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身處浙南僑鄉，毫不誇張地說，誰家沒個在歐洲打拼的親戚呢？比如我二舅，他就在意大利待了20多年。

二舅過去是海上討生活的漁民，打漁收網是一把好手，可東海漁業資源日漸枯竭，跑一趟船掙不上多少錢，他就動了改行的心思。選擇經商，要本錢、銷路，還得會點兒手藝。二舅性子憨厚，只有小學文化，不是做生意的料。可要是務農，漁村地少，家裡兄弟又多，若分攤下去，一大家子都難以糊口。

於是二舅想到了出國。浙南一帶向來有出國勞務的傳統，溫籍華僑遍布四海，先輩們積累了一整套出國經驗，從國別選擇、行動路線，到中介、接應點，一應俱全。早年間，如果沒有合法的勞務渠道，一些人會靠先出去的同鄉手把手地教：從哪裡上飛機，在哪裡跑路，什麼樣的旅館和華人工廠會收留「黑戶」，都講得一清二楚的。要是旅行簽證批不下來，一些人會用假護照魚目混珠，也有用真護照的，業內稱「端人頭」——把別人的護照照片撕下來，貼上自己的，偶爾碰到年齡對不上的，被海關識破，只好打道回府，剩下最後一條路——偷渡。

按照慣例，用於偷渡的「中介費用」須在出發前支付。可但凡手裡有點兒積蓄，誰想跑到國外去呢？於是前後林林總總的費用，多半是親友們一點點拼湊出來的。在僑鄉，出國是一件大事，親友們多半都很慷慨。本地有一個俚詞，叫「送路彩」，過去是專給儒生用的。秀才們赴省城應考，街坊親友都要湊份子，那時的「路彩」沉甸甸的，蘊含着家鄉父老的殷切盼望，如今，這個詞卻用在偷渡客的身上，它不再是無償贈與的份子錢，更像是一種無息貸款——等出國賺了錢，是要加倍奉還的。

因為偷渡的人不少，「蛇頭」也漸漸變得職業化，信譽都還不錯。畢竟有一份同鄉情誼在，萬一偷渡失敗，「蛇頭」們會退還一部分費用。要是偷渡客實在窮得拿不出一分錢，有些「蛇頭」甚至會提供短期的特殊貸款——成功入境後，偷渡客頭2年的薪資會被用來抵償欠款。

當年在眾多的國家和地區中，我二舅看中了意大利的普拉托。這個城市是意大利乃至全歐洲的紡織名城，擁有大量的成衣企業。由於缺少勞力，訂單又多，從80年代起那裡的成衣企業的外聯加工事務幾乎由華人工廠包攬了。早年過去的華僑在那兒搞起了中國街，幾乎沒有語言障礙——對二舅來說，這個地方簡直是天時、地利、人和都占全了。

二舅運氣不錯，用一本假護照成功入境意大利，沒吃偷渡的苦。待滿5年後，他用攢下的錢換了一個合法居留的身份，終於在意大利紮下了根。那時我還小，每到年底就盼着二舅回國一趟，因為他只要回來，決不會空手。我吃過他帶回來的牛奶巧克力、金槍魚罐頭、威化餅乾，用過外國的洗髮水和面霜，氣味好聞極了。

年幼的我曾羨慕地問二舅：「你在國外是不是整天吃牛排，喝葡萄酒？」

二舅抬起頭，笑得很歡快：「是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轉眼到了2014年，我去意大利旅遊，順道去了一趟普拉托看望二舅。

二舅在那裡開過一家加工廠，給意大利某知名品牌做過代工。這家品牌號稱產業鏈全手工製作，但事實上，許多低端產品都出自華人勞工之手。後來，一場火災讓二舅損失了所有機械和物料，他不得不放棄這門穩定的生意。

那天，我先來到普拉托市中心的鬧市區的中國城，相當熱鬧。街道和小巷縱橫交錯，到處都是中文門臉，漢字廠牌，街上黃皮膚黑頭髮的臉孔隨處可見。如果忽略掉街上偶然走過的白人和北非裔，這裡幾乎就是另一個溫州小鎮。

