益於相關成本下降和中間環節縮短，CBEC貿易價格仍然可能更低，因而做出如下假設以待進一步驗證。研究假說4：跨境電商降低貿易成本，因而可能帶來貿易價格的下降。
為從經驗上檢驗跨境電商對雙邊進出口貿易成本的影響，文章構建如下廣義雙重差分(GDID)框架：
其中，i表示中國貿易夥伴，t表示年份。是中國雙邊出口或進口貿易成本，採用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權威方法計算得到，具體公式詳見後續內容。為跨境電商政策出台時間虛擬變量，2012年及之後年份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是國家處理組識別變量，具體定義見下文。X是控制變量向量，包括貿易夥伴進口關稅、中國進口關稅、貿易夥伴互聯網使用情況、貿易夥伴固定電話使用情況、貿易夥伴人均GDP、貿易夥伴人口規模、貿易夥伴開放程度、區域貿易協定。方程(1)納入了國家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是隨機擾動項。方程(1)中的係數是文章關注的核心參數，其含義為，與中國在跨境電商行業貿易活躍的國家相對於不活躍的國家(一重差分)在跨境電商政策出台後相對於之前(二重差分)相關政策對貿易成本的影響方向與程度。文章在貿易夥伴層面對標準差進行聚類。（二）變量與數據
文章選取2009—2016年的數據，以更好地考察政策前後貿易成本的變化情況以及跨境電商政策對貿易成本的影響。核心被解釋變量——中國雙邊出口貿易成本(ExpTC)和進口貿易成本(ImpTC)。參考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的方法計算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的推導如下所示：
其中，是國家n對國家i的產品的支出份額。各國國內貿易量，等於該國GDP減去總出口。中國和貿易夥伴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雙邊貿易數據來自WDI。文章採用如下方法計算非對稱貿易成本。拓展引力模型如下：
其中，S表示國家競爭力（比如生產率、要素價格等）。只要S是國家特定的，就可以估計上式。假設貿易成本部分取決於共同的雙邊成分，比如地理距離、共同的邊界、共同的語言。借鑑Waugh(2010)，為了估計出口貿易成本，估計如下方程：
其中，是可觀測的雙邊成分，和分別是進口國固定效應和出口國固定效應。進口國固定效應識別了，出口國固定效應捕捉了以及國家特定的出口成本。將兩個合併起來得到出口成本指標：。結合上述貿易成本公式，得到國家n從國家i進口的貿易成本(或國家i對國家n的出口貿易成本):
被解釋變量還包括進出口企業數目變量(NF)、出口企業數目變量(NXF)、進口企業數目變量(NMF)、出口決策變量(XDum)、進口決策變量(MDum)、持續出口能力(ContX)、持續進口能力(ContM)、出口值(Export)、進口值(Import)、出口價格(ExpP)、進口價格(ImpP)。
核心解釋變量——跨境電商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與國家處理組識別變量交叉項(Post×Treat)。Post為跨境電商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Treat為與中國跨境電商交易活躍的貿易夥伴識別變量。
基準回歸結果報告在表1。根據表1，雙重差分交叉項的係數符號都為負，並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跨境電商政策顯著降低了出口貿易成本和進口貿易成本。列(2)和列(4)交叉項係數分別為-0.254和-0.219，表明與中國在跨境電商行業貿易活躍的國家相對於不活躍的國家或沒有跨境電商貿易的國家，在跨境電商政策實施後，中國出口貿易成本和進口貿易成本分別平均下降0.254%和0.219%。
（二）DID有效性分析
借鑑Tanaka(2015)事件分析框架，檢驗事件發生前後跨境電商政策對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影響差異性。將樣本第一年(2009年)作為基準年，得到圖1所示結果。可以發現，跨境電商政策實施前處理組和控制組基本滿足平行趨勢假定。
