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資源配置：ESG通過公共部門參與「二次分配」，能幫助緩解經濟的「負外部性」，通過監管和政策工具將「外部性內部化」；ESG通過私人部門參與社會的「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能驅動、提升資本的效能。

市場定價：學術研究表明，ESG對企業價值存在長期的正向影響[1]；以簡化的市場定價模型——現金流量貼現模型為例，ESG能通過提供額外的定價信息，提高企業的淨現金流、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從而提升整體的企業價值。

風險管理：相比於傳統風險，ESG風險覆蓋了更廣泛的因素，對企業、行業乃至整個經濟體能產生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的影響，且ESG風險雖然大都是非財務風險，但並非與企業的財務狀況無關。不重視ESG風險的企業，更容易出現聲譽風險，進而可能會引發財務風險、信用風險。

認知的局限性：人類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認知就是有限的，會隨時間、隨科學發展水平的提升而演變，認知的局限性制約了人類使用ESG參與經濟活動，例如ESG標準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問題的發現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實踐的局限性：資源約束、利益衝突、信息損耗以及期限錯配也會制約ESG的實踐。

ESG的概念於2004年獲得高度關注，由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UNGC）聯合20家金融機構發布了一篇題為《關懷者勝（Who Cares Wins）》的倡議書[2]，該倡議書呼籲金融機構在投資、研究過程中，充分考慮所覆蓋上市公司在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香港交易所也譯為「管治」）相關的各方面的具體表現。不僅如此，倡議書還在E、S、G這三大支柱項下，分別提出了一些可供投資者、分析師重點關注的相關議題。

ESG本質上是聯合國契約組織為「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提出了一個相對清晰的分類原則，相比於其他「可持續發展」指標，ESG主要具備以下特點：

► 全面、清晰、可拓展的分類體系：E、S、G三個首字母，從可持續發展議題中抽象出了三個相對獨立的大分類，能夠相對全面地評價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相比其他可持續發展的分類原則（例如：CSR、SDGs等），ESG因其相對清晰、簡潔又全面的特徵，被市場參與者廣泛引用。不僅如此，ESG這一分類體系還能順應社會、資本市場的發展而日趨完善。在ESG三大支柱項下，市場參與者都能根據市場特點，拓展相應的關鍵議題以更全面地披露、評價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表現。

►廣泛適用於所有行業，兼顧了評價的普適性和特異性：任何企業的經營都是分工協作（內部治理，與G相關）從事生產活動或提供服務（間接或直接地對環境產生影響，與E相關），通過社會（與S相關）交往，與其他經濟主體產生交易。因此，無論何種行業的企業，都能用ESG這一評價體系對其進行評價。另外考慮到各行業仍存在其特殊的生產、經營方式，在ESG三大支柱項下，具體可持續發展議題的設置以及對於特定企業的重要程度則可以根據行業的特點進行具體的調整。

►對企業的長期價值產生影響：ESG議題應當對企業的財務表現或投資價值產生（潛在的）實質性影響（materiality impact），這種影響必須是長期的，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構建所有ESG議題的重要出發點。簡單以「治理（G）」層面的一個議題「財務信息披露」為例，如果通過短期的會計操縱而非穩健的經營提升財務業績，可能會使得企業在二級市場交易中呈現較高的市值，但長期來看，企業非公允的價值總有一天會被市場揭露，而財務信息披露的不透明長期將使得企業價值受損，甚至停止經營。

ESG並非新理念，而是對過去已有的一些可持續發展相關概念的重新梳理、整合和再分類。資本市場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3]，已經開始關注企業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績效，彼時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主要以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報告的形式發布。

為了進一步推動與規範企業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信息披露，聯合國契約組織於2000至2004年間共提出了「全球契約十項原則」（Ten Principles），用以指引企業將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和反腐敗方面的管理納入實際經營活動中去，並指引企業披露這四個領域的可持續信息，作為CSR報告的主要內容。

截至目前，海內外上市公司披露自身可持續發展信息時，仍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定期發布CSR報告或ESG報告。2015年，聯合國契約組織進一步拓展「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為17個具體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許多海內外上市公司最近發布的CSR或ESG報告中也已經開始廣泛引用相應的SDGs。

從下表可以看出，ESG與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和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存在對應關係，可持續發展分類體系相輔相成，更好地引導可持續金融體系的各參與方用相對統一化的「語言」體系來披露、評價、參與推動可持續發展戰略。

基於ESG這個可持續發展的分類原則，海內外資本市場已經逐步形成了從信息披露到投資的生態體系。ESG指引着包括國際組織、監管部門、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披露、評價、投資相關規則。基於相應的規則，企業可以根據國際組織、交易所發布的ESG信息披露指南，根據行業特點、結合自身的情況，披露自己的可持續發展信息。而對於諮詢機構、評級機構，則可以通過收集企業的ESG信息自主披露結合另類數據，發布企業的ESG評級。最後，投資者通過參考企業的ESG信息披露和ESG評級，將ESG因素納入實際的投資流程。

圖表4：ESG的歷史演變

資料來源：Cohen（1997）[5]，Lashgari（1989）[6]，UNGC，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5：蘇利文原則

資料來源：Lashgari（1989）[11]，中金公司研究部

可持續發展及可持續金融實踐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被正式提出。[12]在短短的十年間，聯合國與一些國際組織共同發布了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倡議、成立了一系列國際機構。因此，可持續發展得到多方面的實質性推動，並於20世紀90年代在世界各地成為共識，而推動其發展所面臨的資金需求也讓人們尋求進一步變革金融體系。

圖表6：可持續發展及可持續金融實踐發展的關鍵節點

資料來源：聯合國，IPCC，中金公司研究部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在成立之初便着重貿易與勞工標準、貿易與環境、貿易與競爭等議題的關注。從此環境、社會影響等問題成為了跨國貿易中不可迴避的重要考核標準，推動了一系列勞工和社會責任標準的應用。