二舅在另一個中國城，位於普拉托郊區。那個地方全是密集的工廠，有現代化的廠房，也有簡陋的出租屋，帶着更濃郁的勞動氣息。憑着多年積累下的經驗，二舅已經轉行做起了中介生意，效益還不錯。他租的房子有兩層，上面住人，下面租給同鄉當作生產車間。從外頭看，這排車間有點兒像車庫，可白色的捲簾門往上一拉，裡面就伸出幾十雙或冷漠或茫然的眼睛——他們全是中國人。

在我的想象中，非法勞工多半生活在陰暗逼仄的地下室，說不準老闆還設置了幾道暗門，方便隱匿。只要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員出現在門口，工廠里立馬雞飛狗跳，亂成一鍋粥。

二舅曾給我講過他的經歷。20年前，他還沒拿到居留許可證時，普拉托的地方警察局經常在半夜搞突擊檢查，抓非法勞工。廠東一得到消息，會把睡夢中的「黑戶」全都叫起來，再隨手指一個方向，跑——二舅和同鄉們裹着床單一路狂奔，藏到各種陰暗狹窄的地方。否則一旦進了局子，就會直接被遣送回國。比起自忖險境拼命奔逃的「黑戶」，意大利的警察們可沒那麼敬業，他們跑累了，喘口氣，便會轉身離開。

再看眼前的生產車間，地方並不大，卻被幾十台縫紉機占去了多數空間。室內採光也不好，每台縫紉機上都掛着一盞亮度很高的吊燈。工人們熟練、從容地操使機械，發出「咔咔」的響聲，將一件件毛衫和大衣車上線、套上袖口，接着便將成品、半成品丟到腳邊的筐子裡去。

剩下的空間更小了，擺滿了桌凳、空塑料筐。工廠的東主踮腳而過，用溫州話打招呼、記數目，之後就將車好的成品衣物一筐筐地拉到貨車上，送回客戶的工廠。不久之後，這些昂貴的大衣、名牌皮包，就會打上「Made in Italy」的標識，發往英美的各大商場。

我在車間裡晃悠了一圈，一瞬間竟有些恍惚——這個小車間和江浙一帶的小加工廠沒什麼區別，不管是機器布置，還是工位上坐着的人，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樣。我嘀嘀咕咕地說：「這也不神秘啊。」

二舅搓搓手，嘿嘿地笑，說提心弔膽地躲警察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這些年，歐洲國家普遍缺乏新鮮血液，發下了不少居留許可證。許多華僑組建正規公司，簽署勞務合同，開始合法化運作，黑身份的勞工倒是越來越稀罕了。」

我對二舅調侃：「江西人跑來溫州打工，溫州人卻跑到意大利打工。」

二舅一拍腦袋，哈哈大笑。

下午，我和二舅決定去米蘭逛逛，順路搭上了他的熟人老陳。

我和老陳在車上攀談起來。已經60歲的他來意大利快30年了，女兒嫁給了一個白人，在米蘭市區開了一家咖啡館，他想過去看看。

我問老陳都去過哪些地方？他撓撓頭，說自己來意大利這麼多年，生活圈就在普拉托的中國城附近，只在女兒結婚時跟着女婿去了法國南部旅行——那是他這大半輩子以來第一次踏出意大利國界。

相比美國，歐洲人的圈子要小得多，華僑幾乎不會主動融入當地文化，而是自發地聚集在「中國城」生活。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普拉托待了幾十年，仍說不上一句意大利語。「二代」們的生活範圍要廣一些，他們從小在中國人辦的學校里上學，教師也多半是同鄉，相比國內的學校，只多了一門意語課。成年後，他們在這裡結婚，用的也是中國的儀式，就連酒席上也擺着的菜餚，無論菜品、調味、擺盤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樣。

