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研討會契機是毅夫教授等人編著的《中國與西方》中文版出版。幾年前我為該書英文版寫的「2018年中美經貿爭端概況」一文，主要以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後改變美國對華戰略並挑起貿易戰為背景，梳理分析美方政策轉變的七點原因。縱觀後續形勢演變，2020年拜登政府就任後暫時擱置對華關稅等貿易戰議題，然而在金融、科技、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等方面進一步展開實施遏制中國政策，其間疊加新冠疫情大流行衝擊以及最近俄烏衝突影響，兩國經貿關係現狀和前景的不確定性有增無減。
美國對華政策立場轉變已有五年左右，開啟貿易戰已有四年，一個可以選擇的探討切入點，是在對相關數據和經驗事實進行多角度實證觀察基礎上，看看過去4-5年中美經貿關係實際表現如何？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是否達到了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我國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有哪些亮點？同時面臨哪些新困難和問題？在新形勢下我們應怎樣更好發展自己從而更有效應對內外環境變化？
下面從幾方面梳理考察近年中美經貿關係變化以及我國經濟形勢若干特點。
首先通過比較中美經濟增長不同指標，考察我國經濟追趕的長期趨勢與近期特點。接着觀察我國外貿、投資、旅遊、留學等方面雙邊經濟交往情況，其中部分內容對評估美國貿易戰效果有直接意義。
其次看能源轉型、平台研發、新增獨角獸、國際貨幣地位角度等領域相關數據，這些指標對前沿創新和結構變遷具有不同程度的提示含義。
再次簡略觀察短期宏觀經濟若干指標，了解當下兩國經濟運行的比較狀態。最後基於上述觀察提供的經驗證據，討論我國經濟發展成就及面臨問題，並探討我國政策如何改進完善。
1、中美經濟追趕與雙邊經濟交往情況
第一，對我國經濟追趕態勢可從不同角度考察。首先比較中美實際經濟累計增長。下面兩個圖形顯示幾點基本事實：一是我國實際經濟增速保持對美國較快追趕，過去十餘年實現對美國累計近60%相對增長。二是由於我國潛在增速下降，加上一些年份實際經濟增速或低於潛在增速，過去十餘年我國追趕速度比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相對下降接近一半。三是近年我國追趕速度進一步放緩，表現為右邊圖形中的綠色線條近年斜率略為平緩一些。
兩圖資料來源和說明：國家統計局，IMF。2022年實際增速是在IMF春季WEO預測數（4.4%和3.7%）基礎上，假定對中國低估0.5和美國高估0.5百分點獲得。
其次用同一種貨幣衡量兩國經濟體量並更直觀考察我國經濟追趕情況，貨幣轉換採用市場匯率和購買力平價兩種方法。下面左圖形數據提示用匯率衡量美元GDP同樣持續追趕，不過追趕速度波動幅度明顯增加，平均追趕速度也顯著放緩。例如2017-2022年我國經濟總量相對美國占比從63.3%增長到71.8%，共提升8.5個百分點，年均1.7個百分點，低於新世紀最初十年近3個百分點和2010-2017年均3.3個百分點。由相關定義可知，這個指標追趕動態放緩原因包括上面討論的兩國用本幣表示的實際增速追趕趨緩，兩國GDP平減指數相對變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和升值趨勢放緩等因素。
兩圖資料來源和說明：國家統計局，IMF。
2022年匯率追趕速度據IMF對兩國名義GDP增速（中國8%和美國10.2%）及截止5月中旬匯率衡量，不排除隨着後續形勢展開可能發生較大誤差。2022年PPP衡量的追趕速度是IMF的預測數據。
上面右圖報告IMF用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美GDP數據。PPP基於各國所有物品都符合「一價定理」因而不存在國際相對價格差異，其優點在於將不同國家經濟規模比較建立在實際購買力基礎上，局限性是不符合不可貿易品會偏離一價定理的客觀現實。由於PPP與市場匯率比價差異，用PPP衡量我國經濟總量在2016年已經趕上美國，去年超過美國18.3%，這無疑是鼓舞人心的進展。當然，由於我國目前人口規模約為美國的4.2倍，去年用PPP衡量我國人均收入仍不到30%。