圖表7：WTO原則

資料來源：WTO[13]，中金公司研究部

ESG體系以及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確立

21世紀到來，可持續發展在各國間逐漸從共識走向行動方案，各類組織也紛紛成立以調動金融和商業力量支持可持續發展。

► 2000年7月，UNGC成立[14]，並於2004年聯合瑞士政府、聯合國、UNEP FI和眾多大型金融機構發布的《關懷者勝》（Who Cares Wins）報告，正式提出了ESG概念。

►2006年，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推動下，聯合國支持的負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組織成立。[15]PRI通過吸引簽署方的模式讓更多資產所有者和資產管理者承諾融入ESG投資的原則和實踐，在推廣ESG投資和可持續投資理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9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與PRI聯合發起可持續證券交易所倡議（UN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 Initiative，UN SSE），推動交易所編制ESG報告指南從而促進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16]

►2010年，明晟（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MSCI）開始推出系列ESG指數，並積極在全球推動ESG投資。同年，社會責任標準ISO 26000正式發布，與1997年開始被應用的SA 8000不同，ISO 26000不用於外部驗證而主要用於組織的管理指南。

►2015年是ESG發展的一大里程碑。9月25日，全球可持續發展峰會召開，在會議中，聯合國提出了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涵蓋了目前全球面臨的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環境治理三個維度的發展目標。12月4日，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成立了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致力於設定一套ESG標準以評估環境及氣候變暖對企業帶來的影響。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峰會通過了《巴黎協議》，期望能共同減緩全球變暖趨勢。[17]

圖表8：ESG體系發展重要時間線

資料來源：UNGC，UNEP FI，UNSSE，MSCI，歐盟委員會，中金公司研究部

ESG的理論演進

ESG本身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分類、評價工具，因此ESG相關的理論發展多數來自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演變。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學術討論最初開始於新古典經濟學派，並致力於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探討權衡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解決路徑。接着，管理學領域的研究者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CSR）、利益相關方（Stakeholder）等概念，從微觀的角度提出了企業經營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具體議題和主體以推動可持續發展。

新古典經濟學派

城市化造成的嚴重污染[18]和塞維索災難[19]等環境事件陸續發生。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惡化讓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諸如「價格扭曲」、「市場失靈」等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Neoclassical Economics）開始對原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重新審視[20]：

► 「外部性（Externality）」的提出：Marshall（1890）首次提出了「經濟的外部性」概念[21]，認為一個企業的生產成本的降低來源於兩個渠道：第一個是產業普遍的發展或資源供給的普遍提升（外部性）、第二個是企業本身生產效率提高（內部性）。

►「庇古稅」：Pigou（1920）基於Marshall的理論進一步明確定義了「負外部性」，即私人部門的邊際淨產出（Marginal Production）高於社會的邊際淨產出。[22]簡而言之，當私人部門比社會的平均收益更高時，說明私人部門在生產時獲得了一個扭曲的、更低的平均生產成本，這是因為市場失靈，生產成本存在價格扭曲，私人部門的超額收益可以認為是一種「搭便車」現象。解決價格扭曲的方法可以通過政府的手段，給私人部門徵稅（後學術界稱之為「庇古稅」）來提高成本以提高社會的總體福利。

►「產權的重新界定」：Coase（1960）對於外部性問題提出了另一種解讀——負外部性並非是一些個體的經濟活動對另一些個體的危害，而是社會對產權、責任界定的不明晰。[23]如果在制度安排層面重新審視企業活動造成的社會好處和危害，明確企業對產生危害的活動承擔相應的責任，那麼市場活動能高效地將經濟的「負外部性內部化」。

可持續發展

基於新古典經濟學派對市場制度設計來約束負外部性行為、提升市場總體福利的思想，可持續發展理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ustainability）由此而生，並拓展到更宏觀的維度來探討：

►生態發展（Eco-Development）理念：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Maurice Strong首次提出「生態發展」這個概念, 用它來代指一種新型經濟發展形式：一種試圖調和社會發展，尊重生態系統，以保護地球宜居條件的形式。這是第一個將經濟發展與可持續聯繫的概念，並成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前身。但由於沒有強調將環境問題納入經濟發展的迫切性，並未成為國際政界和學界關注的焦點。

►「可持續發展」的首次正式定義：生態發展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發表的《我們的共同未來》報告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界定為「……在不損害子孫後代滿足自身需要的情況下，滿足當前需要的發展……」，並且強調了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迫切性，廣泛引起學界和政界的關注。[24]

►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定量研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Grossman和Krueger（1991）[25]、世界銀行（1992）[26]以及Panayotou（1993）的研究都發現，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係：即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隨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隨GDP增長而下降。[27]

►「可持續發展」的拓展——超脫經濟與環境：Valentin 和 Spangenberg（2000）[28]超脫出經濟發展與環境的二維概念，意識到人類現實社會的系統性：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和生態維度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不能因為偏袒或重視某一方面而損害其他方面。

企業社會責任（CSR）

►CSR首次正式定義：Bowen（1953）首次正式定義企業的社會責任：僱主與企業的一種義務，他們的行為與決策需要符合社會的需求與價值觀[29]。

►責任約束——聯繫CSR與企業價值：Friedman（1962）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利用資源開展旨在獲得長期利益的活動，前提是這些活動在沒有欺騙的自由競爭中進行[30]。Hetherington（1969）[31]將上述關係與響應社會需求的法律合規性聯繫起來，指出公司最大化企業價值的權利與方式需要被法律約束，以保證公司是負責任的，從而保護整個社會的福利。

►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超越股東視角：Freema（1984）首次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理論[32]：企業不能再局限於「代理理論」所關注的股東立場，而必須對多方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企業的利益相關方除了股東之外，還有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自然環境，甚至債權人、各級政府單位等。