不知是寂寞還是上班憋久了，老陳在陌生人面前顯得十分健談，他語速很快，話題也是天馬行空。從幾天前某間華人商鋪發生的火災，到兩個被當街捉姦的男女，一直談到了10年前在工廠里發生的一起搶劫案……

「你知道嗎？我是從油桶里漂過來的。」老陳忽然說。

2000年之前，中國的幾個僑鄉就成了意大利海關的重點關注對象，有時連旅遊簽證都很難辦下來。一些偷渡客便鋌而走險，先想辦法飛到北非國家，再坐船靠近意大利，伺機而動。有時，那些用來登陸的小艇會被海警截停，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偷渡客們得躲進特製的油桶里，任憑海浪帶着自己靠岸。

我下意識地打量了一下老陳的體格，他身高1米85左右，怎麼可能塞進油桶呢？老陳可能察覺到了我的驚訝，只是淡淡地說：「我們那批有4個人，其中一個是我的妹夫。可惜，靠岸的時候只上去3個，我妹夫失蹤了。」

「都30年啦，還講它做什麼。」二舅咳嗽了一聲，頗感慨地說，「打魚的時候遇上颱風，整條船都會翻掉。不遠萬里來到意大利，結果客死異鄉，這些都是沒辦法的事。哪怕碰上了也不能怨天尤人，只能說運氣不好。僥倖活下來的人，那就安安靜靜地賺錢，莫要想其他東西了。」

老陳點了點頭，二舅又說起他們這一代人對自己的性命並不十分看重：「生命也是分貴賤的。我們能選的路子又有幾條呢？反正逃不了一死，那就盡情折騰算了。」

這話題有些沉重，車廂里的氣氛立即沉寂了。

早在建國之前，就有零星的華人群體進入意大利務工。普拉托的大規模移民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紀80年代，但數十年下來，有入籍意願的華僑鳳毛麟角。對大部分中國工人來說，普拉托再好也只是個掙錢的地方，它跟國內某個城市沒兩樣，只是薪水更高，僅此而已。

為了打破令人難受的寂靜，我主動問老陳打算什麼時候回國？老陳搖搖頭，沒說話。過了一會兒，他才輕聲說自己準備再干兩年就回去，「這地方就跟坐牢一樣！」

普拉托是個安靜的城市，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街道都很平靜，來來去去的行人以年輕的二代移民居多。正值壯年的人大多待在工廠和商鋪里掙錢，不放過寶貴的一分一秒。

二舅說，普拉托是一個鄙視懶人的地方。在這裡，每天12小時的工作時長是常態。有些工人是計件拿工資，為了儘早清償出國的花費，他們會主動幹得更久。除了幹活兒，他們幾乎沒有娛樂、沒有愛好，生活靜悄悄的，沉在深深的水面之下，「如果能適應普拉托的生活節奏，那一定是個無趣的人」。

二舅受不了這種日子。自從出了國，原本滴酒不沾的他一頓午飯能幹掉兩大瓶紅酒——只有這樣，他才能忍着四肢的酸痛堪堪睡下。老陳亦是如此，任他在普拉托生活了近30年，這裡似乎沒有留給他多少美好的回憶。他剛來的時候就在工廠里「踩衫」，給皮包打縫線。後來拿了永居證，工資高了，仍舊悶頭「踩衫」，給皮包打縫線。幾十年來，似乎什麼都沒變，又似乎什麼都變了。

「落葉歸根。」老陳嘆了口氣，說老家的房子已經置辦好了，就等他回去養老了。

我問老陳老家還有什麼人，他搖搖頭，說長輩全走了，就剩一些侄女和侄孫。他兒時的朋友也都基本斷了聯繫，見了面也不一定能認得出來，「想一想，其實回不回去都一樣，誰還記得我呢？」

之後，老陳就不再說話了，只盯着窗外的風景怔怔出神。

2019年年初，二舅回國，開始謀劃自己的後半生。

他早幾年在老家買的房子終於交了鑰匙，這是他預備用來養老的小窩。在2個月的假期里，二舅要拿定所有主意，把房子的硬軟裝和其他東西全部置辦起來——下次回國，就不知道是猴年馬月的事了。二舅的小女兒也特地從大學請出半個月的假，打算陪陪久未謀面的父親。