從相對變化角度看，該指標同樣顯示我國經濟體量相對美國持續追趕，同時近十餘年追趕速度波動較大。2000-2010年我國PPP衡量GDP總量相對美國比例從35.7%上升到81.6%，年均增長4.59個百分點。2010-2022年同一指標年均增長3.12個百分點，比新世紀最初十年下降47%。最近幾年該指標再次經歷劇烈波動，從2017年1.7個百分點增長到2020年6.4個百分點，去年又降到2.6百分點，根據最近IMF預測數據今年會進一步回落到0.8個百分點。部分由於2020危機年我國超速追趕作用，最近五年（2017-2021）平均相對增速提升到3.7個百分點，顯著超過2010年以來平均增速。
第二，從貿易以及雙邊經濟交往情況看，數據顯示貿易戰以來我國貿易保持增長態勢，尤其是疫情期超預期強勁增長。中國出口從2017年的2.264萬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3.364萬億美元，五年增幅48.59%，年均增長率達到8.24%。特別是2021年出口從上年2.59萬億美元增長到3.36萬億美元，年增速超常飆升到29.86%。貨物貿易順差2018年回落後持續回升，從2017年4196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6767億美元。另外下面右邊月度數據圖形顯示，隨國內外形勢變化，今年我國外貿尤其出口增速會從此前高位較大幅回調；不過由於去年總體逐月上升，今年前4個月外貿絕對量雖絕對下降然而仍保持同比正增長。
資料來源：CEIC
隨着本世紀以來我國開放經濟超預期成長，我國出口占全球比例趨勢性上升，從2006年大約6%增長到2015年底的11.2%，並在隨後幾年回落調整2017年10月10.1%。不過該指標近年趨勢性回升，2020年初恢復到歷史高位，過去兩年多進一步上升並於2022年初達到12.5%歷史新高。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直接目的之一是遏制我國出口增長，上述情況顯示該政策雖或在2018年前後產生短期效果，從過去五年前後整體形勢看我國外貿以及全球占比仍在顯著增長，美國上述目標未能得逞。
資料來源：左圖中國出口占比數據來自WTO，右圖中美雙邊貿易平衡數據來自美國商務部。
另外美國實施單邊關稅措施的一個直接考慮，是要大幅縮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但是從上面右圖數據觀察，過去幾年雙邊順差雖在2018-2019年有所降低，但是在2021年較大幅度上升，中國對美順差占美國逆差比例去年達到36.8%，中國持續保持美國逆差的單個最大平衡國地位。可見只要中國堅持擴大開放和抵制脫鈎政策，中美經濟互補性規律作用在中長期會壓倒美國政治意願和政策干預效果。
投資、旅遊、留學等雙邊交往情況差異較大。在直接投資方面，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對美投資十幾年趨勢性增長，下面左圖數據顯示從2005年投資額2.5億美元一路增長到2016年的近170億美元。此後受到國內相關政策影響，加上美國投資限制政策作用，我國到美國直接投資大幅回落，2019年降到38.1億美元，甚至略低於2012年40.5億美元。美國對我國投資在金融危機前後出現很大波動，晚近時期波動幅度減少，從2017年79.4億美元，下降到2018年63.9億美元，隨後兩年逐步增長到2020年達到93.3億美元，與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比較相對平穩。
數據來源：直接投資來自中國商務部和美國BEA，證券投資數據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
我們尚未獲得中美雙邊證券投資的時間序列數據，姑且觀察我國證券投資整體流入和流出數據。隨着我國資本賬戶逐步擴大開放以及國內外匯管制鬆綁，通過不同時期建立的QFII、QDII、深港通和滬港通等管道機制及其後續擴容，我國證券投資總體呈現擴大趨勢。紅線表示的外國對我國證券投資流入（即「證券投資淨負債產生」）經歷兩次多年上升和兩次短期下降：第一次上升是2010年從316.8億美元上升2014年932.4億美元，2015年大幅回落到67.4億美元。第二次持續多年上升達到2021年2567.7億美元，去年再次顯著下降到1767億美元。與第一次下降由於外國對國內債券和股票投資同時下降不同，去年回落主要由於外國對國內債券規模較大幅度減持所致。紅線表示的我國對外國證券投資流出（證券投資資產淨獲得）過去十餘年也呈現趨勢性增長，金融危機後我國對外證券投資流出一度出現負增長，直到2014年回升達到108億美元，2016年飆升到超過1000億美元。2016-2021年又經歷一輪下降-飆升-回落的波動。可見證券投資總的態勢是雙向流動趨勢性增長，尤其是外資流入增長趨勢更突出，提示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麵條件對外國證券投資者吸引力增長。不過證券投資也存在較大波動，特別是去年以來流入投資較大幅度回落，顯示外資對中國經濟前景預期仍有待加強。
