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theLivings - 毫無意義的工作，是一種精神暴力

人們完全搞錯了自己的使命。我們將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讓工作本身成了我們的目標和一切意義之所在。

配圖 |《平凡的榮耀》劇照

2013 年春，我無意間引發了一場小小的國際轟動。

這一切要從一篇約稿說起。當時有一本新創的激進刊物《罷工！》（Strike!）邀請我寫一篇小文章，編輯問我能不能寫點兒煽動性的內容，就是其他刊物都不願意發表的那種。我腦海里常常有那麼一兩篇符合這個要求的文章，所以我就寫了一篇名為《談談「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的小文章交給了他。

這篇文章是基於我的一個直覺寫成的。

所有人都很熟悉那些在外人看來沒多大作用的崗位，比如，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員、公關研究員、金融策略師、企業律師，以及那些（學術圈都很熟悉的）專門負責給某種委員會招聘的工作人員，而這種委員會的工作正是討論哪些委員會沒必要存在。

這類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我不禁問自己，假如這些工作的的確確毫無意義，而那些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對此也心知肚明，那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時不時會碰到一些人，告訴我們他們的工作毫無意義，也沒有必要。一個成年人，每周有 5 天，要早早起來去做一項他內心知道其實沒必要做的工作（這些工作純屬浪費時間和資源，甚至還會給世界帶來害處），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讓人沮喪和泄氣的呢？這難道不是蔓延在我們社會中的可怕的心靈創傷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個創傷似乎從未有人談起過。關於人們工作時開心與否的調查和論述已有許多，但據我了解，還沒有任何一項調查或論述是關於人們對自身工作必要性的判斷的。

我們的社會可能已被無用的工作滲透到千瘡百孔，而人們對此也避而不談，這件事從其本質來看並非不可信。關於工作的話題充滿了禁忌。大部分人不喜歡他們的工作，若是能找到藉口不去上班，人們會很開心，但這樣的事實甚至被認為是不能在電視上承認的。當然，這裡指的是不能在新聞類節目中承認，但偶爾會在紀錄片或單口喜劇中被提及。

我就經歷過這樣的禁忌：我曾經給某個激進組織當媒體聯絡員，據傳聞，當時該組織正在策劃一起「公民抗命運動」（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他們想要逼停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交通系統，以此來向某個全球經濟峰會示威施壓。

峰會前夕，你要打扮成一副無政府主義者的樣子，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有一個興高采烈的公務員向你走來，問你周一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與此同時，電視台卻盡職盡責地成功採訪到了一些公務員，他們在鏡頭前向觀眾表示，沒辦法上班簡直就是一場悲劇，糟糕透了。

他們如果不那麼說，就可能上不了電視。似乎沒有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表達出自己對此類事件的真實感受，起碼在公開場合不可以。以上的判斷似乎可信，但我當時並不確定。

1930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預言，到20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以至在英美等國家，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15小時。

當時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凱恩斯的這個預言。就技術而言，我們完全能夠實現它，然而實際情況並沒有這麼發展。恰恰相反，一項項技術集結起來，變着法兒地使我們所有人更忙碌。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各種各樣事實上毫無意義的工作應運而生。

非常多的人，尤其在歐洲和北美洲，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費在那些他們其實知道並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還是心靈上，這種狀況給人造成的傷害都是深重的。這是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傷疤，然而幾乎從未有人談及它。

凱恩斯承諾的（20世紀60年代依然被人們熱切盼望着的）烏托邦為何從未成為現實？對此，如今普遍的說法是，凱恩斯未能考慮到消費主義的興起。

在「少工作點」和「多娛樂些」兩者之中，人們集體性地選擇了後者。這看起來似乎是個不錯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哪怕只要細想一分鐘，我們就能發現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20世紀20年代至今，我們目睹了數不清的各式各樣的新崗位、新行業的誕生，但這些新生的工作中與壽司、蘋果手機和高檔運動鞋的生產和售賣扯得上關係的寥寥無幾。

