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民生策略團隊

報告正文

在此背景下，海內外主要國家已開始通過行政手段對相關產品的價格施加影響。國內方面，針對上游原材料相關領域，國務院自2021年7月以來先後出台一系列保供穩價政策。海外方面，由於能源價格上漲造成的通脹壓力越來越大，美國、英國、法國等主要西方國家也開始試圖對上游原材料價格進行管控：2022年5月26日，英國政府宣布將在未來一年內對國內石油和天然氣企業的利潤徵收暴利稅，稅率為25%；6月22日，美國總統拜登呼籲國會暫停徵收燃油稅；6月27日，法國在G7峰會上提議對全球所有石油生產商進行價格限制。

過去數十年中，海外發達經濟體對商品價格進行干預的現象並不多見。但是從歷史上看，價格管制並不鮮見。價格管制的歷史非常久遠：在公元前2000年的蘇美爾高原，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對一系列商品的租金和不同工種工人的薪資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羅馬帝國時期，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曾頒布《戴克里先價格法令》，對商品價格和工人薪酬作出了超過1000條的規定。國內價格管制的歷史亦可追溯到周朝，當時市場上商品價格是由市場管理機構確定的。[1]《周禮·地官·司事》一章中有如下記載：「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其中「奠賈」指的便是市吏在市場營業之前首先確定商品價格；之後再「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宣布市場開始營業。

[1] 朱紅林. "《周禮》中所見的商品價格管理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2(2003):5.

此外，世界主要國家同時實行格管制政策的情況在歷史上也同樣出現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英國、俄國、美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均由政府主導實行價格管制。[2]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參戰國國內都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各國政府也紛紛通過價格管制的手段來應對通脹壓力。

[2]羅伯特・許廷格等. 四千年通脹史：工資和價格管制為什麼失敗. 東方出版社, 2013.

以受價格管制商品的範圍來劃分，政府實行的價格管制有以下兩種主要的形式：（1）部分價格管制，也就是對部分居民或是政府重點關注的商品或行業單獨進行管制；（2）全面價格管制，即政府選定某一時間區間為基準時期，要求全市場商品的價水平格按基準時期的價格水平進行凍結，或是規定生產商相對於基準時期的漲價幅度/利潤率變動不得超過某一特定水平。

20世紀以來，美國共進行三次大規模的價格管制。這三次價格管制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70年代前期。與此前價格管制時期相比，這一時期美國的經濟體制更為完善，且相關研究資料也更為豐富。這三段時期美國採取價格的管制方式有着較大的差異，對通貨膨脹的抑制效果也不盡相同。下文將對這三段時期進行深入考察，以探索價格管制對經濟生活所產生的影響。

[3]Bernhardt, Joshua. "The transition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of sugar to competitive condi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4.4 (1920): 720-736.

價格管制的相關措施從1917年8月起持續到一戰結束，在1918年12月底，大多數管制措施基本都已結束。在此期間，對於商品最高售價受到嚴格限制的行業來說，其物價增長速度明顯放緩：1918年，照明燃料類商品批發物價的同比增速為3.6%，毛皮類商品批發物價的同比增速為1.5%，金屬類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更是下降了9.4%。然而，這一時期美國整體的通脹水平仍然很高，自1917年初到1919年底，美國CPI月同比增速均在12%以上。

[4]Rockoff, Hugh.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在1940年5月至1946年6月為期6年的時間內持續對商品價格進行管制。最初美國政府只是對部分商品或行業進行價格管制，而以1942年4月28日《價格上限全面管控條例》（General Maximum Price Regulation, GMPR）的公布為標誌，政府開始對所有商品進行價格管控。二戰時期美國的價格管制是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價格管制。

3.1 1940年5月-1942年4月：部分價格管制時期

早在二戰爆發以前，美國政府高層便已萌生價格管制的想法。1939年夏，美國國防部下屬的戰爭資源理事會（War Resources Board）曾起草一份包含重點領域價格管制方案的經濟動員法令，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戰爭。不過戰爭資源理事會在1939年11月被取消，相關法案也沒有公布。[5]

[5]Mansfield, Harvey Claflin. A short history of OPA. No. 15. Office of Temporary Controls,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1948.