結果報告在表2列(1)和列(2)。結果顯示，在1%水平，跨境電商對出口貿易成本和進口貿易成本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根據深圳市順友物流有限公司（順友物流）提供的跨境電商B2C零售訂單數數據確定與中國雙邊跨境電商貿易關係最為緊密的50個國家（2016年訂單數在10萬以上的國家）作為處理組。結果報告在表2列(3)和列(4)。可以發現，結果是高度穩健的。採用阿里巴巴國際站2015年對各國線上成交總額(gross merchandise volume,GMV)數據識別處理組。回歸結果報告在表2列(5)和列(6)，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使用Lendle et al.(2016)列舉的eBay網站跨境電商交易產品類別識別跨境電商行業，並依據中國海關數據庫2011年的數據計算對各國跨境電商貿易占比識別處理組。另外，文章還合併使用eBay網站跨境電商交易產品類別和《CBEC清單》，以更好地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結果依舊是穩健的，限於篇幅文章未報告。文章借鑑Topalova(2010)和Liu & Qiu(2016)的研究思想，使用政策發生前即2009—2011年的樣本進行安慰劑檢驗。結果顯示交叉項係數不顯著，因此間接佐證了文章的基本結論。限於篇幅，文章未報告此結果。
使用2010年、2009年以及2009—2011年中國與各個貿易夥伴跨境電商行業貿易占比識別處理組作為穩健性檢驗。將替代彈性分別設定為5和10，以檢驗基準結果的穩健性。跨境電商政策的出台可能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是電子商務平台和跨境電商的快速發展。文章在模型中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應該吸收了中國每年互聯網發展程度的影響，同時文章還控制了貿易夥伴的互聯網水平。針對由於跨境電商的快速發展導致的政府關注和政策出台這一問題，文章通過控制政策出台前即2009—2011年中國雙邊跨境電商增長率與政策時間變量Post的交叉項，嘗試予以解決。以上結果均是穩健的，限於篇幅文章未報告。
（四）異質性分析：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
文章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2012年HDI值劃分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將HDI值高於8.0的認定為發達經濟體，其餘經濟體認定為發展中經濟體，最後文章共得到47個發達經濟體。劃分不同經濟體的回歸結果見表3。表3顯示，跨境電商對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以及對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貿易成本的影響都顯著為負。文章使用似無相關模型方法(SUEST)檢驗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分組回歸中核心解釋變量Post×lnCTR11的係數差異性，結果顯示：列(1)和列(3)的卡方統計量取值為141.650，對應的P值為0.000；列(2)和列(4)的卡方統計量取值為24.220，對應的P值為0.000。這說明無論是出口貿易成本，還是進口貿易成本，跨境電商更有利於降低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成本，即跨境電商對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貿易成本的影響更大。這證實了跨境電商的普惠貿易特徵。
文章使用兩個指標衡量搜尋成本，一個是各國信息通信技術(ICT)服務出口規模和各國ICT服務出口強度（ICT服務出口占服務總出口的比重）。ICT服務出口規模和出口強度越大，表示信息獲取能力越強，搜尋成本越低，相關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另一個是參考施炳展和金祥義(2019)所使用的百度搜尋指數。百度搜尋指數反映了中國對各個貿易夥伴的注意力配置程度和信息獲取能力(施炳展和金祥義，2019)，越高表示搜尋成本越低。為避免內生性，文章使用2011年對各個貿易夥伴的百度搜尋指數進行回歸，數據來自百度搜索官方網站，經手動獲取整理得到。文章預期，中國與ICT服務出口較低國家之間的搜尋成本更高，因此跨境電商對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成本降低效應更強；貿易夥伴的百度搜尋指數越低，表示對這個國家的信息獲取能力越弱，那麼跨境電商對中國與這個國家貿易成本的降低效應就越強。