那麼，這些新崗位究竟是什麼？

最近，有報告對比了美國人在1910年和2000年的就業情況，清楚地回答了這個問題。20世紀，傭人、工人和農民的數量急劇減少，與此同時，「專業人士、管理人員、辦事員、銷售人員和服務業工作者」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即從「總就業人數的 1/4 增加到了 3/4」。

換句話說，自動化技術確實大幅度減少了生產性的工作，然而我們的工作時長並沒有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沒能獲得更多自由時間去追求事業、尋找樂趣、追逐幻想以及實踐理念。

甚至，我們所看到的激增的數字並不是出現在「服務」業，而是出現在行政領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務和電話銷售等行業，以及空前擴張的公司法、學術與健康、人力資源和公共關係等領域。這些數字甚至沒有反映出為上述行業提供行政支持、技術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

其實所有輔助性行業都需要算進去（比如，給狗狗洗澡、24 小時送比薩的行業），所有這些工作的存在，不過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花費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

我提議，以上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似乎有人專門發明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讓大家一直一直工作。問題就出在這兒！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情況是不該發生的。

當然，在從前的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效率低下，人們不僅把就業當作一種權利，更是一種神聖的職責。這種國家體制創造的工作崗位源源不斷。所以，在蘇聯百貨公司里，賣一塊肉都需要三個人來干。

可是，市場競爭不是可以消除此類問題嗎？起碼根據經濟學理論，以贏利為目的的公司絕不可能把錢付給那些沒什麼用的人。但不知為何，這樣的情況的的確確發生了。

公司裁員毫不留情，有人出，有人進，這些被裁的人往往都是干實事的，他們真的在製造什麼、搬運什麼、修理什麼、維護什麼。然而誰也沒辦法解釋，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魔法，從事行政文書工作的領薪人數最終卻在增加。

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跟蘇聯那會兒的工人沒什麼兩樣，理論上每周工作40小時甚至50小時，然而實際有效工作時間不過每周15小時，這與凱恩斯的預言是一致的。因為他們還得留出足夠的時間來組織和參加各種動員大會，來更新臉書內容，來下載一部又一部的電視劇。

這裡的問題顯然不是從經濟學角度可以解釋的，我們需要轉向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

統治階級意識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時間自由，那麼就會埋下巨大的危險種子。（想想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事就好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態只不過有那麼一點點靠近這個方向。）

同時，人們覺得工作才是正確的事。如果有人每天醒來後，不願投入自律高效的工作中，那他就不配擁有好生活——這種道德理念正好為統治階級所利用。

在英國學界，人們需要應付的行政事務越來越多，沒完沒了。有一次思考這個現象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地獄或許正是這樣的：

在地獄中，人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做着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的工作。比如，你木工活兒很好，因而被雇用，結果發現你居然需要做大量炸魚的活兒。並且炸魚這個工作也不是必須要做的，反正真正需要炸的魚沒幾條。但不知道為何，一想到某些同事炸的魚竟然比自己少，做的木工活兒比自己多，這裡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齒。不久，地獄工廠里堆滿了數不盡的炸魚，很難吃，也沒人來吃，而這竟然就是地獄工廠的全部產出。

我覺得，這幅畫面為我們精確地描述了經濟生活中的道德力量。

我明白任何類似的觀點都會立刻激起反對的聲音：「你是誰啊？憑什麼由你來說哪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又究竟怎麼去定義？你不是人類學教授嗎，那麼人類學教授這個崗位的『必要性』又體現在哪裡？」

事實上，許多媒體後來確實是這麼說的，他們表示我的工作就是無謂的社會開支的典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沒說錯，社會價值本來就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

我不會冒昧地告訴一個認同自己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其實對世界沒有貢獻。但有些人自己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明白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那樣又該如何？