近年雙邊人員交流遭遇罕見重挫，其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衝擊，貿易戰影響較小。下面左圖顯示，2017-2019年我國赴美旅遊人數從320萬顯著回落到283萬，2020年疫情爆發後下跌到37.8萬人，2021年進一步縮減到19.1萬人，僅為2017年約6%。美國來華旅遊人數從2018年248.4萬小幅下降到2019年240.7萬，但是過去兩年分別下降到32.1萬和16.2萬人，2021年該指標是四年前的6.5%。另外，2010-2019年我國每年赴美留學人數持續增長，該時期每年赴美留學人數從15.8萬人增加到37.3萬人；但是年增量從2012年持續回落，貿易戰以後延續這個回落趨勢，從2017年的1.3萬人下降到2019年0.3萬人。主要受疫情及相關因素衝擊，疊加雙邊關係變化影響，我國赴美留學人數2020和2021年分別罕見下降5.5萬和2.5萬人，兩年總量分別下降到31.7萬和29.2萬人。
旅遊數據來源：國家旅遊局和文旅部、美國NTTO（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Office）、中國旅遊研究院出境旅遊報告、中國文化和旅遊統計年鑑。留學生數據來源：Statista（德國全球綜合數據資料庫）。
2、若干前沿科技產業動態指標比較觀察
主要觀察有關能源轉型、平台研發、獨角獸數量等幾組比較數據。首先看過去十年前後我國光伏與風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2015年以後風光發電量進一步提速，中美貿易戰發生後這方面趨勢進一步加強。其中太陽能光伏發電規模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別超過美國和歐洲，近年穩居世界總量第一位置。風能發電也在2016年超過美國，並在近年追趕提速逼近歐洲總規模。過去十餘年我國風光發電也後來居上，目前二者合計規模也已超過歐洲，達到世界第一水平。這個事例說明中國具有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外部環境變化無法阻擋我們轉型升級趨勢。
數據來源：BP.
當然也要看到，由於我國人口規模數倍於美國和歐洲[2]，目前人均風光發電量仍顯著低於美歐。另外我國初級能源消費總量較大幅度超過美國和歐洲，因而我國風光能源占初級能源消費比重仍然不同程度低於美歐（下面左圖）。
中美歐風光能源占比數據來源：BP. 全球電動車銷量數據來源：IEA.
另外作為當代能源轉型的一個重要部門應用場景，近年主要汽車生產國的新能源汽車進入快速普及時期，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出現井噴式增長。上面右圖數據顯示，近年我國電動汽車製造和消費增長速度處於領先水平，2021年我國電動汽車銷量335萬輛，超過全球660萬輛總量的一半。
當代大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構特徵，是藉助互聯網、數字化與AI等組合前沿技術創造新部門新業態並改造傳統經濟部門，推動經濟轉型升級與結構演進。由於新經濟增長方式內生具有的經驗經濟、規模收益遞增、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等特點，平台企業群體的綜合實力及其研發意願與能力，藉助市場競爭挑選機制湧現出來並成長到相當規模的「獨角獸（Unicorn）」企業，成為觀察一國數字化科技創新與發展能力的有意義觀察指標。
下圖分別報告我國與美國頭部互聯網平台公司的研發費用，顯示我國六家頭部互聯網研發支出仍保持快速增長，中美關係變化以及國內相關監管政策調整環境下這一趨勢並未逆轉。不過數據同時顯示，與美國類似企業群體比較，我國上述指標仍有4-5倍差距；加上美國前沿科技產業創新歷史較長的累積效果，兼有基礎科學、前沿創新、資本市場較強組合優勢，決定了我們在高科技前沿創新領域整體水平趕超美國或仍需較長時期努力。早先我國企業密切關注美國前沿創新動向，結合國內現實條件第一時間借鑑和模仿創新，並在動態學習和迭代過程中積累經驗推陳出新形成局部特色和優勢，從而逐步從跟跑提升為並跑甚至個別場合領跑。上述追趕創新方式目前在不少場合可能仍有現實合理性，從一個側面凸顯加強交流和擴大開放的重要性。
數據來源：Wind
