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小說家顏歌已經離開故鄉郫縣十幾年了，現在定居於英國的一個小城，但郫縣的樣子經常出現在她的腦海。當火車行駛在東安格利亞廣闊的田野，車窗外金黃色的油菜花便會讓她想起故鄉郫縣，那裡的春天來得稍早，卻同樣是這般油菜花炫目到令人無法睜眼的景致。

顏歌還一直在寫着有關郫縣的小說。當故鄉變得越來越遙遠和不可觸及之時，把故鄉寫進小說里，把小說的世界修建成故鄉的擬象也就成為了必然的、唯一的選擇。每次思念故鄉的時候，她只需要打開電腦，回想着成都平原春天的樣子——空氣、濕度、植被、聲音、人們說話的方式，一字一句地打出「平樂鎮」的故事。故鄉就以這種方式在她身體裡發聲，離開它的時間越久，這聲音就越是獨特而悠長。

以顏歌關於故鄉和現狀的雙重敘述為開篇，三聯人文城市和策展人崔燦燦共同發起的「小城之春」項目將正式開啟第三季，我們將陸續發布四位共創人的創作——小說家顏歌、藝術家李青、建築師李涵和設計師劉釗，敬請關注。

文 | 顏歌

進入四月，曾經總是空蕩的火車逐漸變得擁擠，而車廂里戴口罩的人卻幾乎見不到了。人們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以自身對常態的表演來拒絕現實的苦難。不管瘟疫、貧窮、戰爭、死亡，我們平靜地坐在明亮而潔淨的高速列車上，面孔裸露，握着手機或者報紙，以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不與他人對視或交談。通過座椅的縫隙，我可以看到坐在斜對面的女孩。她靠着窗戶，閉着眼睛，像是睡着了，耳朵里還塞着耳機，陽光照在她染成淡粉的頭髮上，幾乎透明。

進入四月，我關掉了微信里的朋友圈功能。可能本來就是一種奢望吧，我對我的心理諮詢師說，沒有人可以同時過兩種生活：這一邊的生活，那一邊的生活——歸根結底，只能選擇一種。

從火車窗戶看出去，是東安格利亞廣闊而平坦的田野，進入四月，一片片開滿了全是金黃的油菜花，炫目到令人無法睜眼，恍然間，竟與成都平原的春天並無二致——然而，我故鄉的菜花早在三月里就已經開過了。這裡比成都更北，冬天的黑夜更長，盛夏的日子更短，大街上的行人總是稀疏，食物的味道從來寡淡——這裡，離我的故鄉有將近九千公里遠。

蒸汽火車穿過成都平原的油菜花海 ©嘉陽桫欏湖

進入四月，我開始在丈夫和孩子入睡之後在YouTube上搜索關於成都的視頻，有遊客拍下的熊貓基地、錦里或者太古里，也有旅居的外籍人士錄製的生活指南、餐廳推薦，還有一些不知道被誰傳上來的、來自過去的影像：1999年的郫縣，郫花路上的理髮店和水果攤子，阿城、林白、方方和馬原；2000年前後的成都，人民南路、玉林的法國梧桐、路燈和「白夜」，翟姐、小竹、潔塵和朗格——我總是一個人坐在客廳里，開一盞小燈，一遍遍地看着我熟悉的人們曾經的面孔，聽他們用成都話談論詩歌和生活。我記憶中他們的樣子，我記憶中他們的聲音。

在《白夜往事》里，詩人翟永明講起她開白夜酒吧的初衷。面對着鏡頭，她的語言樸素而直接：「必須在經濟上自足，才會對你的寫作有所幫助。」每一個從成都長出來的人都要學會這個道理，那就是藝術必須遠離生存，才能進入生活。2008年左右的成都，我們都不富裕，可是也沒有人覺得自己很窮。買一杯五塊錢的花茶可以在文殊院坐一個下午，再走出來吃兩塊一碗的洞子口涼粉。芳草街的單人公寓大概是九百元一個月的房租，坐公交車回郫縣（編者註：現為成都市郫都區）只需要三元五。我的朋友韋源告訴我：「用拼命的寫作來賺錢以滿足自己的欲望是沒有出路的。需要練習的是降低欲望，少花錢，只寫想寫的東西。」

被樹蔭遮蔽的街道與攤位 © 蔡小川

進入四月，我失去最後一絲想要寫作的欲望。之前，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有辦法看任何的小說。在當下的語境中，虛構似乎成為了一種特權，一種偽善，一種硬要抓住的天真。偶爾讀詩之外，能讓我安頓下來進行閱讀的只有非虛構：埃麗莎·加伯特的《記憶的非現實》（Elisa Gabbert, The Unreality of Memory & Other Essays）、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提摩西·史奈德的《論暴政》（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詹明信的《寓言和意識形態》（Fredric Jameson, Allegory and Ideology）和瑪吉·納爾遜的《論自由：關懷與克制的四支曲》（Maggie Nelson, On Freedom: Four Songs of Care and Constraint）。