►比較優勢理論（Competitive Advantage）——CSR增加企業價值的原因：Porter和 Kramer（2006）將CSR納入其搭建的企業比較競爭優勢理論[33]，認為CSR實踐可以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贏得消費者和社會的青睞，從同業中脫穎而出。這樣不僅能對公眾與社會負責，還能提高企業價值，形成雙贏的局面。

►共享價值創造理論（Creating Shared Value）——融合利益相關者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Porter 和 Kramer（2011）將比較競爭優勢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結合，提出了共享價值創造理論[34]，主要觀點是：如果企業針對緊迫的社會問題，能為利益相關者推出解決方案時，可以為雙方創造共享價值，提升雙方的效用與價值，從而在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ESG始終圍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而發揮相應的功能。具體作用機制是：ESG是一種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價框架，為社會資源的分配者（主要是政府部門和機構投資者）提供了一個可以「掃描」可持續發展機遇及風險的「雷達」。ESG能高效地識別出目前市場發生的「價格扭曲」，藉助ESG這個工具對資產進行合理定價，並通過資源配置手段改善目前的「市場失靈」，提升社會的總體福利。

對於企業和投資者而言，ESG也為目前的風險管理工具提供了有機的補充。基於ESG的評價結果，企業和投資者可以藉助ESG的評估，前瞻地發現目前存在的可持續發展風險，並在實際經營中進行調整，從而降低諸如「黑天鵝」、「綠天鵝」等風險事件造成的損失。[35]

資源配置功能

經濟學中，資源是創造人類社會財富的源泉。[36]眾所周知，資源是有限的，實現社會資源、自然資源的有效配置是每一個國家、地區管理者追求的目標之一。為了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實現社會財富的永續增長、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我們需要從理念、機制和實踐構建起一個完善的框架和指引。

而ESG作為有用的工具，在宏觀層面，能識別經濟的外部性，微觀層面，能發現個體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與機遇。使用ESG理念，能夠在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ESG通過影響資源配置者的行動，最終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資源配置者主要來自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監管機構）和私人部門（主要是生產者、投資者），而ESG作為工具，在兩部門的決策、實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ESG通過公共部門參與「二次分配」，能幫助解決經濟中存在的「負外部性」，通過監管工具和政策工具將「外部性內部化」：

►ESG能幫助公共部門識別到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識別「負外部性」就是找到哪些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生產、經營）過程中是通過降低其他經濟主體的福利而獲得的超額收益。如果法律規定，企業必須如實披露相應的ESG指標，那麼這些「負外部性」的經濟活動將會直接被社會公眾掌握。近年來，我國也逐漸開始重視相應ESG信息的披露，例如：我國今年生效的《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將污染物排放量大、環境風險高、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社會關注度高、與公民利益密切相關的企業確定為環境信息披露主體[37]。加強ESG信息披露能降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和社會監督的失焦，幫助公共部門和監管者集中資源治理「負外部性」。

►ESG能幫助公共部門通過資源配置降低「負外部性」。基於ESG對「負外部性」信息的識別，監管者能充分發揮相應的政策工具和監管工具進行「對症下藥」，總體目標就是提升「負外部性」經濟活動的實踐成本。例如：針對污染物的排放，監管者可以提高相應的處罰力度以提升排污成本；針對溫室氣體的排放，監管者能通過收取額外的排放稅或者構建激勵相容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提升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公共部門提高企業「負外部性」經濟活動的成本並不是單純的處罰措施，而是促使企業主動改善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減少對自然環境和社會資源的低成本侵占。

ESG通過私人部門參與社會的「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能驅動、提升資本的效能：

►ESG信息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機遇。ESG作為一個以推動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的投資框架，能較前瞻地為投資者挖掘出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契合的投資機遇。以目前的「雙碳」目標為例，我國未來可再生能源結構占比將會進一步提升，投資可再生能源產業契合可持續發展目標，也能獲得客觀的長期回報。

►ESG治理框架激勵投資者、企業管理者提高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提升社會總體福利。ESG評價體系能幫助企業的管理者自我評估自身的經營現狀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契合程度，推動企業的管理者定期調整經營目標，將更多地生產要素投入到符合利益相關方福利最大化的實踐中去。作為機構投資者，則可以藉助ESG這個工具，定期評估投資組合的平均ESG績效，通過代理投票和參與被投資公司的實際經營決策，幫助被投企業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獲得長期穩健的投資回報。

市場定價功能

學術研究表明，ESG對企業價值存在長期的正向影響。[39]ESG信息披露和評級為市場參與者提供了額外的信息，在定價環節將經濟的「外部性內部化」。目前的實證研究顯示，ESG對企業價值主要是正面影響。從環境、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單個維度分析，環境與企業價值相關性的研究有一小部分非正面的觀點，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短期負面，長期顯著正相關，公司治理與企業價值呈正相關。而將ESG整體表現作為一個整體變量研究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則基本是正相關關係。

如果我們具體考慮一個簡化的市場定價模型——現金流量貼現模型（Discounted Cash Flow，DCF），ESG能通過提供額外的定價信息，分別對模型的分子（未來現金流）和分母（貼現率）進行修正。

如果我們進一步拆分DCF模型，ESG可能分別影響資產定價的三個方面：

►提升ESG能提高企業的營業收入。對於ESG績效較高的企業，通常有一個正面的社會形象，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度較高，因此也會獲得較高的營業收入。

►提升ESG能降低企業的營業成本。ESG指標中有不少直接對應企業的成本開支，例如：環境支柱下，針對企業的能源使用、物料消耗以及溫室氣體排放，這些指標與企業的營業成本直接相關，節能、物料循環利用能直接降低企業的營業成本；而在社會支柱下，也有例如「產品安全與責任」，產品質量較高的企業通常較少出現與消費者之間的產品爭議，也降低了因產品召回產生的成本。