獨角獸(unicorn business)是2013年Cowboy Ventures創始人華裔女士Aileen Lee提出的概念，基本定義是市場估值超過10億美元但尚未上市的創業公司。雖較早在風險投資行業流行使用，然而獨角獸湧現需要高新科技與前沿產業融合互動的良好創新生態條件，其成長過程通過知識、技術、企業家人才、資金組合較好解決了新業態創新激勵以及挑選淘汰機制難題，顯著壓縮了前沿科技產業化商業化所需研發設計、萌生孵化、試錯迭代直至新業態確立的整個流程，大為縮短了先進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時間，因而這個概念很快在更廣泛範圍得到重視。在產業科技革命活躍推進時代，少數企業率先突破性成長往往能帶動行業領先發展，並對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發揮四兩撥千斤推動作用，因而獨角獸被看作當代科技創新企業代表形態之一，成為觀察一地甚至一國創新和競爭活力及新經濟發展適宜度的指標之一，也成為地方和國家轉型升級政策抓手之一。
美國諮詢公司CB Insights從2014年開始較早統計主要國家和全球範圍獨角獸數據，創建和更新獨角獸數據庫並發布相關專題報告，成為國際上認可度較高的國別和全球獨角獸信息源。從下面CB Insights提供數據看，全球範圍獨角獸新增和累計數量呈現上升趨勢，並且近年增長速度進一步提升。從2007年首家獨角獸到2022年6月初[3]，全球共有1130個獨角獸。中國在全球獨角獸領域居於重要地位，截止今年6月初一共貢獻了182個獨角獸，占全球累計總量比例在2016年曾達到48%峰值，近年大幅下降但是仍占據大約16%，目前僅次美國居世界第二位，是第三大獨角獸貢獻國印度65個累計值的2.8倍。
數據來源：CB Insights. 截止2022年5月初數據。
從年度新增獨角獸看不同時間段我國情況有較大變化。CB Insights數據庫最早於2012年報告我國有新增獨角獸記錄，此後幾年我國新增獨角獸數快速增長，2015-2018四年間連續成為新增獨角獸最多國家。近年受到中美關係變化、國內有關政策調整、中概股受挫與疫情衝擊等方面因素影響，我國新增獨角獸雖仍保持相當增長並於2021年創造新增46個歷史記錄，然而相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則較大幅下降。2021年美國和其它國家新增獨角獸分別為304個和171個，分別比該指標歷史峰值2020年65個和2019年34個高出3倍和1.5倍，我們當年數僅比歷史峰值增長0.12倍。5月18日筆者演講時檢索截止今年5月初數據，顯示我國僅錄得3個新增獨角獸，遠小於當時美國94個，也少於印度12個以及德法等國新增數，當時位居第六位。本文修改定稿時再查CB Insights數據庫，發現到6月2日我國今年新增數提升為5個，在印度等國之後位居第五位。下半年我國獨角獸新增數和國際位次或再提升，然而短期或難再現新增量與美國不分伯仲格局。
需要說明，由於獨角獸不是上市公司，因而其統計存在特殊困難和不同來源信息差異，國內機構統計的我國獨角獸數據與CB Insights數有顯著不同。如胡潤研究院從2017年開始追蹤記錄獨角獸企業[4]，顯示2020和2021年我國新增獨角獸分別21和74家，同期美國新增獨角獸分別為30和254家，我國獨角獸數大幅高於CB Insights數，美國數據則較低[5]。不過即便依據胡潤排行榜數，2020-2021年我國獨角獸增量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也提示我國該指標相對美國水平較大幅回落。另外一家GEI長城戰略諮詢有關報告提出我國「2016年新晉獨角獸77家」[6]，2017年新晉 62 家[7]，分別大幅高於CB Insights這兩年的12個和20個。不過2021年媒體報道，「根據長城戰略諮詢對獨角獸企業的追蹤研究，2016年-2020年，獨角獸企業的數量由131家攀升至251家」[8]：可見五年累計增加120個，還不到上述2016和2017年兩年新晉總數，與CB Insights同期五年累計新增109個倒比較接近。綜合上述情況，國外機構因為信息掌握不夠或許對我國獨角獸統計存在某種低估偏差，國內機構較多依賴「企業自我申報」信息可能存在獨角獸存活率偏低與新增數據高估問題。我國與國外獨角獸數據準確性有待深入研究，然而從不同來源數據看近年我國獨角獸增量較大幅度下降應是事實。我國新增獨角獸近年呈現出後勁不足問題，應引起關注和重視並採取針對性舉措調節改進。
3、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及與美元地位比較
