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的起因，是想梳理近二十年認知刷機的彎路和心得。期間意識到，觀念、理論、研究範式乃至學科，也都是一種演化現象。
假如能遇到一位來自未來的學者，指點一下哪些會被淘汰、哪些會躍遷成為主流，那豈不是就省掉了逐條辨析的力氣，能救我出火坑了？
結果還真撞到了一位，自稱來自公元2100年，職業是某投資機構的經濟學家。下面用Y來代替他，用X來代替我，把相關的交流摘要整理出來。（不要當真）
Y：確實如你所猜測的，穿越會改變歷史進程，所謂蝴蝶效應。即使竭盡全力控制住初始擾動的幅度，比如你醒來後守口如瓶、也不做任何投機和對沖（實際上不可能），你們即將遇到的版本，也會與我們所經歷的大不相同。更不要說你還要發表和討論了。所以，即使我違反承諾，泄露了什麼具體人物時間事件，也自然會有投機者去押注或搶跑或阻止，使之不可能成真。還好你只想知道我們的認知框架，那就先和你們的認知框架簡單對照一下，沒什麼變化的就不提了。首先是我們對物理世界的解釋體系，和你們基本相同。從基本粒子到原子分子一直到宇宙天體，其運行規則已持續百十億年。對了也沒發生小行星或者超級火山之類的毀滅性的災難，所以接下來不必代入科幻場景，中學的物理化學知識也基本夠用。接下來是對生物世界的解釋體系。植物動物細菌病毒等生物類別，從微觀的蛋白分子或基因，到由無數分子機器組成的生命個體，到螞蟻蜜蜂猩猩等群體，到它們的適應行為和生存策略，到捕食共生寄生等異種間的關係，到微觀（比如牛胃）或宏觀（比如雨林）的生態系統，複製變異適者生存的演化規則，也持續了數億年。你們現在的學科結構和基礎知識，也大致還沿用着。再接下來是對人類世界的解釋體系。人類作為靈長類動物中的一種，微觀生理部分這幾萬年來的進化幅度甚小，你們現在的生理學病理學神經學相關的，也說的過去，心理學還有些巫醫傳統也正在被替換中。再往上是「個體如何維生、繁殖、合作、競爭和防衛」層面。這幾萬年來，人們所面臨的具體場景和選擇約束無窮多樣，追逐的是獵物還是升職機會，躲避的是猛獸還是街頭流氓，個體的行為自然也會有無窮多樣性。好在，人們的進化約束和本能算法，還是沒多大改變。在我們時代，父母仍需付出大量的精力才能養育好小孩；青少年時大多仍舊衝動十足並為情所困；和陌生人相處時仍以對等交換為優選原則；仍追求在某方面比鄰居同學同事或其他對手（或虛擬人）更強一點（不平等）；面臨困境和衝突時的可選策略，比如求助施助安慰，偽裝退縮反擊等等，很多也是古已有之。這些也是我們仍然能與古人共情的原因。變化最劇烈的，是「群體如何組成和維持，群體之間如何相處」的層面。尤其是最近幾百年，由於運輸通信和軍事技術的連續突破，各種區域性的傳統社會生態在互動過程中不得不頻繁調整。到一戰大蕭條和二戰時期，湧現了很多應對大國衝突、經濟危機和全民戰爭的制度發明，並在冷戰期間得以穩固，還塑造了幾代人的認知。隨着金本位的終結（很難有頻繁的大蕭條和社會崩潰，投資者在全球尋找機會）、高精度武器的發明（不再需要高強度的社會控制或全民參與），以及更多新的技術進步，各種社會結構中的不合時宜之處，特別是從戰時體制繼承的和衍生的那些，開始一輪輪的崩塌或消融。你們還身處其中，冷戰結束時蘇東解體和中國印度等的改革，只是第一波，那些指向大國對抗和全民皆兵的權力結構，大部分消失。第二波則是那些高強度干預金融家投資者企業家、地方自治體和家庭行為的權力結構，也動搖松垮，你們也即將會經歷。幾輪政體崩潰或劇烈調整之後，從一戰到冷戰留下的全能型大政府遺產已所剩不多，之後的變遷就相對緩慢溫和了。這期間沒發生三戰和高強度的冷戰，但不好說你們會經歷什麼。至少我們經歷過的版本中沒有發生，戰爭輸贏推動的變動很少，權力內鬥和財政金融危機等在前期的影響權重非常顯著，後期則有技術推動、觀念變遷、投資和人口流動、生育意願等。在我們的敘事中，起初由主權邊界分割開的權力場域的各個「孤島」，更像是博弈場地而非博弈主體，權力玩家們爭奪入場券和排位，勝者調整政策；經濟玩家們則依據這些政策變動，選擇是否向這些生態孤島投入技術資源，或撤出投資，再以財稅金融物價等壓力形塑權力場域；新技術從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孤島湧現並向外傳導替換而觀念場域則過於破碎繁雜。演化脈絡相對清晰的，一是投資者企業家群體，認知體系升級快的玩家，贏面會大些；二是學術界，發現修正各種認知缺陷的玩家，獎賞更高些（而非利用傳播這些缺陷的）。這就是我們所使用的「演化社會生態學」敘事，生物學生態學心理學演化論等相關基礎是入門必修。和你們的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分立的「社會科學」顯著不同的是，一是融合成為一張龐大的知識網絡，各維度的研究者們使用相互能夠識別的詞彙，互相可補充和可校驗的多，互相爭吵的少；二是在跨生態比較時相對謹慎。從金本位時期抽出「經濟規律」，從農耕生態中抽出「歷史規律」什麼的，這種狂妄事兒沒人再做了。那麼你和朋友們所焦慮的，解決路徑也不複雜。觀察你們已有的社科知識網絡，保留其中的事實，再嘗試把其中的解釋和主張部分，儘量用演化社會生態學範式替換掉；單人或小群體的努力只是滄海一粟，那就想辦法讓更多人也加入研究。下面我就從歷史敘事開始，做一個最簡版的替換演示，然後再開始問答。