前不久，我和年少時的某個校友重新聯繫上了，我倆 15 歲以後一直沒見過面。這些年他的經歷讓我感到吃驚：他先是寫了一段時間的詩歌，後來又在某家獨立公司做搖滾樂隊主唱。他的歌我在電台里聽到過，但我不知道歌手是我認識的人。

很明顯，他是個才華橫溢的人，創造力滿滿，他的作品也確確實實點亮了許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幾張專輯接連失敗後，他被解僱了。他債務纏身，女兒又剛剛出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只好勾了人生的默認選項——上法學院，跟無數茫然無方向的人一樣」。

現在他就職於紐約一家知名公司，是一位企業律師。他很願意承認自己的工作全然無用、對世界毫無貢獻。在他自己看來，這份工作就不該存在。

在這裡，人們有太多問題可以問。比如，我們的社會似乎對才華橫溢的詩人、音樂家沒什麼需求，而對專攻公司法的專業人士有着無窮無盡的需求，這說明了什麼？

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財富掌握在 1% 的人手中，那麼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不過是這 1% 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

除此以外，這還表明大部分從事無意義工作的人，最終都認識到了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事實上，我就沒遇到過一個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業律師。除了企業律師，前文提到的幾乎所有新行業的從業者也都這麼想。

我們社會中存在一個領薪的專業人士階層，如果你在什麼派對上與他們相遇，恰好又提到了你的工作或許挺有趣（比如搞人類學研究），他們就會躲避這個話題，隻字不談自己的工作。等到幾杯酒下肚後，他們卻開始激動不已、滔滔不絕、罵罵咧咧，一個勁兒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愚蠢透頂。

這是很嚴重的精神暴力了。一個人若是在內心深處知曉自己的工作毫無存在的必要性，那還談什麼工作的尊嚴？心中的憤怒和憎恨怎麼可能不洶湧？

然而這個社會的獨特性就在於，正如前文所提的炸魚的例子，管理者想出了一個方法，使這股憤怒和憎恨精準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義的工作的人身上。比如，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

想要拿出客觀的評價標準不容易，但是如果想對這個問題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詢問以下幾個簡單的問題：倘若這個專業人士階層「嗖」一下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倘若消失的人是護士、垃圾清理工、機械師，那又會發生什麼？

顯然，如果護士、垃圾清理工和機械師轉瞬之間就不存在了，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會立刻受到災難性的打擊。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師，不再有碼頭工人，那我們的生活將會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說家，少了斯卡音樂家，這個世界都會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這個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執行官、遊說者、公關研究員、精算師、電話推銷員、法警和法律顧問，那人類是否會痛苦不堪，是否會面臨無法生存的情況，就不好說了。（許多人認為，人類的處境可能會大大改善。）

個人實際貢獻越多，獲得的報酬越少，除了少數人們熟知的例外（比如醫生），這種情況竟然真的普遍存在。更有悖於常理的是，似乎存在某種普遍的看法，認為事情本來就應該這樣。

這種看法為右翼民粹主義提供了某種隱秘力量。我們可以從媒體對地鐵工人的態度上得到佐證。在倫敦地鐵工人和僱主發生合同糾紛時，媒體煽動民眾憎恨地鐵工人，說他們把倫敦搞癱瘓了。地鐵工人可以導致倫敦癱瘓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他們的工作是實實在在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似乎正是這一點惹惱了大家。

我們再看看美國，此種情況更甚，共和黨相當成功地調動了人們對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的憤怒。值得玩味的是，這種憎恨並不針對學校的行政管理層，也不針對汽車行業的高管，而問題恰恰是他們帶來的。

人們指責他們要的薪水待遇太高了，這就好像在對教師和工人喊道：「書是要教的！車是要造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是要做的！有這些就夠了！你們怎麼還敢嚷嚷着要拿到中產階級的福利待遇？」