下面觀察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以及兩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消長演變情況。國際貨幣體系是因應國際貿易與金融等支付以及儲備資產需要，國際社會對貨幣兌換、國際收支調節等相關原則和方法所做安排及組織形式的總稱。基於相關國家綜合實力以及特定歷史環境條件，少數國家貨幣在國際支付與儲備資產持有中處於實際使用量較高或支配性地位，從而承擔了主要國際貨幣職能。從國際貨幣體系演變邏輯和歷史經驗看，一個在全球經貿財金格局中重要性不斷上升的新興經濟體，其本幣也會在國際貿易、投融資和儲備資產持有的結算支付和估價定值上占據越來越大份額，逐步成長為一種重要國際貨幣。
我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隨着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和治理現代化持續推進，隨着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全球影響力不斷增強，隨着人均收入向發達國家收斂及公民社會自由民主權利提升，人民幣也有望從基本限於國內使用逐步轉化為同時在國際交易場合被越來越多使用的國際貨幣。基於上述前提需在較長時期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本質上不是政策工具，而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就具體內容看，人民幣國際化是人民幣在雙重意義上國際自由使用程度不斷提升的過程。一是要滿足國內放鬆管制意義上的國際自由使用許可，為此要減少對貨幣國際使用的體制和政策限制，涉及匯率與利率市場化、經常賬戶開放以及包括國內居民自由兌換在內的資本賬戶逐步全面開放。二是要在各種國際交易場合較大程度被實際自由使用，對此可通過該貨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支付、國際銀行存款和外債發行、儲備資產定值等指標全球占比的絕對和相對水平加以觀察。第一組國內自由使用許可條件，顯然是外部實際自由使用的必要前提；然而第二組國際實際自由使用度高低狀態，還受到一國經濟相對體量、綜合經濟實力與非經濟領域影響力等因素制約，因而小國即便高度自由化現代化滿足第一組條件，但難以滿足第二組條件故而難以成為主要國際貨幣。可見主要國際貨幣一般是大國或大國主導的貨幣，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則是該國國民的經濟自由度較高國家。
21世紀初年中國經濟超預期追趕推動全球經貿和金融格局快速演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人民幣國際化議題應運而生。2009年4月上海等地實施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邁出人民幣國際化第一步，此後十多年我國採用穩健審慎方針積極探索並推進這一過程。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時任總裁拉加德女士宣布，人民幣將作為第五種貨幣，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一起構成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為10.92%位居第三名。今年5月14日IMF宣布將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從10.92%上調至12.28%。人民幣晉升為SDR構成貨幣及其權重提升，是人民幣國際化歷史進程中的重大標誌性事件。
下面幾組圖形分別報告人民幣在貿易融資、國際銀行存款、國際債券融資、廣泛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持有等方面情況，以便具體定量觀察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狀態。每個指標左邊圖形用左右軸分別表示中美相關指標，以便更清晰觀察兩國貨幣特別是人民幣特定場合國際使用程度變化情況；右圖用左軸同時表示兩種貨幣指標，便於直觀把握二者相對差距。不同指標表現不同，具體觀察結果取決於用什麼指標以及選擇哪個起始年份。比較2017年初與最近情況，絕大部分指標都出現不同程度提升。其中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的增長表現最為引人注目，從2017年初的1.1%上升到2021年4季度2.8%。人民幣在國際銀行業存款負債、國際支付及國際債券發行占比等指標，也在波動中顯著增長。人民幣貿易融資占比過去五年多大體在2%上下波動。上述信息顯示，近年人民幣國際化仍在逐步推進，近年美國遏制政策也未能改變相關趨勢。
數據來源：BIS.