狩獵採集生態對應農業誕生以前，和你們時代的演化人類學的解釋大致相似。我們主流的中學教材，都會提到人類與靈長類近親的幾項重要區別：投擲、工具和用火，和超長的撫育期。投擲、工具和用火，使人類食譜拓展的更廣，也開啟了體外非遺傳進化之路。別的動物需要付出數百萬年、無數個體死亡淘汰的代價，才能進化出有效捕食的尖牙利爪，或消化某些植物的能力，以及對應的生態位和生存策略集，而人類通過發明和彼此學習（刷新軟件），就能掌握許多種工具和策略，加上分工，可以占據多層級生態位（種子水果昆蟲魚蝦到野牛大象），適應多種生存環境。超長的撫育期意味着親代的巨大投入，遇上連續幾天獵獲不足，或一方撫育者發生意外，損失也會高到難以承受。這迫使人們結成緊密的配偶關係共同養育，還要和近親們互相支援，通常是十幾到百餘人規模的親友群，在特定的淡水和食物分布區內巡迴覓食。和自然生態中的其他頂級捕食動物相似，「食物流的穩定性」是對物種數量和行為的主要約束。這裡開始啟用一個你們時代已經開始普及的重要概念，就是「演化穩定策略」，ESS，就是儘管未必所有群體都如此，但在多數情景下，這麼做的勝率比其他做法要好，在策略競爭中更可能會留存並傳播開來。由於投擲和工具的使用，不同性別和體力的個體，偷襲報復傷害的能力相近，所以小群體內部的成年人之間的關係大致平等，對涉嫌欺騙搭便車等行為天生敏感，還有強烈的制止和懲罰的衝動。人類大腦也在這種「策略的軍備競賽」中緩慢進化，太傻的會被剝削利用，太狂的會惹出私仇公憤，導致被群體拒絕合作、放逐乃至處死，其風險堪比誤食毒蘑菇和被老虎偷襲。因此個體也會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觀摩學習各種群體禁忌，評估在遵守違反利用這些禁忌時的風險和收益比。至於小群體之間，則除了避免近親繁殖而交換育齡期成員、形成遠親關係外，沒什麼可以交換的物資，也很難達成互信，絕大多數時都是零和博弈。衝突頻頻爆發，能以暴力削弱對方人口、爭奪生存領地者贏，二到四成的成年男性死於暴力。平時會因顧慮衝突而互相疏遠（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共同成因，比如進入對方已經覓食過的區域，往往會發現可攝入的食物不足以飽腹）。假想一個抑制暴力機制的場景，比如幾個小群體的代表坐在一起商定，「食物總共就這麼多，我們群體去年死了5個，今年可以生5個；你們群體去年死了3個，今年可以生3個；否則不是有人餓死就是得開戰」，這顯然很難演化成一種長期機制。由於各個小群體間的疏遠和敵意，技術難以湧現和擴散，這種狀態持續了上百萬年。儘管考古證據表明，最後幾萬年裡，有些人類已經腦力過剩到了出現藝術創作，和現代人區別不大，但行為還很接近黑猩猩。研究者們使用動物行為學等領域的範式和知識工具，就基本夠用了。馴化動物比野生動物能節約9成的搜索發現捕捉的時間，有些還能充當工具、替代人力、拓展活動邊界（比如馬）；播種作物並去除雜草，也能帶來單位面積內幾十倍或更多的產出，糧食還可以儲存、運輸、交換或交稅（被劫掠）。這些優勢非常顯著，在短短几千年的時間內，就擴散到了幾乎所有適宜農耕和畜牧的地區。農作物出現後，出現過刀耕火種、耗盡地力即遷徙的游耕群體，但更多的是定居群體，建造維護房屋糧倉畜欄和作坊等固定資產。在季候性作物、需要儲存數月到整年糧食的地區，群體間武力劫掠糧食或占領定居點的獎賞最高，逐漸成為群體選擇的主要方式。能贏的群體擴張，失敗的群體消失或被吞併。而群體規模則是決勝優勢之一。防守寨壕延長1倍、哨兵增加1倍，保護面積和容納人口則會變成4倍；能派出2倍的弓箭手和敵人對射的話，雙方傷亡比會遠高於1：1（蘭徹斯特方程）。持續的群體間競爭導致農耕群體的規模逐步擴大，出現了內部存在着生態位差異的群落，演化出多層級大家庭、職業武士群體（組織）、武士首領擴權、首領間姻親和盟誓等新形態。遊牧生態則大不相同，其能量在層級間輸送的耗損率遠高於可休眠的種子。需要成百上千倍面積的草場和龐大的畜群，才能有不間斷的多餘奶肉熱量，養活一戶牧民。稀疏的人口密度、容易遷徙難以徵稅的資產，使得他們在非戰時不易組成緊密的大型群體。同時，遊牧者的人口壓力無法靠開墾新耕地和提升耕作技術緩解，而過剩的馬匹（或駱駝）使得他們在販運或征戰方面具有超級優勢，更容易從事與農耕者之間的貿易，或劫掠或充當僱傭軍，或經過組織進化和整合後，征服和統治農耕群體。也有個體或群體依賴生產絲麻棉毛、鹽鐵銅銀等產品，和農牧者交換食物而存活，其群落結構往往與農耕者相似；也有商人群體，其形態受制於貨物種類和運輸方式（馬匹運河內河海運等），也受制於貿易沿線的群體需求和沿途群體的關係等。當然這只是極簡化的概括。在自然生態系統中，每份持續的熱量輸出都會養活一類生物或生態鏈，並受臨近生態位的其他生物制約，而在人類社會則是養活特定的群體和組織。你們時代已有歷史研究者開始採取這種思路，搜集各地各時期的地形、土壤、降水、氣溫、作物種類和產量、技術更新、疾病瘟疫等信息，估算當時當地的個體和家庭的數量，超家庭群體比如部落和超部落組織等，各自如何存活、合作和競爭。