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國師的哲學家 - 以賽亞·柏林 | 猶太人馬克思－鑽石舞台

猶太人馬克思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三會學坊」

我不會在狄斯累利的對立面卡爾·馬克思身上花費太多的筆墨，因為人們對他的事跡了解得較多。如人們所知，卡爾·馬克思走了一條與狄斯累利截然相反的道路。他絲毫也不蔑視理性，而是希望把它運用於人類事務。他相信自己是個科學家，恩格斯也說，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達爾文。他希望對什麼因素讓社會如此發展、人類過去為何總是失敗、將來他們如何能夠而且必然成功地獲得和平、和諧和合作，尤其是理解自我——這是理性的自我定向的前提——進行理性的分析。

Benjiamin Disraeli

這和狄斯累利的思想模式相去甚遠；事實上，那正是他深惡痛絕的東西。不過他們的社會處境還是有些相似之處的。馬克思是兩代猶太拉比的直系後裔。他的父親和狄斯累利的父親一樣，都屬於第一代獲得解放的猶太人：他們都是溫順的守禮之民，而他們的兒子對此似乎有着強烈的反感，儘管他們對父親即使沒有深懷敬意，也一向很有感情。馬克思已受洗為基督徒，所以他沒有受到猶太人在德國無所作為的困擾。然而在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躲不開社會主義和激進派同夥的反猶主義嘲笑——他為此受到過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奚落，他幾乎不可能意識不到蒲魯東對猶太人的強烈仇恨，或阿諾德·盧格和尤根·杜林的反猶太觀點。他猛烈抨擊這些人，但是他並不提及自己的猶太人出身。他對此保持緘默。他同猶太人的唯一一次接觸，見於他在1843年給盧格的信，其中寫道：「這裡（科隆）的猶太人首領剛來看過我，讓我在猶太人向議會請願的事上幫助他們。我會為他們做這件事的，雖然猶太人的信仰令我厭惡。」他解釋這樣做的理由是，猶太人請願難免遭到拒絕，由此引起的不滿的加劇，也許會成為對基督教國家的打擊。馬克思研究者告訴我們，他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出身：在1864年寫給他在荷蘭的叔叔利昂·菲利普的一封信里，他很偶然地提到了狄斯累利是個來自「我們共同血統」的人。僅此而已。他偶爾漫不經心地談到過耶路撒冷那些貧窮的猶太人的境況，在這個世紀的早些時候，狄斯累利也談到過他們，說他們已經被基督教傳教士以每人二十個皮阿斯特的價格轉變了信仰。他向猶太歷史學家海因希里·格拉茨題現過一本《資本論》。除此以外，他對猶太人的態度是毫不妥協的敵視。在寫於1844年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他說猶太人的世俗道德觀就是自私自利，他們的世俗信仰就是討價還價，他們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錢。猶太人的真正上帝是匯票。「錢就是猶太人的上帝，在它面前不可能有別的神。」實際上這是在重複《神聖家族》的論點。他針對布魯諾·鮑威爾反對猶太人的解放進行的批駁不得要領，令人吃驚的倒是他的嚴厲用語，它類似於後來的許多反猶作品，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是德國的、法國的、俄羅斯的還是英國的，是沙文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還是共產主義的；不管是過去的還是我們這個變本加厲的時代的。