上述數據也提示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例如，從較長時間看並非所有人民幣實際國際使用比例指標都在上升，其中三種使用占比指標在2013-14年前後達到較高水平甚至峰值，近年與峰值水平反而有不同程度差距。另外，人民幣國際化相關指標絕對水平仍普遍處於低位，目前不僅還無法與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比較，與人民幣SDR權重顯示的我國在全球經貿格局中相對重要性對比也還有較大差距。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無疑需要較長歷史時間積累加持，不過並非僅僅藉助時間漸進與量變積累就能達致目標，而是需在關鍵領域追加深度改革培育國民對本幣穩定預期和信心。全面考慮人民幣國際化所需長期條件，需超越狹義金融、國際收支、外匯監管範疇及其技術性內涵，把觀察視野和努力範圍延伸到加強產權保護、規則預期與法治原則等體制創新完善層面。
4、短期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
從短期宏觀形勢看，由於疫情防控方針與宏觀調控政策不同，近年中美宏觀經濟呈現罕見周期錯位的「鏡像關係」特點。受新冠疫情衝擊影響，特別是由於宏觀政策刺激規模和力度過大，美國經濟去年年中以來通脹壓力快速增加，目前美國加大緊縮政策力度應對幾十年前所未有通脹，某種形態的滯漲前景成為其中期經濟預測的現實風險。我國受疫情間歇性衝擊與其它因素影響，去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增速較快回落，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罕見提出經濟運行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組合困難。隨着去年4季度穩增長政策發力，今年1-2月經濟形勢有所好轉，然而3月以來多地局部疫情再次加劇，加上俄烏衝突等外部因素影響，經濟增長出現新痛點並導致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下圖中我國工業生產和商品零售增速月度數據，顯示反映短期經濟走勢的重要月度指標近來快速回落，3-4月繼2020年初疫情大流行初期之後再次下降到負值區間；4月同比增速分別為-2.9%和-11.1%，較大幅度低於美國近期水平。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美國Federal Reserve Board，歐盟Eurostat.
與經濟學奧肯定理經驗規律相一致，宏觀經濟減速會伴隨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加大。下面左圖數據顯示，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調查失業率顯著回升，4月份已經上升到6.1%，接近2020年2月疫情大流行衝擊初期6.2峰值，也較大幅度高於同期美國失業率。另外右圖顯示，4月份我國青年失業率達到18.2%的罕見高位。考慮青年失業率指標對象主要涵蓋應屆畢業生，其季節波動特點通常會在夏天畢業季達到年度峰值，因而不排除這個指標在4月後還可能邊際攀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美國FRED-BLS，歐盟Eurostat.
記得幾年前我和同事研究G20成員國就業國別比較資料，注意到一些新興經濟體和少數發達國家青年失業率（15-24歲）達到20%，個別甚至達到30%或更高。當時比較相關數據時感嘆，面對20%以上青年失業率國家就業困難真是難以想象。目前我國青年失業率統計值仍顯著低於這類國家，然而畢竟已接近20%高位，從一個側面顯示我國宏觀經濟和就業形勢罕見困難。近年政府宏調和結構政策一直實現比較充分就業作為基本目標，高度重視緩解就業和民生壓力，現在看來還要有更多針對性舉措加以應對。
5、小結與應對政策探討
受到討論主題和時間限制，上面對中美關係考察側重經貿領域有局限性，另外即便就經貿關係複雜內容而言也難免掛一漏萬。不過基於對幾組具有內在聯繫的重要經濟指標的定量觀察，或許能對評估本文起頭所提問題提供部分客觀經驗背景，並對討論我國經濟發展優勢、成就與問題及後續應對政策選擇提供現實依據和認識啟迪。
首先需明確，上面考察的一個主要結論是，美國遏制中國政策目標未能實現也無法得逞，外部不利因素無法改變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大趨勢。經濟總量不同衡量指標顯示我國經濟對美國仍在持續追趕；近年我國對外貿易活躍表現特別是疫情期間出口強勁增長，顯示中國經濟在全球供應鏈中獨特地位及其在世界抗擊疫情危機中的特殊積極作用；外國直接和證券投資流入在波動中保持了趨勢性增長，顯示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資具有長期吸引力；我國能源轉型快速推進特別是電動汽車領先增長，大型平台企業在政策調整環境下研發投入仍保持較快增長，彰顯我國經濟創新增長的內在活力和潛力。另外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權重增加，近年人民幣在國際交易、定價和財富儲值等場景實際使用程度提升，說明中國經濟追趕在國際貨幣體系這個響應經濟史變遷最為持重和滯後的領域也在活躍推進。事實表明，面對貿易戰和外部環境多重不利衝擊，我國決策層實施主動擴大開放、反對和抵制脫鈎、把堅持原則和敢於鬥爭與務實策略結合起來的應對方針是正確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應對各類衝擊的能力和韌性有目共睹，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為影響未來全球格局演變遠景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想象和預測空間。
