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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縣城開手機店,要有比直營專賣店更加靈活的業務範圍。程為安甚至會把自己的店看成「當鋪」。一個18歲的年輕男孩,身無分文,用光了花唄的額度,也沒有朋友願意借錢,就把自己的手機「押」在店裡,借了500塊錢,約定好一個月之後來「贖」,利息是200塊。
文|饒桐語
編輯|胡劉繼
26歲的程為安,在老家鄭州邊上的一個小縣城,開了家手機店。靠着它,程為安在這座小城買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一輛8萬塊的轎車,還有一輛摩托。
在縣城開手機店,要有比直營專賣店更加靈活的業務範圍,需要考慮如何滿足縣城年輕人五花八門的需求,這裡,有另一種生存之道。
程為安發現,在縣城,手機會成為年輕人中間的「硬通貨」。缺錢了,就把好手機拿到手機店,換個便宜的,能有個小一千的差價。這種情況在程為安的店裡並不算少,他將其稱為「反向置換」,以年輕人為主,月光族,急着用錢,除了手機,身上沒有更值錢的東西了。
在縣城,手機也是最為昂貴的禮物。程為安說,情人節、520這樣的節日前後,店裡訂單會變多。在這裡,人們對禮物的想象是較為有限的,不少人選擇買新手機送給另一半;當然,也會有很多人,會把收到的新手機拿來賣掉。
程為安甚至會把自己的店看成「當鋪」——一個18歲的年輕男孩,身無分文,用光了花唄的額度,也沒有朋友願意借錢,就把自己的手機「押」在店裡,借了500塊錢,約定好一個月之後來「贖」,利息是200塊。
相較於網絡串聯起來的買賣兩端,縣城裡的實體手機店,承載着更多和人際交往相關的情境,也是「形形色色」的縣城生活觀察窗口。
受信任的實體店
「這單成了。」放下電話,程為安心裡就有了數。
電話那頭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打算到程為安的店裡買手機。他是看了本地生活網站的信息打過來的——縣城裡的新顧客並不多,為了儘可能地擴充客源,程為安會在各個平台發信息,留下店鋪電話,吸引一些大齡顧客。他們往往會因為比官方授權店更低的價格動心,然後打來電話諮詢。只要聽到程為安有實體店,有意向的顧客大都會前來,成交率也非常高,十個里能成交八個。
「一家開在寫字樓里的手機工作室,或者單純的網店,很多人會不信任,覺得是騙子。但如果是個有門面的路邊店就不一樣了,信任度直接拉滿。」程為安說。
在縣城,實體店依舊是具有吸引力的消費場所。至於手機,對於很多縣城人民來說,仍屬於一種大宗消費,人們對其的態度也是保守而敏感的。開在家附近的手機店,顯然滿足了這部分人群的需求——論價格,手機店的售價比官方授權店更有吸引力;論靠譜程度,「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的實體店,更能夠帶給人們安全感。
在湖北一個小縣城長大的00後女孩萌萌,用着兩千左右的vivo。她的上一個手機是OPPO,只要一千塊。她對手機的要求很低,主要是用來玩王者榮耀,要是不上班,可以宅在家裡玩六七個小時。如果手機有什么小問題,都能忍,要是玩遊戲卡頓了,那不用猶豫,「立刻去換」。
為了玩遊戲更順暢,萌萌在攢錢,想換個更高端些的手機,她看上了華為。iPhone原本也在考量里,但萌萌一直都用安卓系統,如果換成iOS系統,遊戲就得重新開號選區,她已經往裡面充了幾千塊了,捨不得。
「如果是OPPO和vivo,就可以在網上隨便買了。」但是華為價格更高,更需要她「謹慎行事」。萌萌在一家檯球館做收銀員,每個月上15天班,休息15天,到手的工資只有兩千出頭。為了省錢,萌萌規定自己一周只出去玩一次。她計算過,如果要買下那款價值7000塊的手機,需要攢大半年。但很多時候,別說攢錢了,日常開銷都不夠用,她的辦法是去老闆那裡預支半個月的工資,先頂頂。
顯然,拼多多和直播間裡刷到的低價手機,存在萌萌難以抗衡的「風險」,一旦被騙,就意味着她所有的積蓄都會打水漂。而裝修得更豪華的官方授權店,則因為價格令萌萌卻步。程為安的手機店,成為了很多萌萌這樣的人的選擇。
在縣城,人們當然可以網購手機,但是,儘管網購許諾了各種「售後服務」,卻有很多問題無法通過網絡解決。很多時候,這些問題是縣城的人群結構帶來的——小城裡,多的是兒女不在身邊的老年人,相比起買手機,更大的困擾是如何使用手機。
曉月是重慶某縣城一家手機店的店員,前年,她賣了一款千元出頭的手機給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選手機的時候是春節,外孫女陪他來的,剛教會他用智能機。只是,外孫女平常在外地工作,手機出了問題,老人不忍心打擾孩子,常常忍着不問,實在沒辦法了,「就坐公交車來店裡問我,一問就是兩年」。
老人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很簡單,有的時候是下載App、設置手機鈴聲音量,有的時候只是清除內存、刪垃圾短信。只是最近,老人會問曉月,怎麼點開行程碼。他說,好幾次,進藥店的時候都要查,不想總麻煩別人幫忙看,得多看曉月操作幾次,記住每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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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需要什麼樣的手機?
