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在2004年成為北約和歐盟成員國後，立陶宛提出了成為「地區領導」的宏偉外交政策目標。在總統瓦爾達斯·阿達姆庫斯（Valdas Adamkus）的領導下，立陶宛代表EaP國家烏克蘭、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後來被放棄）的利益，倡導並爭取讓這些國家加入歐盟以及北約。十年後，達利亞·格里包斯凱特（Dalia Grybauskaitė）總統在口頭上挑戰俄羅斯，儘管後者在面積和軍事實力上都大大超越立陶宛，且還完全壟斷了立陶宛的能源供應。

本文假設，促使小國以非常規方式行事的一個重要卻常被忽視的動機，是它們對更高地位的追求。本文通過以下幾個方面證明這種假設：首先，證明尋求更高地位是立陶宛發起有關EaP國家若干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展示立陶宛「塑造」EaP計劃的雄心；第三，展示立陶宛如何利用其上升的地位來增強在歐洲和國際論壇的話語權；最後，證明對上升地位的利用又反過來鞏固這一地位。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本文先展示了小國謀求國際地位的理論綜述，並介紹了數據來源和使用的方法論。第二，本文運用社會認同理論（SIT）分析立陶宛的外交政策，並檢驗了該理論的解釋力。最後文章評估了立陶宛新獲得地位的壽命，並提出了這類弱小國家在未來為尋求地位的其他可能行動。

冷戰結束後，學者將小國對地位的追求視為「小國外交政策背後的主要動機」，這不僅打破了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對國家外交政策分析（FPA）的壟斷，還創新了解釋國家行為差異和非理性行為的方式。當前，古典現實主義對任何國家外交政策行為的解釋都強調權力，尤其是國家的軍事能力；同時也強調國家威信，因為這決定於並反映了一個國家實際的物質能力。然而，非物質因素（除「軟實力」外）已經被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者們忽略了。建構主義也忽視了對地位作為國家行為動機的關注[1]，僅在約翰·加爾東（Johan Galtung）[2]和邁克爾·D·華萊士（Michael D. Wallace）[3]的作品中短暫出現了有關國家對地位的渴望與國家間衝突之間聯繫的研究。

21世紀，隨着國際關係領域和其他學科（社會學、社會和政治心理學、行為經濟學）交流融合，關於「地位尋求」的研究逐漸興起。這些研究發現，尋求地位確實是決定國家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影響着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姿態。而地位對所有國家都很重要，無論它們的規模大小或實力強弱。

但直到最近，關於地位尋求的研究只集中於挑戰現有等級秩序的崛起大國或地緣政治背景下的國家，很少有對小國追求地位的研究。直到2015年德卡瓦略（de Carvalho）和諾伊曼（Neumann）開創性地將關於小國尋求地位的研究推向前沿。他們指出，小國與大國追求權力有三個方面的不同。第一，小國通過幫助大國來尋求和獲得地位；第二，小國在國際和平與安全事務中「尋求被大國注意」；第三，小國尋求被公認為「好力量」（「好」表示既具有道德權威，又能成為大國的可靠夥伴）[4]。然而，對權力的追求通常與「硬實力」——這通常不是小國的選擇——和「在國際和平與安全中發揮影響力」有關，尋求地位則一直是小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因素[5]。

雖然對小國地位尋求的研究已經很成熟，但對體量小且物質基礎薄弱國家的研究尚不完善（意思是缺乏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完善的政治結構、外交使團、智庫等專業機構和人力資源的國家）。針對這種小國獲取地位戰略的初步研究應用了多學科的理論框架和方法，對不同地區的案例進行了研究。然而，大多數研究都是基於單個國家的案例，而缺乏對體量小且物質薄弱國家尋求地位的比較分析。