在1845年的《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談到了以「骯髒的猶太形式」表現出來的錯誤的實踐觀。他把巴黎交易所稱為「進行股票交易的猶太教堂」，並提出第十位繆斯是希伯來人——「股票交易指數繆斯」。他不失時機地強調富爾德家族、羅特希爾德家族和巴黎其他金融家的猶太人出身。1856年，他在給紐約《論壇報》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每個暴君背後都有個猶太人，每個教皇背後都有個耶穌會士。」當他議論拉薩爾時（拉薩爾一直沒有接受基督教徒洗禮，而且也不隱瞞自己的猶太人情懷），他的語氣達到了仇恨的頂峰。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他把拉薩爾稱為「猶太鬼」，並且提出這樣的假設，由於猶太人在逃離埃及時造成的種族混雜，黑人的血一定流進入了他的血管里。在另一封信里，他抱怨拉薩爾那種典型的「猶太人牢騷」。在提到拉薩爾時，通常是用「伊茲希」或「伊茲希男爵」這種稱呼（確實有一個人叫這個名字，他是一位使十八世紀的銀行家，海涅曾對他大加嘲諷。不過，這個名字用在這裡卻是作為貶低猶太人的一個綽號。在古斯塔夫·弗雷塔格的《借方和貸方》一書中，伊茲希是個騙子、放高利貸者，而且和拉薩爾一樣，是個西里西亞的猶太人）。因此至少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學會的一份1943年的出版物斷言「馬克思以最強烈的語氣譴責反猶主義」是有些牽強的。十分清楚的是，這並不是一個他完全不在乎的問題。他的女婿龍格在1881年為馬克思的妻子燕妮·馮·威斯特法倫所寫的訃告刊於社會主義雜誌《正義》，其中談到了由於她的家人反對她嫁給馬克思，他進行過艱苦的反抗，並把這歸因於種族偏見。這讓馬克思勃然大怒。他寫信給自己的女兒、龍格的妻子說，在威斯特法倫家裡不存在這種偏見，並且說如果龍格先生絕不再提他的名字，他將不勝感激。在萊因蘭地的開明貴族中間，沒有反猶情緒並非完全不可能。海涅和赫斯的證言卻很難讓這種說法站住腳。就算威斯特法倫一家完全沒有受反猶主義的影響，馬克思在面對這種事情時做出的反應也似乎過於強烈了。這顯然是個痛苦的敏感領域。似乎很清楚的是馬克思是個有着堅強的意志和行動果斷的人，他決定一勞永逸地從自己的心中消除這種懷疑、不安和自我追問的根源，而波爾納、海涅、拉薩爾等許多人，包括改革派猶太教的創始人和——直到他用猶太復國主義的想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前——第一位德國共產主義者摩西·赫斯（他的出身和思想形成與馬克思本人相似），都曾被這件事所煩惱。馬克思輕率地把這個問題一腳踢開，他決定不把它當做一個真正的問題看待。假如他沒有真誠地遠離猶太教，他無疑會發現更難以做到這一點。但是他也面對年輕的狄斯累利遇到過的困難：他不但想描述社會，他還要改造它。他要留名青史。他是一名戰士，他希望摧毀他認為阻礙人類進步的東西。當時的德國，在受到法國的羞辱——不僅拿破崙的統治，而且在過去二百年裡從未間斷過——之後，比英國、荷蘭、意大利甚至法國有着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馬克思出生之前，極端的德國沙文主義就採取了病態的反猶主義形式。就像德國其他地方一樣，它也出現在萊因蘭。反猶情緒並不局限於宗教上的不寬容。在阿恩特、雅恩、格雷斯和費希特強有力的宣傳下，這種情緒變成了公開的種族主義。拉薩爾曾經說過，如果他不是生為猶太人，他十有八九也會成為一名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實際上，有社會野心、時常表現出讓人不堪忍受的賣弄和虛榮的拉薩爾，作為一個德國社會主義的鼓動家和組織者成就非凡，他的特點之一就是他在人格上的這種完全的誠實無欺。這使他能夠對德國工人發揮一種其他人再也難以產生的道德影響。……