►提升ESG能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學術研究發現，企業的資本成本隨ESG得分的提升而降低，因為高ESG得分的企業往往具有更低的系統性風險。[40]首先，高ESG得分說明企業在ESG方面有較充分的信息披露，並且相比同類企業做得更出色。因此，這些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市場會給予這些企業更低的「風險溢價」。另外，為了支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對於特定的ESG議題，部分國家、地區的政府會進行相應的補貼，例如：我國發布的《關於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為溫室氣體減排、降低能耗、能源轉型等相應的企業提供了相應的融資便利和財政補貼，此舉能進一步降低高ESG水平企業的資本成本。

風險管理功能

對於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傳統的風險來源於外部（例如：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和內部（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等）。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在管理風險的過程中，主要通過評估上下游供需關係、資產價格、外部宏觀環境、政策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來及時調整自身的經營、投資決策。

而相比於傳統風險，ESG風險覆蓋了更廣泛的因素，對企業、行業乃至整個經濟體能產生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的影響。《可持續金融披露規定》（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提到，「與ESG相關事件的發生，如果對投資的價值造成實際或潛在的重大負面影響，或者會產生不利的持續性影響」 [42]，由此可見，所有可能發生對企業價值造成的直接、間接負面影響的事件都是企業或金融機構需要重視、披露、管理的ESG風險。

ESG風險是企業的可持續風險，這一類風險議題大多數是非財務風險，但並非與企業的財務狀況無關。不重視ESG風險的企業，更容易出現聲譽風險，進而可能會引發財務風險、信用風險。因此，無論是監管者、企業還是投資者都可以將ESG作為風險管理的重要工具：

►ESG可以幫助管理經營風險：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無論是環境、社會還是治理都可能對現金流造成影響。例如，環境相關的議題，企業如沒有對排污進行治理，會遭受環境執法部門的巨額處罰、氣候變化可能導致企業的建築、設施遭到破壞；社會相關的議題，如果企業發生了數據信息泄露、員工在工作環境中遭受健康方面的危害等。上述列舉的ESG風險都會影響企業的營業收入、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從而導致企業的經營風險。而ESG框架能幫助企業管理者儘早地評估自身對於相應議題的管理和應對能力，改善經營風險。

►ESG可以幫助管理投資風險：資本市場能發揮「槓桿效應」將投資者的資源投入實體經濟，助力企業擴大生產，投資者也相應地從投資活動中分享實體經濟增長的紅利。因此，投資風險從企業的經營風險傳導而來，而經營風險也部分來自ESG風險。作為投資者，既需要評估客觀的ESG風險（例如：統計和披露整體投資組合的碳排放……），還可以通過資金驅動機制，主動管理ESG風險（例如：主動調整持倉，保持投資組合的平均ESG水平；主動提升所投企業的ESG水平，以ESG原則，參與代理人投票、改善上市公司的經營決策使其符合ESG理念……）。

海外市場的監管部門和市場主體正逐漸重視ESG對於企業經營風險、市場投資風險管理的重要作用。無論是歐盟發布的SFDR規則對金融產品可持續信息的強制披露、香港SFC對大型基金管理人氣候風險的披露還是美國SEC對基金產品反「漂綠」的相關指引，監管主體都在努力構建起更透明的ESG信息披露機制和更有效的ESG風險管理體系。

ESG對風險管理的功能和作用是逐步推進、效果逐漸顯現的。目前海內外ESG信息的一致性、可靠性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對於一套穩定、可行ESG風險披露和管理體系也在監管機構與市場主體的互動中，不斷探索前進。

圖表18：ESG局限性的來源

資料來源：陳香（2021）[43]，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9：ESG實踐局限性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ESG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理論框架和實踐指南，從國家、城市的管理者角度，ESG理念從國際組織倡議的發布、到各國代表對倡議的承諾、再到各國在實際資源配置、規則制定層面推動可持續戰略的全面落實。ESG能幫助國家與地區更好地協調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以及生態保護三者的協調發展，能通過前瞻性地調整產業結構的資源分配來促進國家和地區經濟高質量、穩步發展。ESG對國家、地區發展的影響機制是全方位的：

►ESG理念與國家綠色轉型目標高度契合，幫助加速社會全面實現綠色轉型。ESG的環境目標的設定，能達到減污降碳和擴綠增產同步進展。由於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日益嚴峻，全球綠色轉型已成為迫切需求，各國對於綠色轉型、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目標已經達成了共識。2016年的《巴黎協定》的簽署方中，137個國家計劃在2050或2070年達到零碳的目標[44]。2022年6月，歐盟委員會宣布了首批參與歐盟適應氣候變化任務（Mission Adaptation），該任務將全面支持歐洲綠色協議和歐盟氣候適應戰略。[45]ESG理念為實現綠色轉型目標進一步確立了可量化的標準，以便促進各國未來交流合作，協力攻克環境問題。

►ESG績效的提升能提高國家、地區的人均GDP。ESG是協調經濟發展、履行社會責任和保護自然生態，保證三者間進行良性互動、共同發展，此舉可以從質量和數量兩方面推動宏觀經濟發展。研究表明，企業的平均ESG評級與其所在國家的宏觀經濟表現呈顯著正相關；研究人員通過調查數千家公司十五年期間的ESG分數發現，該國人均GDP增速與國內企業的平均ESG增速正相關，不僅如此，對於發展中國家，ESG提升對國家人均GDP的積極影響更顯著。[46]因此，通過規範治理和改善環境，國家經濟得以持續發展，進而有效地影響宏觀經濟增長。

►重視ESG發展的國家與地區具有較強的經濟競爭力。ESG表現較為優秀的企業通常有更多發展渠道和更低的融資成本。首先，ESG理念可以為地區吸引科創企業、綠色企業，帶動行業內良性競爭，推動各行業之間合作，促使科技概念創新。另外，地區的ESG評級會正面影響政府融資能力，提升信用評級，吸引更多新投資。例如，一項關於20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國家的研究發現，國家ESG評級越優，越能有效減低借貸成本和主權債券收益率差。[47]