到我們時代，不熟悉演化社會生態學知識體系、不能把自己的研究融入進去的傳統「歷史學者」，占比非常低了。與動物界不同的是，人類適者生存的贏家不僅僅是基因、個體和群體，還包括所攜帶的作物和牲畜、生產和作戰技能、語言詞彙、組織模式，也包括抑制內部暴力的那些機制。比如，這塊地是我的（產權），是我父母傳給我的（繼承），你就別搶了；我是貴族（身份），你老實幹活吧；我們統治你們是因為打贏了（治權競爭）；也是神明眷顧擁有天命，我們有神廟祭祀和武士，你們反抗的會成為祭品（治權維護），等等，有些還藉助文字書寫而穩定下來。這樣互動了數千年後，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也就是你們說的軸心時代，由低成本海運和大草原騎馬者快速通道連接起來的歐亞大陸溫帶地區，從地中海沿岸到中亞、北印度和黃河流域，出現了一個文化的爆發，湧現出包括閃教、佛教和儒家等在內的諸多種觀念體系。而那些身處熱帶、種植薯類、未馴化馬匹的群體們，則因交互不足而陷入孤島進化狀態，這裡就先忽略掉。文化爆發同樣有其演化基礎。巫師們或武力贏家的多餘子女們，開始思考世界本源、社會規範和普羅大眾的感受，並將之邏輯化、倫理化或法典化。這些觀念開始傳播複製融合變異，爭奪受眾大腦和傳播媒介。從業者們也逐漸形成了超血緣關係的身份認同，或者緊密組織（教會寺廟修道院等）。觀念，成為繼生產、交換、武力、稅賦等之後塑造社會的重要維度，也是演化社會生態學裡的一個重要分支。這之後約兩千年的時間，儘管無數聰明勇武者各種嘗試，但都沒能突破所處社會生態系統的幾個關鍵約束：一是超家族的抽租抽稅抽丁非常難，僅在迫急威脅或人口過剩時段抽兵效率略好（預判要被殺被餓死的人更自願出戰和劫掠）。因為人類的養育負擔很重，天生對家庭家族以外的付出格外吝嗇，反抗能力又和汲取者大致相當，沒法降到牛馬那一級。疊加長途陸路轉運的損耗率後，稍大區域通常只能分割治權和稅權並約束之（封建、采邑、藩鎮、軍屯、郡縣等）。也有些發明了壟斷必需品成癮品貿易（比如鹽鐵酒茶等）和鑄錢，在自願交換的形態下附帶徵稅。二是精英們之間以零和博弈為主導。因為底層的供養能力長期停滯（技術進步+領地擴張+稅負意願），而精英們的子女數量通常超過社會平均數，還要分配資源給效忠者，還有更多來自底層的出眾者急切的試圖擠入。假如不在血統、身份、繼承、軍功或科舉等設置適當的分流和攔截，很容易走向無序混戰。三是精英們在零和博弈時，通常還缺少中立第三方裁決和保證，玩家間即使勉強達成多數票決的共識，也很容易破裂回到由最強贏家裁決其他輸家的狀態，降職、踢出、罰沒、處死乃至滅族屠城都不罕見。這顯然會加劇博弈的烈度，基於風險評估的「表面順從並伺機反悔」的策略容易流行，穩定的多方對等合作則很難持續。當人口壓力或災害不定期的降臨，必須要決出哪些人不能存活或不能生育或從精英位置墜落時，博弈者們就更難堅守仁慈公正守信等美德。這種生態中通常是「有糧有兵者勝率更高」，精英們的演化穩定策略是直接控制土地產出和人力，或者在食稅鏈條上占據好位，否則多半會喪失後續的博弈資格。社會的下層成員交完租稅後，僅能與外界交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由此也顯著約束了工商業的發育空間。象我們普通人也能藉助銀行，動用很多陌生人建個舒適大宅，再用幾十年償還，這對他們是不可想象的，多數只能是蓋個泥棚時幾個親鄰幫幾天忙。至於群體之間的信用借貸就更難。一個群體受災時向另一群體借糧，往往很難達成所願（擔心賴賬，樂見零和博弈的對手被削弱，略微給點兒避免報復就夠了等等），需要超群體組織來強制。強制範圍以外或者強制失效時，武力爭搶就很常見，尤其異族之間、農耕者與遊牧民之間。而這些強制和搶掠又自動會破壞信任、強化敵意，鎖定後續博弈時各方的負面預判。頻繁對抗還會塑造相應族群的組織結構，比如由軍功團伙控制；也塑造族群觀念，比如異族間仇恨不容分說。在火器尚未普及、騎兵有絕對優勢時期，某些較大的遊牧族群（比如阿拉伯、蒙古、突厥），在獲得組織協調技能突破（比如宗教、編伍、封賞、文官、稅吏）時，能爆發出強大的戰力，近乎整個亞歐大陸溫帶（除西北歐和日本）都曾被他們持續威脅或征服和統治，當地的社會結構也都曾被形塑或重組。在那些曾形成了廣袤帝國的地區，遊牧征服者們嘗試了種種分享戰果、安排繼承（對他們尤其難）、防備外戰、抑制反叛的制度和策略，被征服者也嘗試各種適應的辦法，很多又被後續統治者調整沿用，有些現在還在困擾着你們（有人視之為本族榮耀、歷史規律或政治智慧）。而最終孕育出新的社會生態結構的是海商群體，他們與農耕精英和遊牧精英們的演化穩定策略（ESS）都大不相同。海商精英們不願把家族性命押在一條船上，願意發明各種分賬方式與外人合作；下屬頻繁與異地客戶而非作物和牛馬打交道，需要給與更多的激勵和自主性；海商們也更適合同居一城，以貨物錢幣或債權股權交割利益，也容易的多。而農耕遊牧群體，每個地塊通常只會決出一個最後贏家；跨地域的協商困難，運輸糧食的損耗很高，交割地權租權農奴和士兵就更難，通常是姻親絕嗣繼承，或者消滅其頭領和武士才可以。但海商群體很容易被「有糧有兵者勝」的農耕遊牧群體所壓制，地中海東北岸的多山半島和島嶼則是罕有的例外，共和城邦從古希臘起就此起彼伏。