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盲目爭論，向下想辦法，團結一致向前看。
身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曾讓美聯儲低頭認錯，卻在一件事上栽了跟頭：浦東。
1993年老弗造訪上海，看了一地爛泥的浦東後，將其比喻成俄羅斯的「波特金村莊」。那是個用硬紙板搭出來騙女王的景觀，拿來形容浦東開發計劃，並不是什麼好話。
三十年後，贏下弗里德曼，其實只需要一個小學生牽着他的手，在陸家嘴走上五分鐘。
不過比起爭論，總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人們去做。浦東的三十年。一路如此。
01
上海康平路，只是條不到一公里的小街，但因為上海市委的緣故，它在上海市民口中，因此被尊稱為「康辦」。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小禮堂開了一場會，主持人是書記兼市長的朱鎔基同志，議題事關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備。在會上，朱同志提了個明確要求：抓緊、加快。
這帶來了一場爭論，反對的各個部門，還都講了一套自己的理由。
人民銀行的理由是，交易所一起來，錢都跑去買股票，銀行信貸資金就會分流。
市委政研室的同志們認為，證券買賣就像賭博，不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另外，國營企業發股票，個人也可以買，會不會搞成變相的私有化？
主管意識形態的幹部提出了擔心：交易所一開，就會有人發財。會不會在上海灘上又培養出新一代資產階級？那樣一來，為革命流的血，不就白流了嗎？
考慮到時代背景，同志們的擔心，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同志們也犯了管中窺豹的錯誤。金融是百業活水，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城市，正是因為它的衰落，才成就了日後香港的輝煌。
而此刻的上海，雖然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每年上繳財政占全國六分之一，卻在各個領域都已落後於廣東。如果拿不出特別手段，振興無從談起，衰落其實是必然。
所以等同志們爭完了，朱同志拍板定了兩條：一是當場成立籌備小組，相關事宜可以直接向他進行「個人對個人的匯報」，二是一年後，證交所要開業。
朱同志的定心丸很快便有來處。兩個月後，鄧小平前往上海視察，啟程回京時，他給朱同志留下一句話：「你們提出來要開發浦東，我贊成。你們去和澤民同志說。」朱同志回答道：「澤民同志剛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他來講不方便。」
總設計師當即回答道：「好，我來講。」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對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幾件事，我還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
1992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覆設立浦東新區，朱同志專門對「新區」這個概念做了個解釋：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爭論之所以產生，其實取決於爭論者看到了什麼，想的又是什麼。
證交所建了起來，但擁有不代表真正發揮作用。而金融之於上海的作用，之於全國的作用，又豈止是一個證交所能承擔的？
1995年3月，30多位專家學者雲集在浦東的川沙賓館，這場會開了整整三天，議題只有一個：浦東下一輪應該放開什麼產業？
這場爭論的伏筆，其實從證券交易所的設立就埋下了。會議的作用，倒更像是凝聚共識後「怎麼幹」的討論。在會議結束後，一份報告被送到了中央，核心主張很簡單：浦東應當發展以金融業為首的現代服務業，請求中央允許浦東先行先試。
這份報告的內容，日後成為了國務院的61號文件。3個月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遷到了浦東陸家嘴。
在此後兩年裡，上海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產權交易所、鑽石交易中心、日本富士銀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花旗銀行、光大證券等大批金融機構相繼落戶在陸家嘴。曾經的爛泥渡，終成國際金融核心區。
2021年，面積不過31.78平方公里的陸家嘴，雲集了12家國家級要素市場和功能性基礎設施，870家銀證保持牌金融機構，6000多家新興金融機構、30多萬名金融從業者。在285棟商務樓宇中，稅收過億的有102棟，超10億的30棟，超50億元的4棟。
有些時候，爭論是要不得的，有些時候，爭論卻是必要手段。這裡面的關鍵，就在於究竟為什麼而爭論。
02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浦東都缺少三樣東西：缺錢、缺人、缺企業。在「三缺」中，錢又是一切的基礎。
在最初構想中，朱鎔基同志只打算給浦東3000萬的支持資金，整個浦東財政的拮据可想而知。
身為管委會副主任的胡煒，主要負責浦東的開發建設，下屬單位包含經貿局、城市建設管理局、工商局等部門，以及聯繫陸家嘴、金橋、外高橋、張江四大開發公司。
這是個最需要用錢的崗位，所以胡煒也正是幹部中最缺錢的那個——一塊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000個在建工地。
萬般無奈的胡煒，只好趁着匯報工作找上海市長黃菊想辦法，想不到黃市長回了他一句話：「你不要一直問我要錢，你要眼睛向下，自己想辦法。」
而看到浦東「小政府大社會」的艱辛，國務院相關領導十分關心，但也只留下一句「浦東要帶着鋼盔頂住」來提振士氣。
