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此次事件發聲後，很多論者擔心健康碼一旦被濫用，會演變為「電子良民證」，我覺得這個判斷不準確。「良民證」制度甭管有多麼不合理，它好歹還是一張「證」，是有唯一的發證機關和約束標準的，你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總會清清楚楚給你寫個明白。中國人被各種約束管了幾千年了，各種證沒少領，真要再添上這麼一個不算啥。而健康碼一旦被濫用的後果，是極致管束權力的下放化和混亂化、隨意化。就像此次事件中所展現的：某省某地某個「有關部門」，某個有這點權力的人，一拍腦袋或者受個請託，不用走任何合法流程，輕輕鼠標一點，就可以「賦紅」於千里之外，直接把一個普通公民弄成「數字賤民」。沒有任何約束和標準，是紅是綠全隨管理者的心意，而手握生殺大權的人又那麼多、那麼濫，甚至像有些上海市民吐槽的，連社區裡的人一不高興也能給你個「紅碼」，治的你沒轍。這哪是良民證啊，這分明就是《死亡筆記》啊！人家那邊一不高興了，寫你個名，你就生不如死了。「紅碼了你，與你何干？」這要是再不管管，以後手握健康碼紅綠權的那些工作人員，怕不是都要原地起飛，為所欲為，成為「新世界的卡密」了？所以我真的覺得，「健康碼」走到今天，的確到了國家必須出面進行專門規範立法，嚴格明確和收束相關管理權力的時候了。因為在今天各地嚴格的防控措施之下，這個小小的二維碼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派出所拘留一個人，走正規審批流程，也就拘留個三五日，可一個紅碼到了異地，一被「集中隔離」就是倆星期，更別說一旦「紅」「黃」了，即便在本地生活，你也是寸步難行。這麼要致命的「健康碼」，管理豈可如此的「不健康」？更進一步說，「健康碼」能有如此的管理權威，其實也來自一種民眾的信任與賦權。本來，從法律上講，每個公民都是享有合法的遷徙、居住、自由生活的自由的。疫情期間，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之所以願意配合防疫人員，約束和犧牲自己的部分自由。是因為我們願意支持並配合國家的抗疫的大政方針，響應號召共度時艱。所以小小的那張健康碼上，託付了民眾對政府的期望與信任。老百姓願意配合，願意讓渡給有關部門這個附加的管理權，是希望他們藉此權力能夠儘快撲滅疫情。而不是以此公器私用。須知，「民氣可用」並不等同於「民氣可濫用」。如果放任一些地方的職能部門為自己管理方便，毫無節制、不講規則的「賦紅碼」。社會對抗疫達成共識和信任，將會被迅速消耗。萬一更嚴峻的抗疫形勢再度來臨，政府可能要拿出之前百倍、千倍的治理成本，才能夠維持「健康碼」的管理模式。因為就像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一樣，「健康碼」的公信力，已經被之前的這類濫用所花光、透支了。本來還想說很多，怕言多有失，就這樣收筆吧。結尾，說兩點期望。第一，我希望此次「河南紅碼」事件是一個永遠的孤案，各地的有關部門能夠引以為戒，而不是引以為先例。以後不要再出現這種案例了。當然我知道，如果管理方式不變，想做到這一點很難。諺雲:「身懷利刃，殺心自起」，只要掌握了太方便，太不受約束的權力，就一定會進行濫用，這是人的本性。這個問題，柏拉圖在《隱身人》之寓中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你看《死亡筆記》里的夜神月，剛開始想的也是借着這個神器「實現正義」來着，後來就走偏了。當下「健康碼」出現的地方治理這些亂象，歸根結底，就是這項權力缺乏約束管理所致，希望國家儘快明確、強化相關規章制度，對這項權力加以約束。第二，我希望有一天，當疫情結束了，「健康碼」這套制度能夠功成身退，退出我們的社會治理體系。其實說不上什麼期望吧，而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給每個公民都發放一個健康碼，讓大家無論走到哪個地方都要掃碼、驗證才能准入、准出，這本來就是社會為了抗擊疫情而迫不得已採用的「事急從權」之策。運行這幾年來，這套體系所帶來日常生活的不便、公民信息暴露的風險和管理中可能出現的混亂和腐敗，已經展露無疑了。確立更多的規章，加強管理，固然可以解一時之需。然終非長久之計。但「興一利不如除一弊」，等到該項制度完成其使命後，讓它及時淡出公眾視野。不要讓其在疫情結束後繼續「常態化」，才是此問題的最終解決之法。我，和所有希望我們的國家好的同胞們一樣，熱切的期盼着疫情結束、我們的生活能重歸正軌的那一天。三年了，這場疫情給中國人的影響真的太大、太多、太濫了。人們的耐受力正在消耗。這幾年大家真的都不容易，希望我們都能早點等到「守得雲開見月明」的那一天。題圖：Henri Le Sid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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