諷刺的是，就如同那些越是想要清醒着就越像是活在噩夢裡的人們，當我知覺的觸鬚在異語中越伸越遠的時候，我作為小說家的感官卻徹底地凋敝了。進入四月，關掉了朋友圈一周多以後，我怯生生地打電話給我在成都的朋友向榮。「我還在寫我那個平樂鎮的長篇，」我說，「其實已經寫了四分之三了，但是一點也寫不動了。我每天對着電腦看着這個小說，就覺得很荒謬，我寫的這個東西和現在的世界有什麼關係呢？和現在的我沒有關係，和現在的成都和郫縣也沒有關係。再寫下去不就是自欺欺人嗎？」

我的朋友在電話的那一頭聲音微弱，也不知道是因為客觀的距離還是主觀的疲憊。他讓我不要着急，實在寫不下去就玩一會——正是一個成都人會給出的建議。「你這麼想，」他說，「你不寫小說的話還能幹嘛呢？你只能寫小說。你天生就是寫小說的。」

小說家顏歌

我離開郫縣已經十多年了，先是在美國，後來在愛爾蘭，現在在英國，但我依然還在寫着關於郫縣的小說。有的時候我把這看作必然的文學的延遲，有的時候，我難免把這一切歸咎於我自己的懶惰和虛偽，還有些時候，我想：這可能是一種固執吧，人性里的盲目，寫作的宿命。

歸根結底，小說的本質是虛構，而虛構的本質是非真實。當我的故鄉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不可觸及，越來越不和我的現實相接而只能在記憶中出現的時候，它的種種又和徹頭徹尾的虛構有什麼區別呢？因此，把故鄉寫進小說里，把小說的世界修建成故鄉的擬象也就成為了必然的、唯一的選擇。

在街道兩旁時常能遇見寶藏小店© 蔡小川

進入四月，我和父親視頻的時間越來越少，越來越短。有時候他在電腦前面忙，就直接把手機放在桌子上，前置鏡頭照着他書房的屋頂給我看。那頂子曾經是雪白的，但經年累月地，早就被熏得發黃。父親同我說話，嘴裡總是叼着香煙，答應着「嗯」、「啊」、「哦」、「拜拜」。兩年多以前，我們曾經每天都要打電話，而屏幕上他的臉總是充滿愁容，和我一說就是半個多小時，叮囑我要多買東西，多囤點米，出門一定要戴口罩啊，人多的地方千萬別去。那個時候我們說夏天我就會回來了，最晚不過秋天，後來我們說明年春天吧，肯定能見到了，然後又再許諾着下一年的春天。最近我們不再談這些了，父親說：「挺好的，視頻里見到也就是見到了。你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你，這樣就夠了。」

小說家們大概是最早想要建構元宇宙的人。當然了，小說家的虛擬現實不是通過代碼和算法來實現的，僅僅是通過一個字又一個字的添加：漢字、單詞，從能指通往所指，以疊加的所指來塑造語言的圖像，再用一片片微巧的語言圖像構築、在閱讀者的腦海里再現一整個有機的、自給自足的、地道的世界。

兩位大爺在望叢祠里晨聊 © 朱洪

如果能夠建構這樣的小說世界，小說家便沒有任何需要進入和回到現實世界的理由，當她思念故鄉的時候，她只需要打開電腦文檔，回想成都平原春天的樣子——空氣、濕度、植被、聲音、人們說話的方式，然後一字一詞地打出：

好在這平樂地方雖然在盆地底下，不過一方寸土，卻田肥地沃、物厚人和，四時風物更別有致趣。就看這正月一過，才入了春，滿街滿鎮的花木們都興旺起來了：寒梅剛剛開完，海棠尚且妖嬈，嫩黃黃的迎春花和粉白白的櫻桃花就招展起來；再過幾天，杏花開了，滿樹的更是下雪一般。風一吹，揚起重重的花瓣子，又夾着隔壁的李花和梨花，飄飄蕩蕩，最是迷這看花人的雙眼；再過幾個星期，等到蘿蔔花和胡豆花來打過了前哨，油菜花就要「刷」地一把，開出來滿原遍野，遮天蔽日的金燦燦——等這時候，任你是天官投胎，星君轉世，也不得不脫了襖子，掀開鋪蓋，走出門去。照照相片，曬曬太陽，再抬張桌子出來打麻將。