地位通常被認為等同於權力。然而，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對地位和權力的概念進行了區分：權力意味着強迫他人去做他們在其他情況下不會去做的事情（並最終影響他人的行為的能力），而地位被解釋為一種社會地位。它是「集體的、主觀的和相對的」[6]。它是集體的，因為地位反映了集體的信仰，超越了個體的國家觀念，並取決於其他國家所持有的信念。地位是主觀的，因為它取決於他人對國家地位的感知。而且，地位是相對的，因為它是相對於他人衡量的。地位是稀缺的，換句話說，所有國家不可能擁有相同的地位。然而，地位不是一個零和遊戲，而是一個變量，因為在任何組織中都有可能存在爭奪地位的行為，當新的屬性代替其他屬性的價值時，地位也會受到修改。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立陶宛將自己與其他小的、後共產主義的、實力較弱的歐盟成員國——首先是鄰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相比較，並與之競爭。

以下幾個為國家獲得更高地位被認可的表現：一、成為國際組織或主要區域組織（如歐盟、20國集團、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二、在特殊俱樂部（OECD, OSCE, NATO）中的相對地位和外交靈活性；三、成為區域性組織或團體的領導；四、具有舉辦對國際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非軍事活動的外交舉措和能力（如：氣候變化、消除貧困、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絡安全、能源獨立、國際衛生、金融穩定）；五、高層正式國事訪問的頻率；六、參與制定區域或全球議程；七、參與解決問題的非正式區域/全球團體；八、廣泛的大使館網絡；九、形成影響世界政治的新規範；十、建立新的、更有利的身份；十一、超越競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地位不可能單方面實現，其實現必須依賴於其他國家的承認。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有助於闡明外交政策中的「非理性」國家行為。本文提出了三種可供國家使用的策略。首先是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策略。在實施這一戰略時，國家尋求被納入或與更高地位群體的機構和俱樂部相聯繫，而前提是這一集團的邊界是可滲透的。第二種策略是社會競爭（social competition），即當某一集團的邊界不可滲透時，尋求地位的國家試圖超越地位更高的對手。對抗的結果便是關於勢力範圍的軍備競賽或地緣政治競爭。無需多言，體量小且物質薄弱的國家無力承擔這種戰略。第三種策略是社會創造（social creativity），即將尋求地位國家的消極特徵重新定義為積極特徵，或者尋找一個新的不同的特徵或標準來重新定位。具體來說，該策略包含推動新的國際準則、制度、制度；建立自由貿易區或新的發展模式；以及通過外交努力在國際制度中發揮突出作用、參與解決地區衝突等。值得一提的是，SIT策略不是相互排斥的，通常是同時使用的。

本文應用SIT框架分析立陶宛追求更高地位的外交政策。實證分析的數據來源有以下三個：首先，本文使用了立陶宛總統和外交部長在2004-2019年期間與EaP國家——特別是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有關的聲明。其次，本文分析了相關事件，如立陶宛、烏克蘭、格魯吉亞之間的正式國事訪問。第三，為了衡量立陶宛更高的地位成就，我們看立陶宛的努力和貢獻是否得到了讚揚和重視。這些量化標準包括全球參與者（如歐盟，尤其是重量級的德國和美國）在他們的公開聲明或政治行動中涉及立陶宛的次數；立陶宛在「最友好」或「最支持」國家類別中的排名；收到的投資和發展援助的數量；高層外事訪問頻率；該地區大使館數量等。

1.阿達姆庫斯總統任期

立陶宛在2004年實現了兩項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即同時成為北約和歐盟的成員。社會流動戰略的實施和成員資格標準的達成使立陶宛獲得了一種新的地位——兩大精英國際組織的成員資格。這一成就向立陶宛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需要確定新的外交政策目標。代理總統阿爾圖拉斯·保勞斯卡斯（Artūras Paulauskas）是第一個公開提議立陶宛應立志成為「地區的一個中心和領導者」的人，尤其關注東部的後蘇聯加盟共和國（即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兩個月後，新當選的總統瓦爾達斯·阿達姆庫斯（Valdas Adamkus）重申了這個想法。

立陶宛的新外交政策於2005年開始成形，最終聚焦於幾個後蘇聯時期的東歐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隨後又加入了南高加索地區，特別是格魯吉亞。立陶宛意識到只有對EaP國家採取積極姿態，才會引起西方夥伴的興趣。