到地理大發現後，海商群體們優選出來的共和城邦、借貸記賬法、銀行、交易所和公債（用於城牆海軍和僱傭兵等需求）等制度基因片段，又在荷蘭等地複製傳播開來。到光榮革命時，荷蘭大公帶着一批隨從重塑了英格蘭。精英博弈的多數裁決（議會）、中立第三方裁決（普通法）、中立第三方記賬（英格蘭銀行和交易所）得以確立，百餘年間未被內外部權力爭奪或戰爭而打斷，還擴散到了不列顛全島、北美和澳洲。用你們歷史學的敘事，這開啟了新的紀元。用我們的敘事是，一種新的社會生態開始了演化和擴散。生活在其中的人類更像是一種新的社會生物「物種」，猶如農耕人視遊牧人為蠻族，視狩獵採集人為禽獸，跨生態間的個體們相互缺乏認同，儘管作為生物學個體並沒有多少區別。從1694年英格蘭銀行誕生，到拿破崙戰爭結束的百餘年裡，英國的國債從三五百萬英鎊增到7億多而且可以流通，加上收費公路運河等債券股票發行，以及銀行貸款（當時以貿易貸款為主，工業、基建和住宅的貸款還很少），流通債權總量增長了數百倍。如同自然界的從草地生態轉變為雨林生態的過程，這也是一系列複雜的湧現和消失的結果。選其相對重要的幾點：一是流通的是債權（股票算其中一種），而已流行幾千年的銅錢銀幣黃金則不是債權。銅錢和金銀必須是稀缺的，否則就不能充當貨幣。富人們開始窖藏傳統貨幣時，自動會壓縮商品交換和依賴交換的商業組織的規模。而且窖藏銅錢金銀不能產生現金流（糧食流），不能維繫家族或群體的長期生存和世代效忠，農耕或遊牧精英們還是得守護着租稅權，或者租稅流上的分流位、卡點位，才能免於跌落。而債權的總量則沒有自然限制（暫時忽略各種管制比如金本位），銀行家還有動力持續擴張它。大量基於現金流生存的工商業組織得以湧現，社會生態中基於租稅流（君主、軍功、教士和官吏）的組織，占比可以逐漸稀釋。而且其他精英或寡婦子女也樂於把窖藏金銀和租權換成債權股權，由可靠第三方（銀行，議會和公司）保證付息，有穩定收益還能獲得自由，不必和管家租戶算計，或在權力場傾軋中咬牙切齒。二是這些債權是全社會流通的、第三方記賬的。這和已發明了數千年的點對點借貸也不相同。幾乎是同期，法國的國債也有大幅增長。但由於十八世紀初法國的約翰勞方案搞砸了（他是一人想改造一國，而光榮革命是舊國王帶幾百人跑路，新王帶一批人來），紙幣名聲敗壞，國債多以出售官職返還年金的方式，不可流通。精英們大多在稅收流和官位里你爭我搶互不相讓，碰到戰爭和天災之後終於組織崩塌，接着人頭滾滾。軍官拿破崙奪位，打遍歐洲同時，法國也損失了幾百萬青年。建議也做其他對照，比如戰爭時靠發債還是加稅；新修道路城牆運河時，是市政議會發債還是族長眾籌，還是縣令加稅抓壯丁，還是向上司討要銀兩；下層民眾、承銷商認購者（或者胥吏包稅人）又會分別怎樣；企業家藉助貸款或發債購置土地、興建工廠或鐵路時，外部援建百餘套成套設備時，又分別會怎樣，等等。還有金銀如何流向發債方和銀行，又怎樣以軍餉軍糧艦船火器等方式流向海員士兵工匠，他們獲得額外的金銀又會流到哪裡，哪些又會換成國債銀行債和股票，如此類推。試圖理解和研究一個社會生態時，本應如此。不過你們時期還流行用文獻和數理模型來培養和篩選學者，就得出了很多在我們看來是笑話的結論。比如把工業革命看的太當回事，窮盡各種可能性去解釋，為何百年間蒸汽機和紡織機不間斷的冒出來技術改進，可就是沒人提及新增數百倍的流通債權，新的現金流動養活了提升了多少收入、養活了多少專門化的組織，而這些技術改進不過是那些競爭性組織的自然產物。插入說一下技術進步和科學發現。農耕畜牧生態時期，精英們出人頭地的方向集中於軍功、教士、官吏、地主等方向，有科學發現是意外。獵人農民士兵工匠海員們偶爾改進技術，高頻度戰爭地區，軍事技術篩選傳播相對快些，因為有滅國的風險；而其他的則因缺乏競爭壓力和篩選淘汰的動力，長期停滯。大航海之後的海商群體，和高頻戰爭壓力下的歐洲各國，對相關技術和科學的需求猛增。印刷機的發明又成倍的擴大了識字人口，而大眾知道了A，精英們就需要發明B才能保住領先。這在小冊子、報紙、電報、教育普及、收音機、電視和互聯網普及後都或強或弱的出現過。進入流通債權生態後，除軍事以外的技術進步，和早期大量空擋可供個人天才們撿漏以外，其他科技進步，都與各類競爭性企業組織獲得的現金流增量高度相關。蒸汽機紡織機等大致就是英國流通債權劇增的產物，不過那時銀行還很少給製造業放款，所以革新極其緩慢。等到十九世紀後半頁，以及一戰後和二戰後的恢復期，英德美法等國的工業企業能大量獲得貸款和融資，並展開激烈競爭時，新發明和新技術就如潮水一般湧出。從冷戰後的IT革命一直到我們時期，幾乎沒有任何創新能輕易或偶然做出來了。創新日漸逼近物理的和人類腦力協作網絡的極限，越來越依賴高效資本市場下持續競爭的大型企業、繁榮的風險投資機構所挖掘的小型團隊，以及顯著上升的市場需求（比如中國普及汽車時，印度開始富裕時）。不按競爭規則的堆人或堆錢，則越來越接近裝飾和安慰，連抄都跟不上。你們時期就很清楚了，很多非洲亞洲等很多地區，不缺煤鐵油等資源，也不缺中高等教育普及的知識，有些石油國也不缺財富，但什麼也做不出來。相反有些只有人口的則成為創新強國。因為離開了持續現金流和競爭性組織，工廠鐵路礦山實驗室僅僅是一堆待鏽蝕待塌陷的死物。用生態學和社會生態學的語言說，持續的熱量流的產物是特定生物，持續的糧食流的產物是特定群體和組織，層級之間轉移能量的消耗率很高，這些都容易理解。