當年二舅在意大利紮下根，先後把老婆和大女兒帶了出去，因常年打拼顧不上教育，他們只能把小女兒寄養在岳母家。自小女兒出生，長到20歲，父女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也不超過12個月。

家族聚餐時，二舅喝得醉醺醺的，開始絮絮叨叨。一會兒說小女兒打扮靚麗，太過惹眼，一會兒又讓她用功讀書，不要浪費鈔票……見小女兒默默地動筷子，不理他，二舅忽然拍了桌子：「說你呢，沒聽見呀？」

我給小表妹出頭：「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回來的次數兩隻手數的着，她為什麼不聽你的？對她來說，你就是個陌生人。你只顧在外頭掙錢，隔幾年才回來一趟，憑這就想教訓孩子？」

二舅跟一隻戳破了的氣球似的，立馬就蔫兒了。

當然，除了骨肉分離的遺憾，回鄉的二舅也有支棱起來的時候。

在我們家鄉，每隔幾年就要修族譜。修族譜要立碑、請吹打班子、大擺宴席，還要唱上七天七夜的戲，一套搞下來，花錢如流水。但華僑們對此總是最熱心，也是出手最闊綽的。

修好的族譜，照例要請進祠堂。幾個村子的人都湧進祠堂，將裡頭堵得水泄不通。充作主祭的長輩站在台上，對着烏泱泱的人群，將樂捐冊上的名字和數目一一念出來。排在前頭的那幾位，總是華僑。

事實上，這些人在國外多數從事加工業，沒有幾個做過真正的大生意。他們與家鄉脫離太久了，難得碰上一次露臉的機會，尤其是在父老鄉親們面前。於是，當他們的名字率先被念出來，就頗有一種衣錦還鄉的意味。

女友小樂也有親戚在普拉托待了15年，「我叫她蘭姨，她很早就出國了」。據說，蘭姨每次回國都要帶上一大皮箱的沐浴露、洗髮膏、面霜，親戚朋友人人有份。事實上，國內早就不缺這些東西了，但人的習慣總是很難改變。

跟小樂交往了兩年後，我終於見到了蘭姨和她的丈夫。姨父是個有趣的人，他外貌出眾，性格風趣，愛穿西裝褲加一件很颯的黑皮衣。可惜他時運不濟，做什麼生意都虧本，最後徹底把家底搗騰光了。

15年前，蘭姨攛掇丈夫一道出國，用的是假護照。出國的路子並不曲折，也不神秘，卻需要十足的耐心。可沒過兩年，姨父就受不了國外無趣的生活，一個人先跑回來了。他在親戚面前義正詞嚴地為自己辯解：「一天上14個小時的班，吃飯、睡覺的屋子只有十幾平米。那裡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蘭姨當然沒回來。開弓沒有回頭箭，夫妻倆出國花掉了二三十萬，再怎麼說也要把這筆錢先還了。蘭姨打算再熬幾年碰碰運氣——意大利政府每隔幾年就會出台一部新移民法案，華僑稱之為「大赦」——只要成功提交申請，「黑戶」就不會被驅逐，審核期結束後，可以順理成章地獲得合法身份。當然，期間無法回國，不能改變僱主和工作，也不能觸犯一丁點法律。

為了留下來，蘭姨足足等了5年。

2019年，蘭姨回了一趟老家。她女兒依依馬上要讀寄宿制的高中了，說很想念母親。

由於蘭姨的簽證比較特殊，需要趕在3個月的限期前回到意大利。那天上午，我送蘭姨去機場趕航班，進了她家，正好瞧見她在整理床鋪。她將被子攤開，取下床單，一點點掛到陽台的晾衣杆上。她的母親坐在餐桌的角落裡，背對着我們，看不到表情。