2.重點關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

1991年至2003年間，立陶宛與烏克蘭的雙邊關係相當普通。烏克蘭總統列奧尼德·庫奇馬（Leonid Kuchma）1994-2005年的「多向量」外交政策，據稱是尋求平衡東西方的利益，不允許烏克蘭與歐盟、北約或俄羅斯主導的組織有密切關聯。直到2004年，立陶宛成為歐盟和北約成員國，並確立了新的外交政策目標。巧合的是，橙色革命和烏克蘭曠日持久的政治危機為立陶宛提供了支持黑海地區民主化的機會，並推進本國「區域領袖」的主張。阿達姆庫斯多次發起斡旋，促使兩位烏克蘭總統候選人——維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化解選舉僵局，並舉行另一輪選舉，最終尤先科獲勝。

阿達姆庫斯對烏克蘭內政的積極參與和橙色革命所達成的和平成果在國際和國內被稱讚為立陶宛外交政策的重大勝利，這間接驗證其追求「地區領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布什總統本人和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就曾公開稱讚立陶宛幫助EaP國家（特別是烏克蘭和格魯吉亞）走出政治危機的外交行動。美國甚至尋求阿達姆庫斯的對於地區的「專業知識」和他的「建議」。阿達姆庫斯因此獲得了美國在該地區的「親密夥伴」的承認，並成為該地區值得信賴的信息來源。

然而，從歐盟的角度來看，阿達姆庫斯與波蘭總統合作解決烏克蘭政治危機的戰略，很快就引起了法國和德國的不滿。立陶宛總統調解人的角色無疑增加了立陶宛在歐盟的能見度和分量，況且更為謹慎的法國和德國等歐盟成員國不願與俄羅斯發生可能的衝突。歐盟高級官員批評波蘭和立陶宛的調停努力，聲稱兩位總統都是在美國的影響下行事的，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立場不同。立陶宛決策迅速，而經常忽視其他歐盟成員國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看法，且不願與歐盟妥協。

總的來說，在阿達姆庫斯擔任總統期間，立陶宛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外交政策舉措表明，其社會創造力戰略在實現預期的更高地位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美國承認立陶宛是一個對美國有用的「好力量」（Good power）。然而，由於德國和法國不承認其努力，也不認可它對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貢獻，立陶宛在塑造歐盟EaP並獲得地區領導地位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破滅了。

3.達莉婭·格里包斯凱特總統任期

作為前歐盟財政和預算專員，立陶宛新任總統達莉婭·格里包斯凱特（Dalia Grybauskaitė）表示要調整國家外交政策，這導致立陶宛對EaP採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但當立陶宛在2011年擔任歐安組織主席，並在2013年下半年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時，它對黑海國家，尤其是烏克蘭的關注加強了，其目的是藉此時機提升在歐盟的曝光度。2014年至2018年，立陶宛向烏克蘭提供的發展援助達到1150萬歐元；2005年至2019年期間，這一數量僅為190萬歐元。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立陶宛向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提供的發展援助超過了同等地位的國家。此外，立陶宛還在聯合國安理會多次發起關於烏克蘭持續敵對行動的討論。立陶宛尤為大膽的舉動是，它在2014年主動與波蘭和烏克蘭建立了聯合軍事單位立陶宛-波蘭-烏克蘭聯合旅（LITPOLUKRBRIG）。此外，它決定為受傷的烏克蘭士兵提供醫療和軍事援助，這無疑將立陶宛與其同等地位的國家區分開來。

2014年，格里包斯凱特贏得第二個任期，她公開聲明繼續為烏克蘭提供堅定支持，同時將烏克蘭的事件置於更廣泛的歐洲背景下。她曾警告歐盟，俄羅斯正試圖重新繪製戰後的歐洲地圖，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是「新冷戰的序幕」。與此同時，立陶宛大力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它呼籲歐盟對俄羅斯實施更多的經濟制裁、為烏克蘭制定了全面援助方案、支持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公民在歐盟免簽證通行。自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以來，立陶宛就主動肩負起哨兵的任務：提醒歐盟警惕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它公然破壞歐洲價值觀和結構的野心。立陶宛外交圍繞該國作為歐洲價值觀和規範以及歐盟安全的不懈捍衛者的義務，構建了一種官方話語，以幫助烏克蘭。由此觀之，立陶宛利用社會創造戰略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標準，這有助於該國對地位的追求。