唯獨持續的現金（債權）流量，索求收到利息或商品服務資產的持債方，有義務交付利息或商品服務資產的負債方，記賬轉賬第三方，這些個體和組織以及行為策略，在生物學和生態學領域裡找不到對應的，很反直覺，需要反覆練習並熟記於心。我們再看看看精英們之間是否仍舊是零和博弈格局，以理解權力場域的演化。一是精英們預計到某項需求時，可以很容易發債（或貸款或發股），設立新型組織（比如貿易、製造、鐵路、運河等企業），擔任新組織的「領主」和「官吏」。他們的起落由眾多潛在需求者說了算，不再由「有糧有兵者」等權力博弈場上的高啄序者決定（官大一級壓死人，君要臣死等）。前面我們提到，精英之間是否零和博弈、博弈時有無中立第三方裁決並保證、輸家有無穩妥退路等，是理解各種政體的要點。在流通債權生態中，精英群體們能互相持債持股，「不占亦可得利」，共和就更容易維繫。而且還大都樂在其中，不肯再回到鬥獸籠模式，權力和資源就流向最適合者的阻力就最小。這比起那些成員高強度爭功爭寵爭位爭錢的鬥獸籠式的虛假共同體，戰力高出數倍。從英國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近五百年的連續內鬥，包括兩次革命和一次砍頭，在十八世紀突然停止。從全球看，法國大革命和之後的拉美、一戰之後的中東歐、殖民者撤出後的百十個「民主」國家，脫離君主制後累計把憲法、高院、議會、選舉演練了成百上千遍。但凡是沒能讓銀行交易所、國債市政債等順利運轉起來的，幾乎都不理想。我們時代這些已經研究的比較清楚了，而且還有很多有關觀念演化的討論，就是為什麼百餘年來，觀察家們紛紛歸結於歷史或文化或機遇或贏家團隊的智愚善惡，政客們依舊不聞不問的去強推，就是很少有人提到這麼明顯的關聯性。就像他們能看到棉花煤炭工資等的兩三倍的起落，就是看不到流通債權數百倍的暴增。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自己做，這裡我只提到你們最過於忽視的一點，就是金本位。金本位天然的給銀行的信貸和貨幣總量設置了一個自然上限，而由於各種債券股票需要用銀行存款交易，也會跟隨自動有個數量上限。儘管都可以隨着黃金產量波動性增長，但總體還是零和格局。金本位同時也強加了一個觸頂反彈機制，即每次信貸擴張到上限周圍時，就很容易發生劇烈收縮。而且總量有限、零和博弈下，通常是先抽回信貸兌換黃金的贏，晚幾步的輸，贏家可以等到低點撿屍。試着在一個模擬生態中加入「總量有限」。首先不會有那麼多工廠，保證鐵路煤炭紡織化肥軍工後，還能有多少融資額度和現金流量就不好說，而現金流量是各種現代組織存在的根基；城鎮很少能發行市政債，居民幾乎不可能借到房貸，很多水泥路燈家具等工廠和就業也不會出現；到處遍布泥濘的道路、低矮的工棚，還有更多人仍被迫困在舊生態里，呆在農村吃土，誰能有什麼辦法？再加上零和博弈和劇烈周期。糧食跌價、工廠破產、工人們甩到大街上餓肚子，這時會有哪些行動；政客官員富人們能採取哪些壓制和緩和的措施和機構，有無動力增加稅收公債、鐵路煤礦國有、教育公立、選舉福利等制度；思想家們想到哪些解決方案，互相怎麼吵；野心家鼓動家們又會看到什麼機會；各國的制度、組織和思想又怎麼演變，留下哪些遺產，等等。還可以繼續往下推，有些部落酋長領地人口稀少但石油或鐵礦豐富，有些地區有幾千萬人口要依賴外來糧食或石油和鐵礦。這時只能以商品交換和黃金結算的話，能換來多少？黃金流出導致內部生態發育受阻，糧食石油鐵礦交換不夠或可能被敲詐時，國民會乖乖的挨餓並回到莊園農奴，還是會掀翻和平主義者，組成一支軍隊去占領？然後跟另一隻也想占領的軍隊爭霸？理解了流通債權生態和金本位枷鎖後，添加上遠洋帆船、火器、報紙、蒸汽機、鐵路、電報、電氣化、化肥、疫苗等等技術進步，再看流通債權生態替換農耕遊牧生態的過程，其「群體如何組成和維持，群體之間如何相處」的演化變遷，就相對清晰很多。首先是拿破崙制後的擴散期。歐洲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崩塌重組，俄奧等陸上君主強國主導秩序並試圖維持傳統，到1848年革命時已不可行（同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加州金礦發現）。倫敦則提供借款和金融清算，西北歐諸海洋貿易國的精英們能開始交換利益，從大航海起的斷續了三百年的戰爭至此終結。後來種種也顯示，貿易並不足以終止戰爭，精英群體們足夠強的交叉持債持股的，則可以。倫敦這時還發展出了以商品換債權股權的模式。有數十億美元投資到境外特別是美國的鐵路，境外用於採購機車鐵軌或其他英國產品。英國製造和航運業得以額外擴張，就業和工薪也得以額外增長。英美德日等的銀行業開始直接向工業企業提供貸款，這種超額現金流直接投餵之下，無論規模擴張還是技術進步都遠高於英國百年前。但受制於金本位的零和限制，基建、市政和住宅等僅在少數地區能夠發育。這期間最值得一提的體制創新來自日本，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舊領主和武士由財政供養，這本可能走向法國那種精英們都擠在稅收流上的危險結構。但當局通過「秩祿處分」，將供養轉成可交易的公債利息，又允許以公債充作銀行資本金，很簡單的就把阻撓者寄生者轉化成了新體系的推動者。