實際實踐過程中，將雙重差分項分別與貿易夥伴ICT服務出口相關變量、百度搜尋指數變量進行交叉，通過三重交叉項的符號和顯著性判斷跨境電商對搜尋成本的影響。文章使用貿易夥伴物流績效與核心解釋變量的交叉項檢驗跨境電商是否降低跨境物流成本，其中物流績效指數(LPI)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具體而言，貿易夥伴的物流績效越弱，跨境電商對中國對該國的出口貿易成本的降低效應就越明顯。文章通過比較出口貿易成本和進口貿易成本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中，搜尋成本和物流績效與核心解釋變量交叉項係數的大小，來檢驗跨境電商在減少出口中的企業搜尋成本和進口中的消費者搜尋成本大小，以及比較在減少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和進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的大小。由於相比較的兩個模型的被解釋變量不同，因此使用SUEST方法進行檢驗。表4報告了相關結果。列(1)和列(2)雙重交叉項與ICT服務出口相關變量三重交叉項的係數符號為正並且高度顯著，表示跨境電商政策對中國與ICT服務出口較弱的貿易夥伴之間的出口貿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列(3)雙重交叉項與百度搜尋指數三重交叉項的係數符號顯著為正，表示跨境電商政策對百度搜尋指數更小的國家出口貿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結果與預期一致，揭示了跨境電商對企業搜尋成本的降低作用。列(5)-(7)顯示，跨境電商政策通過減少消費者搜尋成本降低進口貿易成本。事實上，在進口過程中，消費者可以利用跨境電商平台搜尋國外產品，國外企業也可以通過中國境內的跨境電商平台更容易的將產品賣至中國，這都會降低進口貿易成本。通過比較列(3)和列(7)中Post×lnCTR11×ln搜尋成本變量的係數差異性，文章發現跨境電商對企業搜尋成本的降低作用顯著大於對消費者搜尋成本的降低作用。列(4)和列(8)顯示，Post×lnCTR11×lnLPI10的係數顯著為正，表明跨境電商對物流績效越低的貿易夥伴的貿易成本降低越大，說明跨境電商有利於降低跨境物流成本。通過比較列(4)和列(8)Post×lnCTR11×lnLPI10變量的係數差異性，文章發現跨境電商對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作用更大，對進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作用較小。
（一）貿易進入能力、持續貿易能力和貿易集約邊際
借鑑施炳展(2016)的研究思路，文章分別從宏觀層面中國與貿易夥伴之間的進出口企業數目、出口企業數目和進口企業數目，以及微觀層面貿易決策變量兩個層面度量貿易進入能力。貿易決策變量：指是否從事貿易活動，包括出口決策變量和進口決策變量。這裡的研究單元為貿易夥伴—HS6位行業。出口決策變量：如果當期中國對國家-行業研究單元的出口值為正，則記為1，否則記為0。進口決策變量定義與出口決策變量類似，只是將出口值改為進口值。因此，貿易決策變量反映了是否從事貿易活動，衡量貿易進入能力。持續貿易能力：指是否能夠持續進行貿易活動，表示持續進行貿易的能力，包括持續出口能力和持續進口能力。持續出口能力：如果當期中國對國家-行業研究單元的出口值為正，下一期出口值也為正，則當期記為1，否則當期記為0。持續進口能力：如果當期中國從國家-行業研究單元的進口值為正，下一期進口值也為正，則當期記為1，否則當期記為0。宏觀層面跨境電商對中國與貿易夥伴之間的進出口企業數目的影響結果報告在表5。企業數目數據來自中國海關2009—2016年的數據。表5列(1)-(3)被解釋變量分別為進出口企業數目、出口企業數目和進口企業數目。結果顯示，跨境電商顯著增加了中國貿易企業數目、出口企業數目以及進口企業數目。
微觀層面貿易決策變量和微觀層面持續貿易能力回歸結果報告在表6。其中列(1)-(2)被解釋變量為貿易進入決策，列(3)-(4)被解釋變量為持續貿易能力。由於貿易決策變量和持續貿易能力變量為虛擬變量，文章採用Probit進行估計，得到邊際效應。結果顯示，跨境電商顯著提高出口進入能力和進口進入能力，並能顯著提高持續出口能力和持續進口能力。