或許是臨別的緣故，蘭姨看起來相當傷感，手裡的動作慢極了。我發現床頭櫃裡放着半疊相片，裡頭是姨父和一張陌生的女人臉——傳聞中的第三者。相片的背景似乎是某個名勝景區，有山有水，風景極美，男人和女人的笑容都十分燦爛。

將第三者的相片堂而皇之地放在家裡，這無疑是對女主人赤裸裸的侮辱。據說蘭姨年輕時是個混社會的小太妹，頭髮染成紫色，穿一件短短的吊帶裙到處跑，絲毫不顧及他人的目光。可年歲漸長，蘭姨卻自動忽略了那些惹人憤怒的東西，就像什麼都沒有看到一樣——她如此隱忍，全是為了女兒。

依依馬上就要上高中了，每周都需要接送。她的爺爺奶奶年紀都很大了，外婆身體也不好，舅舅正在艱難創業，虧了不少錢，早晚都看不見人影。家裡總要有一個男人照看着。

「依依難道不是你姨父的女兒麼？就算離了婚，親爹總不會不管她吧。」我好奇地問。

小樂瞪我一眼，說：「男人沒一個靠得住的。」

每回蘭姨從國外匯款回來，姨父的表情才好看一點。要是久久等不到鈔票，姨父就藉口收入不支，將依依丟給外婆，自己則跑到外省去玩消失。上個月，依依想買一台電腦，姨父直接甩了臉色：「找你媽要，我沒錢。」

「那就讓她回國唄，找個平常的工作，起碼能照護依依。」我試探地問。

小樂搖搖頭，說蘭姨一沒有文憑，二沒有技能，只剩力氣。她在國內能掙多少錢？去意大利好歹能拼一拼，把子女的嫁妝和養老錢都掙出來。等以後依依大學畢業，再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蘭姨就能回來過好日子了。至於個人的感受，那只是生命中的細枝末節，完全無須在意。

其實，意大利人的收入也不算高，平均月薪只有2000多歐元。不過，從中國飛去的可不是尋常的打工人，他們工作起來沒日沒夜。坊間傳聞，連巴基斯坦和北非去的勞工都適應不了中國人的工作節奏，一些被華人公司僱傭的巴籍勞工甚至舉行絕食行動，抗議高強度的勞動。

蘭姨全年無休，單靠一手熟練的「套口」技術，每年能掙25萬左右的人民幣。她在普拉托沒什麼花錢的地方，除去日常生活開支，剩下的錢統統都能攢下來——代價當然也很殘酷，15年裡，她的頭髮幾乎掉了一半，頭頂出現了一塊圓圓的空白。體重也從120斤飆到了150斤，明明剛過40歲，容貌看上去卻足有50歲。

「她的日子很苦。」小樂哽咽了，很傷感。

我點點頭，想說幾句寬慰的話，卻發現無話可說。在普拉托打工的同鄉，誰不是這麼過來的呢？

新冠大流行對普拉托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並非這種病毒有多麼可怕，而是疫情帶來的經濟蕭條，對華僑們的生計造成了深遠影響。華人工廠的訂單量銳減，連續3個月，蘭姨的薪水都不足1000歐元，她有些動搖了。

那段時間，蘭姨時常打來視頻電話，詢問溫州的防疫政策。我跑了一趟防疫辦，又去蘭姨家的村居確認，得出「21+7」的數字。

「出發前就要隔離14天，沒辦法開工。」蘭姨的聲音聽起來很疲憊，「落地後還要集中隔離21天，每天400塊，那不得8000多塊？」

我問她生活有沒有受到影響。國內新聞都播了，由於武漢出現疫情，意大利排華情緒高漲，米蘭的一些商場甚至拒絕中國人進入。蘭姨搖搖頭，說米蘭的確有一些防疫措施，但普拉托的中國城自成一體，同鄉們忙着幹活，極少出門，影響並不大。