成就不說跑不了，問題不說不得了。上述觀察在彰顯成就同時也提示近年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困難新問題。例如我國對美國經濟總量追趕速度回落幅度較大，顯示要達到毅夫教授提到的兩倍於美國經濟總量這一臨界目標，我國長期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亟待加強。受貿易戰特別是疫情衝擊影響，近年我國與外部世界的人員交流大幅收縮，這不僅會拖累旅遊等經濟活動流量，還會對需要人員頻繁密切交流行業的發展帶來無形制約，其不利影響可能尚未充分顯現。受複雜因素影響，中概股近來遭遇重挫，大型數字化互聯網平台企業面臨轉型困難，在前沿科技產業創新中具有某種指標意義的新增獨角獸數量近年相對大幅減少，折射我們在統籌鼓勵創新活力、加強必要監管、化解外部衝擊等目標所需政策內在一致性方面面臨新挑戰。人民幣國際化推進與早先學界和業內人士預測期許仍有不小差距，人民幣在較多國際場合實際使用程度低於多年前水平，提示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受到某些深層因素制約。
同樣需要重視的是，受一些不利因素間歇性衝擊影響，我國經濟目前困難與一段時間以來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問題相互作用，有可能派生更為棘手複雜局面。我國經濟疫情前就面臨增長相對疲弱問題，並在2019年底引發學界有關宏觀政策是否應「保六」大討論。新冠疫情大流行衝擊導致2020年經濟增速跌落到改革時代最低點。隨疫情較快得到控制和刺激政策實施，經濟在2020年下半年和次年上半年大幅增長，然而遺憾的是復甦反彈持續時間偏短，2021年下半年再次面臨經濟下行壓力。今年初短暫邊際好轉後，最近又面臨新的不利環境磨難。幾年來不同類型負面衝擊不僅導致需求收縮和供給抑制，更重要的是間歇性壓抑挫傷市場主體預期並影響其未來信心。我們知道經濟主體預期形成有其內在規律，其所受不利衝擊抑制時間越長，環境異動導致其起落反覆次數越多，其調整修復到正常積極狀態難度就會越大。因而需關注防範我國經濟增長數年相對疲弱累積效果與現實矛盾交織碰撞，可能帶來組合風險因素集中釋放和超預期困難局面。因而需有居安思危意識和「時時放心不下」責任感，通過謀劃系統性和突破性政策調整，儘快克服現實困難與扭轉預期走弱態勢。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經驗，面對內外較複雜困難形勢可能有兩種治理應對思路。一是針對現實問題加大管制力度，更加重視安全與規範目標，強化政治導向與純淨意識形態。二是進一步解放思想與集思廣益，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上謀求突破性創新，利用困境倒逼作用拓寬思路、另闢蹊徑與開創新局。從歷史看，上述兩類應對舉措都有必要性，其組合效應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不可或缺作用。在特殊困難形勢下，第一類措施有助於控制風險、維護穩定與保障安全，也有助於辨識並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二類措施則有助於拓寬思路，守正出奇，變壓力為動力，化被動為主動，利用特殊困難環境激活逆向思維並促成改革系統性突破，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事業邁上新台階。
應對目前形勢需要把短期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針對去年底宏觀經濟三重壓力近來進一步加大的現實形勢，我贊同國內學界相關討論意見，就是要用足可供選擇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現有政策加快實施落地，增量政策儘快設計出台，同時審時度勢完善優化疫情防控政策，千方百計穩定宏觀經濟增長大盤。不過短期宏觀政策難以真正解決一段時期以來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問題，不足以徹底扭轉人們對內外環境和發展前景預期轉弱苗頭，為此要在客觀總結近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經驗和全面評估內外環境演變基礎上，在未來1-2年時間窗口期內對經濟發展政策取向進行系統完善優化，重點是要在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作為個人不成熟看法，我認為以下幾點具有關鍵意義。
第一，依據我國經濟轉型發展與體制改革創新互動規律，新形勢下深化改革仍是應對內外困難的必然選項與「關鍵一招」。核心是要對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決定的主要事項清單，結合新時期經濟發展現實矛盾和問題，在若干重要領域加快改革補齊體制創新完善短板。一是要切實「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落實好公有與非公有「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原則，為經濟穩健發展提供更為有力和有效的預期和信心支持。二是要進一步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方針，並結合現實形勢將其拓展提升為競爭中性原則，以更好滿足國內外環境發展演變對國內體制創新完善要求。三要全面落實「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四要加快「着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既要根據高質量經濟發展需要改進加強行業部門監管，同時要重視依據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則有序推進，從而協調監管動態加強完善與發展預期穩定之間的關係。總之，需要下決心通過「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改革突破，改進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其逼近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的正確藍圖。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樣才更可能持續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地應對外部環境的風雲變幻。