►ESG還能創造可持續性的社會價值，推動創新發展、提升社會福祉。ESG的經營理念以科技創新、產品創新、方式創新為目標，例如：ESG披露要求和統一為地區內企業的廣大消費者帶來更多權益保障，可通過提高銷售透明度，維護消費者知情權；[48]各行業深度運用ESG理念，為農村經濟建設、低收入群體增收、基礎醫療保證、教育體系改善等方面的發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ESG理念融合資本市場的收益需求和社會的必要文明發展，提升資本在社會群體中的意義，實現地區、企業、個人三方互惠互利。

隨着ESG理念深入人心，ESG對全球的經濟活動、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各方面正逐步產生影響。我們認為，結合當前海內外較關注的ESG影響力，在經濟活動方面，ESG正廣泛影響全球產業鏈的變革、推動資本市場轉型；在社會層面，ESG正在影響勞動力市場和消費選擇；而在環境層面，ESG對推動「雙碳」目標的達成、調整自然資源利用的具體形式有深遠的影響。

ESG理念在全球的普及推動全球產業鏈與資本市場從短期、單一的「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轉向了更長期投資價值取向和更多元化的可持續發展目標。ESG理念能更前瞻地識別到經濟活動中的「負外部性」，通過改善企業的實際經營流程、戰略目標以及ESG投資活動來修正市場扭曲。因此，ESG理念在經濟活動中通過頭部企業的引領傳導至產業上、下游，進而推動產業鏈的可持續發展變革。不僅如此，ESG理念能進一步改善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降低信息不對稱，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

ESG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

►歷史上全球產業鏈主要以追求經濟效率為導向

全球產業鏈共經歷了四次重構[49]，其中前三次全球產業鏈重構主要追求經濟效率：

第一次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主要推動力是美國快速的技術創新、吸引海外移民和強大的內需市場，使美國以重化工業為主的製造業迅速崛起，此外，美國鐵路等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對西部地區的開發也促成了新國際分工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和第三次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對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的考慮，日本、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中國等國家及地區利用低成本優勢承接了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圖表21：部分國家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

►第四次全球產業鏈重構將ESG理念推向歷史舞台

第四次全球產業鏈重構源於大國競爭、新冠疫情、技術變革和綠色轉型，這四重因素使全球產業鏈逐漸呈現政治化、逆全球化、多元化、綠色化的特點。

當前，政治、安全、ESG等非經濟因素對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影響力逐漸上升，改變了過去全球產業鏈追求經濟效率的底層邏輯，全球產業鏈分工格局從過去較多地考慮經濟因素向同時注重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轉變。因此，ESG蘊含環境友好、社會責任與企業治理的理念，同時滿足需求側與供給側、消費者與投資者的多重要求，將在促進全球產業鏈長期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方面，ESG會影響過去全球產業鏈形成的以效率為導向的區位選擇邏輯，ESG表現更好的國家和企業更容易參與到全球產業鏈分工中去。

在國家層面，ESG表現更好的國家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加強國家在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力。過去，要素成本低的國家更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當前ESG表現更好的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上升，ESG影響全球產業鏈在國家間的分工格局[50]。

在環境（E）與外商直接投資方面，ESG會降低企業的「環境監管套利」動機。近年來，監管機構和投資者越來越重視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上對環境的影響（例如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通過向他國轉移高污染的工廠來規避嚴格的環境規制變得越來越不可行，進而削弱跨國企業選擇環境規制較弱地區進行高污染生產的「監管套利」動機。

在社會（S）與外商直接投資方面，ESG會緩解各國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而降低勞工權益標準導致的「逐底競爭（race-to-the-bottom）」。隨着全球對勞工和人權意識的不斷提高，勞工權益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關係從矛盾衝突向互惠互利轉變，勞工權益標準的提高能吸引製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51]。此外，研究大多發現更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包括但不限於教育年限上升、預期壽命提高和經濟福利增長）將有助於提高東道國的生產力，從而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流入[52]。

在治理（G）與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隨着商業觀念的轉變，跨國公司在進行外商直接投資時越來越看重治理因素[53]。研究發現，政治穩定、制度完善、治理水平高和腐敗水平低的國家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而腐敗和治理不善會增加企業的行政成本和不確定性[54]。良好的公司治理會提高經營績效，進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55]。

在企業層面，ESG表現更好的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具備更強的競爭優勢。過去，企業可以通過低價、壟斷或產品差異化等途徑建立競爭優勢並融入全球產業鏈，當前ESG因素越來越成為企業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和建立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進而改變全球產業鏈在企業間的分工格局。以蘋果公司為例，蘋果在環境、人權和安全等方面對自己和供應商都提出了高標準。2022年蘋果發布的《供應鏈中的人與環境》表明，24家供應商因不滿足蘋果的ESG要求而被移除蘋果產業鏈，9%的潛在供應商因ESG風險評估不合格而未被納入蘋果產業鏈[56]。因此，不注重ESG的企業更難融入產業鏈，並可能因此逐漸喪失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ESG推動全球產業鏈更加注重環境友好和社會責任，促進產業鏈實現經濟效益和非經濟效益的統一。

ESG表現更好的產業鏈更能得到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青睞。環境友好意味着產業鏈的負外部性較小或具有正外部性，兼具財務效益與環境效益；較高的社會責任意味着產業鏈重視客戶、員工等利益相關方消費體驗、勞動者權益，形成較高的市場認同度從而在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獲得較大的市場份額。有大量踐行ESG理念的資金幫助全球產業鏈實現環境友好和注重社會責任。例如，2021年成立的聯合國淨零碳排放銀行業聯盟旨在踐行ESG理念和發揮銀行業對脫碳戰略的作用，目標是在2050年實現貸款和投資組合的淨零排放，其成員銀行管理的資產占全球比重約為40%[57]。