將店開在縣城的程為安,早就認清了一個現實:光靠賣新手機的利潤,是沒有辦法撐起一個店的。在縣城,手機店的業務範圍得夠廣,要麼得會維修、刷機,要麼得賣手機殼等配件。
程為安選擇的方向是,賣二手手機。
五年前,程為安把手機店開在了家鄉,一個人口接近六十萬的小城。在這裡,最多的奶茶店是蜜雪冰城和書亦燒仙草,「價格不能超過十塊錢太多」,周圍的朋友們,工資都在三四千左右,消遣方式只有唱K和爬山。手機,幾乎就是縣城居民最大的一筆日常生活開銷,性價比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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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給二手手機帶來了廣闊的市場——一種「絕對的性價比」。最開始的時候,程為安不樂意做二手生意,覺得收來的手機質量差,又麻煩,需要費工夫去查驗手機的各項功能,再想辦法把它賣出去。這是一項很繁瑣的工作。程為安說,「那會兒,我只喜歡賣新手機」。
但開業一段時間之後,程為安發現,走進店裡的很多人,要麼問「有沒有二手手機」,要麼問「收不收二手手機」。最初,他會蹙一下眉,次數多了,他開始意識到,在縣城,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花幾千塊買新手機,相反,性能沒有差別、價格卻幾近腰斬的二手手機,更香。
「買賣舊手機,沒人覺得有啥不好意思的。」程為安說,不止是手機,在本地生活網上,有很多二手置換的資訊,車、嬰兒床、家具,啥都有。還會有人打包帶來全家人用過的舊手機,攤在桌上,哪怕每個手機只能換幾十塊,但沒人覺得麻煩或不值錢,「省下的錢,還能帶女朋友去看電影,再買束花」。
利潤同樣是程為安轉變的原因。在縣城,每個手機店店主都只有極少的出價機會。給出的價格高了,敏感的顧客們就會撇撇嘴,說哪家的價格比你便宜多了,扭頭就走。程為安沒有時間一點點壓價、一點點讓利,必須一讓就讓到最狠,保證是「全鎮最低價」,還能給顧客留下個好印象,保證下回再來。「一款手機,官方指導價5999元,授權店也賣這個價格,我們直接能壓到5399元。」
靠這一招,程為安斬獲了一批老顧客,但利潤也隨之降低,每個新手機,程為安只能賺到100塊左右,在各種業務里,利潤率最低。但二手手機不一樣,「同樣一個顧客,他拿個舊手機來,我收了再加100塊錢賣掉,賺100元。他再買個新手機,我又掙100元」。
能滿足消費者對性價比的需求,也能帶給手機店主可觀的利潤,二手手機就這樣成為縣城手機市場的雙贏選擇。
而在二手手機里,最緊俏的當屬iPhone——款式舊一點,但價格實在便宜太多了。對於很多收入不高的縣城青年來說,這幾乎是初次嘗試iPhone的最佳方案。在程為安的店裡,甚至能夠買到好幾年前的iPhone 7、iPhone 8,如果是授權店,兩年前的款式早就下架了。
小城女孩冰冰就是例子。她在重慶一個縣城的工薪家庭長大,沒有太多消費欲望,也不願意找爸媽要錢,一直用着平價的國產安卓手機。「雖然我想要,爸媽也能買得起」,但冰冰已經習慣了追求性價比的生活,不用iPad,也沒買過芭比娃娃。匡威鞋在小城最風靡的那段時間,冰冰動心了很久,總去商場看,但想想,好像沒什麼必要,又自然而然地作罷。
周圍換iPhone的朋友越來越多,說着iPhone多麼好用,冰冰難以抵抗這種「誘惑」。只是,新款要八千多,遠遠超過了她的預期。百般糾結之後,她入手了一款二手iPhone 8,在巨大差價面前,機子是否被拆封過,顯得無關緊要。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追求性價比。程為安說,買二手iPhone的,以年輕人居多,但不少30歲以上的中年人,願意用更高的價格買新款華為,哪怕在同價位的手機里,它們的性價比並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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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程為安也會勸勸他們,推薦更划算的機型,對方反而會覺得反感,站起來便走。「他們基本都是認準華為來的,得夸華為這個企業才行。」他對這群人的畫像描述是:年紀大一點,多在體制內工作,不關心手機拍照清晰程度,也不在意配置高不高,但認準華為是國產手機里「最高端的品牌」。