第二，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國內深層改革突破是在外部擴大制度性開放的前提。加快全面完成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目標清單，將使我國現代市場體制與法治社會更加健全完善，會對國內經濟發展提供巨大而持續的動能，也有助於在外部環境方面化消極因素為中性因素，甚至使其轉變為積極因素，從而最大程度孤立國際社會個別企圖遏制我國發展的硬核反華勢力，推動外部環境逐步朝根本有利於我國實現現代化目標和民族復興方向轉變。目前大變革時代經濟全球化面臨「逆風」挑戰，我國作為新興大國謀求自身現代化發展，在根本利益上與經濟全球化拓展深化具有一致性，因此要做經濟全球化的維護派和推進派，堅持已行之有效的反對脫鈎方針，謹防外部環境異變與壓力加大誘致我落入自我封閉的戰略誤區。歷史經驗和邏輯都顯示，新興大國的自我認知、戰略定位與政策選擇，本身會相當程度影響全球格局的演變軌跡。歷史規律在大國互動與國際社會選擇行動中展開，並不存在先驗預設和註定的結果或宿命。中國應該並且可能發揮新興大國和轉型大國特有的主觀能動性，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應對目前經濟全球化面臨困境，積極參與並最終引領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和規則體系與時俱進開創新局。
第三，要堅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的理念，在新形勢下進一步解放思想廣開言路。歷史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顯示，解放思想並鼓勵公共政策討論與思想競爭，是達到對真理追求與客觀規律認知的不二路徑，是尋求科學有效實踐探索路徑與實質破解經濟發展困境的不可缺少條件，也是建設現代化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發展任務越艱巨，內外形勢越複雜，現實困難越有挑戰性，越要重視解放思想。百年未有之變局的全新挑戰環境和實踐內容，意味着早先被證明正確的經驗和認知也會產生局限性，更需進一步倡導解放思想與廣開言路，通過思想交流碰撞有效探索最符合客觀規律、最有利於我國現代化發展的政策思路和選擇。上世紀80年代後期，官方提出開門研究中長期體改規劃，委託不同科研機構、大學和部門組建八個課題組，分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三年、五年和八年規劃。這種虛懷若谷、集思廣益、擇善而從的科學態度和務實舉措，在今天應對百年未有變局大挑戰的新環境下仍有其借鑑價值。
第四，要堅持實事求是這個科學思想方法的「根本觀點」，自覺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同時也需防範具體工作中「泛政治化」因素可能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中共十九大做出分「兩步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安排，描繪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實現上述目標和宏願應是執政黨和國家未來幾十年的長期最大政治。推動經濟較快可持續增長，增強我國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力，改善民生福祉與維護社會穩定，迎接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勝利召開，應是我們國家近期的最大政治。在始終堅持黨的領導與正確政治立場同時，在諸多具體工作方面也需注意遵循實事求是原則，適當處理正確政治原則與各領域工作面臨具體矛盾規律以及合理業務方針的關係問題。例如在雙碳減排、化解金融風險、教培監管等場合，甚至在疫情防控領域，都要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同時，注意防範運用政治原則時過於簡單化和形式化的「泛政治化」偏頗，避免由此派生特定方向干預層層加碼的內嵌式決策模塊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並可能虛置和損害正確政治目標與根本政治利益。
[1]2022年5月18日，北大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聯合舉辦承澤論壇第2期，本文根據文展春、王賢青、白堯對盧鋒在該論壇演講記錄稿修改充實而成。
[2] BP這裡統計的歐洲，包括歐洲OECD成員國，加上阿爾巴尼亞等十幾個小國，匡算人口約為6.4億。
[3] 5月18日演講時利用的是截止5月初數據，本文修改時把數據更新到截止6月2日。
[4]胡潤研究院發布《2021全球獨角獸榜》，2022年1月4日，騰訊網。
[5]見「中國新增獨角獸只有個位數了嗎？政務：中制智庫 2022-05-07；作者張寧」
[6]科技部火炬中心、長城戰略諮詢、2017 年 3 月：《2016 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第26頁。
[7]科技部火炬中心、長城戰略諮詢、2018 年 3 月：《2017 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第14頁
[8]《中國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2021》發布，獨角獸企業達251家，深圳20家；2021/04/28；深視在線。
盧鋒，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對人民幣匯率、國際收支失衡、資本回報率、產能過剩、就業轉型、糧食安全等問題進行過專題研究，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表幾十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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