其實從胡煒開始，管委會的每個人都清楚，浦東的確只能自己頂，辦法也只能自己想。把手頭的資源盤點一圈才發現，可變現的東西還真的有——土地。
當時浦東新區的土地用法，是規劃一塊、徵用一塊、動遷一塊。但在沒有資金的前提下，它的開發速度可想而知。於是，在「眼睛向下想辦法」的鼓勵下，一個漂亮的發明誕生了。
在金橋開發區，地方財政局通過上海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先開出一張2.4億元的支票，然後把這張支票交給金橋作為投資。
金橋再用這張支票，向國土局購買一塊4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局再把這2.4億元支票上交市財政局。
就這樣，政府一分錢不出，土地使用權就從國家轉交到了開發公司手裡。在這個基礎上，開發公司再議土地作價，找到銀行合資創辦公司。
這個做法很快被告到了市委，但不出所料，它得到了市委的批准。隨後，外高橋、金橋、張江和陸家嘴都成了「資金空轉、土地實轉」發明的受益者。
在外高橋，森藍地塊原本規劃一片綠地，始終無人問津。後來在保留了大部分綠地的同時，拿出部分土地用於開發，一下子便將整個森藍地塊盤活了。
在浦東的人才引進上，同樣可以看得到靈活與機變所發揮的作用。
1993年1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登了一條新聞：《浦東新區招聘領導機構人員》，讀者驚訝地發現：應考人才可不受省市區域限制，不受原身份編制限制，不受原職務高低限制。這一次招聘而來的許多人才，日後都入選了「浦東800壯士」為浦東發展貢獻了巨大作用。
所以在很多時候，問題和困難的確一浪更甚一浪，但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到「辦法總比問題多」，以及願不願意去想辦法。
03
在所有沿海城市中，上海是最不像海濱城市的一個。
這種不像，在生活層面，和「椰風啤酒小海鮮」的氣質有關；在產業格局層面，則是上海原本並不具備天然良港。
要擁有天然良港，困住一些國家的是氣溫，困住上海的是水深。
到21世紀，油輪、礦石船已經發展到了30萬噸級，集裝箱船也發展到了1萬標箱的第十代。但上海現有的港口碼頭吞吐能力嚴重不足，超過5萬噸的船舶，就壓在長江口外減載候潮，弊病誰都看得出——耽誤事。
當時的東亞地區，神戶、釜山、高雄都在大幹快上航運業，上海的工業和外貿節節向上，卻沒有一個與之匹套的深水良港，小處影響的是效率與效益，大處影響的是未來的戰略地位。
沒有國際航運中心的支撐，靠浦東剛剛拉起來的上海，永遠不能真正發揮經濟、貿易、金融中心的作用。
所以上海的歷屆領導人，都在謀劃建設適配與浦東的深水良港。但現實的困難卻擺在眼前，以上海的水文條件，居然真的找不到合適的位置。
最大的問題，叫作「鐵板沙」。
長江在上海的吳淞口入海，形成絮凝效應，大量泥沙在長江口沉積，形成了硬度巨大的「鐵板沙」，又名「攔門沙」。
無論哪一種，效果都是一樣——如同攔門鐵板，讓進入長江的水深驟然變淺，僅有不到8米。
幾代上海領導先後勘察了寶山羅涇、外高橋、金山嘴，甚至連長江對岸的南通港都被考慮進來。但羅涇和外高橋同受攔門沙之苦，而金山嘴和南通的水深又天然不足。
老計委科技司在80年代設計了一個「縮水沖沙」的方案，準備在長江口的攔門沙淤積處挖出一條深槽，疏通出一條12.5米的水道。方法經過交通部驗證雖然可行，卻發現了一個尷尬事實：神戶港在1987年就有了5個水深15米的航道，12.5米一搞出來就是個落後配置。
市內沒有，有沒有辦法去行政區外找呢？
最後，在位於浙江的舟山群島，上海找到了合適的選項。
舟山下屬的崎嶇列島有兩個小島，一個叫大洋山，一個叫小洋山，兩島之間海域水深竟達90米，向西北32公里正好對接上海蘆潮港，向東82公里即為國際航線。處處美滿，唯一的問題是：這裡在行政上歸屬於浙江。
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沒有深水港口的問題，上海市政府拿出了最大的誠意：大小洋山港口管轄權歸上海，行政隸屬歸浙江，土地施工和建設資金歸上海，洋山產生的租金、稅收和所有領航費收入歸浙江。與之配套的東海跨海大橋，建設費用歸上海，經過大橋的集裝箱，不收一分錢過橋費。
2005年，東海大橋和洋山港一期工程竣工，2008年三期建設完工。兩年後，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成為全球第一大集裝箱港口。2017年，洋山港四期完工，2.4萬標箱的集裝箱船可以輕鬆停靠。
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曾經說過一句話，「上海是全國的上海，是全國人民建設出來的上海。」
這句話很對，上海是在為浦東找港，但更是在找更大的發展機會。要實現這種機會，建設者必須要有大氣魄、大智慧、大格局，而這些往往都要落地到對一事一賬的決策上。
在很多時候，要實現中央協調，全國人民支援、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局面，其實首先需要自身的高姿態和誠懇。
1992年的浦東新區，GDP僅60億元，占上海的8.3%。2021年浦東新區GDP達15353億元，是1992年的255倍，占上海比重升至35.5%。
從這個角度上看，《讓子彈飛》里那句著名台詞：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其實並不只是劇本上的情緒演繹。
2022年6月1日，上海結束了漫長的疫情封控，同一日，上海發布了《上海市加快經濟恢復和重振行動方案》。涉及企業減負、復工復產、穩外貿外資、促消費投資、保障就業民生、優化營商環境等50條具體措施。
這個行動方案，疊加3月底出台的「21條」政策，意味着上海全年要為市場主體減負超3000億元。
這讓人看到了一個熟悉的上海，那個曾經帶着「不盲目爭論，向下想辦法」浦東味道的上海。
現在，該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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