假如有人想要設計出一項制度，能夠完美地維護資本的力量，那他（或她）是很難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產出的工人被無情地壓榨和剝削，剩下的人分成兩組：一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擊和斥責；更多人是在另一組，他們領着工資，但其實什麼都不做，他們的崗位是為了認同統治階級的觀點和感受（比如經理、行政管理人員等，其中統治階級的財務代理人尤為突出），同時還能促使人們對那些從事着具有無可辯駁的社會價值之工作的人產生隱隱不滿。

顯然，這個體系並不是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是在將近100年的試錯中逐漸形成的。這是唯一用來解釋為什麼技術水平提高了這麼多，我們大部分人的每日工作時間還是遠超三四個小時的答案。

2015年1月5日，在《談談「狗屁工作」現象》發表一年多以後，在這個新年的第一個周一，也就是大部分倫敦居民從冬季假期返回工作的第一天，有人把倫敦地鐵車廂里的幾百張廣告取了下來，換上了一系列游擊隊風格的海報。

海報上印着從這篇文章中摘取的話，比如：

「非常多的人，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費在那些他們其實知道並不需要的事情上。」

「似乎有人專門發明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讓大家一直一直工作。」

「不管是道德上還是心靈上，這種狀況給人造成的傷害都是深重的。這是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傷疤，然而幾乎從未有人談及它。」

「一個人若是在內心深處知曉自己的工作毫無存在的必要性，那還談什麼工作的尊嚴？」

這次海報行動引發了又一輪的熱烈討論。在此番熱度下，民意調查機構 YouGov（輿觀）也自行發起了一項民意調查，面向英國居民，來驗證文章中的假說是否成立。

調查中的選項直接從原文中摘取，比如，你的工作是否「對世界有貢獻」？結果令人驚訝，超過 1/3 的人（37%）表示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沒有貢獻，50% 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有貢獻，13% 的人表示拿不準。

這比我預期的數據高了將近一倍。我之前估摸着狗屁工作的占比在 20% 左右。

後來在荷蘭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給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結果，事實上，數據顯示這個比例更高：在參與民意調查的荷蘭工作者中，有 40% 的人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存在的理由。

顯然，此文發表之前，對這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幾乎從未有過系統性的關注。文章給了人們一個談論的契機，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是便秘許久終於可以通暢一次，他們隱秘的感受得到了一次發泄。

而且很肯定的是，這只是一個開始，對該問題更廣泛的探索將會來到。

2013年的這篇文章重點放在了該問題政治方面的影響上，事實上，該文只涉及當時我構思的一系列論點中的一個。

這一系列論點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的，自撒切爾夫人—里根總統時代以來，這種思想體系統治了全世界。然而，該思想體系的實質與其宣揚的理念恰恰相反，不過是披着經濟外衣的政治行為罷了。

我為何會得出這個結論呢？因為這似乎是唯一能解釋這些當權者所作所為的說法。他們天花亂墜地宣揚着新自由主義的種種好處，聲稱新自由主義能夠釋放出市場的魔力，聲稱新自由主義把經濟效率放到了第一位。然而事實上，這些自由市場政策總體上導致全世界幾乎所有地方（除了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的停滯。

在大部分富裕國家，幾百年來第一次，年青一代的生活很可能會過得不如他們的父輩。然而，面對這樣的局面，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只會反覆呼籲要加大自由市場的力量。

同樣的配方，更猛的劑量，政客再將這些呼籲正式付諸實踐。這讓我很訝異。如果一家公司雇用了一名顧問來制訂商業計劃，這個計劃導致公司利潤的大幅度下降，那這名顧問肯定是會被開除的啊，即使不開除，起碼公司也會要求他再想個別的商業計劃。可是我們的自由市場改革卻從未遭遇喊停。改革效果越糟糕，改革力度就越大。那麼對此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就是，改革根本就不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