Otto Weininger

"Juedischer Selbsthass "（「猶太人的自我仇恨」，它同自我批判或現實主義的分析相反）這種說法，恰恰是由一個德國的猶太作家泰奧多爾·萊辛發明的，他把它描述為一種有着海涅的讀者所熟知的那些特殊表現的感情。畢竟在的德國有一個猶太人的政黨，雖然很小，而且今天也被人公正地遺忘了，他們同意希特勒對猶太性格的評價，聲稱生為猶太人是他們自己的最大的不幸。猶太人自暴自棄的最強烈的表現形式，大概可以在一個受到納粹青睞的猶太作家那兒找到，他就是一度大名鼎鼎的奧托·威寧格，一個受着猶太人自我仇恨煎熬的人。神經質地歪曲這個問題的表現，在拉特瑙的日記中也有令人痛苦的證據，他讚賞那些最終把他殺害的反猶太民族主義者；在西蒙·維爾那些高尚而痛苦的文章中，以及在一些依然在世的猶太作家——提到他們的名字未免有失厚道——的作品中，都存在着這種病症。這就是馬克思長大成人的早期階段的氣氛。不過，同一些與往往會伴隨其終身的心病做鬥爭的人相比，馬克思有着更強韌的性格。改宗的猶太知識分子，仍然在種族上被其國民視為猶太人，只要民族主義依然是他的一個問題，那麼他在政治上就別指望有所作為。必須消滅這個問題。不管是否出於自覺，馬克思終其一生都低估了作為一股獨立力量的民族主義——這種幻覺使他的門徒在二十世紀對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做出了錯誤的分析，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付出了性命，它也導致了對我們這個時代歷史進程的許多錯誤的診斷和預測。儘管馬克思有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觀點，但是他沒有正確說明民族主義的來源和性質，低估了它的作用，正像他低估了作為社會中一個獨立因素的宗教的力量一樣。這是他的偉大體系中主要弱點之一。我們再次看到了為逃避不堪忍受的現實所做的努力。狄斯累利在面對類似的困境時，讓自己認同於英國的地主貴族和紳士，他向那些鄉紳和大地主施展魔法，直到他們接受了他的變形記。就像他一樣，馬克思也穿上一件制服，這使他能夠擺脫自己原有的緊身衣，加入並改變一場運動和一個政黨，它們沒有他在其中長大成人的那個社會群體的創傷。簡言之，正像全世界都知道的，馬克思讓自己認同於一股社會力量，沒有財產的工人這一偉大的國際主義階級，他能夠以它的名義吼出自己的詛咒，他的著作將武裝這個階級，使它取得必然的勝利，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勝利是由他真心相信的東西所承諾的：行動的理性、建立一個和諧、合理的有機社會、結束使人類的言行受到扭曲的自我毀滅的鬥爭——一句話，它就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對無產階級中的個人——沒有技能的工廠工人、礦工或無土地的勞動者——沒有什麼親切感，就像狄斯累利對英國上層階級的核心人物一樣。也就是說，這個群體只是狄斯累利和馬克思各自選中的研究對象；它是他們的臣屬，是他們放置盟約的柜子；他們使自己成為它的詩人、它的牧師，儘管馬克思聲稱有科學家的身份；然而他們仍然是處在這個群體之外的觀察家、分析家、鼓動家、盟友、讚美者和領袖，但他們不是它的成員，不是它的血親。在馬克思那兒，無產階級始終是個抽象的範疇。馬克思了解貧困，他知道屈辱的滋味；他準確地把握住了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現代工業化的動力，看透了它的偽裝和虛飾，在這一點上他前無古人。他用因為義憤和仇恨而犀利無比的眼光，和一定的智力及預見力，看清了他那個時代資本家的思想和活動，不管是在總體上還是具體的事例上，對於充分發達的工業社會，過去還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樣的認識。但是，當他談論無產階級時，他所談論的並不是真實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類，有時甚至僅僅是義憤填膺的他本人。當他否認各階級之間可以做到休戰或妥協時，當他向相互理解的呼籲發出譴責，並預言後來者一定居上，今天趾高氣揚當老爺的敵人在革命之日到來時必將被徹底粉碎時，他所說出的似乎是一群賤民數百年來受到的壓迫，而不是那個最近崛起的階級受到的壓迫。資產階級及其代理——政府、法官和警察——是無歸宿的世界主義者、革命的猶太知識分子的迫害者，而後者則是受屈辱的人類的復仇者。正是這些觀點，賦予他的話以激情和現實性，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話深深打動了那些和他一樣的人：一個遍布世界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疏離者；資產階級或貴族的反叛子弟，被他們自己的階級所支持的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和醜陋現象所激怒的人。馬克思過去向這些人說話，現在仍然向他們說話，他雖然表面上是以工業化國家的工廠里的操作工的名義向全人類發言，但對他們並沒有多大直接的作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是馬克思本人做了特殊說明之後才被建構起來的一個階級。它在他的學說體系中的作用，類似於它的對立面——《科寧斯貝》、《坦科瑞德》、《康塔利尼佛拉芒》中的種族精英——在狄斯累利那兒所起的作用。那是作者的聲音，是一群被理想化的人，他讓自己認同於這個群體和它的不幸；是使他可以向目標開火的陣地。這個體現着作者觀點的階級，不管談到過多少它的具體內容，仍然是理想化的。