到2019年，立陶宛對更高地位的追求似乎得到了回報，其努力得到了歐盟、美國甚至北約的承認，同時也得到了地位較低的受益國，即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承認。例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格里包斯凱特總統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另外，立陶宛和奧巴馬政府也增加了雙邊正式訪問。甚至時任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也承認了立陶宛對北約的重要意義以及格里包斯凱特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樣，地位較低的國家也多次承認立陶宛取得了較高的地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政府多次認可和讚賞立陶宛的貢獻及其領導作用。烏克蘭的民意調查顯示，從2017年起，立陶宛連續三年成為對烏克蘭最友好的國家。除了主要領導人對立陶宛努力的承認，外國主要媒體——《經濟學人》、《紐約時報》、《財富》和《華爾街日報》都承認格里包斯凱特的個人影響力。

無論是公開致謝和聲明還是多次高層訪問，似乎都證實了本文的中心理論：立陶宛利用其在後蘇聯地區的參與，特別是通過EaP計劃，以獲得更高的地位，事實的確如此，在2009年至2019年期間，立陶宛外交利用社會創造戰略，最終成功地將其國家地位從EaP的「接受者」之一轉變為「塑造者」。

在後冷戰環境下，追求地位的機會大大增加。正如分析顯示，即使是弱小的國家也在利用社會流動和社會創造戰略，從而對重要的國際問題施加影響，這使得像立陶宛這樣的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得到注意，被其他國家承認其貢獻，並成為一個「塑造者」，而不是一個「接受者」。即使是小和物質上薄弱的國家可以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幫助大得多的國家（烏克蘭），並捍衛歐洲的價值觀、規範和安全。立陶宛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內政的參與，以及它在歐盟內部對EaP國家的政治話語的重塑，使它能夠創造一個新的標準，通過這個標準，它可以被積極地評價。同時，立陶宛與那些新興的、後共產主義的、弱小的歐盟成員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波羅的海國家的領導者。

新獲得的更高地位促使立陶宛在塑造「東方夥伴關係」方面又邁出了一步。2019年4月，立陶宛外交部長利納斯·林克維丘斯（Linas Linkevičius）敦促歐盟為該地區創建一個長期的願景和目標。同時，立陶宛懇求歐盟成員國大膽地利用EaP國家的專業知識來解決緊迫的移民、邊境保護和恐怖主義挑戰。

像立陶宛這樣的小國還會採取哪些其他尋求地位的行動呢？畢竟地位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量。自格里包斯凱特於2019年7月結束第二任期以來，新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面臨着一個巨大的挑戰：立陶宛能否保持其獲得的更高的地位？另一個未知數是，在2019年上台的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領導下，烏克蘭將如何展開政治改革？除非在對抗寡頭政治和腐敗方面取得進展，否則西方對烏克蘭的關注可能會進一步減弱，立陶宛在歐盟代表烏克蘭的立場也會隨之減弱。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立陶宛可能會再次使用社會創造戰略，因為它在選擇（甚至發明新的）地位尋求的標準上提供了最大的靈活性。

[1]Stolte, C. (2015) Brazil’s Africa Strategy: Role Conception and the Drive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Galtung, J. (1964)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ggress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 2.

[3]Wallace, M. D. (1971) 『Power,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Wa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 1.

[4]de Carvalho, B. & Neumann, I. B. (eds) (2015) Small States and Status Seeking: Norway’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tanding(London, Routledge).

[5]Pedersen, R. B. (2018)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5, 2.

[6]Larson, D. W. & Shevchenko, A. (2014) 『Russia Says No: Powe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Foreign Policy』,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7, 3.

地位尋求

Status-seeking

東方夥伴計劃

Eastern Partnership programme (EaP)

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

外交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FPA)

審核 | 朱曉潔 羅潔

排版 | 崔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