在廣西某個小縣城長大的陶普,原本不在乎品牌,在他的感知里,一千塊的手機,一年一換,也比六七千塊買一個高端機划算。轉變發生在陶普入職了一家本地銀行後。他有穩定的編制,每個月到手能有8000塊,在當地,這已經是很高的薪資水平,大部分應屆生,一個月只能拿到他的一半。
唯一的不適應是手機。當陶普拿着用慣的千元機參加應酬時,經常被客戶用戲謔的語氣調侃,說他還像個學生。陶普這才發現,周圍的領導們都在用國產品牌的高端機型。不過,用iPhone的並不太多,連單位的辦公軟件,都無法用iOS系統登錄。
「在縣城,手機好像真的具有符號意義,代表你這個人的身份和形象。」陶普說。最後,為了避免格格不入,陶普花了大半個月工資,買了一款五千多的國產手機。此後的飯桌上,再沒有客戶議論過他的學生氣。
縣城爭奪戰
不管是二手的蘋果,還是高價的華為,都在縣城有自己的受眾,這也意味着,下沉市場不只是OPPO和vivo的天下,一場圍繞縣城手機市場的爭奪戰,正在上演。
早幾年的時候,OPPO和vivo的廣告代言熱火朝天,知名度高,受眾也多。一條街上,兩個品牌的新店源源不斷地開業。在縣城裡,最常見的宣傳方式是請氣球人來站台,鼓風機一吹,氣球人隨之擺動,再請個腰鼓隊,大爺大媽們舉着宣傳牌在大街小巷走一圈,熱鬧非凡。
如今,各大手機品牌的廣告宣傳和明星代言都是鋪天蓋地,縣城消費者對於品牌的偏好也不明顯了。
程為安的手機店,門頭掛着蘋果的LOGO,但下面的電子屏,滾動顯示着華為等多個品牌,強調着店裡「各款均有」——什麼都賣的手機大賣場,已經成為縣城市場的主力軍。「不可能只賣一個牌子。」程為安說,多一個品牌,就多一些選擇,總有顧客中意的牌子。
最開始,程為安也拿了授權,一年一簽。前兩年的時候,他還會專門去找上級授權經銷商,出授權證明,但後來,他發現,縣城裡的消費者們並不在意店裡是否只賣一款手機,或者是否有十足標準的授權。
「特意從縣城去一次城裡,就為了蓋一個沒人在意的章,太麻煩了。」從縣城到鄭州,來回有100多公里,程為安開始覺得沒有必要,授權也隨之作罷。
和程為安一樣,還有很多授權手機店,正在轉向大賣場。重慶周邊縣城的手機店主黃帆,曾是vivo的忠實擁躉。他不是本地人,2000年,他來到這裡,開起了鎮上第一家手機店,賣步步高。2016年的時候,正值4G換機潮,市場火熱,不少品牌的業務員都來找他,表示願意幫忙做門頭,可以免費贈送燈箱等宣傳品,要求是只能賣一個品牌。
思量再三,黃帆選擇了最受歡迎、還有促銷員幫忙賣手機的vivo。那時候,他輕輕鬆鬆就能完成月售幾十台的指標,甚至還開出了第二家門店。
也許是看到了OPPO、vivo在下沉市場吃到的紅利,這幾年,各個品牌在小縣城裡的爭奪戰變得越來越激烈了,OV所要面對的競爭對手也越來越多,比如在雷軍的帶領下開啟「千縣計劃」的小米,曾經大肆向下沉市場擴張的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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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毅從2015年起就開始和華為合作,後來又售賣榮耀,幾年下來,白毅在重慶主城區和周邊兩個區縣開出了共計6家授權門店。
去年,有小米業務負責人聯繫白毅,希望他能把某區縣的華為門店直接改頭換面,做成小米體驗店,並保證「裝修費全出」——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一百多平米的店,算起來需要花十幾萬。
甚至還有三星的業務負責人找上門來,相較於小米給出的優惠條件,三星手筆更大,除了裝修費全出之外,還給各種家具,包括燈櫃等等,幾乎全包。白毅表示,當前,三星在下沉市場的市場份額接近於零,縣域內一家三星店也沒有,想重新崛起,需要花大力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有實力的大經銷商們掉頭轉向。
為了爭奪市場,品牌方還開始嘗試改變縣城的生態——手機消費飽和了,就賣智能家居。小米之家、華為全品體驗店,在很多縣城都開起來了。然而,下沉市場依舊缺少對這些產品的消費能力,來店裡的人,看的多,買的少,「每家每戶的電視機十幾年都不會換」。
去年一年,白毅也進了超過一百萬元的智能家居,辦公室堆得滿滿的,但賣不出去。實在沒辦法了,白毅就把這些產品折價賣給親戚朋友,「完全在殺熟」。到後來,一坐上飯桌,朋友們就說,「等着,不出十分鐘,他就得宣傳華為的產品」。