►ESG實踐過程中，全球產業鏈會經歷短期「陣痛」

雖然從長期來看ESG能促進全球產業鏈的可持續發展，但在踐行ESG理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短期「陣痛」。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隨着全球愈發關注產業鏈上環境和社會等問題，因上游供應商ESG合規問題導致的產業鏈斷供風險持續上升，二是當前ESG表現不好的產業鏈會面臨一定壓力。

一方面，當前全球產業鏈上的環境和社會問題已經成為ESG焦點：

環境方面，對產品在產業鏈上的碳足跡和範圍3的溫室氣體排放[58]關注度日益上升。過去由於範圍3排放較難理解且數據獲取困難，披露的ESG報告中大多只涉及範圍1和範圍2排放。但這種做法忽略了範圍3排放在很多企業總排放量中占比最大的事實[59]。部分國家和地區已經逐漸將限制產業鏈中高碳足跡商品，並納入立法實踐。例如，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旨在規範產品供應鏈上的溫室氣體排放，對進口到歐盟的商品以配額的方式徵收「碳邊境稅」，防止碳泄露損害自身氣候政策的完整性及有效性，避免企業通過將高碳排放的生產活動轉移至歐盟外的國家和地區。

社會方面，許多西方國家要求企業在ESG報告中涵蓋上游供應商管理的相關議題，並加大了對企業供應鏈層面人權問題的監管力度。例如，歐盟2022年2月通過了關於企業可持續盡職調查指令的立法提案，目的是促進企業將人權和環境因素納入企業全球產業鏈的運營和治理中去，除了自身運營層面外，盡職調查義務還要求降低供應鏈上的相關活動對人權和環境的負面影響[60]。

另一方面，ESG表現不好的產業鏈則會面臨短期壓力。當前，一些產業鏈因自身特徵在ESG方面表現不好，包括污染密集型產業鏈和對人類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產業鏈等。這些產業鏈要想提高ESG評分，往往需要犧牲一定的經濟效益（至少在短期內要付出經濟成本），因此目前踐行ESG理念的投資者往往拒絕投資這些產業鏈。下圖數據表明，採礦業和化石能源行業的S&P ESG風險評分較高，表明這兩個產業鏈面臨較大的ESG合規風險。Refinitiv Lipper的報告發現，與S&P 500各產業配置權重相比，美國大盤股主動型ESG基金在能源領域配置了更少的資金[61]。這會在短期內給這些產業鏈向環境友好型和社會責任型轉變帶來一定的資金壓力。

圖表22：各產業S&P ESG風險評分

資料來源：S&P Global Ratings，中金研究院

圖表23：美國部分大盤股主動型ESG基金各產業配置權重與S&P 500配置權重之差

資料來源：Refinitiv Lipper，中金研究院

ESG對資本市場轉型的影響

資本市場是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資本市場承擔着為實體經濟發現價值、分散風險以及資源配置的功能。體系健全、功能完善的資本市場能提高資產的定價、資源配置的效率、防範系統性風險，而ESG在其中能夠起到正向的推動作用。

►ESG降低了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提高定價效率

ESG在資本市場發展的過程中提供了額外的定價因素。ESG信息在傳統的財務信息、上市公司投資者溝通信息之外提供了額外的資產價格影響因素。不僅如此，ESG評級機構將企業的ESG信息轉化為ESG評分和ESG評級，進一步提高了ESG的定價效率。

在ESG推動資本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會經歷「ESG信息差→ESG投資獲得超額收益→資本市場總體ESG建設水平提升→ESG投資超額收益下降→ESG成為資本市場共識」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目前來看，我們正在經歷ESG推動資本市場轉型的初期。ESG信息披露、ESG投資仍然處於萌芽階段，根據MSCI的研究報告《ESG收益的驅動因素》[62]顯示，在控制了傳統的風格因子的風險暴露之後，MSCI ESG因子仍顯示出未被其他因子所解釋的顯著超額回報，而且這個超額回報並非是高ESG得分上市公司的「估值泡沫」而是來源於上市公司利潤水平的提升。從資本成本的角度，MSCI的另一個研究《ESG與資本成本》[63]同樣顯示，ESG得分越高的上市公司資本成本越低，而且在新興市場，資本成本的差異比發達市場更顯著。

展望未來，隨着資本市場中ESG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對企業的ESG評價將被越來越廣泛的投資者群體納入投資框架，此時ESG的超額收益將隨着資本市場功能的進一步完善而降低，直到資本市場對ESG的定價有效性形成共識。

圖表24：ESG對資本市場定價效率的推動機制

資料來源：MSCI，中金公司研究部

►ESG強化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

ESG為宏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了投資實踐指南，提高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財政資金、資產所有者等大型資源分配者在ESG框架下，能夠將國家、社會的發展目標與其投資實踐緊密融合。大型資源分配者通過ESG這個「雷達」，能高效地分辨出資本市場中，哪些資產可以更好地實現其特定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哪些資產能夠產生對世界、對人類社會更大的影響力。不僅如此，ESG的披露框架能夠幫助大型資源分配者定期跟蹤投資組合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是否契合其可持續目標的要求。

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監管者也能通過ESG框架，從規則制定層面，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以最近熱議的反「漂綠」事件為例，ESG投資已經逐漸成為市場的主流，而部分資產管理機構卻以「ESG」為名銷售產品，卻缺少實際的ESG投資規則和流程[64]，這導致了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歐盟和美國資本市場的監管機構都意識到了「漂綠」的嚴重性，於是發布規則，加強了對金融工具ESG信息披露的監管，對「漂綠」的行為進行嚴厲的處罰。

基於ESG框架，資本市場中的資源分配者和監管者都能在實際的投資、監管過程中提升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並及時修正市場失靈和價格扭曲。