兩個姑娘在橋下閒坐曬太陽 ©馬曉

她還記得很清楚，她是在都柏林城裡德里埃街的樓上書店（Books Upstairs）寫下這一個段落的。那個時候她搬到愛爾蘭不過一年多，剛剛開始寫這個長篇。她去的那一天晚了，店裡只剩下正中的一個位子，緊緊挨着左鄰右舍聊天的人們，服務生來回之間每每幾乎要撞上她的桌子。就是在這樣一個喧鬧如歌劇舞台的地方，她旁若無人地把電腦打開來，寫起了平樂鎮上的事情。而，當她進入那個虛構的世界的時候，她就消失了，相對於她身邊其他的人，成為了不存在的：沒有人知道她是誰，也沒有人知道她寫的是什麼。在他們看來，她只不過是一個來自亞洲某處的面容不清的女人，而在她電腦屏幕上陸續出現的漢字，如果有人注意的話，也不過是某種不可辨別、無法認知的雜符亂碼。

人民公園露天茶館的慢生活© 蔡小川

四月之初，我坐火車去倫敦參加女朋友的新書發布會，在馬里波恩高街的丹特書店（Daunt Books）。活動開始之前，我和女友還有她的責編在附近的一家酒吧見面——出她新書的出版社明年也會出版我的新書，而她的責編也剛好是我的責編。我到的時候他們已經在了，纖瘦而雅致的兩個人，坐在高腳凳上低聲交談。我一走過去他們就看見了我，躍下凳子過來同我擁抱，又給我倒白葡萄酒。

「Yan前天把她小說集的最終稿正式交給我了。」安格斯愉快地對我的女友宣布。

「太好了，」我的女友說，「恭喜！那麼下一步要寫什麼？」

「還在寫我的長篇呢，寫得超級慢。」我跟我的女友說，苦着臉。

「這麼快就開始寫長篇了？」安格斯很驚喜。

「是中文的長篇，」我對他說。「我上次跟你說過的，得先寫完這個才能寫英文的長篇。」

「哦，對啊。」他點點頭，喝了一口啤酒。

郫筒鎮工業品攤區

©《郫縣誌（1986-2005）》

整個四月份我像只穿山甲一樣地在平樂鎮的故事裡艱難前進，把七八頁的內容反覆寫了四五遍。我的語言和我的小說，它們曾經是我的通行證、墓志銘，我的身份和本質，現在，卻成了我懷揣的秘密，某種令我現實生活里的其他人略感不便的次要事件，一些前面不加定語就無法確定其意義的非特指名詞：漢語語言，中文長篇。

在我的中文長篇里時間定格在了二零一零年，故事裡的人最遠就是從平樂鎮的西門走到了東門。在這個故事裡人們還只是用手機發短信和打電話，地鐵線路還只在規劃中，新房子才不過三千塊一平。我們生活還僅僅和婚喪嫁娶有關，出軌和貪污是鎮上最大的醜聞。我的女主角剛剛滿三十歲，在被她媽逼着相親的時候偷偷談了個中專畢業的男朋友並且跟他閃婚了。她最大的煩惱是她新婚的丈夫總是在外面和他的弟兄們吃飯喝酒，而她自己的工作則日復一日波瀾不驚——沒有，到故事的最後，她也沒有離開這個小鎮；沒有，這個故事和我所存在的現實似乎已經全無關係。

郫縣孩子們的幸福童年

©《郫縣誌（1986-2005）》

進入四月了，我無數次地想到要放棄平樂鎮——是時候了，我離開我的故鄉已經太久了，而母親的去世也早就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我還有什麼理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過去的郫縣，懷念母親還在的那些日子？或者，在這個長篇的案例里，假想如果母親還活着，我也還沒有離開成都，我的生活可能有的樣子？

總是有人問我寫中文和寫英文的區別。對我來說，這兩者最大的區別是時間。在英文的故事裡，時間總是一條線，中起（in medias res）也好，閃回（flashback）也罷，過去的故事總是在現在時的後面，它既不可能假裝是現在，也就永遠不會成為現在。而在中文的世界裡，時間是一個房間，所有發生過的事情、可能發生的事情、希望發生的事情，都聚在一起，面對着彼此，眼睛看眼睛，耳朵貼耳朵——我們的過去永遠都和我們同在，它們是我們的現在、我們的未來，我們自己無法區別、不能割裂的一部分，時時刻刻，都在我們的身體裡迴響。

童年時期，顏歌在郫縣南街的爺爺奶奶家門口

© 顏歌

我的故鄉就是這樣在我的身體裡發聲，我離開它的時間越久，這聲音就越是獨特而悠長。其他的事物正在變得無法控制，也就根本不可預測，但我可以確定我永遠都會用郫縣話來數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只有我們鎮上的人會明白：一是葉，十是石。

策展人，寫作者。作為當今藝術領域最有代表性的策展人，主要展覽和活動從2012年開始有上百場，涵蓋藝術、建築、設計和電影等。

三聯人文城市&三聯中讀執行總編輯。2005年加入三聯生活周刊，專注建築&城市報道，2020年策劃第一屆三聯人文城市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