而同期多數地區的傳統精英們，面對堅船利炮的衝擊時，第一約束仍是「我怎麼保住在租稅流和治權金字塔內的啄序位置」。1871年普魯士戰勝法國，並以賠款為擔保改行金本位制度，各國紛紛跟進。普魯士崛起，與奧地利、沙俄和奧斯曼等幾個陸上帝國扎堆。它們傳統的君主和軍功階層在權力系統內的份額都過高，而在金融網絡中的持股份額又都過低，因領土、民族、面子、關稅、內爭、民情等爭執了幾十年後，耗盡了轉圜餘地，終於擦槍走火，爆發了一戰。第二階段可以稱之為崩裂期。一戰後，君主制清零，繼拿破崙後第二次大規模的重組到來，政治、軍事、財稅專家等等勉強吵出了個方案。此時經歷過高強度的徵兵動員，權力已經向大眾分享，也要顧忌大眾的情緒，身背金本位枷鎖的金融家們既搶不到主持位，也無法給出新增信用。流通債權生態不能落地，人們又沒法回歸農奴莊園，那自然不可能好，中歐東歐的騷亂不止，通脹上天。直到金融家道威斯出面協調才恢復，看起來還都不錯，假如後來不遇到大蕭條。一戰期間沙俄崩斷，農民拋棄國家回歸村社，潰兵和工人騷亂難以遏制，這時接壤交戰的德國比遠洋運輸的英美更具備干預優勢，蘇共由此崛起。他們開始嘗試一種新的分工經濟，相信能避開金本位的總量有限、定期波動等痼疾，為此需要對整個社會暴力格式化，並嚴密控制生產分配崗位職業乃至思想。但效果和名聲並不好，假如後來不遇到大蕭條。大蕭條主要是金本位的問題，也是其終極體現。現在的投資人都知道應該廢除金本位，浮動匯率，開放國際貿易促進就業，以央行間互相借貸和債券跨國交易，平衡貿易差額（你給我商品多，我沒那麼多商品但各種債券股票隨便挑），鼓勵地方債發行擴充基建和就業，給銀行注資恢復企業信貸、發放房貸，直接就能拉滿。不過這都是事後之明。實際上是經濟崩潰，海量失業。各國的權力份額被各種稀奇古怪主張的人奪去，不僅是德意法西斯和日本軍部，也包括堅信社會應該由我們指導、否則到處危險的新政派，蘇聯也及時加大宣傳，在許多人眼中突然成為了明燈。各國間的貿易和利益交叉被壓到最低，耕地最少、青年人最多的德日最為激進，輕易撿到權杖的也最敢冒險，走向了二戰。第三階段可以說是分裂期。二戰後的初始框架基本由蘇方和美方親蘇派們劃定，包括雅爾塔、世行和IMF、聯合國等方案。蘇東集團堅信金本位時期的「規律」，認定對方陣營註定要遇到頻率和強度都更高的經濟危機，可以躺贏。於是繼續保持戰時體制並盡力擴張，忽略和隔絕內部外部的反對邏輯和反對信號。但實際上，廢除金本位後高頻經濟危機徹底消失，強國之間也不再是零和遊戲、互相提防、危機來臨時彼此捅刀。債權股權市場自由連通的經濟體，天然是軍事同盟並且各方都自願維繫。西歐和日本得到了美國超過布雷頓初始份額的支持（但東歐直到中國大陸一圈都被放棄了），並在20年時間內追到美國七八成水平。冷戰四十年是一個極好的社會實驗展示。蘇東集團壁壘森嚴，而美元在解綁黃金以前，對外高強度資本管制，儘管貿易開放。再加上主權至上原則，這近乎把其他國家置於生態系統隔離的狀態。這裡分別說說。美歐日內部擺脫了金本位的總量桎梏和周期性的劇烈回縮，工廠、基建、市政、住宅四大項的融資應需而生，飛速繁榮。後來類似「奇蹟」又在各種文化族裔群體中一再上演。新政派吃下廢除金本位後第一波紅利，增設無數政府機構和官僚崗位，以高稅收、高福利和廣泛的行政干預來塑造社會，打造成最適合「民意操盤手及同盟」生存擴張的社會生態，並借着增長紅利和超強國力，成為全球長達百年的參考配置。拉美等地區則多數走向長期高強度的金融貿易產業土地物價工資等管制，對外有限的貿易互通、沒有資本市場互通。這種極其脆弱，碰到咖啡大豆跌價一半而石油上漲三倍，又不能拿對外連通的國債股票池子緩衝時，問題就立即爆發，而強管制下的各種經濟組織缺乏自主和靈活性，都推給政府。很多政府走向國際銀行貸款，第一波拉美危機；接着很多又錯誤的採取固定匯率來試圖鎖定通脹，那就再來一輪。蘇東集團以政府計劃代替流通債權機制，創建並管理經濟單元，並以經互會在全球調配，只能做到比大蕭條那種金本位症狀大發作時好一點兒。預測社會需求來創建、並以客戶現金流投票來篩選各個單元，就沒法做到了。另一致命病根是精英競爭沒有其他出路，塞爆了權力博弈場子，高度壓抑、內卷直到普遍厭倦。經互會之外的中國，則缺乏全球資源和原東歐的組織人才技術底子，既沒以政府計劃來擴張工業和城市（只好上山下鄉），也沒摁住權力精英們的劇烈競爭，陷入長期混亂（文革）。最後是基於「主權平等」原則而倉促甩下的前殖民地，則各種隨機。印度等仰慕蘇東模式的地區，模仿國家計委和五年計劃，從蘇聯輸入成套設備的，比拉美更糟些，儘管英國人留下了鐵路、普通法、聯邦制和民主。新加坡則是反例。中美洲、南亞、非洲、中東等則五花八門，看美蘇爭奪滲透強度，看前殖民者遺產和清理程度，看什麼人撿到了國父寶座，看有石油還是可可還是慈善援助的現金流，看現金流不足時AK武士是否忠誠。二戰後湧現出來的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們，大致基於大蕭條藥方、新政派、財稅官員立場、計劃經濟崇拜，基本上持有濃厚的反對流通債權生態的思維。這些官僚機構和學者們前期所指導和援助的，通常都是越來越糟，個別的殺人狂魔也照給會員合法性和援助。