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的辯論中，除了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大辯論，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的辯論外，還意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與意大利哲學家貝奈戴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之間的辯論，這場辯論不為人所知，但有着同樣的啟發意義。
帕累托把經濟學作為機械學的一個分支，但克羅齊拒絕了這一觀點，他指出機械中的事實是一種純事實，不要求正面或負面的評價，而「贊同」或「不贊同」這樣的話語，可以恰當地運用於經濟學的事實，其理由是經濟學的真正素材（data）不是「物理事件與物體，而是行動，物體只不過是經濟行動借用的物質。」因此，經濟學的素材是人的行動，這些行動是有意識選擇的結果。
在他長長的回覆中，帕累托重申了經濟學與機械學之間的相似性。如今天的實證主義者，他捍衛非現實的機械假設，認為這種假設是對現實的一種簡單抽象。用一種典型的實證主義開場白，帕累托坦誠他不想去理解「價值」概念，說「我看到您使用了價值這個術語…我不再使用它，因為我不知道它會傳遞給他人什麼」。帕累托認為，價值概念是模糊的、複雜的，不能被測度，因此，「純經濟學方程確立的是事物間的數量關係，而不是心智概念間不太精確的關係。」帕累托批評克羅齊明顯地關注經濟行動的本質，因為後者堅持認為「我們不應該研究事物（things），而是要研究行動本身，因為事物只是行動的結果」。
帕累托認為這是一個古老的科學錯誤，他說「古人變戲法式地研究宇宙起源，而不是研究天文學，他們困惑於水與火等因素的原理，而不是研究化學。古代科學的研究是從起源到事實，而現代科學從事實出發，然後緩慢地探究其起源」。顯然，帕累托陳述的是一種客觀的、實證主義的立場，他拿自然科學的方法作類比，因此也完全排除了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之間是不是應該有相似性的問題。他總結道，「科學的進展，是通過用『事物』之間的關係代替『人的概念』（human concepts）之間的關係實現的。」
克羅齊批評帕累托把經濟學限於可測量的數量關係，他批評這種做法是「任意的」。比如存在一些經濟狀態，其行動主體或交換主體是不可測量的，對這些狀態該怎麼處理呢？克羅齊認為帕累託事實上是「形而上學的」，而他才是真正的經驗主義者。因為帕累托隱含的形而上學假定是這樣的，「人的活動的事實與物理事實的性質是相同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觀察規律性（regularity），並從中推斷後果，而不需要探究事實內部的性質。除了形而上學的一元論，你還能如何捍衛你的這一假定？」克羅齊還寫道，他「堅持經驗。因為我對外部與內部，物質與精神，機械的與目的論，消極的與積極的等之間做了根本性的區分，這就是證明」。關於價值，它事實上是包含在人類活動中的一個簡單術語，「從我們自身及我們的意識中都能即刻得到觀察到價值。」
帕累托在回覆中說道，他不認為「人的活動的事實與物理事實具有相同的性質」，因為他不知道這樣的「性質」將會是什麼。他繼續用各種物理科學的例子來說明合適所有學科的方法。他希望跟隨「實證科學的大師」，而不是純哲學家。帕累托總結了兩人與兩種方法論的區別：
「我們實驗主義者，之所以接受某個假設，並不是因為它們有着固有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們的推論與事實一致。你們把事物的性質與其餘部分獨立出來，建立了一個具體的前提A，從它歸結出一個具體的事實B。我們可能接受前提A，但這只是作為假設，因此不會試圖去證明它…我們看能夠從中推演出什麼。如那些推論與事實相符，我們接受這個假設，當然這是暫時性的，因為我們不會把什麼視為最終的或絕對的。」
譯者評：很多主流經濟學者用「地圖」來比喻他們使用的數學模型，認為「模型」就像「地圖」一樣，是對現實世界的正當簡化，但這種「地圖」的比喻正是用「機械」方法處理「社會」問題的體現。社會是人的行動、意識形態與觀念構成，它們存在與無數個人的頭腦中，並且相互作用，它們不能像靜止的、非相互作用的地貌或建築一樣被簡化成「地圖」，這種「地圖」的構建者也不可能知道這些信息。這樣的地圖（模型）不可能像日常使用的地圖一樣對人的行動有指示作用，它最多只是一種事後的解釋。（選自M.Rothbard,Praxeology a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由朱海就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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