圖表25：ESG幫助資源配置者在資本市場提升配置效率的機制

資料來源：歐盟委員會，SEC，中金公司研究部

ESG引致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變革、提升企業價值

ESG旨在實現包容性可持續發展，對勞動力市場也從不同方面提出了要求。ESG中社會責任目標要求企業更加注重雇員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包括公平性與多樣性、權益與保障、健康與安全、培訓與發展等方面。[65]ESG轉型對勞動力市場帶來了重要機遇：

►推動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麥肯錫對企業性別平等的持續研究表明，在性別平等層面表現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全球大型企業，其盈利能力高於平均水平的概率比其他企業高出25%，而性別平等層面表現排名後四分之一的全球大型企業，其盈利能力高於平均水平的概率比其他企業低27%。[66]

►保障員工權益，提高勞動生產效率：ESG績效表現良好的公司，給員工提供了較好的福利和健康保障，能夠吸引和留住優秀員工，員工工作滿意度和積極性較高，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

企業在轉型過程中，可能存在ESG多目標的摩擦和衝突[67]，因此ESG發展在為勞動力市場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對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兩端造成一定的衝擊：

►ESG轉型可能帶來部分行業勞動力需求的縮減。ESG轉型需要兼顧環境目標和社會責任目標，環境目標的實現對不同行業、地區和類型的員工具有不同影響。在與綠色相關的行業中，崗位需求將隨着環境政策的推進而增長。[68]而高能耗、高污染的棕色行業，如煤炭、鋼鐵、石油等，則受到較大的環境目標衝擊。一方面投資者受政策驅動從相關行業撤資，另一方面由於業務和技術的轉型，員工固有技能與轉型需求不匹配，導致員工工資降低甚至被解僱[69]。

►ESG轉型會推動技術升級，導致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出現技能分化。隨着技術變革與升級，高技能勞動力將更受歡迎，而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相對受到更大的衝擊，簡單重複的工作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或自動化技術所替代。其中煤炭、鋼鐵、石油等行業是目前低技能勞動力相對集中的行業，推進ESG轉型的同時，也需要關注低技能勞動力的培訓與發展，推動低技能勞動力向綠色行業流動，以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長期需求。

ESG轉型驅動供給與消費選擇動態均衡發展

ESG發展旨在推動更加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選擇，分別體現了對企業和消費者的目標和要求：

►企業是經濟社會活動的重要主體，需要在生產經營環節突出環境責任承擔，主動推動技術轉型、調整商業模式等，降低排放、節約資源、減少對環境和氣候的影響，提供更加綠色[70]的商品或服務。

►消費者的環境保護意識能夠有所提高，在選擇時主動踐行可持續消費理念，支持綠色的商品和服務，降低自身消費選擇對環境的影響。

然而供給與消費的可持續化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在ESG轉型推動下，將會給企業供給和消費者需求帶來一定的影響，對企業供給和消費者需求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進而影響消費選擇的變化：

ESG向消費者倡導綠色消費理念，使得綠色產品的消費需求增加。近年來對於環保的宣傳提高了大部分消費者的綠色意識，消費者在調研時也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綠色偏好，也有相當比例的消費者表示願意為綠色產品付費。[71]對我國綠色產品市場的調查研究指出，北京、上海、武漢和深圳這四個城市中近一半的消費者願意購買為綠色產品多支付不超過5%的費用。[72]

但消費意願並不完全等於消費選擇[73]，實際消費需求受多種因素影響：

►價格因素：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阻礙綠色消費選擇的因素中，價格因素相對最高，占42.09%，其次才是商品的質量。[74]在ESG轉型初期，一方面，綠色產品的價格通常更高，但相比於消費者過去購買的非綠色產品，其質量、功效及環保貢獻是否與價格相匹配，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消費選擇行為。另一方面，消費者對於公司的ESG披露報告和宣傳承諾持懷疑態度，增加了額外的鑑別成本。部分企業可能利用ESG報告美化自己的產品以吸引消費者，將影響到消費者的自我效能感，即認為自己的消費選擇並未必真正推動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75]

►學習成本：ESG轉型帶來綠色產品創新迭代，推動消費者生活習慣轉變[76]，綠色產品在推廣的前期階段可能會對消費者帶來一定的學習成本。新的綠色產品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在ESG轉型初期，消費者由於生活慣性和使用成本增加，對綠色產品缺少熱情，但隨着配套基礎設施完善和群體生活方式轉型，對於綠色產品的消費選擇有望增加。例如相較於傳統汽車，在初期缺少相關配套設施的情況下，購買新能源汽車的消費者需要自行安裝充電樁，或者尋找具有充電樁的停車場充電，使用成本可能更高。

總體來看，ESG轉型初期企業投入較高，容易推高供給成本，帶來通脹壓力，但長期來看有望推動更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選擇，消費意願和消費選擇之間的差距縮減，綠色產品市場份額逐漸增長。

►ESG信息披露：環境信息披露將有助於提升「雙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高質量的信息披露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了解行業和企業層間的「雙碳」進程，適時準確地進行政策調整，降低低碳轉型的風險敞口。「雙碳」政策的頂層設計和路徑模擬均基於準確有效，且維度廣、時間長的碳排放數據，而企業端ESG信息的披露和收集則成為關鍵支撐。隨着ESG相關政策的密集出台，如：港交所[77]對上市公司ESG報告中關於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範性逐漸提高，這將有利於政策制定者更好的把握低碳轉型進程，有效解決行業及企業面臨的轉型困難與風險。

►ESG評級：環境績效的高低為資源配置者篩選「雙碳」發展的標的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信息。通常，E支柱的氣候變化主題中包含溫室氣體排放、產品碳足跡、氣候變化相關融資、氣候變化的脆弱性等多個指標，原則上不僅可以定量反應出企業的絕對碳排放量與在行業中的相對排放水平，並且通過氣候情景分析、氣候壓力測試等項目，還可以提供有效的前瞻信息和風險提示。儘管不同評級機構對ESG指標框架和權重各有不同，但E支柱的得分與企業對氣候變化風險和機遇的認識和管理的水平指標呈正相關[78]，即可以有效的反映出企業低碳轉型的現狀與情況，提高其實現「雙碳」目標的透明度，同時也可以有效警示和避免企業在低碳過渡中潛在的聲譽風險和監管風險。