但由於掌握教材、教職、期刊、相關研究機構、國際合作機構的位置和經費，缺少競爭者，一連串的錯誤也對其權威性影響有限。當美元綁定黃金這種半金本位實在無法維繫時，英美西歐政界的協商體制，特別是美國的旋轉門傳統（每屆總統可從商界學界提名高官並重塑部委），使得金融精英們有機會扭轉政客的民意導向，和官僚們的呆板行為。八十年代初撒切爾和里根當政時，投行總裁里甘擔任美國財長、財政聯儲專家沃爾克擔任聯儲主席期間，債券跨國自由流動、價格浮動的機制確定下來。我們很多人把里甘-沃爾克轉向作為一個歷史節點。金本位噩夢或者准金本位的限制性安排，不可逆的成為了過去時。聯儲藉助治理通脹的名聲和大眾對通脹的恐懼記憶，在權力傾軋場中獲得了一點點獨立性，而其他各國央行和金融圈的權力場啄序就更低些。他們小心翼翼不去招惹其他權力的邊界，即便存在着嚴重的結構性風險。一是政治家和外交家。這些民意操盤手、權力劇場演員和官場老油條們，相信勸說並賜給鬥獸場或廢墟上的精英們一個協商體系，就能自動走向富裕和平。至於前面提到的，百餘年來的拉美、一戰之後的中東歐、殖民者撤出後的幾十個「民主」國家，這些累計幾百部憲法上千次議會和選舉，為何走不通，自然是不感興趣。簽了支票握了手、上了電視交了差，趕緊回到自己的權力博弈場子裡繼續打拼，才是正事。前面那些「相信」更象是一種職業保護。而在我們演化社會生態學的理論中，法治、自由和代議制，只能在流通債權生態啟動並穩定擴充時才能穩定存續。不幫當地精英們捲入這個生態系統，那就類似於把一群野獸放到一個場子裡，那接下來會怎樣決出贏家，贏家又怎樣修改和利用規則，往往玩家們自己都難以預料。第二類是公立大學、世界銀行和IMF等官僚機構里的經濟學家。他們比政治家和外交家用心的多，而且能夠從經驗中緩慢學習。通常是兩三次失靈後的下一代學人上來，就會進化一次。因為按照學術規範，他們要從已有的研究成果起步並做實證數據，結果就大多拿里甘-沃爾克節點之前誕生的理論範式裝備自己，再加上對當地的社會和政治生態缺乏了解，早期也是頻頻出醜。第三類就是跨國投資者群體，因為賭的是自己的財富，因此學習曲線要快的多，並且隨着時間推移，能量也越來越大。包括大宗礦產、加工製造等實業FDI，投資銀行，以及投資新興市場的基金經理和散戶們。但他們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用腳投票，當地走對幾步時就來，走錯時就逃離，迫使當地精英們轉向乃至崩潰後再重組。這時就難免成為當地精英們爭取民意時的甩鍋對象，改善了是我們治理有方，搞砸了則是貪婪的資本如何如何。那些孤島進化了兩代人、病理各不相同的社會，原本精英們之間的博弈就高度不穩定，受到衝擊時又常常遇到巫醫和遊資，歷史進程就變得非常隨機了。但好在每一輪崩潰重組後能站住的，都是有所改善的，下一輪崩潰重組時烈度就沒那麼高，如此逐輪迭代。直到二戰後誕生的國家形態、權力和觀念結構、冷戰期間出生的人都近乎退出歷史時，該怎麼幫助轉軌的操作指引才大致成型，然而這時苦頭已經吃過好幾輪，也沒剩幾個還需要診療的了。回到里甘-沃爾克節點。此前十年滯脹期間已經把舊勢力的聲望磨損殆盡，投行界領軍人物里甘出任財長，拒絕了盟國那些呆板的財政官僚們的方案。聯儲主席沃爾克則在財政、聯儲和投行界都有出色履歷，敢於抵制政治干預和民意壓力。強加在國際債權流通網絡之上的最重要的緊箍咒，匯率管制和為了實現匯率穩定的相關管制權力，都得以廢除。到1992年英鎊危機後，至少發達經濟體的央行財政系統再無異議。沃爾克加息治理國內通脹時，在石油危機期間曾依賴國際銀行貸款的那些政府，比如拉美和東歐各國，也受到衝擊，銀行停貸就沒錢買食品和石油，國民就要騷亂。這之後「商業銀行-政府貸款」方式就基本廢棄了。但新體系，比如放開貿易和投資自由度、吸納全球資源發展，把眾多企業組織和地方政府納入信貸股票債券的債權約束網絡，以全社會的債權憑證（而非單一的存款和國債產品，更非官方搜集借貸的那一點兒儲備）來應對外部衝擊，還沒成為很多被孤島進化生態中權力精英們的共識，然後就一波波倒在「買不起石油和食品「這麼簡單的問題上。八十年代中期石油價格暴跌一半，依賴出口石油換食品的蘇東集團陷入巨大壓力。數十年的封閉生態，使得精英們只有應付上級的本能，除了軍事、情報、鐵路和石油等少數系統外早就成渣，想調整時發現只能收穫各種抗拒糊弄；壓制騷亂則會面臨制裁，進入外匯收入更少、糧食進口更難、騷亂更甚、系統更懈怠疲勞的惡性循環。幾次嘗試後，多數精英們也不想繼承和維繫這個早就過時、所得有限、極度壓抑的零和博弈場地，放棄不玩了。蘇東解體後的廢墟重組過程非常糟糕。原蘇東國家的金融班底基本為零，僅靠近西歐、被占領較晚的幾個加盟國稍經波折就恢復。對待俄羅斯的廢墟，美國政界繼續一戰後二戰後的天真胡來，不同的這次沒有道威斯計劃或馬歇爾計劃補救。當葉利欽胡亂任命了一群支持者掌握銀行系統後，其他精英們也都知道這些傢伙是什麼貨色，紛紛兌換外匯，通脹和各派勢力大亂鬥就已不可避免，最後由暴力組織化協調化程度最高的情報系統接手（軍方過於龐大分立，石油鐵路則不是對手）。印度在海灣戰爭時受到了僑匯斷絕的衝擊，以數十噸黃金為抵押臨時借款才躲過一劫，然後開始了緩慢的改革。但計委、各行業部委、國有銀行和國企、農業補貼、土地法和勞動法等管制，與地方、各邦和中央的選票自留地和尋租網絡，還有各族裔宗教種姓和階層的利益、保障、社會地位和觀念網絡長期共生，前幾十年的改革措施既缺乏力度也缺乏條理。