「我是真想回去了。」蘭姨嘆了口氣，聽起來很惋惜，「意大利回中國的機票價格瘋漲，加上隔離費用，這筆賬還是要好好算一算。」

小樂在一旁嚷嚷：「小姨，你早點回來。我聽說意大利那邊不太安全，白人連口罩都不戴的。」

那時意大利好幾個城市都爆發了反抗疫遊行，人們摘掉口罩，推翻路障，希望獲得通行的自由，防暴警察都出動了好幾回。華僑卻安安靜靜，成了最配合政府的群體。

蘭姨擺擺手，心事重重地說：「今年只賺了這麼點錢，回一趟家，半年就白幹了。回到家也不知道能做什麼，說不定還不如在這邊呢。」

我已經聽懂蘭姨的言外之意——對她而言，掙不到錢比感染新冠可怕多了。她已經習慣了那種「踩衫」的快節奏日子，每天精神緊繃，像一台上足發條的鬧鐘，如果回到溫州，她或許還需要一段時間重新融入。

等蘭姨掛斷電話，小樂說，蘭姨還是得回來，好好打扮一下，說不定可以拴住姨父的心，現在國內的工資也在漲，夫妻和和氣氣，日子總歸是過得下去的。

蘭姨的娘家人原先就一直反對她出國務工，如今蘭姨攢下了幾十萬塊錢，家卻沒了。她失去的東西，早已無法用金錢衡量。

另一邊，小舅的日子也並不平靜。

今年2月份，俄烏爆發衝突。對普通人來說，或許只是增加了一些茶餘飯後的談資，然而對僑鄉而言，那場遠隔萬里的戰爭無異於一股強烈刺骨的寒流。

二舅打來電話，直言心有餘悸。這兩年，他在葡萄牙做兌匯生意，由於官方查得越來越嚴，油水和抽頭日漸稀薄，他又打算轉行。剛巧有個在羅馬尼亞做小商品生意的同鄉準備去基輔搞批發市場，正在招募合伙人，見同鄉獲利頗豐，二舅也想跟去看看。

二舅把飛機票都訂好了，卻被同鄉打來的電話澆了個透心涼。他說俄烏可能要開戰，歐美使館早早示警，美國人都跑光了，他也回到羅馬尼亞了。

「還好去晚了，不然，說不準就困在那兒咯。」二舅嘆了口氣，「也不知道那邊有沒有同村的家鄉人。」

我的心立即提了起來。僑鄉的人不愛討論兩個衝突方的矛盾根源，甚至不在乎戰爭的正義與否，只擔憂那些流落在外的同鄉。那些鄰鎮、鄰村，乃至兒時的髮小，或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也許正處於危難之中。

國內主流的新聞媒體幾乎都在報導戰事，本地的生活號要貼地氣得多。關於撤僑登記，安全的臨時庇護所，林林總總的信息被轉載、匯總、傳遞。幸好網絡沒有中斷，身處東歐的溫州華僑們靠着商會和民間的力量互通有無，聯繫所有能夠聯繫上的同鄉，確認安全狀況以及接下來的計劃。

據說，那裡的治安情況急劇惡化，鬧市區也發生了零星的搶劫案。基輔和敖德薩的街上出現了不少士兵和便衣探子，宵禁時間越來越長，從午夜12點一直提前到晚上8點。就算在白天，巡邏隊也會隨機攔下某個行人，進行嚴厲且粗暴的盤問。

居住在港口城市敖德薩的溫州同鄉聯合起來，決定在撤僑計劃實施前固守不動。他們包下了「中國城」內的一座大廈的底樓和地下室，選出幾位男士日夜值守，婦女和兒童則一直待在地下室的角落裡，不輕易踏出半步。據說，上街採買物資的同鄉遇見了數場槍戰，子彈幾乎從他們耳朵邊上呼嘯而過。

一些報平安的視頻在幾個微信群里瘋傳，一位溫州同鄉輕聲說：「把國旗貼在車頂上？別扯了，低調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記住，低調，永遠保持低調。」

是啊，遠在異國的他們一直悄悄地努力，悄悄地工作，悄悄地處理對故鄉、家人的眷戀。這一次，他們還要悄悄地活下去。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文章由 網易文創丨人間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