美國二戰時期的價格管制開始於1940年5月。儘管當時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並不算大，CPI同比增速為1.4%；但是歐洲戰場上同盟國形勢的迅速惡化使得美國不得不開始着手為可能參與的戰爭做準備，國防開支顯示出快速增長的趨勢，1940年美國軍費占GDP的比重從此前1.1%的中樞水平上升至1.6%。1940年5月29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恢復了一戰時期的戰爭機構國防諮詢委員會，並在其下設價格穩定委員會（Price Stabilization Division）負責維持市場的穩定。[6]

[6]United States. Office of Temporary Controls. The Beginnings of OPA. Vol. 1. Office of Temporary Controls,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1947.

起初，價格穩定委員會並不希望以公開設定價格上限、或限制企業利潤率的方式對重點商品的價格進行管控，反而更希望通過約談主要生產商、私下達成協議等非正式的方式對部分重點商品的價格進行管控。

舉例來說，1940年7月，美國紙漿價格曾出現快速的上漲，價格穩定委員會專門組織主要的紙漿生產企業的負責人一起開會。會議上各生產商達成協議同意穩定物價，此後市場上的紙漿價格出現明顯回落。除此之外，價格穩定委員會還在1940年9月與1940年12月分別與銅生產商、木材生產商以私下達成協議的方式穩定市場價格。

然而自1941年以來，隨着歐洲戰事愈演愈烈，在進口受限與軍火需求的增長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也在快速增加。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也逐步從非正式價格管制轉向公開明確的價格管制。為了賦予價格管制機構更強的行政權力，羅斯福總統於1941年4月11日簽訂8734號行政令，在應急管理辦公室下設價格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OPA），接替此前的價格穩定委員會。之後1942年1月通過的《緊急價格管控法案》（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 of 1942）將價格管理辦公室提升為聯邦政府獨立機構，專門負責價格管制相關工作。在1942年4月全面價格管控實施之前，全部商品中已有超過45%的商品受到明確的價格管制，其中金屬、燃料兩大類商品內部被管控商品的占比最高。

從物價管控的效果來看，一戰時期部分行業管制中出現的「購買力溢出」現象也同樣出現在了1941-1942年間的部分行業管制中：1941年，美國全部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大幅上漲11%，其中被管控最為嚴格的金屬類商品和燃料類商品的價格分別只上漲了3.8%和6.3%，在所有商品中物價漲幅最小；而管制程度最輕的農產品價格則增長了21.4%，在所有商品中價格漲幅最大。

一戰時期和二戰前期美國部分行業價格管制的經驗均表明：部分行業管制措施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住被管制行業商品的價格，但是受價格管制影響較弱的行業物價往往會有更快的上漲，因此部分行業價格管制對控制整體通脹的效果可能並不好。

3.2 1942年5月-1946年6月：全面管制

自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參加二戰以來，美國國內通脹壓力持續上行，CPI同比增速從1941年初的1.4%快速上行至1942年4月的12.6%。由於生活成本的快速升高，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希望政府可以加強對商品價格的管制。蓋洛普公司對美國民眾的調查顯示，1941年初大約有63%-67%的居民希望政府可以採取類似凍結商品價格的方式抑制物價上漲。[7]

[7]Gallup, George H.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1942年4月28日，價格管理辦公室對公眾發布《價格上限全面管控條例》，開啟美國為其三年之久的全面價格管制時期。在該條例頒布的前一天，羅斯福總統在國會進行題目為《七項經濟穩定方案》（」Seven-Point Economic Stabilization Program」）的演講，闡述全面控制物價的重要性；之後又在4月28日當天通過無線電向全國發表講話，以得到民眾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價格上限全面管控條例》中規定，所有商品生產商在出售商品時，其價格不得超過1942年3月該商品的最高售價，即實行「物價凍結」式的價格管制措施。

然而，突如其來的物價凍結也對經濟生產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一刀切」式的物價凍結會導致生產者之間的不公平。舉例來說，部分商品生產者在1942年3月份時沒有及時調整商品的出售價格，導致這些生產商在《價格上限全面管控條例》的約束下利潤及其微薄；而與此同時部分商家則恰好即使調整商品的價格，進而可以維持較好的利潤率，由此引發的不公平問題會導致社會整體生產效率的額外損失。第二，新產品的出現會對以「物價凍結」為手段的價格管制體系造成極大的挑戰，原因在於這些產品在基期沒有明確可以參考的價格；對以服裝為代表的產品更新換代速度較快的行業來說，這一挑戰尤為嚴重。