但好在各邦自主性稍高，議會也勉強能正常運轉，沒形成太劇烈的反覆。中國則在蘇東解體後的危機感中重啟改革，首先壓制意識形態爭論（但並未擺脫），緩解精英們的顧忌，十年間完成了放棄糧票、稅改和匯率並軌、引進外資、部委和國企裁撤、增發國債、住宅商品化、加入WTO、金融混改等一系列調整。部分受蘇東解體時的困境刺激，積累外儲、確保糧食、上收地方財權，這在初期內部決策時的權重，遠高於正常經濟體所需的水平，由於中國的體量巨大，對整個體系演化的影響非同一般。94年匯改時，東南亞多國還流行相對固定的匯率，接受境外短期銀行間貸款和債券股票投資，還款現金流則來自於自然資源或FDI組裝加工業的出口換匯，但自主銀行轉貸時受裙帶（東南亞）或政府規劃（韓國）干預，缺乏效率。中國的低價進場，顯得他們的土地人工都過貴。投資者另謀他處，還堅持固定匯率的逐漸耗盡儲備，又一波動盪爆發了。東亞危機導致世界流通債權生態演化的一次巨大分叉，轉軌經濟體裡驚恐不已的權力精英們紛紛以減緩國內發展為代價，積累外匯儲備，使得全球官方持有的非黃金外儲（即跨國債權）總量一路飆升。在匯改前的1993年，英美加澳和西北歐等自由連通區，非黃金外儲總計約4300億美元，東亞、產油國及其他地區約6500億美元。到2006年，前者基本不變，後者已增到8倍。以30年階段看，前者僅翻了1倍，而後者增至約12萬億美元，不到20倍。再加上精英們個人持有的跨國債權，顯著超過了這些經濟體所接收的借貸和投資。我們有人稱這三十多年為「東亞溢出」時期，因為其中約大半是由於日中韓台等地區的經濟結構（尤其是土地相關的管制和基層政府的自治權限不足，中國還要加上城鄉分割）所衍生出來的，國民集體住小房子開小車低生育，出口生產能力遠高於進口消費能力，又不肯匯率升值。小部分則是其他後發經濟體內部的高管制和高風險，富人們難以在本地順暢或放心投資，對外超配乃至移民。這種溢出所到之處，發達經濟體的投資者獲得低利率紅利，消費者獲得低物價紅利；政客獲得了國債和財政支出增長紅利，持續派錢時擴充自己勢力和票倉；觀念從業者們獲得「反全球化」（其實是單向全球化）、貧富差距、階層停滯等等焦慮紅利；也有政客借用反貧富差距或者反自由貿易而迅速躥紅，等等。能占據高位或者眼球的大都是順應時勢的贏家，直到這個長波浪潮退去，趨勢反轉。畢竟東亞的人口結構在那裡，南亞的人口大國的管制也難以持續維繫。此後跨國投資的邏輯恢復到前三次資本全球化時的正常狀態，即鐵路時代英國對美德投資、一二戰後美國對西歐投資時：富國出口商品換高收益債權、貿易順差，窮國出口債權股權換資本品和技術、貿易逆差（接受FDI正是如此）。全球利率回正，溢出紅利消失，間接借債者（特別是政府）又未能形成有效現金流資產的（比如競爭性企業、有效基建、肯打工交稅的國民等），將會遭遇一個很長的凜冬。我們經歷過這次反轉，就把這段時間當作病理學而非生理學來對待。但你們學界當生理學來看也有情可原。前幾千年的銅錢金銀貨幣，與持續幾代人的金本位近乎無縫銜接；里甘-沃爾克節點爭執到英鎊危機，接着沒幾年就進入東亞溢出周期。作為學者首先要熟讀前人研究成果，再還需要實證數據吻合，還要思考老權威和老編輯的偏好，很容易掉進去。在我們的歷史中，趨勢反轉後第一波集體轉向的是投資者群體和頭部央行的學者們。前者是反應遲鈍的很快被洗出局，後者則相對清楚究竟怎麼回事，「貸款創造存款，還貸消滅存款」的信用貨幣理論是內部通用範式，但迫於權力博弈場域的兇險而無法自由表達。再是商學院投資和金融相關的學者們，最後才是從始至終連信用貨幣的作用都沒搞清楚的宏觀經濟學者們。1）里甘-沃爾克節點前後、英格蘭銀行節點前後、海商區和遊牧區、農耕和遊獵、智人和猩猩，其社會生態基礎有頗多不同之處，謹慎跨用。2）要注意區分經濟場域、權力場域和觀念場域的不同演化規則。經濟場域的可以教材化，但不是你們那種教材，更像是生態學生理學病理學加上信用貨幣理論、資產定價原理的教材。而且當投資者和企業家可以全球逐利時，每個生態位上都有眾多的玩家和潛在玩家，你不去投資有人去投資，你不開廠的話有人開廠，結果就是經濟表現大致是地理人口，以及最重要的，管制的自動函數。更進一步，其實同生態位上的玩家們的算法也近乎一致，在存款買債買股選擇時，不管是IT碼農還是規劃局長還是馬列教授，算法大致差不多。亂投亂花的會迅速虧損出局，對系統的影響降到極低，並不需要「所有人都是理性人」假設。而且，最重要的是少數金融家投資者企業家的信心和發揮空間，其餘大多數人是跟着現金流自動歸位，不同宗教文化族裔的群體表現只有三五成的差距，而不是你們現在動輒十幾倍的差距。權力維度和觀念維度的，就很難教材化了。權力場域不具備「你不投資我來投」的那種玩家可替換性，不能假設有「你不改革我來改革」這種場景。觀念場域則不像物理學和醫學那種可校驗性，可能因為大眾情緒、語言和教育背景、媒體形態、政客需求、同儕認可等原因，而有無數種對立面或變體共存。註：第一部分完。其餘等我和朋友們交流幾次後再整理貼出來。放一張圖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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