文章的貿易集約邊際包括出口集約邊際和進口集約邊際，分別定義為中國在貿易夥伴-年份層面HS6產品平均出口值和進口值。結果報告在表6列(5)和列(6)。結果顯示，跨境電商對出口集約邊際和進口集約邊際的影響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且對進口集約邊際的影響更大。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出口集約邊際已經達到較高水平，跨境電商發揮作用的空間受到限制。對於進口而言，由於中國進口水平還較落後於出口水平，很多產品種類還難以進口，因此跨境電商對進口集約邊際表現出較大影響。
（二）是否降低了貿易價格
表7列(1)顯示，跨境電商顯著降低了出口價格，中國對處理組相對於對控制組的出口價格低0.270%。這一結果較為自然，貿易成本降低，企業應當會降低定價，這提高了出口比較優勢。列(2)顯示，跨境電商顯著提高了進口產品價格。這一結果與直覺存在差異。文章嘗試從兩個方面進行解釋：一是進口結構的變化，這可能與文章使用的是HS6位產品層面的價格有關。跨境電商對進口價格的正向影響可能反映了一個結構問題，通過跨境電商進口的大多是高質量產品，支付的價格也更高。按照進口產品的進口價格進行分組，列(3)和列(4)揭示，當進口對數價格不高於2.5（或價格不高於大約11美元或72元人民幣）時，跨境電商對進口產品的價格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當進口對數價格高於2.5時，跨境電商對進口產品的價格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可能表明跨境電商主要降低了低價格產品的價格，但提高了高價格產品的進口，進而提高跨境電商平均進口價格。二是進口質量的變化，文章發現跨境電商不僅提高了出口產品質量，也提高了進口產品質量。下文進一步檢驗跨境電商對進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
文章根據Khandelwal et al.(2013)拓展的需求殘差法計算進出口產品質量。其中進出口需求替代彈性數據來自Broda & Weinstein(2006)估計的中國1994—2003年HS3位行業層面的估計結果。表7列(5)和列(6)結果顯示，無論出口產品質量還是進口產品質量，在跨境電商政策出台後都得到了顯著提升。以上結果表明，跨境電商通過升級進口產品結構和提高進口產品質量從而提高了平均進口產品價格。
文章基於2012年中國密集出台的一系列跨境電商相關政策作為擬自然實驗，採用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框架測算出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利用《CBEC清單》、順友物流跨境電商B2C數據、阿里巴巴國際站跨境電商B2B數據、eBay在線交易產品種類等五種方法識別處理組，研究了跨境電商對中國雙邊非對稱貿易成本的影響。研究顯示，跨境電商顯著降低了中國出口和進口貿易成本。作用機制分析發現，跨境電商顯著降低了搜尋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且主要降低出口貿易成本中的企業搜尋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主要降低進口貿易成本中的消費者搜尋成本，對進口貿易成本中的跨境物流成本的影響則較小。異質性分析發現，跨境電商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成本降低作用更大，體現了跨境電商國際視角的普惠貿易特徵。進一步分析發現，跨境電商顯著增加了中國與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企業數目，不僅提高了貿易進入能力和持續貿易能力，而且提高了進出口集約邊際。跨境電商還顯著降低了出口產品價格。跨境電商提高了進口產品價格，原因是跨境電商政策提高了高價格和高質量產品的進口，驅動了進口結構升級。質量回歸進一步驗證了跨境電商有利於提高進出口產品質量，揭示了跨境電商對進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推動作用。此外，文章使用平行趨勢檢驗、多種方法識別處理組、安慰劑檢驗等驗證基準結果的有效性，使用更改處理組識別方法、控制貿易夥伴進口關稅、考慮海關監管改革、更改替代彈性、考慮極端值、考慮政策隨機性等檢驗穩健性後，發現基本結論是高度穩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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