基於以上兩點原因，價格管理辦公室很快便對物價管理的方式作出調整，由生硬的商品物價凍結轉向對企業利潤率的控制。在1942年5月至1946年6月的四年間，的指導思想是限制行業整體的利潤額與1936-1939年間的平均利潤額大體相同。[8]

[8]Rockoff, Hugh.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此外，價格管理辦公室以物資配給的方式輔助物價管制相關措施的實施。就具體操作方法來看：在食品、燃料、鞋靴等居民生活必需品領域，價格管理辦公室發放點券，居民憑點券才可在相應的商家購買對應的產品。這一措施意在控制囤積居奇的現象，降低居民在戰爭時期過分儲備物資的需求，進而減小由需求快速增長所引發的物價上行壓力。相關領域的物資配給制度大多從1942年持續至1945年二戰結束。

從控制通脹的效果來看，1942年5月以來的全面物價管控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美國CPI同比增速在1942年6月便從5月的13.2%下降至10.9%，此後一路下降至1944年4月的0.6%，之後略有回升，在1946年6月《緊急價格管控法案》到期前大致穩定在2%左右。從批發物價及其分項指數來看，1942-1945年間全部商品批發物價指數年化增速為2.3%，其中價格漲幅最大的農產品年化物價指數的增長幅度也不過是6.6%。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全面價格管制壓制通脹也是有代價的。代價之一便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參與到市場調查、對違規商家進行警告、罰款、甚至起訴等諸多瑣碎的事務中。據統計，自1941年2月以來，價格管理辦公室發現違反價格管制規定的事件多達近26萬起。其雇員人數也迅速增長：所有涉及價格管制相關活動的人員在1945年時一度達到15.2萬人，是同期美國郵政系統人員總數的40%。

代價之二則是居民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最終量的增長也會放緩。在實行物資配給制度期間，美國居民人均食糖的消費量相較於1936-193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6%，咖啡的消費量下降8.5%，罐裝水果、罐裝魚類的消費量則分別下降了24%和27%。與此同時，價格管制也導致黑市的出現。根據當時的統計，黑市上肉製品的價格大約是管控價格上限的1.5倍至2倍左右。

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頒布第11615號行政令，宣布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為期90天的物價凍結，由此拉開了此後近三年時間內全面價格管制的序幕

1971年8月15日物價凍結方案的出台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一方面，就在一個多月前的1971年6月29日，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曾公開表示不會通過法律強制措施對工資與物價進行管控；另一方面1971年8月時，美國CPI和核心CPI的同比增速都已從1970年的階段性高點持續回落，國內的通脹壓力正在緩解。

尼克松在這一時間點推出全面價格管制，更有可能是出於在1972年總統選舉中謀求連任的考量。就在整整一年前的1970年8月15日，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尼克松為共和黨）通過了《1970年經濟穩定法案》（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1970）,該法案允許美國總統對國內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進行全面的物價管制，管制可以涉及商品價格、工資與租金。1970年中美國通脹正處於階段性高點，當時民主黨認為一向保守的共和黨總統不會實施全面價格管制這樣激進的方式來控制物價，並以「沒有全力控制通脹」為名在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攻擊尼克松。[9]除此之外，1971年中美國失業率上升至4.9%，經濟承壓環境下支持價格凍結的居民占比持續上升。根據蓋洛普公司的調查，1971年6月份時有50%的被調查者支持政府實施物價管控。

[9]華爾街日報，2021年8月13日，Nixon Taught Us How Not to Fight Inflation

自1971年8月至1974年4月《1970年經濟穩定法案》失效為止，這一時期美國價格管制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1）1971.08.15—1971.11.13：第一次物價凍結。這一時期物價管制的原則是商店和工廠都禁止提高工資和產品的價格。從具體操作來看，商店與生產商允許出售商品的最高價格為物價凍結前30日內的最高商品售價（且至少有10%的商品在該價格之上出售）。對工資和租金的管控與價格管控類似，要求工資率與租金率不得超過物價凍結開始前30日內的水平。只有少數商品可以免受物價凍結政策的影響，其中主要包括新鮮農產品（活牲畜、鮮菜、雞蛋、海產品等）與進口商品。