讓我重複一下我的論點。當馬克思為無產階級說話時，尤其是當他斷言在無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所以不可能取得調和，從而改變了社會主義的（和人類的）歷史時；當他堅持說沒有共同的基礎，因此不可能通過訴諸共同的正義原則、共同的理性、共同的幸福願望——因為這純屬子虛烏有的東西——使人類化敵為友時；同樣，當他譴責求助於資產階級的人性或責任感不過是受害者病態的幻覺時；當他宣布發動根除資本主義的戰爭，預言無產階級的勝利是歷史本身、是人類理性對非理性的必然裁決時——當他說出所有這一切時（他確實是說出這些話的第一人，因為清教徒和雅各賓黨人至少從理論上同意勸說和協商的可能性），人們不禁會認為，這些話是出自一個高傲而好戰的賤民之口，與其說他是無產階級的朋友，不如說他是長期受屈辱的種族的一員。《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還有《資本論》中的那些論戰篇章，都是這樣一個人的著作，他向統治體制揮動着拳頭，以古代希伯來先知的方式，代表選民發話，他宣布了資本主義的重負、這種邪惡的制度的厄運，以及那些看不見歷史的過程和目標、從而必然自我毀滅和消亡的人將會受到的懲罰。馬克思把無產階級理想化，儘管他本人宣稱反對這種虛構。這種做法本身就反映着一種理想化的個人形象，他渴望讓自己認同於一個沒有經受過他那些特殊傷害的群體。這裡我不想討論馬克思對工業社會和工業文化的分析的正確性。我只想談談他這種分析在他本人的人格和困境中的心理根源。他的形象轉換是從一個激進的記者的角色變成了一群同他本人的處境相去甚遠的人的組織者和領袖，這至少部分地是因為他需要它，因為他是個局外人，因為在一個對社會和民族身份有強烈意識的社會裡，他的資格令人生疑。他改宗基督教給他帶來的，就像謝里丹的《少女的監護人》（The Deunna)一劇中的路易莎所說的，是「《新約》和《舊約》之間的空白」（狄斯累利也曾把這句妙語用於自己），因此他需要找到一個可靠的立足之地，他可以從這裡投出他的長矛，組織他的勢力。馬克思在其一生確實會見過一些無產階級的成員，但數量並不很多，而且他從未同他們變得十分親密。他向他們布道；他告訴他們應當去做什麼；他感動過英國的工會領袖；他領導着第一國際，但是他的朋友，那些能和他交談的人，都是和他本人一樣的declasses（沒有階級歸屬的人）：恩格斯、弗萊利格拉特和海涅。尤其是海涅，因為他的祖先、他的社會觀和個人觀，都與馬克思很相似；他們對自己的出身都懷有不堪忍受的煩惱，他們沒有像狄斯累利那樣，把這種煩惱變成一種誇張的傲慢，而是視為一個令人心煩的事實（其他一些有才華而又極敏感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中的主角，也受到類似的祖先問題的困擾）。不相信種族、傳統、民族性和宗教的至關重要，更不希望用它們創造一個偶像，是一回事；強烈否認它們的內在重要性，（不顧一切地）把它們貶低成在歷史中沒有獨立作用的上層建築或副產品——隨着經濟基礎的必然變化，它們會像噩夢和不理性的幻想一樣消失，聰明人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了——則是另一回事。