►ESG投資：ESG整合投資策略的投資目標與「雙碳」目標有較多共同點。近十年來，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發展和演變催生了ESG投資產品爆發式的增長。雖然氣候變化和低碳轉型並非全部故事的起因，但多數產品的目標均包括降低碳排放、推動可再生能源轉型、支持綠色技術發展等低碳轉型議題。從市場宏觀效率角度來說，ESG投資的蓬勃發展可以使資本配置與低碳轉型相匹配，改善資金缺口和流動性不足等風險，以金融手段推動實體產業的綠色發展。以二級市場投資為例，MSCI發布的「巴黎氣候投資指數」與《巴黎協定》要求的2050年實現全球「零淨」排放目標相適應，可以督促被投資企業實現「低碳化」；[79]而支持再生能源、低碳建築以及提高能效的技術，可以有效地促進氣候目標的達成。

圖表28：ESG對「雙碳」目標的影響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OECD，中金公司研究部

ESG對自然資源利用的影響

自然資源是人類從自然界中獲取的可用於生活/生產的物質，包括化石燃料、金屬礦產等不可再生資源；土地、水、生物資源等可再生資源和太陽能、風能等可重複利用資源三種類型。在自然資源中，ESG評價體系主要關注不可再生資源的結構轉型和水土資源的開發與保護，例如：MSCI指標體系中針對自然資源的原材料開發、水資源與土地資源利用、廢棄物排放與處理等指標[80]。在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中，人類對化石燃料的需求占比逐漸減少，而在可再生能源的獲取中，將會大量使用金屬/非金屬礦物。

圖表29：ESG轉型過程中的自然資源利用占比變化

資料來源：MSCI，中金研究院

► ESG對化石資源的影響：「總量下降」與「結構轉變」

化石能源消費總量下降，能源利用的效率提升。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各國開始了廣泛的能源轉型實踐，歐盟、美國等發達地區的化石能源轉型更加明顯。在化石燃料中，ESG目前比較核心的影響是促進「去煤化」，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的預測，根據各國在《巴黎協定》的承諾情形下，全球煤炭的消費占比將從目前的12%降低到8%以下。迄今為止，9個歐盟成員國已經基本完成了能源去煤炭化改造，另外13個成員國承諾逐步淘汰。

金屬礦物、非金屬礦物的開採量提升。可再生能源轉型可以看作從「燃料密集」向「材料密集」的轉變過程，從能源生產（太陽能、光伏等）、能源運輸（電網體系）到能源利用（電動車與蓄電池），能源轉型的每一個環節都伴隨着巨大的礦產資源開發需求，例如：太陽能光伏增加了硅、銀和銅的需求、風能增加了對稀土的需求、電網升級增加了對銅、鋁的需求、儲能相關的電池增加了對多種活性正極礦物質（鋰、鎳、鈷、錳）、石墨（陽極）、銅（集電器）等需求。

ESG加強了循環經濟的發展，推動資源二次回收。從未來前景來看，金屬/非金屬礦產資源不僅可以從自然資源進行開採，礦物回收也能提供豐富的資源，例如：廢舊電車中的電池和風力發電機中的扇葉結構。根據IEA的預期，隨着2030年第一批電動車電池達到使用壽命，可供回收的資源數量將激增數十倍。[81]

► ESG對水、土資源的利用：持續推動高效利用

採礦：這是一項非常典型的用水密集活動，以銅礦為例，2021全球銅礦產量約2100萬噸，每噸精煉銅需要5-10噸水資源，水資源消耗巨大[82]。

礦山開發：例如，銅礦冶煉會產生大量的硫酸、重金屬和尾礦，基於岩石的鋰電開發模式將鋰電生產的生態毒性提高了接近十倍[83]。

在這一背景下，各國也積極推動礦產開發中的水、土資源利用優化、開採門檻提高和排放標準設立等水、土資源綜合管理體系，以降低污染風險。ESG對水、土地資源利用的積極影響也因行業的不同分為多種模式，例如：

農業企業：優化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廢物處理，減少化肥造成的土壤污染。例如，中糧集團在《2021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提出，中糧集團將對全球的大豆作物的資源利用進行審查和改進，到2030年實現環境敏感地區的無森林砍伐大豆供應鏈，減少化肥和其他污染資源的應用[84]；順鑫農業在《2021年ESG報告》中披露，通過建設禽畜養殖廢棄物管理機制和生物處理設備的引入，有效降低了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土地污染、污水污染和空氣污染，實現綠色友好發展……[85]

對建築企業：使用綠色材料、減少土方開發、加強回收利用和防止污染。例如，在中國建築國際披露的公路建設項目ESG報告中顯示，通過線路優化、低集約利用、選用環保耗材等手段，貴州「正習高速」項目土方開挖面積減少約25%，回收土地利用約11萬立方米，實現了固體廢棄物/建築垃圾的100%回收利用；金科地產通過可追溯建築材料、裝配式建設、全流程廢物管理等手段，減少了社區開發中的污染投放和自然環境影響。

化工/礦產企業：保護水土資源、控制污染物排放。例如，必和必拓、力拓等公司通過水土保持、防風固沙、塌陷區治理等建設工作，有效恢復井工礦區、露天礦區等作業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區域的水土資源質量；在廢物處理上，重點關注危險廢物的暫存、轉移和安全處置，尾礦庫的統計與回收等；在污染防治中，採用實時監測、專項檢查和污染流量預估與統計等手段，做好污染的風險管控[86]。

本文摘自：2022年11月18日已經發布的《中金ESG手冊（1）：ESG的邊界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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