（2）1971.11.14—1973.1.10：由物價凍結轉向嚴格的利潤率控制。與二戰時期全面價格凍結階段所遇到的問題類似，商品價格突然凍結所帶來的不公平問題以及新產品難以定價的問題依舊對物價凍結的管控方式造成極大的挑戰。因此，在1971年11月13日為期90天的全面物價管控到期後，美國政府物價管制措施從價格凍結轉向對利潤率的管控，具體要求是生產商在出售商品時，其商品價格的上漲幅度不得提高企業的稅前利潤率（以1969、1970、1971財年中利潤率最高的兩個財年的平均值計算）；同時規定工人工資的年上漲幅度上限為5.5%（若時薪低於2.75美元，工資上漲幅度不受此限制）。此外，對於營業收入在1億美元以上的企業，在其漲價30天前要先徵得生活成本委員會（Cost of Living Council）的同意後才可提高商品價格；營業收入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需要每季度提交價格報告。這一時期農產品、進口商品的價格依然不在管制範圍之內。

（3）1973.1.11—1973.6.12：價格管制放鬆。在美國CPI同比增速在1972年下半年回落至3%左右、尼克松成功競選連任的背景下，價格管制相關措施逐步放鬆：利潤率管控的參考年份由1971年以前的三個財年增加至四個財年；需經生活成本委員會批准才可提高商品價格的企業收入門檻從1億美元提高至2.5億美元。不受價格管制限制的商品範圍與此前相同。

（4）1973.6.13—1973.8.12：第二次物價凍結。1973年上半年美國的通脹壓力持續上升，尼克松政府決定在1973年6月13日再次進行物價凍結，為期60日。和第一次凍結時相比，這一次凍結不再涉及對工資的管制。對商品價格的要求是不得超過1973年6月1日至8日的價格水平。

（5）1973.8.13—1974.4.30：再次轉向利潤控制。在為期60日的價格凍結結束之後，美國政府的價格管制再次轉向對於利潤的控制。相比於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對商品價格管控的要求變得更加嚴格：企業的提價數額只能與成本上升的數額相同，而不是第二階段中的同比例提價。不過不受價格管制限制的商品範圍同樣有所擴大，除農產品與進口商品外，水泥、木材、廢銅、汽車、半導體等多種商品不再受價格管制政策限制。

從價格管制的效果來看，1971-1972年間物價增速延續了此前的下行趨勢；但是在1973年6月重新進行物價凍結、對企業利潤率進行控制後，物價增速非但沒有下降，增速反而愈發加快。相似的管制措施之下，物價表現出現如此巨大差異的原因在於1973-1974年間通脹的快速攀升屬於典型的成本推升型通脹。自1973年初以來，農產品價格持續上升；而隨着中東地區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以後，能源類商品價格急速上漲。由此在短期內形成較大的通脹壓力。而在1971年8月至1974年4月的五個價格管制階段中，農產品和進口品價格始終不在價格管控的範圍之內，且多數情況下美國政府進行價格管制的中介目標是企業的利潤，允許企業根據成本的上升相應提高產品的價格。因此1973年-1974年全球糧食價格和原油價格的上漲可以幾乎不受阻礙的在美國的經濟體系中傳導至最終消費者。

美國一戰時期的價格管制距今已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由於當時的記錄手段、技術條件相對落後，受限於數據可得性，1918年7月至1918年12月美國實行部分價格管制時期的美股表現難以考證。

二戰時期美國在1940年5月至1946年6月期間實行大規模的價格管制，其中1940年5月至1942年4月為部分行業價格管制時期，1942年5月至1946年6月為全面價格管制時期。這次大規模價格管制時期，美股整體走勢恰好也以1942年5月為界分為前後兩部分：1942年4月及以前部分價格管制時期美股接連下挫，1942年5月至1946年6月間全面價格管制時期美股持續上漲。其背後可能是價格管制與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戰局走勢）。