在程為安看來,這場縣城市場爭奪戰,主要是圍繞着品牌授權店展開。但選擇授權與否,完全是兩個路子,雙方各自為營,也各有受眾群體,這在縣城已經形成一種穩定的生態,誰也無法吃下對方的市場份額。
危機下的生活
下沉市場,還在被品牌方當做藍海,但店主們都在慢慢接受這樣的事實:互聯網磨平了信息的鴻溝,哪怕是在小縣城,也會有顧客走進店裡,拿出手機進價表對照一番,再決定是否購買。有的人,還會用直播間的價格來砍價。如今,售賣手機的利潤,已經遠不如前。
在網購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的當下,手機店依舊在縣城開得到處都是。一個並不太樂觀的現實是,根據中國信通院最新數據,我國智能手機滲透率已經達到95%以上。利潤縮減,市場飽和,消費緊縮,如何生存下去,是縣城手機店主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黃帆說,自己的店,靠着老顧客還能運轉,但隔壁新開的兩家授權直營店,「沒幾個月就關門了」。疫情之下,老店越來越老,新店難以活過半年,在縣城中十分常見。
去年3月,白毅位於大足區的華為縣級體驗店,受到疫情和芯片斷供影響最大,每個月虧損超過三萬塊,最終關門止損。
「在縣城裡開店,本來不是一錘子買賣的事兒。」程為安說,自然客流量太少了,來往都是老客戶,他不能想着就做一次生意,賺一筆就走。所以,他更加需要維繫老客戶的口碑。除了把價格壓到最低之外,他還額外增設了很多服務,比如免費刷機、免費清理,在當地的授權店裡,這些服務會被標上38元、58元的價格。
以前,為了多賺點兒,程為安也做維修,修一個屏幕,能賺賣兩台手機的錢。但從幾年前開始,不少品牌都開始加密零件,屏幕、電池、攝像頭,只有授權店有權限維修,「一旦有一個問題修不好,這個客戶可能就失去了」。思慮再三,程為安放棄了維修服務,利潤再大,也比不上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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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二手生意,靠的也是這種信任,程為安從沒有換過自己的頭像和微信名字——為了保證自己能夠被列表里的老客戶們「一直記得」。
獲得了信任,生意就好做了。去年,程為安還想着,趁着年輕,轉個行,於是去市里做了一段時間的房地產銷售。那段時間,房子沒賣出去,但每天都有老顧客找程為安買手機。在縣城,老店多,人口的職業流動也很慢,哪家是賣花的,哪家是賣電腦的,一直是同一個人,標籤鮮明,居民們都熟悉,「認定了我是賣手機的,就都找我」。
糾結了一陣,程為安還是決定回老家繼續賣手機。他自己也更加習慣這樣的熟人生意模式,買車時,也不會真的到旗艦店,用官方的價格買車,而是找好友列表里的賣車人,價格能便宜好幾千,「因為認準的是人,而不是產品」。
疫情壓力來襲之後,縣城手機店的生存危機還在加重。但是,這或許是一個令人煩惱的難題,卻不會讓人們過於焦慮——在縣城,不少人覺得賺的錢差不多就行,少有人會有那麼大的野心,一定要把生意做到什麼程度,沒有誰真的絞盡腦汁,將整個市場收入囊中。
程為安的店,上午並不開門。他說,這是因為房租便宜,20平米的店,一年下來只要3萬多,這個價格相較於店裡的流水,不算貴,所以偶爾不開門也可以。他經常會因為一些小事而關店,或許是去吃燒烤,或許是去爬山。程為安有個朋友,在縣城裡開理髮店,生活節奏跟他一樣,「在這裡,不會有人今天一定要來理髮,明天理也可以,後天也行」。
去市里賣房子的半年時間裡,他並不快樂,生活節奏太快了,從小在縣城長大的他很難適應,覺得焦慮而無趣,「市裡的房租貴,哪怕上午人很少,也要把門開起來,一個顧客都捨不得丟」。但在縣城裡不一樣,不是所有人都只想着賺錢。
再過幾個月,程為安就26歲了。這麼些年,他連河南都沒有出過,最遠的一回,是很小的時候,去過一次河北。他的生活,就圍繞着這家小小的手機店展開。
沒事兒的時候,程為安喜歡和來店裡的老顧客們嘮嗑,關心的事情也簡單,「東邊的牛肉麵好吃,西邊的水煎包有特色,還有新開的螺螄粉」。
沒人買手機,對他來說也沒什麼問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精彩故事永不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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