那是出於什麼考量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想想統治階級的思維模式。對國家決策有決定權的那幫人，絕大部分都是20世紀60年代上的大學。那個年代的校園正是政治動盪、風起雲湧的中心，他們強烈地感到類似的事情絕不可以重演。

因此，他們雖然對下降的經濟指標或許也有關注，但當他們注意到不管是全球化、工會力量的削弱，還是累得要死要活卻跟安全感無緣的勞苦大眾，抑或是對60年代個人享樂解放運動（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生活方式自由主義、財務保守主義」）進行的積極口頭響應、消極行動支持，這些事件聯合起來帶來的結果都是他們樂意見到的：越來越多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到了少數權貴階層手中，而能夠對他們的權力造成挑戰的組織力量已被摧毀得近乎蕩然無存。雖然在經濟上，這項改革效果或許不佳，但是在政治上，這簡直就是完美的方案，因此他們沒有動力去廢除相關的政策。

《談談「狗屁工作」現象》一文就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每當你看到有人打着經濟效能的旗號在從事一件經濟上完全荒謬的事情，比如，給某人付好多錢，但這個人整天啥都不用做的時候，那你最好先問一個問題，就像古羅馬人所問的：「Qui bono?」——「這件事對誰有好處？」「他是怎麼得到這個好處的？」

你可能要說我這就是陰謀論，但其實這正是「反陰謀」的理論。在《談談「狗屁工作」現象》一文中，我只是想問問，對於這樣的經濟下滑，怎麼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呢？

經濟走向的成因錯綜複雜，但如果走向不利於權貴階層，那麼權貴階層定會給相關機構施壓，去介入、改變這個走向。這也就是為什麼 2008至2009 年爆發金融危機的時候，大型投資銀行得以保全，而普通抵押貸款人卻血本無歸。

狗屁工作數量的激增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促成的。我認為，狗屁工作現象是一扇窗，透過它，我們有機會看到更深層的社會問題。

我們不僅要問自己，為何這麼多人身處自己都認為是毫無意義的崗位日復一日地工作着？為何還有那麼多人覺得這樣的情況是必然的、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

更奇怪的是，儘管這些人從抽象意義上認同這種情況出現的必要性，覺得從事無意義工作的人比從事有意義工作的人能夠獲得更高報酬、更多尊重，也認為這些完全可以接受。但具體到自身，如果自己處在這個位置，什麼都不做卻拿着薪水，或者自己的勞動產出並不以任何方式造福任何人，他們還是會感到沮喪、感到糟透了，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裡肯定存在各種矛盾的想法、各種混雜在一起的力量。我想把這些混雜的想法理一理。對此，我首先會提出一些實際的問題，比如，狗屁工作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其次，我也會提出一些有深度的歷史問題，比如，我們是從何時開始認為，又是如何開始認為創造力會給人帶來痛苦的，以及我們如何產生了售賣自己時間的想法；最後，我會就人性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化作一支利箭，射向我們所處的時代，射向我們的社會和文明。有些事情已經大錯特錯了，人們完全搞錯了自己的使命。我們將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讓工作本身成了我們的目標和一切意義之所在。

人們建立了這樣的認知，那就是如果有人在自己並不那麼喜歡的崗位上不努力地工作，那麼他們就是糟糕的人，不值得被愛，不值得被關心，也不值得獲得社會的幫助。大家就好像集體默許了我們每個人被奴役的這種遭遇。

我們意識到，自己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做着毫無意義甚至是有害的工作，而且往往是我們討厭的那個人命令我們這麼做。這種意識往往會產生某種政治反應：我們一想到，說不定這個世界上還有人並沒有遭遇自己遭遇過的困境和圈套，心中就會因憤恨而耿耿於懷。因此，這個社會充滿了憎恨、怨憤和懷疑，人與人之間因此而聯結。

這種情況糟透了，簡直就是一場災難。我希望這一切不要再繼續下去了。

（本文節選自中信出版《毫無意義的工作》，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