如果按價格管制的不同類型來劃分，一戰時期的價格管制（1917.08-1918.12）和二戰前期的價格管制（1940.05-1942.04）屬於只針對部分重點行業的價格管制，而二戰後期的價格管制（1942.05-1946.06）和70年代尼克松政府時期的價格管制（1971.08-1974.04）則屬於全面價格管制。如果以管制時期經濟整體通貨膨脹率是否得到較好的抑制來判斷價格管制政策是否成功的話，那麼只有二戰後期的價格管制、以及1971年8月至1972年底的價格管制才能算是比較成功的，而這兩段時期均屬於全面價格管制時期。

6.1 針對部分行業的價格管制難以抑制整體通脹

部分行業價格管制不能很好地抑制整體通脹水平，其原因並不是價格管制政策執行的不到位；相反，對部分行業管制的相關政策往往可以得到很好的執行。從一戰時期和二戰前期價格管制的經驗來看，部分行業管制時期，管制最為嚴格的行業多是工業金屬、燃料、基礎化工等與上游原材料處理相關的行業。這些行業的特徵是存在明顯的規模效應，進而可能形成較高的行業集中度。因此，在對這些行業進行監管時，政府無需付出較大的人力物力、着重關注重點企業便可對行業內大部分產品進行管控。從管制的實際結果來看，無論是在一戰時期還是二戰前期的價格管制中，工業金屬、燃料等被重點管制行業物價的上升幅度明顯要低於整體物價上漲的幅度。

部分行業價格管制時期，整體通脹不能得到很好抑制的核心原因在於部分價格管制所帶來的溢出效應：對重點行業的價格管制並沒有限制居民的購買力，而不受價格管制影響的行業則成為吸收居民過剩購買力的主要渠道。具體到市場表現來看，一戰時期幾乎不受價格管制的紡織品、以及二戰前期受價格管制影響最小的農產品恰恰是物價上漲最快的行業。

6.2 全面價格管制抑制通脹：「長痛」與「短痛」的抉擇

從歷史經驗來看，全面價格管制在實施之初往往可以非常有效地抑制通脹。1942年4月底《價格上限全面管控條例》頒布通過之後，美國CPI同比增速便見頂回落；1971年8月開始進行物價凍結後，通脹增速也持續下行。類似的現象甚至在民國末期也有出現：194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孤注一擲推行金圓券改革時同時進行價格管制，國統區內上海等大城市在8月至10月間一度出現短暫的物價穩定。（參見報告《通脹往事：法幣崩潰與物資本位》）

全面價格管制初期之所以可以有效抑制通脹，其原因在於嚴格的管制政策降低了市場的自由化程度。從需求角度來看，儘管消費者的購買力相對於當前的價格水平是過剩的，但是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都在被管控範圍之內，部分價格管制時期的「溢出效應」也很難出現（1973年價格二次凍結時期是一個特例，成本快速上升的商品恰好與極少數不受管制的商品相一致）。從供給角度來看，管制政策所限定的價格水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會低於市場正常出清時的價格水平；由於沒有正常利潤水平的激勵，生產商往往會傾向於減少產品的供給，可供消費者選購的商品總量也會減少。此外，為了儘可能公平地分配部分稀缺的產品，政府往往通過類似發放「糧票」的方式實施物資配給制度來控制需求。而配給制度本身就是與自由市場的特徵相衝突的。

市場自由化程度降低，由此對居民生活所造成的不便利性是全面價格管制的隱形成本，而這一成本則是要由所有消費者共同承擔。全面價格管制措施的實施往往會引起消費者的不滿，但是如果此時存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焦點可以轉移這一矛盾，那麼價格管制維持物價穩定的效果可以持續較長的時間，這也是二戰期間美國全面價格管制成果較好的原因之一。

由於市場自由化程度的降低，消費者購買商品的積極性也很有可能會相應降低，最終會表現為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在1942年5月至1946年6月、1971年8月至1972年12月兩次較為成功的全面價格管制時期，美國的貨幣流通速度都出現了下降。而在價格管制措施取消或放寬之後，貨幣流通速度也會逐步恢復到價格管制以前的水平。

然而，全面價格管制並不是徹底根除高通脹的靈丹妙藥。歷史經驗表明，價格管制只是延緩了通脹到來的時間。待到全面價格管制放鬆或取消之時，貨幣流通速度將會加快並逐步恢復到正常時期的水平，同時物價往往會有快速的上漲。1946年6月全面價格管制結束以後，美國CPI同比增速迅速從6月份的3.3%飛速上升至12月底的18.1%；類似的，美國政府在1973年初認為價格管制措施已很好的控制通脹，並大幅放寬管制措施後，通脹壓力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也就是說，以全面價格管制來控制通脹只是以未來的「長痛」來代替眼下的「短痛」。

6.3價格管制經驗對當前的借鑑意義

當前世界主要國家中幾乎不存在全面價格管制的現象，但是對部分重點行業進行價格管制則是非常普遍的。以電力行業為例，發達經濟體中對電力行業進行價格管制國家的占比接近40%，新興經濟體中則接近60%。世界銀行的工作論文指出[10] ：發達經濟體更傾向於對公用事業和能源行業進行價格管制，電力、通訊服務、郵政服務、水的生產與供應、石油產品、藥品是最容易受到管制的行業；新興經濟體則更傾向於對能源和農產品進行價格管制，石油產品、電力、水的生產與供應、穀物、食糖、大米是最容易受到管制的行業。

[10]Guenette, Justin Damien. "Price Controls: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212 (2020).

當前，國內保供穩價相關政策的主要焦點在能源和農產品領域。最近半年以來，一系列涉保供穩價政策落地。而在近期能源價格維持高位、部分農產品價格快速上升的背景下，發改委先後為先後在7月1日和7月4日召開「安排部署電煤中長期合同換簽補簽工作會議」和「生豬市場保供穩價專題會議」，有效穩定住市場對相關商品的價格預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抑制整體通脹來說，針對部分行業的價格管制可能不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從國內的經驗來看，以2010年為例：在通脹壓力便逐步增大的背景下，發改委先後在農產品、能源等領域採取一系列措施以穩定經濟運行，具體措施包括開展農產品市場專項價格檢查、加大政策性儲備糧油肉投放、協調煤電油運等 [11]，並於2010年11月20日發布《關於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但是CPI同比增速直到2011年8月才從高點回落。因此，如果通脹壓力持續上升，那麼國內價格管控的範圍有可能會擴大。在對部分價格進行管制過程中，可能會反而激發其他供需矛盾並不十分突出的領域進入價格上漲趨勢，帶來新的投資機遇。

[11]中國政府網，發展改革委：2010年價格運行情況與政府調控措施，http://www.gov.cn/gzdt/2011-01/24/content_1791370.htm

除價格管制外，當前西方發達經濟體也在考慮對能源企業徵收使用暴利稅的方法應對上遊資源品價格上升所帶來的影響。英國政府在5月26日正式宣布對國內的原油和天然氣公司徵收25%的暴利稅，畢馬威的分析指出該法案將使得英國原油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由40%上升到65%。[12]與此同時，美國也在推進對原油企業徵收暴利稅的立法工作。3月初，美國參議員謝爾頓·懷特豪斯和眾議員洛·卡納先後在參議院和眾議院提交了《大型油企暴利稅法案》（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 Act）,該法案意在對原油產量（或進口量）在30萬桶/日以上的原油生產商（或進口商）的「非正常利潤」（來源於當前原油價格高於2015-1019年原油均價所產生的利潤）徵收稅率為50%的暴利稅。

[12]https://home.kpmg/uk/en/home/insights/2022/05/tmd-uk-government-announces-windfall-tax-on-extraordinary-oil-and-gas-profits.html

歷史上徵收暴利稅的法案並不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80年原油暴利稅法案》（Crude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 of 1980）。這一法案規定原油暴利稅稅率為70%，稅基為當期原油價格高於基期原油價格（經通脹指數調整後）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該法案提交國會後、還是國會對該法案正式審議通過之後，美股石油天然氣行業股價的走勢均延續了此前的上漲趨勢。

1）測算誤差：歷史早期有關價格管制的描述可能存在偏差；一戰、二戰時期批發物價指數的統計方法可能存在不足，早期美股收益率數據可能存在記錄錯誤的問題，由此可能引發測算誤差。

2）國內政策變化超預期。如果保供穩價等相關政策的實施力度減弱，那麼國內市場出現價格管控的可能性會減小。

3）海外政策變化超預期。如果發達經濟體能源政策趨於緩和，全球主要國家出現價格管制的可能性將會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